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与一之同志共事的日子

彭兆琪

作者 惠长林

图片提供 惠长林 杜秀文 沈向濂

彭兆琪

编辑制作 彭兆琪

编者按：

惠长林同志所作《回忆与一之同志共事的日子》一文，如清泉涤心，字字含情。作者以真挚笔墨勾勒出一幅上下级同志情深的画卷，读来令人动容。这般深厚的情谊，非机缘不能相遇，非真诚不能相守。细细品读，不仅是一次心灵的洗礼，更是一场精神的对话。愿各位静心细读，于字里行间感受这份难得的情谊，体悟这份纯粹的革命情怀。于今天，是多么的需要!

彭兆琪

一、

1965年9月，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共中央西南局工作，与我一起分到西南局工作的有来自西南地区各主要高校的毕业生近50人。记得我们来自贵州的5名大学生，从成都火车北站下车找到新玉沙街33号西南局大院，出来接待我们的是一位30多岁的女同志。她个子不高，白皙的面庞略带微笑，说一口京腔，讲话轻言细语，待我们热情和蔼。我心想，大机关的干部就是不一样，让人感到亲切温暖。她把我们带到内北巷子西南局宿舍的一处平房住了下来。

现在的成都市玉沙路四川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就是中共中央西南局办公楼旧址。

两天后，我们全体大学生列队到机关大院东侧一处两层楼的二楼会议室听领导同志讲话。负责新来大学生工作的同志介绍，作报告的领导同志叫沈一之，是西南局组织部办公室主任。沈主任微笑着坐在前面的讲桌前。他30几岁，高个子，鼻梁上架一副白框眼镜，也说一口京腔。他逐个点名，当点到我时，我大声地回答“到”!他示意我站起来，我腼腆地起来又按照他的示意坐下，心里有点纳闷了，为什么偏偏要我站起来?心想可能因为我是干部子弟吧。我是叔叔养大的，叔叔实际是我养父，当时他是中共贵州省委统战部部长，归中组部管理。大区恢复后，由西南局组织部代管。多年后，我与一之同志熟悉后，他曾问过我的身世，还问我称养父叫爸爸还是叔父。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我与一之同志有相似的经历，不同的是他是革命烈士的后代，自幼由舅父养大。

沈主任的报告介绍了西南大区的基本情况，着重讲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重要性和对我们的期望要求。整个报告不足两个小时，但沁人心脾，对我们刚毕业的大学生鼓舞很大。尤其让我们佩服的是他脱稿讲话，却井井有条，一句是一句，字正腔圆，逻辑性很强，几乎记录下来不用大的修改就是一篇好文章。

沈主任的讲话，准确地传达了高层的意思，让我们明白了组织上为什么一口气调了50名大学生进入西南局机关，加上1964年调入的大学毕业生总共将近百人。那时候，整个西南局机关连勤杂人员一起不足千人，近两年毕业的大学生竟占到了一成。这其中的原因是毛主席根据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做出了反修防修、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指示。我们这批大学生是从西南各高校挑选出来的、根红苗正、品学兼优的青年，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培养的。这让当时的我们每个人都感到自豪，也更觉肩上的担子重大，从而加强了自我改造的决心，发奋争取做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那次报告，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使我对一之同志的口才有了深刻的体会，从而对他产生了敬仰之情。后来，听机关的同志讲，我们报到那天接待我们的那位女同志竟是一之同志的爱人周瑾同志，他们都是恢复大区建制时从中组部调来的。当时西南局机关干部组成是两部分，一部分是从中央各部委调入，另一部分是从云贵川三省省委调入，不同的是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还有一批干部是从华东局调入的。当时机关多为年长的老同志，经过南征北战的老革命颇多。一之同志虽然是1948年在参加学生运动中入党，次年投入党领导下的湘中起义，但在局处长中却是年龄最年轻的几位之一。我们这些20多岁的青年从大学直接跨入党的高级机关，在老革命看来很新鲜，他们统称我们为“大学生”。在此后几年里，“大学生”成了机关里受人关注的一个群体。

