我的岳父江隆基 ‍秦峰尽（95-1）

法律与人生

【随笔】 我的岳父江隆基——人道主义情怀　　　　　陆廷仁撰 　　　　　　　今年１２月２４日是人民教育家江隆基诞辰１２０周年。江隆基是我的岳父，可惜我没有见过他。岳父于１９６６年６月被“四人帮”及宵小之徒迫害致死，时年６１岁。１９７０年夏，我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甘肃省山丹县农宣队工作，接受劳动锻炼。同期，江隆基的女儿江亦曼从兰州大学毕业，也分配到山丹县农宣队，我俩恰在位奇公社的同一生产队。次年国庆节，我们二人结为夫妻。此后几十年，我一直生活在江家的大家庭中。通过聆听岳母、家人、岳父的同事及亲朋好友谈及岳父往事，翻阅介绍岳父生平及教育思想的书籍，参与有关纪念岳父的活动，和亦曼一起看望岳父生前好友，岳父的形象逐步具体、生动起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岳父是陕西省西乡县人，生于１９０５年。１９２５年考入北京大学，１９２７年在大革命处于低潮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投身到为中国人民求解放、谋幸福的事业中来。其间饱经风霜、历尽磨难，却始终不渝，初心不改。他对人生目标和人生道路的选择，为他的一生注入伟大的内涵，提升了生命的质量和高度，使他的人生变得厚重而博大，并影响了千万人的成长之路。 今天，我无意去谈岳父对党的教育事业的贡献、他的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这样宏大的话题，只是把他作为一个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来解读、体察和感悟，就此谈一点个人感想。 人，生而平等。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布衣百姓，是豪商巨贾还是贩夫走卒，并无高低贵贱之分。然而，人各有志，道不同，志不同，形成各自不同的生命轨迹，从而使具有相同生命的人，人格有高低之分，人品有好坏之别，人性有善恶之辨，人生有成败之论。 多年来，我常常思考，在岳父的精神世界和价值结构中，有别于他人的人格操守和道德准则是什么呢？我认为归结到一点，就是“以人为本、以民为天”。纵观他的一生，他全部的思想与实践，他终生的追求与坚守，一以贯之地充盈和激荡着人道主义情怀与人民至高无上的道德精神，可以说，这是他人生的基石。 1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急需大批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国家决定大力发展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开展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提出“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岳父力求掌握得全面，执行得稳妥。１９５２年岳父被派到北京大学担任党委书记，他是全国解放后从解放区到北大工作的第一位党的领导干部。在北大欢迎他的大会上，他深情地说：“北京大学是我的母校。我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是在北京大学，参加中国共产党也是在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对我来说，是有特殊感情的。”“在离开２５年之后，今天又回到北京大学，我是回娘家了。”“我到北京大学来，是协助马寅初校长工作，是和大家一起来建设新北大的”。多年后与会者回忆起那次见面，一致认为当时岳父留给大家的印象是“忠厚、淳朴、平易、可亲”。 岳父为人比较严肃，不苟言笑，但能察纳雅言，平等待人，他十分尊重马寅初、汤用彤、周培源、严仁赓等知名学者，放手使用，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干和作用，相处十分和谐，只是在工作之外并无私交。 校长马寅初先生是位民主人士和经济学家，虽年事已高，又兼任很多社会职务，但马老在工作中有职有权，每次校务委员会，岳父必请马老主持，校委会做出的计划、预算、重要干部任命、教授、副教授职称评定等重大决定，都经马老拍板。马老讲话时总习惯自称“兄弟”，称党和国家领导人为“先生”，学生们听了感觉好笑，但见主席台上江书记神情严肃，自然不敢发出笑声。汤用彤是国际知名的哲学家、佛学家，全国院系调整前，他是老北大校委会主任，院系调整后他为第二副校长，分管文科各系的工作。