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古刹天星寺

黄宝成

千年古刹天星寺

天星寺，这座最初被称为“天星精舍”的修行地，因“夜观天象，见星辰坠于山巅”而得名。当地流传，天星岩乃上古星辰坠落所化，是仙居宝地，先人在此游览，留连不巳。其岩顶至今留下一个神秘的牛脚印痕，相传是牧童与耕牛在此修成正果，踏云升天时留下的圣迹。

天星寺位于柘荣县黄柏乡天星岩山下长冠村。寺宇岗峦四合，竹木蓊郁、山明水秀、风景优美。寺宇背枕秀峰，左临天星岩拱照，右襟龙井坑鈡灵，气象宏深；寺前置半月池塘，紫气氤氲，四时拢聚，乃属发祥之地。

天星寺始建年代可追溯至唐季。据有关史料记载：“天星寺地处黄柏丛山之中，寺院始创于唐季，明代月明祖师卓锡隐修成道。”是闽东地区较早的佛教道场之一。彼时的柘荣山区尚属化外之地，这座被后世称为“天星禅寺”的道场已在黄柏山谷中悄然诞生。僧人依山结茅，以青石为案，以山泉为饮，野果为食，在云雾缭绕的山野开启了最初的修行。如今寺内留存的古代天星寺界碑，其粗糙的碑刻仍能让人想象当年僧侣们“晨钟惊飞鸟，暮鼓伴流泉”的清修岁月。

　　明代是天星寺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永乐五年（1407年），天星寺迎来了命运的转折点。明成祖朱棣派遣钦差中使周觉成护送御赐“华藏寺”匾额至支提寺，并留寺监造大雄宝殿。这位曾督造皇家寺院的宦官与天星寺结下不解之缘，其时黄柏天星寺附近银场是闽东地区较大银场之一。周觉成晚年改任闽东银场督办，自然常驻黄柏。死后选择长眠于天星寺后山，其墓穴轮廓至今仍在寺院后门护坡处隐约可见。

明代中叶，高僧月明祖师在此卓锡修行，则为天星寺增添了传奇色彩。月明祖师原为少林武僧，因打伤同门而遁入空门，这位行脚僧云游至天星寺修行三十余载，终成正果。其圆寂后肉身不腐，被信众尊为“月明古佛”。其事迹被郑重载入《福建通志》，使天星寺一跃成为佛教信仰的圣地，香火因此日益鼎盛。

明清易代之际，天星寺遭遇了第一次毁灭性打击。清顺治三年（1646年），清军与明朝政权在黄柏山区展开拉锯战，寺院因被南明

军队用作粮草仓库而惨遭焚毁。直至康熙二十年（1681年），在本地乡绅与福州鼓山涌泉寺的合力资助下，寺院才得以部分重建。曾经大雄宝殿梁架上“康熙壬寅年重建”的题记，成为这段劫后余生历史的见证。

清咸丰年间（1851—1862），寺院在原址进行过大规模整修，现存清代碑刻中“咸丰丁巳年重建法堂”的记载可佐证这一史实。其碑刻详细记载了此次重修的捐资名单，其中既有“钦赐同进士出身”的文官，也有“诰命夫人”的女眷，可见当时寺院在地方社会中的广泛影响力。

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的“文革”浩劫中，让古刹再度遭遇灭顶之灾，佛像被毁，佛经典籍付之一炬，千年古刹沦为一片废墟。唯有寺后那株相传为月明祖师手植的罗汉松，在断壁残垣中顽强挺立，成为不灭的精神象征。直至1982年，在本地村民及十方善信的募集下，寺院才得以在原址重建，大雄宝殿恢复至近200平方米的规模，并在山顶青莲座上搭建小茅屋供奉观音菩萨，重现“晨钟暮鼓，香烟袅袅”的景象。

当代复兴的传奇始于1996年夏夜的“观音显圣”事件。据记载，广东汕头市澄海区朝峰庵住持宽绍老尼师陪同心师夜宿天星寺时，忽闻空殿钟鼓齐鸣，梵音悠扬，寻声至山顶茅屋，见青石放光，显现白衣观音圣像。这则“观音显圣”的传说不胫而走，海内外信众纷纷捐资助建。如今的观音宝殿虽已换成砖瓦结构，但殿内那方曾显现圣像的青石，仍被信徒们奉为“镇寺之宝”。2006年祖籍富溪幼年出家该寺僧

人的悟光法师，旅居海外多年返回祖廷怜惜寺院之破损，遂发慈悲心，着手筹资重建，承蒙海内外信众鼎力支持，扩建了大雄宝殿，新增大玉佛、新建两厢排楼及僧舍、厨房膳厅、增建放生池及海会塔，砌围墙、建山门、铺设2.6公里通往山外的道路，使之寺貌重放光彩。

天星寺，这座始建于唐代的佛教道场，不仅承载着千年禅韵，更在近代革命的烽火中，成为闽东红土地上一座特殊的“红色堡垒”。从红军兵工厂的秘密基地到革命领导人的联络据点，佛教传承与红色记忆在此交融，共同构成这座闽东古刹跨越千年的精神坐标。