沈一之夫妇在西南局工作时和他们的三个孩子合影

二、

我们学习了一个月，组织上决定让我们参加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兼组织部长刘植岩带领的四清工作队，到贵州遵义县忠庄公社开展四清运动。植岩同志那时刚被任命为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仍兼组织部长。记得和他一起任命为西南局书记处书记的还有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和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

解放战争时期的刘植岩

四清工作队经过短期培训后，于１９６５年１１月到了忠庄公社。这个公社紧靠遵义市，从公社到遵义市区步行只需两三个小时。工作队长植岩同志驻公社，各工作组长多由部里的处长或副处长担任，驻各生产大队。

一之同志担任洪河大队工作组组长，驻大队部。这里原是大队粮库，清清洪河水在它面前流过，把各生产队串缀在一起。河上架了一座石板桥，可通往对岸到其他大队和公社。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人们叫它官渡头，其所在的生产队也叫官渡头生产队，小组长是组织部干部一处的干部胡祖年。

碰巧的是，我被分配在洪河大队，有缘在一之同志领导下工作。和我一起分在这个大队的还有六七个大学生。一之同志把我安排在瓮子口生产队。这个队紧靠官渡头生产队，小组长是组织部组织处干部李法先，组员有组织部办公室干部尤若民，遵义县武装部干事姚正坤，大学生胡玉莲，加上我共五人。

这个生产队也座落在洪河河边，农户比较分散，二三十家人三三两两地从河边一直延伸到山坡上。沿着河边往沟里走，坐落着洪河大队的其他几个生产队，整个大队像个大瓮，我所在的小队就在翁口上，所以当地人称它为瓮子口生产队。

我到生产队的前几天，孤零零地住在河边的碾房里，碾子的动力来自硕大的木轮，南方称其为水碾，那个年代，由于全党贯彻了一条左的工作路线，过度地估计了农村阶级斗争的形势和敌情，因此，四清工作队进村要重新建立阶级队伍，在摸清阶级阵线前不可轻易地进住农户，工作组长李法先住进了已认定为可靠贫农的黄远清家，尤若民、胡玉莲两位女同志住进贫农李家。李家有两个女儿光荣和光富，住起来比较方便。姚正坤则住进贫农曹树清家，我也在曹家吃饭。

我住的碾房较为偏僻，距最近的农户也要走好几分钟。碾房共三间屋，靠右的屋里有一个风车，中间屋有一盘大石碾。我住在左屋，除了长板凳上的几块木板外，还有一副棺材，整个碾房四处透风，没有门板，左屋虽有门板，但关不严，也没有门闩。白天我随组长忙了一天，吃完晚饭后又去访贫问苦，回到碾房里已是深夜。我点上油灯，如豆的灯光在微风中摇曳。借着它微弱的光，我打开背包，把床单铺在木板上的谷草上，又把换洗衣服叠巴叠巴当枕头，拉开从成都带来的被子很快入睡了。

睡着睡着，咣当一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抓起上衣披上，左手拿电筒，右手紧握睡前准备好的木棒，一个箭步跃到中屋，连个人影儿都没有，只有嗖嗖的刮风声和那架老水车咯吱咯吱的转动声打破寂静的夜空。我又悄悄地走到房外，用电筒四处照射，也没发现什么异常，才回屋睡觉。虽然很快入睡，但越睡越冷。一股股冷风从没糊纸的窗格吹进来，穿透被子，冻得手脚冰

凉。我只好点上油灯，找遍碾房里所有有用的东西堵在窗户上，再找一根木柱把门顶上，虽然好一点，但冷风还是一阵阵地吹进来，久久不能入睡，直到天亮，才爬起来去给曹大爷家挑水。

这样，一连好几天，我都睡不好，甚至一到夜晚，就发怵。我曾想过几次，把这个困难向组织反映，但每当这个想法刚冒头，孟子那句话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就浮现在脑海，最后还是打住了，决心自己克服。

一个多星期以后，一之同志到各生产队检查工作来到瓮子口。当他知道我还没住进农户后，便仔细地了解情况，并让李法先同志和我带他到我的住处去看一看，一之同志在碾房周围转了一圈，又到我住的房间看了看，说:“还是尽早住进贫下中农家吧 !”并当场与李法先同志商量调整方案，让姚正坤同志也住到黄远清家，把我安排到曹树清家住。

