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在白杨林的小学哪些事对自己印象最深,闭眼在记忆的枝条上捋一把,零散的往事如指缝里掉落下去的灰尘,落地坠入永恒的缄默,成为地脉最谦卑的注脚,但手心总能攥住一两个干瘪但又倔强的果实,这果实便是记忆最深处的东西——烧木炭。<br> 白杨林的季节轮换总是比山外晚两个节拍,山外“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山里却是“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主要原因就是海拔高的缘故,一般都在2000米左右。<br>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队里有一所村学,承担着白杨林三个生产队小学启蒙教育,条件所限,老师是队里请的民办教师,夫妻档,吃住全在学校,真正的以校为家。<br> 老师的口粮由上学的学生家长提供,烧的柴火一般是在周四课外活动,全校出动到单家沟里捡柴火的,三十多个孩子你一捆他一抱,个头小的两个人抬一根,也有扛不动的用葛藤绑住,抱起一头,生拉硬拽盘回学校。至于工资记不得是谁发的,估计少的可怜。现在回想起来,我的两位启蒙老师真是伟大,也向所有的基层民办教师致敬。<br> 学校就是两间马鞍架结构的瓦房,也算是村上最好的建筑了,教室里是因为冬天取暖排烟的缘故,没有打顶棚,所以在教室里觉得很宽敞也很大,因为全校总共二三十人,复试教育模式,分在两个教室倒也不显得拥挤。我教室的两边各有两个小房子,类似农村上房两边的耳房,我的老师住在西头,我很好奇,东头的耳房为啥空的,现在我猜测两位老师没结婚时是守一头,后来就守在一起了。铃铛是院边正中间挂的半截铁轨,到点就敲。打铃是有讲究的,上课敲短促的“铛铛—铛铛”,下课敲“铛——铛”。有一段时间我是敲钟人,嘿嘿!有点《巴黎圣母院》里“加西莫多”的感觉,只不过这个铃铛太小个,敲不出“大笨钟”的声响。<br> 秋天的毛栗子,等风能吹落时就预示冬天就要来了,风一天比一天紧,气温一天比一天低。这温度,冻的鼻涕流出来都得自带支架,否则当场表演自由落体变冰锥。打打闹闹,边学边玩的一天,早已是筋疲力尽,躺在暖烘烘的炕上,外面爱咋冻、咋冻,早上被父母摇醒,那炕实在是太诱人,真不想起来去学校,再者光脊背穿那冰冷袄子很是不情愿,因白天活动出汗还有发潮的棉袄此时已经是渗人的,慈爱的老母亲把棉袄塞到褥子下暖暖,我才在母亲的七哄八激将的眼神中悻悻去了一河之隔的学校。<br> 从学生使劲搓手往手心呵气取暖,跺脚,以及余老师紧缩的眉头可以看出,在接下来几周绝对有大事发生,可以不用上课了——烧木炭。这对同学们来说是件很开心的事,用今天的话语表达当时的心情就是“欧耶”、“奥利该”。我不知道当时的孩子如何表达惊喜。<br> 烧木炭炭前,余老师都会和李石有的大(爹)商量做炭窑的事。<br> 一个天气暖和日子,余老师带领我们一众人等,浩浩荡荡开进学校后面的单家沟里,做炭窑的地方是提前选好的,便于取材,还要有路容易运输。一般都会坡地的边边上。<br> 烧炭的木材以碗口粗细的青冈、橡木、铁匠木质地坚硬的木头最佳,山里的孩子自幼劈柴、烧水、喂牛,周游山林,个个都是运斧高手。