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还合浦 历刧重光》《永乐大典》的回归和再造（2025年7月2号）

天浪星99

我站在国家图书馆的展厅里，面前是一块红色背景的展板，上面用金色字体写着“珠还合浦 历劫重光 《永乐大典》的回归和再造”。这不仅仅是一场展览，更是一次历史的回响，一次文化的传承。主办单位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和协办单位浙江下沙奥特莱斯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共同为这次展览付出了巨大努力，让这部历经沧桑的巨著再次走进公众视野。

展厅里，一幅画像吸引了我的目光。画中的人身着白色长袍，腰间系着绿色腰带，头戴黑色帽子，庄重肃穆。他仿佛从历史深处走来，带着那个时代的记忆与智慧。这让我想起《永乐大典》背后无数默默奉献的学者和工匠，他们用一生的心血铸就了这部旷世宏编。

《永乐大典》的修纂机构如同一个精密运转的机器，每个部件都不可或缺。监修、总裁、副总裁、纂修、缮录、圈点生、绘图和催纂等职位各司其职，协同合作。这些职位不仅代表着职责分工，更是对每一位参与者专业精神的认可。简化的卡通形象让人感到亲切，仿佛能穿越时空与古人对话。

从三国魏的《皇览》到明代的《永乐大典》，每一个朝代都有其独特的书籍分类体系。这些书籍不仅记录了当时的社会风貌，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知识财富。当我看到那张关于书籍分类的表格时，仿佛置身于一个跨越千年的图书馆，与古人一同探索知识的海洋。

明水陵坐落在青山绿水间，这里埋藏着嘉靖帝对《永乐大典》的喜爱。他沉溺于炼丹术，生前视《永乐大典》为至宝，甚至可能早已安排好随葬事宜。为了“对本抄写”，嘉靖帝下令重录副本，工程浩大，耗时长久。这一举措不仅是为了“两处收藏”，更是为了确保这部巨著得以流传后世。

永乐元年（1403），明成祖朱棣下诏解缙等人编纂《永乐大典》。经过两年的努力，解缙等人完成了初稿，成祖赐名《文献大成》。然而，成祖认为“尚多未备”，于是永乐三年复令姚广孝等重修。最终，在永乐五年，姚广孝进呈《永乐大典表》，成祖审阅后甚为满意，并亲自撰序，正式定名《永乐大典》。这部巨著共22877卷，分装11095册，约3.7亿字，凝聚了无数人的心血与智慧。

高拱，这位明朝官员，曾在嘉靖四十二年担任重录《永乐大典》总校官。他出身官宦世家，嘉靖二十年登进士第，选庶吉士。现存副本每册最后一叶大多有“重录总校官侍郎臣高拱”的署名。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更是一位文化守护者，为《永乐大典》的传承做出了巨大贡献。

明隆庆年间，高拱、张四维等人参与重录《永乐大典》，从中辑出《名公书判清明集》和《折狱龟鉴》二书。这些书籍不仅是法律文献，更是历史的见证。它们记录了古代司法审判的智慧与经验，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

正副本的贮藏地变迁犹如一条历史长河，从永乐六年到嘉靖四十年，经历了多个年份和地点的更迭。南京文渊阁东阁的下阁、北京左顺门北库、文楼、古今通集库、皇史宬、翰林院等地见证了《永乐大典》的流转与保存。每一次迁移，都是一次文化的接力，确保这部巨著得以延续。

嘉靖帝对《永乐大典》的喜爱令人动容。他常将一二帙置于案头，“按韵索览”，并在嘉靖四十一年秋下令重录副本。然而，正本的下落却成了一个未解之谜。有学者推测，正本可能被陪葬于嘉靖帝之永陵。尽管这一说法尚未找到确凿证据，但它反映了人们对这部巨著命运的关注与思考。

1644年，李自成进北京，下令撤出山海关败归，并烧毁皇宫，《永乐大典》正本也在战火中化为灰烬。这一事件不仅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也使得这部巨著的命运更加扑朔迷离。如今，我们只能通过存世的副本和文献记载，去追寻它的踪迹。

明嘉靖后，《永乐大典》正本下落不明，副本存放在皇史宬。然而，随着明清鼎革的到来，副本也屡遭厄运。官员们的夹带盗窃、战火的摧残，使得这部巨著的数量急剧减少。至宣统元年（1909），翰林院仅存64册，后拨交给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这段历史令人痛心，但也让我们更加珍惜现存的每一册《永乐大典》。

截至2025年2月，中国国家图书馆共收藏224册《永乐大典》副本，占世存副本一半以上。这些珍贵的文献不仅是中国文化的瑰宝，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和研究机构都在为《永乐大典》的保存与研究贡献力量，共同守护这份文化遗产。

在国家图书馆的修复室里，我看到修复人员正在精心修复《永乐大典》。他们使用“掏补法”等传统修复技术，确保修复后的书籍保持原貌。每一片纸张、每一行文字都凝聚着修复人员的心血与智慧。正是他们的努力，让这部历经沧桑的巨著得以重焕光彩。

1907年8月5日，清学部奏请将内阁、翰林院仅存64册《永乐大典》移送京师图书馆。然而，由于这批书被翰林院掌院学士陆润庠搬至其家秘藏，手续未能马上办理。中华民国成立后，鲁迅出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多次向陆润庠索要这批书，最终于1912年7月16日入藏京师图书馆。鲁迅不仅是著名文学家、艺术家，还擅长古籍整理与研究，曾利用《永乐大典》对部分古籍进行校勘与补遗。他的贡献为《永乐大典》的保存与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袁同礼，这位1929至1948年间担任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的学者，对《永乐大典》进行了深入调查、收集和复制。他历时十五年，足迹遍及美、英、德、奥等国，基本摸清了海内外所存《永乐大典》的状况。在他的努力下，大多数现存《永乐大典》实现了影像回归，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郑振铎对《永乐大典》的搜集整理工作令人钦佩。他在建国之初积极推动各界献书献宝热潮，为《永乐大典》的保存与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1958年，郑振铎因公殉职后，家人将其个人藏书尽捐国图，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令人感动。

抗战时期，《永乐大典》南迁的历史令人感慨。1933年5月，教务部电令国立北平图书馆择选家元精本，1942年这批书籍运往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