曹家共五口人，除曹大爷和曹大娘外，他们还有俩儿一女。大儿子在外当兵，二儿子在家务农，小女儿读小学，我住进曹家后 ，和他的二儿子住一张床盖一条被子。他家缺衣少被，他的二儿子只好和我扯着那条从成都带来的薄被子盖。虽然两人挤在一起不大方便，还带来了虱子，但总算没了风吹雨打的困扰，两个人睡在一起还挺暖和的。那天晚上，我总算睡了一个好觉。自此，我结束了夜晚离群索居的日子，再也不用担心坏人的破坏和野兽的袭扰了。

半个月以后，洪河大队所有工作队员被召集到大队部开会，听一之同志部署工作。一之同志什么话都没讲，让大家畅所欲言谈进村后的感想体会和工作进展。无论是工作好多年的老同志，还是我们这些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都各抒己见、无所不谈。一之同志边听边记，也时而提出问题让大家讨论，等大家都谈的差不多了，他才开始讲话。他把刚才大家发言中的精华都提炼出来，并归纳得很有条理，一条一条地展现给大家，很自然地形成了前一阶段的工作总结。这让我很佩服他的分析归纳能力。当他部署下一段的工作任务时，则是从指导思想、政策把握、注意事项、工作方法等几个方面去布置。这样，既让我们明确下一段的任务，也提醒了大家不要犯指导思想方面的错误，更向大家交代了工作方法。既让大家过河，又给大家搭桥。更让我佩服的是，他总结的这些，都是刚才大家讲出来的经验，但又比经验更有概括性和指导性。可以这样说，他的这些思想来自于大家的发言，但又高于大家的发言。这样，一天的会开下来，我们一点儿也不感到腻味，反而激发了工作的兴趣，感到提高很大。

那次会议以后，我们都盼望着开会，盼望听一之同志的讲话，盼望从他那里多学到一些工作方法。我们这些大学生，读大学时从老师那儿学知识学思维方法，没想到，参加工作后能遇到一之同志这样的领导，一位可以作为老师的领导干部，我们感到很幸运。

不久，公社通知所有工作队员去开会，听工作队长刘植岩同志的报告。让我感到惊奇的是.，植岩同志讲话同样一句是一句，逻辑性很强，条理很分明。我想，一之同志长期在植岩同志领导下工作，可能这就是传帮带的结果吧。

几个月以后，忠庄公社的四清运动到了收尾阶段。一之同志让我起草洪河大队大队长的材料。我写好后交给他，他拿起笔仔细看了遍，然后修改了两处，满意地点了点头说 :“你到镇上的法院把材料交去。”这位大队长犯了侵犯军婚的错误，按当时的法律是要法办的。于是我又步行几个小时到镇上的法院把材料交了上去。回来后，我向一之同志报告办理的情况，他满意地笑了笑 :“办得很好”。这是一之同志第一次表扬我。

这年五六月份，忠庄公社的四清运动结束了，我们回到了西南局机关。这时，正好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 ”运动迎面而来，我和一之同志便很少见面了。

三、

我再次和一之同志见面，是两三年后的１９６８年下半年。那时他刚从牛棚出来，还在造反派的监视下，而我也经历了疾风暴雨般的冲击。在高干云集的西南局机关，我本一介没转正的小干部，但在参加造反的过程中，向当时的成都军区和四川省革委及驻军的领导张国华、梁兴初、郑志士、曲竟济四位领导同志写了一封反映刘结挺、张西挺问题的信，而受到主导西南局文化大革命的一派组织 ———西南局机关革命造反指挥部的斗争，甚至毒打、游街，还被戴上走资派子女、叛徒的帽子。

那天，我到西南局三槐树宿舍，在一排平房的某家门口，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在做家务活儿。当我们俩目光相碰时，都惊呆了，那不是一之同志吗 ?我当时并不知道一之同志已被造反派从局处长宿舍楼里驱赶出来搬到这处小平房里，而他则大概听到过一点我的遭遇。我还和过去一样称呼他为一之同志。对于他，同志一词可能是最亲切的一个词汇，恐怕好多年都没有人这样称呼他了，看得出他的眼神里有一种感激。我（们，可以去掉，俩就包括们）俩对视了一会儿，又简单地交流了几句，无奈他还是被监视之人，双方只好匆匆离开。

