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名湖情思

张传桂

北大未名湖。

每当想起母校北大，首先浮上脑海的，往往是那挺拔俊秀的博雅塔，柳枝婆娑的未名湖。在北大学子的心目中，这“湖光塔影”便是母校的象征。

早在金代，燕园就已是京郊著名的风景区。民国期间，这里成为燕京大学的校园。1952年燕京大学并入北京大学，北京大学从皇城根下的沙滩迁入燕园。从此，“湖光塔影”便逐渐代替“红楼”，成为北京大学新的象征。

北大之大，偏不在门大。按照现代人的观念，北大的正门西校门似乎显得小了些，刚刚驶得进一辆轿车。然而，那中国传统古宇殿堂风格的建筑，朱漆的大门，蓝底金字的匾额，雄峙两旁的石狮，那民族意识积淀后的古典与雍容，让人感到庄严，神圣，肃然起敬。

步入西校门，眼前豁然开朗。潺潺流动的溪水，横跨溪水的娄兜石桥，高高耸立的华表，绿茵似毯的草坪，疏枝弄影的花木，掩映在绿树丛中的一座座古宇殿堂风格的建筑，红柱，白墙，黛瓦，彩绘斗拱，古朴庄重，大方明朗。给人的感觉，似是步入了人间仙境，又像是进入了神圣的殿堂。好一块产生思想伟人的东方圣地，好一派中国最高学府的醉人景象。

沿林荫小路东行不远，便到了未名湖。说到北大，人们会很自然地想到未名湖；而说到未名湖，人们也会很自然地想到北大。未名而有名，有名而未名，以未名而闻名天下，她的称谓本身，就体现了北大历代师生对名与实的思辩。未名湖原是清代大臣和珅的私产，历经数百年岁月积澱，犹如镶嵌在北京大学的一颗启明星，以她特有的灵秀之气，抚慰启迪着一代又一代北大人。

每次回到母校，我都会流连于未名湖畔，久久不愿离去。我喜欢欣赏未名湖的景色，更欣赏湖边的莘莘学子，他们或安坐于湖畔长凳，或掩卷伫立于湖边，或者是在绕湖缓步慢行。每当他们从我身边走过时，我内心会泛起一股敬意，会不由自主后退两步，似乎是在为他们让路。湖边的绿柳翠影当中，偶尔会响起的朗朗的书声，而在临湖轩或东石舫等处，则能听到学子们的激烈辩论声……使命与责任，理想与抱负，青春的躁动与期许，与那湖、那塔、那舫、那亭，融汇成一种浓浓的氛围，令人陶醉。每念及此，我内心便会泛起几许遗憾之感。

北大未名湖畔。

1970年8月，我作为首批工农兵学员进入北大中文系。在那个特殊时期，我们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上”为轻，“管”次之，“改”为重。大学要改造，教育要革命，这"上、管、改"就成了某些学员监督老师改造的尚方宝剑，成了戴在在教师头上的"紧箍咒"。说到这里，我不由想起京师大学堂时"请大人上课"的趣闻轶事。当时，京师大学堂的学生多为官员或举、贡、生、监等旧式学生。如仕学馆、进士馆的学生，来上课时均带着随从听差。每到上课时间，各房中便响起一片"请大人上课"的声音。上体育课就就更热闹了，操场上时不时传来"大人，向左转"、"大人，向右转"的喊声。我们打倒了封建地主阶级，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孰料"文革"革除了北大科学与民主的校风，革出来个先生怕学生。

先举一例工农兵学员念"紧箍咒"的事。有一次，是彭兰老师的诗歌赏析课。彭兰老师当时已年逾五旬，可讲到兴起时仍禁不住激情奔涌，如入无人之境，摇头晃脑，抑扬顿挫，平平仄仄，朗朗上口，甚是好听。我们正听得入迷呢，后排有位学员却发出了嗤之以鼻般的冷哼声。那冷哼声并不算太大，却如同是一声炸雷般惊得彭兰老师目瞪口呆。她站在讲台上讲也不是，不讲也不是，一会儿擦擦眼镜，一会儿拭拭眼睛，神情尴尬之极。过了老半天，才回过神来似地说："我讲课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学员们多多批评帮助。"自然，批评是跑不掉的。下课后，那位哼念"紧箍咒"的学员尖锐地指出，"这既是个感情问题，也是个立场问题，更是一个用什么样的世界观影响工农兵学员的问题。对封建文化，我们的任务是了解它，批判它，而不是欣赏它，赞美它。"彭兰老师只讲此一课，便被金猴奋起的千钧棒扫下大学的讲台。

