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鼎章照相馆的前世今生

阿元

      天津鼎章照相馆的前身是恒昌照相馆，最初由广东人黄国华于1875 年创办，开设于英租界麦加利银行对面紫竹林48 号，为二层西式洋楼（见图1，仝冰雪收藏）。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后，恒昌照相馆暂时停业。1901年，原恒昌照相馆技师宁波人王子铭接手照相馆，迁至估衣街归贾胡同内改名为“鼎昌铭记”照相馆继续经营，业务发展顺利。1905年为了扩充业务，再次将照相馆迁移至日租界旭街司庆茶园西首（今和平路24号），楼上设鼎昌照相馆，楼下设鼎昌洋烟公司。1909年王子铭病故，由其子王祖宋接替，因其外行并不善经营，业务亏损，于1911年停业出兑。次年，由该馆职工王润泉邀请士绅郑良棠出资400元接手，改名为鼎章照相馆（见图2，拍摄于1917年天津大水灾期间）。

       鼎章照相馆于1912年春节正式开业，王润泉自任经理，职工有李耀庭、孙寿山、殷国柱等，均系王在鼎昌时所带出的徒弟。开张时正值春节，顾客踊跃。但不久发生了壬子兵变，东家郑良棠的中英药房遭到抢劫，遂停业返回宁波原籍。后来郑良棠无意经营，由王润泉接手。王重新邀集新股东10人，集资1200元，增添设备，改进技术，业务越来越好。鼎章将一部分平房翻盖成二层楼，成立第二摄影室。又将北房翻盖为新式三层楼房，成立第三摄影室，可容百人左右的团体合影。经营规模和盈利能力逐渐在天津照相业独占鳌头。

       1924年12月4日晨，孙中山先生应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之邀从广州抱病北上来到天津，讨论国事，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两大号召，同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等作斗争。鼎章照相馆的摄影师慕名前来，想为先生留影。先生当时正好要去拜访张作霖，就在汽车旁拍下了那张著名的照片（见图3），后来先生病逝（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这张照片也成了先生生前最后一张照片。拍下这张照片的摄影师叫李耀庭，是当时鼎章最好的摄影师，同时也是当时摄影界的大腕儿。后来天津当时留下来的很多照片，像天津水灾、天津赛马等历史照片，都是出自李耀庭的镜头。

       鼎章除门市以外，还逐渐应约外出拍照，另外还开展了印刷同学录的业务。1930年，鼎章照相馆承担了《益世报》《北洋画报》的摄影工作。1932年10月1日，鼎章在华中路的分号正式开业（李耀庭担任经理），当天，京剧大师梅兰芳在长城唱片公司经理叶畏夏的陪同下，前来拍摄留影。鼎章照相馆当时为很多社会名流都拍过照片，黎元洪、梅兰芳、周信芳等各界名士都在鼎章照相馆拍过照，有的甚至专程把鼎章的摄影师请到家中拍照。1933年，王润泉与李耀庭在经营上产生意见分歧，分道扬镳，总号归王所有，分号归李所有，各自经营。李耀庭主持的“鼎章”分号更名为“中华照相馆”，中华照相馆后来失火，李耀庭获保险公司赔款后，又在法租界窦总领事路（今长春路（大沽路西））创办了“中国摄影公司”，这就是后来天津人同样熟悉的中国照相馆。

       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经过公私合营，鼎章照相馆一度改为照相器材营业部。由于经营不善，资不抵债，最终停业。后来应市民要求，老鼎章恢复摄影业务，1957年在和平区南市和平路重新开业。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习惯的变化，照相机逐渐进入人民的生活，鼎章最终还是没有逃脱停业的命运。鼎章的停业，可以说是结束了一个时代的记忆，如今大街小巷的手机更是在很大程度和范围代替了相机，属于天津几代人的回忆，也静静地印在了那些泛黄的老照片中。

       鼎章照相馆不仅是天津最早的照相馆之一，也是中国早期摄影史上的一个重要标志。它见证了天津乃至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变迁，记录了许多重要的历史瞬间和社会名流的生活片段。然而，今天我们要找寻鼎章照相馆自身的影像却很难，迄今为止在明信片上还没有发现鼎章的影像。