后来，我听说他受了许多委屈，曾被忠庄公社的农民拉回去批斗，也在机关里受到无数次斗争。他被机关造反派组织戴高帽子在各宿舍院里游街，受到百般凌辱，甚至皮肉之苦。更让他接受不了的是，他所尊崇的老领导刘植岩同志不幸离世。

再后来，到了 “文革 ”后期，我听说他被安排到绵阳地委当秘书长了。虽然有点降格，但那时降格安排干部是常见的事儿。一之同志在绵阳干得很出色，威望很高，受到省里的充分肯定。１９７８年，四川省委调他到省委宣传部担任副部长。

而那时的我，在华蓥山大山沟里当了四年工人后，已于１９７４年调入共青团四川省委工作，后来又担任了团省委办公室副主任。由于上班和住宿都在省委附近，我时而会遇到一之和周瑾同志，我们逐渐恢复了交往。

那个时期 ，物资极度匮乏，普通人家没有哪家有电视机。一之同志由于工作需要，家里购买了一台福日牌电视机。一天傍晚，我那两个不太懂事的小孩儿不知咋知道有电视机这玩意儿，非要闹着看电视。百般无奈下，我硬着头皮领着两个孩子敲开了一之同志家的门。周瑾同志打开门，听说孩子要看电视，急忙打开电视机，把他们安顿下来。我记得当时中央电视台正播放前苏联的影片 《安娜卡列尼娜》。我和周瑾同志摆起了龙门阵。她告诉我，一之同志很忙，已经好多天没回家了，说是随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到北京参加十一届三中全会去了。那天晚上，我耽误了周瑾同志很长时间，临走时心里有点愧疚，但又是暖烘烘的。我被周瑾同志的热情接待而感动，经过十年浩劫官复原职后，一之同志和周瑾同志对待同事依然是那样真诚而周到。

过了一段时间，省级机关的厅局长中不少人都在说，听了一个振聋发聩的报告。我所认识的一位老红军是一位厅局级干部，他说是省委宣传部一位年轻的部长作的，这个报告让他醍醐灌顶、提神醒脑。这引起了我的兴趣，便问了一下，原来是一之同志在真理标准问题学习班上作的。那年，他的职务是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部长是１９３６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刘子毅。一之同志在当时的同级领导干部中算是年轻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省委宣传部在省委的领导下，举办了真理标准问题学习班，省级厅局领导干部分期分批参加，从而拉开了四川思想大解放的序幕。学习班共举办了六期，一之同志每期都到会宣讲。他思维敏捷，领悟力极高，加之随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参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有切身体会，因此报告做得既深刻又生动，且逻辑性强，每次讲话都引起热烈的反响。由于打通主干，各级领导干部率先解放思想，因而带动了全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深入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全省干部群众的思想解放。学习班发挥了思想大解放的先导作用，得到省委和中宣部的肯定。

四、

１９８０年初，一之同志被任命为省委宣传部代部长。恰好我也调到省委宣传部工作，又有幸在一之同志领导下工作了。

当时，部里把我安排在研究室。那是一个新成立的处室。主要负责调查研究和部里重要文件的起草，人员由各处室抽调。一之同志非常重视研究室的工作，他除主管全面工作外，还亲自分管研究室。研究室的办公室也在他的楼下。那个时候，省委的办公条件比较简陋。宣传部的办公场所分散在大院几个地方。一之同志的办公室由省委办公厅行政处安排在大院里最老的一幢房子 (解放前是励志社的大楼 )的二楼上，研究室就在他楼下的一间大办公室里，是个套间。此外，宣传部办公室主任也在他楼下的一间房子办公。还有一个大的会议室，一般召开处长会议都在那个会议室开，甚至全部干部大会也都挤在那里开。

