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蔡正元视频说开去

泰星小子

近日，笔者观看了台湾名嘴蔡博士关于“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主题视频。经查阅相关史籍与资料，发现其中部分论点存在明显谬误，值得商榷与深入探讨。特撰此文，以期抛砖引玉。笔者深信，真理越辩越明。

视频中，蔡博士提出两大核心观点。

首先，蔡博士对《三国志》所载“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万余将士抵夷洲（今台湾），并带回数千当地居民”这一史实予以直接否认。其论据主要有二：其一，他声称史籍中的“夷洲”实为当今的雷州半岛，并非台湾；其二，他断言孙权的远征军从未抵达台湾，而是因瘟疫折损数千人于海南岛。

其次，蔡博士尝试通过论证“宋代以前中国大陆的船舶技术无法穿越台湾海峡”来支撑其核心论点。他提出：宋以前，大陆航船均为平底结构，而平底船不具备跨海航行能力；直至宋代出现尖底结构的海船后，方有可能渡过该海域。

基于上述两点，蔡博士得出核心结论：在表述“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时，“古”字的界定值得探讨。他认为这一关联只能追溯到宋代尖底船出现之后，确切地说，应是在郑成功以明朝名义驱逐荷兰殖民者并收复台湾，使其归属中国政权（他提到的“与荷兰签订协议”通常指荷军投降条约）之后；在此之前，台湾与中国并不存在行政上的管辖关系。

必须承认，蔡博士作为台湾知名政治评论员、前国民党立委，其学术背景颇为亮眼：先后获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大学学士学位，并赴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同时，他作为立场坚定、屡屡以犀利言论批判“台独”的统派意见领袖，主张两岸统一是历史必然，其见解深具影响力，令人敬佩。

拥有深厚学术积淀的蔡博士，常在视频中展现其广博的知识储备。一个典型例证是：他曾在视频中深挖赖清德的家族渊源。其论证从赖氏家族在台的记录入手，一路溯源至福建漳州，继而依据史籍记载追溯到河南固始、湖北随州，直至春秋时期的赖国。通过完整勾勒出这一迁徙轨迹，他有力地佐证了赖清德祖先乃夏朝遗族，确凿无疑地指出其华夏人身份，进而阐明赖清德“缺乏搞台独的正当性基础”。整个论证过程论据翔实、逻辑缜密，在展示严密的考证路径之余，也令人深觉其洞察力与考据功底之深厚。

但聚焦于界定台湾归属中国的“古”之含义时，蔡博士的分析实则存在多处严重的逻辑漏洞与史实谬误，论证过程颇显随意，有失严谨。

首先，针对蔡博士关于“‘夷洲’即三国时期雷州半岛（而非台湾）”的论断，我们可以结合历史文献、地理记载及考古发现等三重维度，提出有力质疑并进行详加剖析。

《临海水土志》（原称《临海水土异物志》）为三国吴人沈莹所著重要地理文献，亦是世界上最早系统记载台湾（时称“夷洲”）的官方文献。原书虽于宋代亡佚，幸赖《后汉书》、《太平御览》、《齐民要术》等后世典籍引录，部分内容得以存世。经元、明、清学者辑佚，1981年张崇根之《临海水土异物志辑校》，堪称今存最完备版本。

《临海水土志》明确载：“夷洲在临海郡（今浙江台州）东南，去郡二千里。”据考，三国时二千里约合830公里。台州至台北直线距约330公里，至台南约700公里。需注意，彼时文献所载里程乃实际航程，非直线距离。若依沿海岸线航行路线（台州→厦门→金门→澎湖→台湾岛），全程约812公里，与文献“去郡二千里（830公里）”误差仅2.3%，且台湾岛方位确在台州东南，与记载高度契合。

反观雷州半岛（今广东湛江一带），其位于台州西南，陆路相距约1700公里，依三国量制远超四千里，无论方位或里程皆与《临海水土志》记载严重不符。

《临海水土志》述夷洲“土地无雪霜，草木不死”，契合台湾亚热带气候。雷州半岛虽处热带，“草木不死”非其独有特质。更关键者，雷州半岛属丘陵平原相间地貌，迥异于夷洲“四面是山，众山夷所居”之描述，反而与台湾岛山地为主的地貌大致相符。

三国时雷州半岛属交州合浦郡，为东吴实控之地。若夷洲实为雷州，孙权则无需“浮海求夷洲”，更不可能出现“水土不服死者十之八九”的记载——因雷州与江南气候差异远小于台湾。

《临海水土志》所记夷洲“髡头穿耳”之俗，与台湾高山族（属南岛语系）传统一致，却与雷州半岛黎族（属壮侗语系）风俗共性甚微。

由此可见，无论典籍记录、地理风物、行政沿革抑或风俗特征，均确凿无疑地证明三国时之“夷洲”即今台湾。蔡博士所持“夷洲即雷州半岛”之说， 似缺乏坚实的史料与地理依据。

其次，基于其“‘夷洲’即雷州半岛”的错误前提，蔡博士对《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所载“（黄龙）二年春正月……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的史实进行了曲解，武断推论吴军实乃登陆海南岛且因瘟疫惨败而归。

然而，《吴书·孙权传》原文清晰记载了此次远征的关键要素：时间（230年正月）、统帅（卫温、诸葛直）、兵力（甲士万人）、目标（夷洲、亶洲）及结果（仅俘/携夷洲数千人而归）。其中，“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显然指涉亶洲（可能为日本或琉球群岛），正因亶洲路途过于遥远而无法抵达，方有后文“但得夷洲数千人还”的明确对比性记述。

