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不由人》连载（21）

张琦

　　寒假期间，每天在家烀猪食喂猪，搓玉米粒搓到手肿，搓完了还要磨成玉米面。生产队养了五头驴，供各家拉磨用。活儿多驴少，要早早去驴圈排号，分到一头驴，盯着它吃饱了赶紧牵走。用一回驴不容易，一般都是磨到天黑才能送它回圈。驴很辛苦，我也不清闲，

磨上磨下的活儿都得我干。碰上爱偷嘴的驴更是操心，它偷吃一口足够我吃一顿的，因此片刻不敢离开。

母亲不管家里的事，也懒得理我，只要看到我在干活儿，就彼此相安无事。她也很忙，给村民送医送药，搞计划生育宣传，为产妇接生等。还有些突发事件，村领导也分派“五七战士”参与处理。

那个冬天，枫树村出了件大事。母亲被指派协助调查，每天家里不断有当事人上门哭诉，我从中感知到了世事的复杂。

中央下达文件要求严厉打击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阶级敌人，强调保护女知青，严惩对女知青诱婚、奸污的犯罪行为。村里有个叫长贵的男社员，恰恰在这个节骨眼儿撞上了枪口。

长贵生得一副城里人模样，爱干净，爱学城里人的打扮，据说穿白运动鞋铲地，鞋面上竟能不沾泥土。他很会讨女孩子喜欢，虽和本村某姑娘早有婚约，身后仍是彩蝶纷飞，与多名未婚女社员暧昧不清。

后来，村里来了一群六八届女知青，长贵见识了什么叫莺歌燕舞。他是生产队“打头的”（领头干活儿的人）兼民兵排长，主管出工时派活儿，有准假的权力。他把这点权力作为讨好拉拢女青年的诱饵，用到了极致。长贵喜新不厌旧，同时和四名女知青谈情说爱保持两

性关系，并逐一谈婚论嫁，唯独对未婚妻视而不见。

中央文件下达后，长贵东窗事发被抓捕归案。莺莺燕燕们幡然醒悟，个个义愤填膺，痛心疾首地检举揭发控诉。公安部门取证时需要对受害人体检，村里派我母亲带领她们去公社医院检查。当事女知青们惶惶不安，纷纷去我家里向母亲咨询生理问题，涕泪横流地哭诉自己冤枉，咒骂那个衣冠禽兽。那一声声的抽泣，让十五岁的我懂得了什么叫一失足成千古恨。

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长贵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押往辽宁省抚顺监狱服刑。玩火者最终烧毁了自己，那年他二十五岁。

问世间情为何物，没人能说得清楚。我似懂非懂地旁观了这场滥情事件的结局，牢牢地记住了母亲的一句话：女孩子要洁身自好。

春节临近，村里组织高跷秧歌队，我也被叫去充数。为紧跟当时的政治形势，高跷队改变了以往传统的人物扮相。有人扮成样板戏里的角色，有人扮成工农兵的形象，没有角色的就拿出自家的大花被面围在腰上当演出服。我没有艳色衣服，家里也没有那么鲜艳的被面，只好自己选了一个工人角色，女扮男装，照着宣传画上工人的样子装扮起来：穿件男式蓝制服，戴顶蓝帽子，腰扎皮带，脖子上系条白手巾，手里举把锤子，妥妥的工人形象。

经过十多天的练习，我学会了踩高跷。先是踩半米高的跷，熟练后敢踩一米高的，甚至还能带跷蹦两下。成天跟着队伍扭来扭去，说不上有多快乐，只是觉得新奇、热闹。参加活动的人每天给记十个工分，那是我第一次混在成人堆里挣工分，心里倒是有点小得意。

那年，冰砬山里进驻了部队。除夕，秧歌队去冰砬山慰问驻军官兵。记得部队接待室摆了茶水和许多糖果招待秧歌队，还请大家看了一场电影《沙家浜》。

大年初一，秧歌队给村民拜年，成分不好的人家不拜，只拜贫下中农。队伍在各家门前绕一圈，跟主人道个吉祥就接着去下家。到村干部家就不一样了，要在院儿里围个场，拿出全部的看家本事表演一番才能走。