这就是励志楼

每天一上班，我们都会看见省委分管宣传工作的书记杜心源同志到宣传部办公室主任的办公室和研究室来，了解有什么重要事情需要请示。同时，一之同志也会来，有些问题当场就解决了。现在的名词叫现场办公会，但开起来可没有那样简单。我非常佩服和怀念心源同志和一之同志那种朴实深入的作风，但这样的工作作风已成为历史，再也无法找回来了。

图中最高者为杜心源书记

我刚调到宣传部时，一之同志跟我说 :“你是副处级干部，到宣传部来，先做一般干部使用，职务待组织上考察后再说。”我说 :“服从组织安排。”心想，省委宣传部是一个大口，要管好几个厅局，我一个厅局的副处长到大口来接受组织考察也是应该的，毕竟大口的处长要比厅局的处长责任更大，级别虽然一样，但总是要高那么一篾片儿。

过了两三个月，我听省委组织部的人说，我的职务安排宣传部已经报到组织部二处了。这说明我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已得到宣传部领导层的认可。然而，又过了半年多，还没接到组织部的任命通知，这其中一定有哪个问题卡了壳。这时，一之同志找我谈话了。他让我谈谈自己在 “文革 ”的情况。我如实地介绍了自己在 “文革”中的表现。他说，你谈的情况和组织上了解的情况是相符的，虽然文革初期你参加了造反派组织，但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中后期又受到造反派的迫害，组织上认为这段历史不影响你的使用，希望你总结历史教训，不要有包袱，在新的历史时期不断提高自己，为党的宣传事业和祖国四化建设做出贡献。

一之同志的谈话让我深受教育和鼓舞，也让我十分感动。他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敢于承担责任的气魄，让我佩服和敬重。他不搞一刀切，不像有的领导同志一听说参加过造反组织便避之若浼，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准确地执行中央的干部政策，体现了他高度的政策水平；也不像有的领导办事情以不影响自己的官帽子为出发点，不敢担责；更不像有的领导对下属的前途漠不关心，只让他卖力地干活，而不关心下属的进步。在对待干部升迁问题上，一之同志不愧是中组部出来的干部，有远见，有魄力，有水平，有担当。

长期的革命工作，使他养成工作不过夜的习惯，无论多忙，哪怕是白天晚上连着开会，完后他都会赶回办公室，把当天的文件全部处理完毕才回家休息。管理文件的王才秀同志，每天一上班就到他的办公室，把前一天晚上处理好的一大

摞文件抱在怀里，然后到各个处室分发。作为工作人员，我们从来没有为等待他的批文而延误过工作。

一之同志擅长演讲，但他一般都是脱稿讲，很少让我们为他起草讲稿。即使大的会议需要提供讲话稿，他也是把起草的同志召集起来共同讨论，然后他抛出讲话提纲，让大家以此起草。我们研究室的同志都喜欢这种方式，因为在商讨过程中，他和我们一起碰撞，不时地擦出智慧的火花，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他思考、分析问题的方法，他也可以从我们这里了解许多他不了解的情况。

让我至今难忘的是１９８１年在金牛宾馆召开的全省宣传工作会议。那次会议有两个起草小组，一个是为分管书记杜心源同志起草讲话稿，另一个是为一之同志起草讲话稿。记得耀岚同志带领两三个人为心源同志起草，熊光群和我为一之同志起草。心源和一之两位领导把两个起草组的同志召集到一起相互碰撞，相互启发，两位领导时不时也有灵感蹦出，不到半天时间，讲稿的提纲就都出来了，同志们感到其乐融融。到了晚上１２点以后，大家感到有点困盹，心源同志带服务员端着一碗碗热腾腾的汤圆放在大家的面前，不一会儿一之同志也来了。两位领导同志边看我们吃汤圆，边问我们有什么问题要解决，同志们异口同声地说 :“下半夜我们写的可能更顺利了，请领导先去休息吧 !”谁知二位领导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他们有可能也是个不眠之夜。今天，时隔４０多年，心源同志那道花白浓眉下释放出的慈祥目光，还能让我感到他的温度。