深入探析孙权发兵动因如下：其一，吴国长期受山越叛乱牵制，亟需扩充劳动力与兵源；其二，受制于魏蜀夹击之势，意欲向海洋寻求战略拓展空间；其三，孙权深受徐福东渡传说影响，寄望于寻访亶洲以求长生不老之药。

公元230年二、三月间，卫温、诸葛直率战船三十余艘、甲士万余，携粮秣、货殖与兵器，自章安港（今浙江台州）扬帆出海，终抵夷洲（台湾）。登陆之初虽遇高山族部落抵抗，吴军终凭铁制兵器优势击败手持石器的原住民，后建立友好关系。吴军驻岛近一年，其间设营屯驻、探查诸部，并续寻亶洲未果。后因水土严重不服及瘴疠横行，士卒病殁约逾八千人（占近八成），乃被迫返航，并于归程中带回数千名自愿赴大陆的台湾土著。

此役历史被后世誉为“中国古代十大航海事件”之一。《三国志》奠定核心史实，《临海水土志》等文献丰富细节，共同构成了两岸交流与早期融合的关键历史物证，标志着大陆中央政权对台行使主权管辖之最早明证，亦为《台湾问题白皮书》所倚重之核心历史依据。

再者，蔡博士关于“平底船无法渡台湾海峡，宋以前大陆船只不可能抵达台湾岛”的论断，严重忽视了中国古代航海技术发展史与地理环境特点，亦与确凿的考古及文献证据相悖。

从船舶技术演变看，尖底结构并非宋代首创。春秋战国时期成熟的尖底海船已见诸史乘，如广州秦汉造船遗址（公元前2世纪）所出土的尖底海船龙骨（长17米），其完整的水密隔舱设计已具备深海航行能力。1974年福建泉州出土的宋代海船采用V型尖底与多重船壳技术，实为早期尖底航海技术之传承与精进。东汉《越绝书》所载吴越之“楼船”“戈船”等海战船只，吃水深、抗浪性强，皆属深水航行船型。

论船舶渡海能力关键，实则在于抗风浪设计系统（如水密隔舱、尾舵装置、帆索结构等），而非单纯以船底形态定论。隋大业六年（公元610年），陈棱舰队自广东义安（今潮州）横渡台湾，据《隋书·陈棱传》记载，其舰队主力即为平底河海两用船。此外，唐代鉴真东渡船、宋代册封琉球使船，亦皆以平底福船为主力船型——此类船舶适航近海，吃水浅、航速快，尤其适于沿岸与岛礁间航行。

再观地理航线条件，三国之前已存在成熟跨越台湾海峡的通道。台湾海峡海域受黑潮暖流支流（流速1-2节）北向推动，夏季顺风顺流之际，自闽入台仅需2-3昼夜（直线航距约200公里）。更可采取“跳岛航线”策略，即沿澎湖列岛逐岛推进，各航段均不及百里，大幅降低跨海难度，无需直面深海长距横渡。

考古学与人文传播证据都表明早至汉代海峡两岸就有文化交融的事实。《汉书·地理志》载闽越人“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台湾龟山遗址（公元前100年）出土之汉式陶器、五铢钱，实证汉代甚至更早的两岸物质文化交流。

台湾世居少数民族（如阿美人、泰雅人）高频Y染色体单倍群O1a-M119，与福建昙石山遗址（公元前2000年）古越人遗骸基因高度同源，确证跨海峡基因流动史；台湾基隆社寮岛、台南茑松遗址出土之吴国青铜剑残件及指掌型陶器，其形制工艺与江浙吴墓出土物如出一辙。

据《后汉书·西域传》，公元166年罗马使臣经海路抵日南（今越南），同期中国商船已远航至印度洋——此类航线需穿越狂暴的南海季风带，其航行难度远胜台湾海峡，足证先民早已具备横渡台海之技术能力。

综上，蔡博士所谓“宋前平底船无法渡海抵台”之论，既失于技术史实察，亦昧于地理与考古实证，实有轻率立论、疏于考证之弊。

纵观历史，台湾海峡从未构成两岸交流的技术屏障。自三国吴人经略夷洲（公元230年）、隋朝渡海抚台，至元朝于澎湖设巡检司（1335年）行使治权，明清两代持续深化管治：1684年清廷置台湾府隶福建省，1885年更正式建省，奠定行政建制之基。

现代法理脉络清晰可见：1943年《开罗宣言》与1945年《波茨坦公告》以国际公约形式，具文要求日本将台湾归还中国。1945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依法恢复行使台湾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完整继承中国之法统与领土主权，对台湾地区拥有合法主权主张。

1971年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以决定性多数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全中国唯一合法代表，其对台湾行使主权的法律地位具有不可辩驳的国际共识基础。

综上所述，蔡博士有关“夷洲即雷州半岛”及“宋前航海技术无法抵台”的论述，经对历史文献、地理条件、考古遗存与航海技术的系统性辨析，实存在多重史实讹误与逻辑断裂。从孙吴浮海征夷洲的早期主权实践，到隋唐宋元经略台澎的治理延续，再至明清建府置省的行政建制，历代中原政权对台湾的管辖脉络清晰可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