秧歌队分男女两队，男队的“头跷”叫柱子，身穿一套缀着白色纽襻的黑戏装。女队的“头跷”叫小香，花棉袄外面套了一件前襟有飘带的白布短上衣，用绿色被面围成鲜族式大裙子。两人搭档扮成“青龙”与“白蛇”，表演翻跷、跳跃、斗舞。唢呐声中，俊男靓女配合默契，很快互生情愫，眉山目水间情意延展，演绎出一个坚贞不屈的爱情故事。

柱子，识字不多，但懂的不少，聪明能干。他无师自通，不识乐谱却会拉二胡、吹笛子、吹小号，还能唱几段样板戏，在村里也是显山露水的人物。小香，样貌出众，温柔贤惠，家里家外一把好手，是村里品貌上乘的姑娘。

年后，秧歌队解散时，柱子和小香之间已经凝结出一坨浓重得化不开的缠绵，彼此爱到谈婚论嫁。却不料，双方家长都反对这门婚事，两人开始了一场艰难持久的爱情保卫战。

小香未婚先孕，婚事却提不上议事日程，两家为此生出许多矛盾，口角不断。某天晚上，男方家房檐上突然起火，因发现及时，未酿成大祸。家中长辈直指是女方家长所为，忿忿不平，向村领导报了案。事情还没来得及调查，隔天晚上，女方家房檐也突然出现火团，随即迅速浇灭，虚惊一场。其父宣称是男方家长点的火，言之凿凿，也报了案。

乡邻大哗，孰真孰假，没人说得清。

夜黑风高，一村子的泥草房，倘若真的烧起来，后果不堪设想。村领导把双方叫到一起讯问一番，又召集众人开了路线分析会，也没查出个子午卯酉。究竟是谁点了谁的火，始终是一笔糊涂账，最终不了了之。

柱子和小香已经生米煮成了熟饭，两家矛盾却升级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双方家长执意僵持到底，婚事无法协商。拆不散，合更难。由于未婚先孕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村干部三天两头上门动员小香做流产。她坚决不从，东躲西藏与村干部斗智斗勇。我见过小香身怀六甲时摇摇曳曳的样子，但一听说村干部要来找她，行动立刻敏捷起来，迅速踩着梯子下到菜窖里藏身。

两人在重重阻力下，背着家人和村干部去地窖里偷偷约会，发誓海枯石烂心不变。小香在怀孕八个月时，到底没能躲过村干部的火眼金睛，被拉上马车送去公社医院做引产。万幸，医生检查后确认胎儿太大，怕出危险没敢下手，孩子保住了。事后柱子说是他们爱得执着，感动了上天。直到孩子出生后，两家才不得已面对现实，各退一步，认可了这桩婚事。

熬过了所有的苦难，有情人终成眷属。如今那孩子已过不惑之年，在城里安家立业。柱子和小香已年近古稀，依然在自家的田园里，两情相守，执手度清平，诠释着不离不弃的初心。

春季开学，我读七年级下学期。

学校里的许多事情我都不关心，唯独对文艺活动还有兴趣。

公社每年举行文艺汇演，要求各学校都要参加。沙河学校也临时组织了文艺队，但没有人上得了台，都是硬赶鸭子上架。

音乐老师是沙河大队女知青，慵懒邋遢，唱歌有点不着调儿，怎么当上的老师，不得而知。她让排练《红灯记》痛说革命家史的片段，说能把台词背下来就行。可是轮到唱段，我们不会唱，她也不全会。于是，换成《沙家浜》中军民鱼水情的唱段，我扮沙奶奶，同班富同学扮郭建光。没有乐器伴奏，我们唱的全不在调上，连自己都觉得难听。节目排练了一段时间，实在不像样子，不得不取消。

老师完不成工作任务，没法向校长交代，只好退而求其次。说没人会唱改成说总行吧？她选排了小话剧《红花给谁戴》，其实就相当于现在的小品。她不明白，在根本不知话剧为何物的情况下，说，还真不如唱。那时我没看过话剧，问她怎么演，她敷衍地说，把台词背熟大声说出来就行。好吧，那就只能熟记台词自行发挥了。