四川省优秀文艺作品授奖大会全体代表合影，1981年8月20日于成都。

前排左起:黎本初、武陵、叶石、陈杰（女）、李少言、邓自力、李漠、严永洁（女）、沈一之、任白戈、谭启龙、杜心源、张秀熟、艾芜、常苏民。

一之同志担任宣传部长时，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和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一方面，由于 “文革 ”的破坏，党和国家面临的问题堆积如山、积重难返；另一方面，广大干部群众刚从“两个凡是 ”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人人奔跑在希望的田野上，思想十分活跃，各种认识问题亦层出不穷，党的思想战线面临的任务艰巨复杂。作为中国第一人口大省四川思想战线的负责人，一之同志十分重视自身的学习，以准确把握中央精神。在省委的领导下，四川思想战线的工作始终稳妥发展，很少有忽左忽右的情况发生，即使面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这样敏感的任务也没有发生过大的偏差。在这个过程中，对于一些重要人物和重要事件，他都亲自调查或谈话，掌握政策尺度，有效地避免了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个年代通常发生的那些错误。

一之同志非常重视经济宣传，始终把握宣传思想工作为改革开放这个中心任务服务的大方向，无论是农村还是企业，他都十分强调围绕党的中心开展自身工作。记得中宣部研究室主任王树人同志来四川调研企业扩权问题时，一之同志非常重视，他亲自带领研究室和宣传处的同志一起参加调研。我们和中宣部的同志深入到成都机车车辆厂，和厂党委一班人一起研究扩权措施，并深入到车间班组了解工人们对扩权的看法和要求，掌握了一手材料。之后，我们向省委和中宣部汇报，使省委在下一步全省范围内开展企业扩权中能做到心中有数。

一之同志掌舵四川省委宣传部近五年。五年中，他殚精竭虑，宽严有度，开拓前行，使四川思想战线工作始终沿着中央和省委的正确轨道发展。正如他调离四川省委宣传部后所写的词浪淘沙 《无愧 》所言 :

五载历时艰，夙夜炎寒，兢兢业业苦钻研。一片丹心为四化，未敢偷闲。

万事理头端，拨乱清源，宽严左右总非偏。逆水行舟浑不易，稳度航船。

五、

然而，正当一之同志事业如日中天、干得红火的时候，１９８３年始，省委调整宣传部的领导班子，免去了一之同志代部长的职务。那年，他52岁，正是领导干部的黄金年龄。从此，一之同志离开了他付出近五年心血和汗水的工作岗位，被中组部安排到中宣部工作。

当时，初到北京的他，回忆了许多往事，心潮难平。他凭着多年来对诗词的喜爱和造诣，一口气写下了七首《浪淘沙》，对经历的一些世事与心绪作了记录 :

浪淘沙·教训

教训自评谈，宜慎宜谦，刚柔相济适方圆。洞识兴谗求媚者，远侫亲贤。

大局总为先，忍让求全，退行一步自然宽。劫后余生宜涌退，岂恋梁园。

浪淘沙·感慨

处逆尽知难，拊髀长叹，男儿何须泪轻弹。塞翁失马安非福，翘首云天。

进退亦何言，知足常安，名缰利锁总无牵。古往今来长乐者，唯达为观。

逾过这道坎后，一之同志心绪平复，结合学习《邓小平文选》，总结过去，展望未来，为党为国献身之心弥坚。这种心境在他下面的词中表达得淋漓尽致 :

浪淘沙·展望

举国尽开颜，长治久安，振兴华夏有雄篇。万众一心齐努力，争着先鞭。

驽马驾征鞍，再度关山，不图名利不求官。共产初衷牢记取，永不停肩。

这里的“雄篇”，指的就是当时出版的 《邓小平文选》。

邓小平下放劳动在位于南昌郊区的步兵学校，是校长住过的独栋二层小楼。沈一之在此地留影。

六、

此后，一之同志在中宣部工作得很出色，被从研究室主任的岗位提拔为中宣部秘书长，后来又被选为党的十三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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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一次我到北京开会，恰好碰到省委讲师团陈天迪同志，他约我一起去看望一之同志。我和天迪到了一之同志的住地 ——木樨地２７楼，那是一个礼拜天。一之同志和他爱人周瑾同志看到四川来客，倍感亲切。他很关心四川和四川省委宣传部，几乎一个下午我们谈论的都是四川的话题。一之同志对四川的热爱和留恋溢于言表。临走时，一之同志执意要了车送我们。在路上，中宣部的司机师傅对我们说，一之同志能力强，对同志平易近人，对下属关心，没有架子。从而让我们看到中宣部同志对他评价之一斑。