岳父十分敬重汤老，鼓励并支持他开展教学与科研工作，为他配备得力助手。１９５４年冬，汤老突然中风住院，岳父多方奔走，大力组织抢救，使汤老脱离了危险。 担任教务长的周培源先生是国内外著名物理学家，岳父将北大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全部交付于他，周先生虽是党外人士，工作虽然很忙很累，但因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为建设新中国做贡献，心情格外舒畅。同时，岳父支持他继续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帮助、支持他筹建起我国第一个力学专业的风洞实验室。在岳父的关心下，周先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为给岳父的冤案平反，亦曼曾多次陪母亲到北京“上访”，那段时间，全国正处于“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期，周先生的日子也不好过。但他顶着压力，亲自到虎坊桥教育部招待所看望我岳母。两位老人见面潸然泪下，握着的手久久不愿松开。后来，已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周老还亲自上书，为岳父平反昭雪的事四处奔走呼吁。 副教务长严仁赓先生是著名经济学家，在岳父的关心下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岳父调离北大后，听说严先生也受到不公正待遇，被取消了预备党员的资格。在他异常苦闷时，岳父每去北京出差开会必去看望严老，与他谈心，相信他是个好同志，使之坚定信心。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严老的问题得以彻底解决，恢复了党籍。多年后，尽管他年事已高，身体欠安，但仍在病榻上撰文回忆江校长往事，他们夫妇俩人一直与我家保持密切来往，逢年过节，互致问候，珍惜和保存这份珍贵友情。 改革开放后，我曾多次陪同亦曼去看望周培源、严仁赓、王学珍等北大的大先生们，他们谈得最多的话题是，我岳父在北大是如何与他们共事的，是如何成为彼此信赖的朋友的。岳父与马老、周老、严老及专家学者的真情实意，可以说是党与知识分子“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真实写照。 那时，岳父与知识分子广交朋友，经常到专家、教授家走访，逢年过年到各家拜年，充满团结、祥和、温馨的气氛，被人们传为佳话。岳父到北大工作，没有带一个秘书或随从同来，坚决不让安排自己的妻子在北大工作。他完全依靠北大原有的教职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办好新北大。但是在反右运动中，岳父遭受批判，被指责为“右倾”、“斗争不力”，被调离北京大学，到兰州大学工作。记得岳母曾多次给我讲过，１９６５年，岳父到北京开会，其间碰到陈毅副总理，陈老总不无歉意地对岳父说：“你就是江隆基同志吧！你看，我们把你调走了，北大的工作还是没搞好。”事后，他感慨地对老伴说，“有了陈老总这句话，我就是在西北干一辈子也没有遗憾了。” １９５９年初，岳父到兰州大学担任党委书记兼校长，当时的兰大处于“左倾”思潮的重灾区。岳父到兰大后，依然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知识分子广交朋友，把教师当成朋友、自己人，和他们促膝谈心、推心置腹、坦诚相见。有位经济学副教授１９５０年响应国家号召，从美国回国到兰大效力。由于他复杂的经历，反右时被划为“右派”，他感到心灰意冷。岳父知晓后多次与他谈心，对他说：“学校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知识分子出身于不同的社会环境，受过不同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有着不同的社会阅历和生活实践，因此对他们应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不能笼统一律称为资产阶级分子。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下，已经经历过十多年的教育和改造，在政治上、思想上、业务上都是进步的。政治上已经转变成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的左派。