为此，我心情复杂地想起振兴中学文艺队的高老师。此老师非彼老师。

去公社礼堂参加汇演，一进大门，看见高老师正坐在台下评委席中间位置。

“仇人”相见，气势不能弱，我昂首走过，假装目不斜视，用余光扫着他。高老师歪着头紧盯着我，抿嘴笑笑，慢悠悠地摇了摇头，那表情我看不懂。

汇演结束，我得了个人表演奖，奖品是一个塑料皮日记本，听校长说是评委高老师提名奖励的。我百思不得其解，这背后的人心，不是一个十五岁的孩子能揣测出来的。

所谓成长，大概就是能够心平气和地接纳身边发生过的一切吧。

彼时，枫树村还有三个女孩在沙河学校读书，比我低一年级，都是朴实的农家闺女。我们每天一起往返学校，也是一路叽叽喳喳。话题都是生活琐事，怎样摊煎饼，哪片树林里有蘑菇，哪面山坡柴多好砍，谁家的姑娘找了婆家等等，很少说学习上的事儿。后来，其中一个女孩辍学，剩下姚桂琴和另一女生与我为伴。

山里学生放了学都得帮家里干活儿，我更是。每天上学书包里揣条布袋子，放学后穿过庄稼地往家的方向走，边走边采猪食菜。两公里的路程，走到家袋子里也采满了菜，掏出几把扔进猪圈，那猪吃得乐颠颠地，哼哼唧唧直晃尾巴。那年家里的猪长得好，入冬后成了我们的盘中餐。

猪没了，我的任务由采菜变成了砍柴。因此与姚桂琴结下一段友谊，彼此留下许多难忘的回忆。

姚桂琴家境不富裕，但爱美，穿得干净利落，人称“小美”。她是家中最大的孩子，爹妈都是本分的农民，不识字，却千辛万苦地咬着牙供她念书。

我俩放学后结伴上山砍柴，以杏条、榛柴棵为主。两人每次各砍六捆或者八捆，打成“马架儿”（即“人字架儿”）往家扛。扛“马架儿”要先单腿跪地，把头伸进人字形的交叉处，用双肩往起扛。她个子矮力气小站不起来，我得先帮忙搊一把，等她站稳了才松手。然后，再自己慢慢地扛起。

两人一前一后扛着柴禾下山。有时候为了说句话彼此靠近，不小心刮碰到对方肩上的马架儿，腿一软，身子一晃，就一起倒在了山坡上。人被柴禾压在底下，透过柴禾缝隙，她瞅我，我瞅她，为彼此的狼狈相嘎嘎大笑。有时候摔太痛起不来，笑着笑着就流起泪来。等缓过劲儿来，重新扛起“马架儿”，再不敢靠近，刻意拉开距离走出羊肠小道。路远柴重压得人喘不过气，顾不上道别，各奔自家。

我俩家在同一个小队，住的也近，晚饭后常去她家里闲坐，学会了卷纸烟。进门坐下，首先拽过炕上的烟笸箩帮她卷烟，一次卷很多。姚桂琴很小就会抽旱烟，兜里总是揣着烟末和纸。上学的路上也要卷支烟抽，点烟时我用身体帮她挡风。那段时间，我俩天天摽在一起，砍柴、挖野菜、采蘑菇，叨叨各自的喜怒哀乐，陪伴彼此的辛劳。

高中毕业后，她在村里小学当过代课老师。后来因为不喜欢这份工作，回归了家庭。追求她的男孩子不少，都是村里数得着的，最终嫁给了本村的同班同学。土地分户后，她除了种地，还在家里给人做服装，日子过得安乐富足。

如今，姚桂琴的一儿一女都在城市里创业，事业有成。她夫妻俩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沈阳，帮助孩子打理生意。逢春种、秋收两个季节回到村里，种自己那几亩地。我问过她，你又不差钱，干嘛还挨那样的累？她笑说：“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舍不得那点儿地。”

她有土地情结，持守传统观念。人待在城里，心还在家乡。

当年枫树村有三名男生与我同班，彼此很少说话，记忆浅淡。但其中有位富同学，多年后干了件骇人听闻的事儿，得知消息后，倒是唤起了我些许的记忆。

富比我大两岁，脸面与身材同形，瘦长而骨感。他性格内向，有蔫儿主意，平日待人温和，很少与人冲突，似是胆小之人。但心胸狭窄，气量小，易怀恨在心。在沙河学校拍样板戏时，我和他饰演的两个角色有握手的情节，他伸过手来，我心里不适应，怕被人笑话，借故躲闪开。富对此耿耿于怀，之后见到我脸拉得更长。高中同窗三年，彼此没再说过话。