一之同志在西南局工作时的老领导刘植岩书记遇难24周年时，一之同志写下《七律·怀念植岩同志》送刘植岩大女儿刘燕（原副总理刘鹤姐姐）。

后来，听说一之同志主持编辑了一部《宣传学概论》，把党的宣传工作提高到科学的高度进行总结概括。各省市和基层宣传部门对这部书反响都很好。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程，要耗费他许多精力，但我也清楚，这是一部普及宣传工作知识的基础性工作，虽然费力，但对基层宣传干部却是久旱的甘霖。一之同志就是这样不辞劳苦，努力为党的宣传工作和基层工作者默默耕耘的。

再后来，听说一之同志兼任全国职工思想教育研究会的领导工作。他在这个领域又刻苦学习，总结经验，提炼出一整套职工思想教育的规律性东西。一之同志无论在哪个领域，他都饶有兴趣，善于总结、归纳、提炼 ，使这个领域的经验上升为一定的科学高度。对于职工思想教育研究会这项宣传工作的基础性工作，他也一样，干一行，爱一行，总结一行，提炼一行，直至找出规律性的东西，这个工作他一直干到退休之后多年。

离休后的沈一之参加很多传播正能量的活动，几张照片于后：

晚年，一之同志回成都看望原省委书记杨万选夫人楚一行同志。

当他晚年的时候，一之同志仍老骥伏枥，主持督促完成了 《永远的星辰 》一书的写作和出版，把自己家庭一门五忠烈，为新中国的成立付出伟大牺牲的故事编写成一部34万字的书籍，以传承革命传统，教育后人永不褪色，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像革命前辈那样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这是他晚年献给他钟爱的革命事业的礼物，也是他为国为党为人民干的最后一件大事，可以说，他把一生的心血和力量全部贡献给了国家和人民而没有丝毫的保留。

沈一之同志外公沈春农是毛主席介绍入党的老党员，1928年被许克祥叛军杀害于湘乡县门前坪。为纪念沈春农烈士，1998年3月，湘乡市东台山国家森林公园建立了“沈春农烈士纪念碑”。在沈春农烈士诞辰128周年，沈一之回乡献花。

一排被搀扶者为沈一之同志

沈一之父亲欧阳洛于1926年7月——1927年3月先后介绍永新县贺子珍、贺怡、贺敏学等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8月1日，欧阳洛在贺龙、周恩来等同志率领下参加了举世闻名的八一南昌起义，1930年4月5日准备配合程子华同志发动“大冶兵暴”的欧阳洛同志等几位湖北省委领导因叛徒出卖在湖北武汉被捕。当年4月10日，他和邓斌、史汉斌、何长清同志被反动派杀害于武昌阅兵场，“临刑时欧阳洛同志走在前头，高呼口号，其势雄雄，后随三人高唱国际歌，悲壮激烈，视死如归！”

２０２２年春节，一之同志因脑梗已说话不太利索，但他仍然坚持给我写下这样的短信 :“长林同志，你的短信已经看了。谢谢你对我的关心。像我们这样半个世纪的交往，这是很难得的。你是一个有才能的人，政治上稳重，工作上有实干精神和创建，我很欣赏你。你的身体还好，希望你继续为党多做事，祝你和家人春节快乐，幸福安康 !一之老友”。这是两个老人发自肺腑的对话，是一个９２岁老人对一个８０岁老人的期冀，也是一之同志离世前一年和我的最后一次交流，让我终生难忘。

一之同志为作者写下上面墨宝，作永生存留。

今天，一之同志永久地离开这个世界已经一年有半，他的生命定格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一个方龛里。但是，他的一些往事总是让我难以忘怀。他鞭辟入里的讲话、高超的领导艺术、追求真理的精神和刚正不阿的品格永远地占据着我心之一角，他注定是我一生中少数几个不可忘却的人之一。因此，冒着难以忍受的酷热，写下如上文字以缅怀之。

惠长林

２０２４年９月７日 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