至于世界观、人生观问题，虽然还没有根本解决，但这是一个长期的、反复的、自我改造的过程，不能要求过高过急，相信大多数人可以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这位副教授已经多年没有听到一个学校领导这样态度诚恳、推心置腹的谈心了，心里很感动，立刻意识到眼前这位校长是懂教育、懂知识分子的领导。这些年来他接触过许多学校行政干部，见到相当一部分人，生活在学校、工作在学校，却从不把学校当学校，不读书却排斥读书人，没学问却排斥做学问，不爱学校，不爱学生，永远板着一张脸教训人，热衷于藉助政治运动整人。于是，他对江校长说，“学校是一个民族生存兴旺发达的摇篮，在学校里，教师是最重要的力量，是中坚力量。教师的政治思想和业务水准，决定了学校的水准。大学是做教书育人的地方，是做大学问的地方，要给教师和学生一个安静的书桌。学校里要有大教育家、大学问家，这个大学才能立得住、走得远。兰大作为一个全国重点综合大学，不能重理轻文。其实兰大文科在五十年代比理科强，有相当一批教师在全国都有名气，许多人在兰大不吃香，但出去以后却彰显实力，为兰大争了光。人才要培养，人才也要靠发现，不能自己埋没自己培养的人才。”这就是一位知识分子对党的真心流露和发出的肺腑之言。 那时，兰大生物系的郑国锠教授、化学系的朱子清教授、数学系的赵继游教授、历史系赵俪生教授等专家学者，都是岳父的知心朋友。岳父强调对待知识分子的关键是要“安排好他们的工作，使他们各得其所，各展其长，也包括一些在政治上蒙受不公的教师。”指示各系要按照业务专长安排他们适当的工作，并在生活上给予照顾。他组建了由教师、干部和工人代表参加的校务委员会，定期商讨学校的各类重大事项。一次他提出要把学校的经费收支情况列入校委会议程，而主管财务的同志以“保密”为由不同意提交会议讨论。岳父语重心长地说：“连学校经费都要对教师保密，又怎能使知识分子发挥作用呢？”由此可见，他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多么诚挚！ 在一次会议上，讨论对一位党员系主任所谓“右倾错误”给以何种处分时，岳父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说：“入党不久的知识分子思想上缺乏锻炼并不奇怪，这要帮助教育，提高认识水平，不是给处分就能解决问题的。更应该看到大局，党员教授本来不多，再给戴上政治帽子就不能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了，这对发展我国的现代科技事业不利，这是作茧自缚。”一席话表明了他从维护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出发保护同志的良苦用心。 赵俪生教授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上个世纪国内公认讲授《中国通史》最好的专家有两人，上半世纪是钱穆，下半世纪是赵俪生。１９５７年赵俪生不幸被划为“右派”，岳父到兰大时，他还在山丹农场接受劳动改造。期间，他上中学的二女儿与同学爬皋兰山时不慎摔成重伤，岳父不避危言，积极抢救，并向省领导反映，将赵从农场召回，设法调回兰大，摘掉“右派”帽子，让他重登讲坛。事后，赵俪生不胜感慨地说：“如果不是江校长，我这个数度濒于死亡的人可能早已不在人世了”。赵俪生教授逢人便说：“没有沦落过的人是不懂得这种滋味的，”“我一鼓作气连续教了五个学期。”赵俪生的大女儿高考分数符合招生条件，但因其父的问题被取消入学资格。岳父得知后果断予以纠正，使他的大女儿有机会进入兰大物理专业学习。赵俪生教授知恩图报，他和他的全家一直把岳父视为自己的救命恩人。 岳父尊重并依靠知识分子，对中青年教师和干部爱护备至，善于发现优秀年轻人才，及时把他们放在学校的负责岗位上。由于岳父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仅为兰大的教职工创造了宽松的环境，而且为学校的教学与科研创造了极好的条件。他为兰大带来“兼容并蓄”，形成兰大人踏实苦干的优良学风；他把脉定调，为兰大确立有发展优势的学科；他不顾个人安危，保护和培养了一批学问大家及学术带头人，将兰大带入“黄金时代”。 岳父在华北联大工作时的一些老同事曾耳闻他在反右运动中坚持实事求是，不搞扩大化，为此受到不公正待遇，被贬谪到兰大工作，都为他鸣不平。１９６３年秋，岳父出访日本，提前到北京做准备工作。一位老同事去驻地看望他，谈及１９５７年反右运动，岳父丝毫未谈个人得失，而是对这场运动冤枉了不少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感到万分痛心。老同事从心底里钦佩隆基同志是一位刚直不阿、尊重人才的无产阶级教育家。（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