富出身好，高中毕业在村小学当文体老师。他工作上肯努力，但心有余力不足。后来，我也去学校当老师，成为同事后彼此也是淡淡的。渔者走渊，木者走山，互不搭界。想不到，多年后富竟然在村里亲手酿成了一场惊天血案。仇恨的种子，却是别人埋下的。

富二十五岁时尚未娶亲。按说他当民办教师，本人情况还可以，家庭条件也是村里数得上的，但相亲却屡遭挫败。听说每次相亲，总有邻居从中作梗，令女方闻而却步，富为此怀恨在心。其实，邻里矛盾主要产生在两家之间，富本人并非主角。年龄大了以后，富常为相亲不成与家人发脾气。

世间的事，一半都是有所激、有所逼而成。一桩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使由来已久的邻里积怨突然升级为有我没你的大恨。

　　七十年代末的一个夏日，富在家里复习功课准备参加高考。房门开着，院儿里的鸡溜达着进了屋，他认出了那是仇家的鸡，气不打一处来，于是打鸡泄愤。想必是用力不小，那鸡惨叫着连飞带跳仓惶逃出门外，偏巧被鸡的女主人碰了个正着。

那女人的心里本就积怨深重，当即指着富破口大骂。都说骂人不疼，可是有些辱骂，确能令人颜面丧尽。据说女人骂出了最侮辱人格的话，富受了奇耻大辱，内心燃起复仇的火焰。

隔天深夜两点钟，他潜入女人家里，用斧子凶残地砍杀了女人和三个未成年孩子，血溅四壁，惨不忍睹。女人的两个小儿子在熟睡中丧命。花季的女儿在天亮人们到达现场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女人也经历了气息奄奄的过程，她咽气前应该是明白这一切的。

被害者全家六口人。当晚，男主人看瓜住在瓜棚，大儿子去外地走亲戚，父子俩躲过了那场生死大劫。仅仅几分钟的时间，富夺了四条人命，也毁了自己的人生。他一身血腥逃离现场，换了衣服，躲进自家后山的树丛中。

四更天的月亮，似一钩弯刀悬在头顶。晨星像罹难者的一只只眼睛死盯着他。富知道自己罪不容诛，从惶恐中定下神来，只剩了一个念头：逃！

他盘算到天亮，想看看事件处理时的情形再逃。于是隐身在山坡树丛中，远远地窥视案发现场忙碌的人群。直到听见山下捉声四起，瞥了一眼自家的房子，转身逃进大山深处，开始亡命天涯。

逃亡之初，富并没有跑远。有人说在山上看见了饼干包装袋，怀疑是他扔的。还传说有人在山窝里发现了吃饭的碗盘，猜测是他用过的，是真是假无法确定。

很快他身上的钱用光了，饿得挺不住，就趁夜深时窜到稍远的村子里，敲人家门讨口吃食。种种迹象表明，他暂时没有走远。周边村民惊惧万分，本村更是风声鹤唳，人人提心吊胆，生怕他夜里回来敲门要吃的。一个杀红了眼的凶手，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家家都把门窗钉上板条加固，防他入室。有关部门多次组织民兵搜山、夜间巡逻，愣是没抓到他。

公安部下达了全国 A 级通缉令。

半年后，富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市街头饿昏过去，被收容后查实系要犯，当即押送回西丰县收监。历经半年多的饥饿、恐惧、绝望，他生不如死。据他自己交代，在逃亡途中曾经投水自尽，被不知情的人救了上来。或许，弃命于他而言是最好的解脱，也是心灵的救赎。不知他事后是否悔悟过，如果事情能够从头再来……

可是没有如果，人生回不到当初。

他的生命暗含着叛逆、哗变的基因，事件的契合，触动并激发了他人性中凶残的潜质，以至犯下滔天大罪。据老同学说，出事前一天，富去村里朋友家还书，还和朋友聊考大学的事，聊自己心仪的女孩类型。没人能想到，转天他就成了屠戮人命的恶魔。

苍天在，王法在，光天化日下肆意撒野，天理不容。为自己的残忍，为那四条鲜活的生命，他以血还血，付出了同样的代价。法院很快公审，判决富死刑立即执行。回乡游街示众时，他站在解放牌汽车上，目光所及看见了昔日的同班同学，点点头作了今生的告别，之后返回县城被执行枪决。时年二十六岁。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