再举一例工农兵学员睁大"火眼金睛"的事。有一次，是吴组湘老先生的课。吴组湘先生三十年代就在文坛崭露头角，曾被冯玉祥将军邀为幕宾，实为冯玉祥将军的文化教员。在北大中文系，吴老先生以治学严谨而享有很高的声望。可是，没想到他刚刚打开讲义，就被一位火眼金睛的工农兵学员发现了问题。原来，吴先生的讲义中，有一部分是发了黄的旧讲稿。这还了得？"文革"如此深入彻底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斗、批、改运动"如此深人彻底地肃清旧教育的流毒，你吴组湘胆敢将"文革"前十七年封资修的黑伙夹带进新大学的课堂，公开向工农兵学员兜售封资修的东西，这不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与教育革命唱对台戏吗？说话到这里，大帽子已经够可怕的了，可有的学员仍不罢休，接着又用上了人身攻击的语言："这就叫狗嘴里吐不出象牙。这些老家伙，一肚子的坏水，又冥顽不化，怎么配给工农兵学员上课呢？他们早该退出历史舞台了。"就这样，吴老先生又带着他那发黄的旧讲义，"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1973年6月大学招生时，采用推荐与考试选拔相结合的方式，发生了张铁生交白卷事件，成为当时社会关注的焦点。‌‌在此后开展的所谓反击"右"倾回潮运动中，北大、清华搞了一场考教授的闹剧。我们系里有学员被选拔为监考官，将学生管先生这一亘古未有的闹剧推向了高潮。据说，发的通知说是开座谈会。结果，许多教授、副教授以为真的开座谈会，真的拿着笔记本去开会。到了后才说：今天是突然袭击，给你们考试，而且是数理化考试。结果，不及格的占90％以上，许多教授以拒绝参加考试或交白卷的方式进行了抵制。我们系的"监考"学员回来后，扬扬得意的渲染考场的见闻，说老教授们如何"像热锅上的蚂蚁"，如何"急得抓耳挠腮"，如何"愁得双眉紧锁"，如何"垂头丧气"、"丑态百出"，等等。最后，以胜利者的口气大声说：要破除对老教授们的迷信，他们没什么了不起，他们在咱工农兵面前照样交白卷。

应当说，我们大多数的学员对先生们是尊敬的。但是，在我们与先生们之间，总是有一种隐隐的距离感。许多年了，每念及此，心里还颇觉遗憾。

本人于2019年重返母校时在未名湖畔留影。

我个人感受，那是一个不太敢讲真话的年代，或者说是不能随便讲话的年代。即便是工农兵学员之间，人们也是层层包裹,公开场所说的话，与私底下说话的往往是不一样的。即便是私下说话，如果不是知心朋友，也是会留有余地的。如果说话太随便，就有可能祸从口出，惹上麻烦。

我们文学专业有三十几人，其中有六位解放军学员。有位名叫郝潮泉的学员，战士，河北人，1968年入伍，来自63军。郝潮泉是烈士子弟，他的父母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了，他是由父母的战友抚养长大的。郝潮泉高个子，大眼睛，白净脸，平时爱说爱笑，有点大大咧咧，看上去不够老道的样子。他开会时爱说几句怪说话，发几句牢骚，平日里说话很随便，不着调，同学们便给他起了个外号：“郝操蛋”。别人的外号，多是私下叫，而他的纠号，我们则可以当面叫。听到同学们喊他“郝操蛋”，他从不计较，还会开心地笑笑。大概是在学业过半时，我们文学专业到房山县周口店“以社会为工厂”，住在一家规模很小的工厂里，印象中应该是家社办企业。那次社会实践活动，我的印象很深，参观了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和山顶洞人遗址，对原始人类的进化及猿人时代的社会生活状态，有了一个深刻而具体的了解。就在此次活动结束，同学们开开心心地回到学校以后，突然间传出消息，说郝潮泉同学要离开北大回部队去，而且说走就走，第二天就那样走了。我当时感到稀里糊涂，就去问班干部尹良兵同学，尹良兵告诉我说，这小子调皮捣蛋，给工农兵学员抹黑，被学校给退回去了。至于被退学的具体理由，尹良兵没有说，我也没有再问。据说，郝潮泉回到部队后，当年即退伍回到石家庄，被安排在基层派出所，当了一名片警。

我的另一位同学张建中，则因为说话不小心，私下对人吐露真言，落了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当时，已经离毕业没几天了，留校学员的名单已基本确定，张建中因为各方面都比较优秀，被系里列入留校任教名单当中。而就在这关键时刻，我们文学专业有位学员向系党总支和军代表揭发了张建忠，其罪名是私下议论攻击江青同志及中央领导。这位学员与张建中是上海同乡，大概是由于这层关系，至使极为精明干练的张建忠放松了防范,竟在和这位同乡学员闲聊时,发泄了几句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的不满。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位学员立功心切，急于表现，告发了张建忠。　　

次日清晨,我们班的全体党员，被紧急召集到教室，召开支部大会。支部书记神情严肃地宣布，张建中攻击中央领导同志，性质特别严重，属现行反革命，校方建议文学专业党支部立即开除张建中的党籍。说罢，让大家举手表决。当时,我的脑袋一阵发懵，因为精神过于紧张，感觉身体有些发抖。别人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清，反正我是一声没吭。但是，当看到别人举手时，我也跟着举起了手。前后不到几分钟的时间，便终结了张建中的政治生命。接下来，便是将张建忠交由校方处理，在批斗大会上，当场宣布开除校籍，押送回原籍，交由贫下中农监督劳动改造。

张建中出生在上海崇明县农村，1965年入伍，在北海舰队服役四年，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69年退伍回乡，1970年入北大为工农兵学员。张建忠同学肯吃苦，爱钻研，性格开朗，待人热情，学习成绩优异，是同班同学中的佼佼者。他个头不高，体型偏瘦，同学们便按照《沙家浜》中的人物形象，给他起了个外号：“刁小三”。张建忠同学毫不忌讳，同学经常直呼其为“刁小三”，他听到后照样答应，还会开心地笑笑。没想到，就在即将毕业的前夕，就在1974年春节即将到来之时，竟然一夜之间被彻底打翻在地。虽然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得以平反，但那心灵上的创伤，恐怕却是永远难以抚平。那五年劳改中丧失的青春岁月，恐怕也是永远无法弥补。想到这里，我为那个时代而遗憾，为张建中同学而遗憾，也为自己在表决时举起的手臂而遗憾。

本人于2019年重返母校时在未名湖畔留影。

此文原载本人作品集《登高望太平》，海风出版社，1999年出版。2020年2月27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