       近日在整理一组新中国照相馆美术封时，无意间又发现了老鼎章恢复摄影业务到停业前又一次变更名称的痕迹，特介绍如下。

      这是一组上世纪文革时期使用的美术封，我收集到的使用时间集中于1966年、1967年。封正面印制或加盖名称为“天津市东方红照相服务部”，地址是“战斗区和平路30号”（见图4-图7），用于照片的邮寄。战斗区就是现在的和平区，文革初期，各地的照相馆为了响应时代潮流，纷纷改名，如东方红照相馆、朝阳照相馆、红卫照相馆等等。同时街道和路名也多有相应改变。

       图4，1966年12月至1967年12月期间使用。

      图5，1966年12月寄出，加盖东方红照相像馆业务章，背贴普乐照相馆加印工作传票。普乐照相馆开办于1913年，据《河北区志》载：“地点在今天津中山路、黄纬路交口，为两层楼房。”1956年，天津照相行业实行公私合营，普乐也在其中。“文革”期间，普乐照相馆更名为红卫照相馆，很快失去了原有特色，生意逐渐萧条。改革开放以来，生活恢复常态，特别是民众的精神生活日趋提高，照相业随之得以复苏。单一且简单的形式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美的追求，普乐也在恢复传统，完善服务。1986年，普乐照相馆改建，成为拥有四层楼房的摄影公司，先后购进几台彩照扩印机，服务项目更加齐全，生意兴隆。

       图6，1967年1月寄出。封背加盖红卫区河北大街394红光照相馆业务章。文革期间天津红桥区改名红卫区。

       图7,1967年1月寄出。背盖卫东区建国照相馆业务章。

　　图8，鼎章照像馆相片袋，地址和平区和平路30号，由此可知东方红照相服务部就是鼎章照像馆。

通过图4至图7可以发现东方照相服务部分别与普乐照相馆（红卫照相馆）、红光照相馆和建国照相馆在照片处理环节产生了关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1966年和1967年，"红卫兵"全国大串联行动为北京的照相行业、尤其是大北照相馆带来了一个业务高峰。来自全国各地上千万的"红卫兵"涌进北京，而每一位到过北京的"红卫兵"，人人都会在离开之前到天安门前留个影。霎时间，天安门前人头攒动，大北照相馆原设在天安门前的七八个摄影点根本无法满足广大"红卫兵小将"的革命需求。当时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紧急动员全市四城有小照相机的照相馆到天安门设点为群众服务，但仍无法解决供需矛盾。于是中央命令商业部从天津、上海、江苏等地又紧急调来照相服务业同行60多人，支援大北天安门广场照相部，专门为"红卫兵小将"服务。即便如此，还是不能满足需求，为提高效率和保证第二天的照相秩序，大北每天午夜即开始为第二天的照相提前开票收费，凭票到天安门照相部照相，然后再凭票来大北领取。根据此背景情况我大胆分析，鼎章照相馆的摄影师不但被抽调进京支援大北照相馆，导致本部人手紧张，而且天津作为北京的门户，全国各地进出北京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有相当部分进入了天津，同样有留影的需求，作为天津照相业的代表，东方红照相服务部（鼎章）的业务也瞬间饱满，人手告急。为解决各地小将和群众的照相需求，此时属于国营企业的照相行业自发或在商业部门的协调下，参照北京的模式组成了天津版的团体协同工作队，为此鼎章及时定制了成系列带毛主席语录的美术封，用于拍摄后照片的邮寄处理，从美术封上照相登记时间到寄出的邮戳日期分析，大量的照片处理导致从拍摄到寄出时间往往相隔10天以上，只有在大量人员涌入天津出现照相需求时才会出现如此超长时间的处理情况，而加入此次团体协同工作模式的照相馆分别在美术封后面贴上了自己的处理凭条或加盖业务章，就是为了区分工作责任，便于照片出现偏差时进行查找处理。

由于我收集的素材有限，分析判断难免存在出入，期待有了解此段背景情况的读者反馈信息，也期待更多不用图案美术封的出现，填补空白。

参考：

1、《中国照相馆史》，作者：仝冰雪，中国摄影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

2、《天津老商业》，作者：曲振明，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1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