龙井坑峡谷位于天星寺下端南侧，峡谷呈南北走向，长约6公里，四周奇峰突兀，怪石遍地，森林茂密，仅有一条崎岖小路通往外界。其隐蔽的地理位置为兵工厂提供了天然安全保障。龙井坑因有“钟龙井”故名。其水源自境内的蝴蝶山。相传，在很久以前，黄柏“天星寺”大殿悬挂的一口钟上铸有一条龙，形象十分逼真，因长期吸取该寺香火之灵气，并经当朝皇帝赐封点化而得道成真龙，即所谓“钟龙”。钟龙飞升之日，在天星寺上空盘旋再三，发现寺后山峡谷有一条美丽的小溪，于是就飞到该溪中一个飞瀑下的深潭，即今之“钟龙井”住下来。同时，在其瀑布上方岩头掘一深潭，即今“旋螺潭”来过滤水源，以保龙井之水洁净。

1934年革命的星火正在柘荣山区燎原。这一年，闽东工农红军独立师在龙井坑峡谷中，秘密建立了一座兵工厂。这座深藏于群山之中的兵工厂，选址极为巧妙——龙井坑峡谷两侧峭壁如削，上游瀑布飞泻，常年云雾缭绕，既便于隐蔽，又可利用水位落差驱动简陋的机械。

兵工厂的厂房由茅草和木材搭建，设备虽简陋，却承担着为红军生产枪支弹药的重任。据当地老人回忆，兵工厂以修理枪械为主和加工子弹，原料是由外地转运而来的半成品，其中大部分是从战场上收集起来已经损坏的武器。这些原料从福州南门蔸运到江岸边偏僻处，然后装船水运到福安溪尾，卸出后连夜从旱路经溪柄靠肩挑转运到黄柏龙井坑。尽管条件艰苦，但这里每月能生产数十支步枪和数百发子弹，为闽东红军的游击战争提供了关键支持。“那时候，寺里的僧人经常帮我们望风。”曾参与兵工厂建设的老红军老陈曾经回忆道，“一旦有敌人来袭，他们就敲响铜钟，我们立刻转移设备。”天星寺的钟声，成了那个特殊年代里最动听的“警报声”。

1934年12月6日，国民党新10师师长肖乾率部至福安官洋，决定从黄柏半岭、山后、长冠兵分三路包围龙井坑枪械所。当枪械所情报人员得知消息后，枪械所负责人果断地作出分散转移的决定。7日，枪械所的器具材料和武器分散藏匿，有的藏在岩壁夹缝里，有的放在一里之外临时搭成的茅屋内，来不及转移的笨重炮筒等就地丢到溪潭里。工人和管理人员连夜疏散，留下罗源的陈国政隐蔽在附近看管所藏的物资。9日上午10时许，国民党军包抄龙井坑，并放火烧毁房屋。敌人不甘心，连续在周围搜山3天。1935年1月，由于苏区陷落，枪械所也随之解体。

天星寺不仅是兵工厂的掩护，更成为闽东特委领导人的秘密联络点。1935年至1937年间，叶飞、曾志、马立峰、陈挺等闽东革命的领军人物，多次以僧人身份潜入寺中，在香火缭绕的殿堂里召开紧急会议。

　　寺内的地藏殿，曾是特委领导人的“临时指挥部”。殿后有一间密室，通过暗门与后山相连，即便敌人搜查至此，也能迅速撤离。1936年冬，叶飞将军在此主持会议，部署了反击国民党“清剿”的作战计划。会议持续至深夜，僧人们悄悄送来热粥，用最朴实的方式支持着革命。

“那时候，师父们表面诵经，实际在帮我们传递情报。”曾志的女儿陶斯亮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们用香烛的燃烧时间约定接头，用经文的段落传递密语。”佛教的慈悲与革命的热血，在这座古刹中达成了奇妙的统一。

天星寺的铜钟，是这段红色历史最生动的见证者。这口明代铸造的青铜大钟，原本用于晨昏定省，却在革命年代化身为“警报器”。每当敌人进山搜捕，寺内僧人便敲响铜钟，悠长的钟声在山谷间回荡，为兵工厂和游击队争取转移时间。

1934年冬，国民党军队突袭龙井坑兵工厂。危急时刻，住持释妙云师父带领僧众敲响铜钟，自己却留在寺中吸引敌人注意，最终壮烈牺牲。如今，这口铜钟仍悬挂在寺内，无声诉说着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后，天星寺的红色历史得到正式认定。1985年，柘荣县人民政府在寺旁立起“闽东红军兵工厂纪念碑”，2017年又扩建为红色教育基地。每年清明和“七一”，都有大量党员干部和群众前来瞻仰，古刹的香火与红色的旗帜交相辉映。

如今的寺内，专门设有红色文化展室，陈列着当年兵工厂使用的工具、特委领导人的信件，以及僧人们保护革命的珍贵史料。释戒一法师说：“我们不仅要传承佛法，更要传承革命精神。天星寺的钟声，既要唤醒世人的慈悲，也要铭记先烈的牺牲。”

正如寺后那株相传为月明祖师手植的罗汉松，在风雨中屹立600多年，天星寺的红色记忆，也将在闽东大地上永远生根发芽。这座古刹告诉我们：真正的信仰，从不在香火中消逝，而在历史的洪流中愈发璀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