不用余老师的“砸背牙斧口”的咒语,我们呐喊着冲上坡去,乒乒乓乓一阵功夫,咔嚓嚓放倒几十棵,打枝取梢,一骨碌溜到沟渠,然后竭诚约两米的小节备用。那时候孩子皮实,不像现在的孩子这安全、那儿安全还是处处不安全,上个楼梯都能摔骨折。<br> 做炭窑是技术活,学生只能挖挖土而已,更多时候是围观。在斜坡上铲平一块四米左右的空地,在其上挖一个一人深的圆形大坑,从坑外面铲下去,开一窑门,便于后期出窑,侧面留一个直通窑内烧火通道。把木材竖着排列在窑中,木材排列是中间高、周围低的圆弧形。木材装好在顶上铺上厚厚的一层干草,然后将麦衣(麦子脱粒后的壳)和黄泥土和在一起,还要加一袋盐据说是增加韧性的,和泥夯土,用铁锨把在戳几个圆孔利于排烟。<br> “ 窑盖”搞结实完工后,就开始点窑烧火,烧火是特别猛那种,从侧面火道不间断的塞干柴,以便点燃窑内的木材。<br> 这炭窑说直白点就是灶台的原理,灶膛里把木材竖起来放满,然后盖上锅盖,在锅盖上打几个类似烟道的孔洞,侧面一通道,是点窑用的,干柴伺候,拼命烧,强大的火力顺着活道舔舐膛内的木材,等木材引燃,观察烟雾的情况进行捂窑,<br> 烧窑一般看顶上的烟,起初是蓝烟,木材在低温干馏阶段,烟气呈淡青色,带有刺鼻气味。中期炭化阶段,呈现蓝烟,窑内温度上升但未完全稳定。烧窑末期白烟减少并变淡,是木炭成型的标志。到白烟时就要封闭顶上“烟孔”,还有侧面的烧火道。让窑内完全缺氧而熄灭。<br> 待窑冷却就要出窑,开始往回运木炭了,出窑时,又是一次愉快的户外劳动,大家都背着背篓去背炭,力气大的多背,力气小的少背。一趟木炭背回学校个个都是黑包公。<br> 我们把木炭背回学校,码放在教室后面,紧接着在教室中间七手八脚用砖砌好炉子。炭火很快生起来。但四面透风的教室确实冷啊,要不是有臃肿的棉袄护体,根本坐不住,脚趾头被冻肿,血脉不通,一到晚上痒得令人发狂。教室是有炭火的,因技术不过关,木炭底部总有没有完全氧化的生柴头,一节课师生基本是在烟雾燎烧中下来的,炭烟熏的学生醉,直冲门外把命续,好在一节课时间短,再者马鞍架结构,没有顶棚,利于排烟,烟会从椽子缝隙里钻出去。<br> 有学生冻的受不住,在奶粉罐在中间穿几根铁丝,下面钻几个进风的孔,上面搞一个提手,一个简单的手炉就好了,里面放几块木炭,很拉风,在这样的环境中身上、鼻孔里经常土沉沉的。<br> 木炭的火光在教室里忽明忽暗,映着一张张冻得通红的小脸。我们围着炉子,搓着手,呵出的白气与炭烟纠缠在一起,飘向高高的房梁。余老师讲着课文,声音时而被咳嗽打断,粉笔灰簌簌落在他的棉袄袖口,像雪盖住了一截枯枝。<br> 最暖和的永远是炉子周围那圈地砖,被烤得发烫,值日生偷偷把洋芋埋进炭灰里,下课掰开时香气能掀翻屋顶。有次林代同学背炭时摔了跤,黑乎乎的掌印蹭在教室土墙上,成了我们课后竞相攀比的“墨宝”。后来那面墙越来越花,有炭痕,有鼻涕痂,还有谁用烧焦的柴头歪歪扭扭写的“春天快来吧”。<br> 如今想来,那些呛人的烟、皴裂的手、结冰的墨水瓶,竟都裹着一层毛茸茸的光晕。去年才听说得食小学因生源萎缩裁撤了,校址上长出的野核桃树已有碗口粗。我的思绪顿时再次回到那熟悉的地方,在树根处是否有半块焦黑的砖——是当年炭炉的残骸吧? <br><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