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哥们李金海

黄海右岸

谨以此美篇怀念并追忆我的战友李金海。

他是我众多的铁哥们中的一个。

此美篇选用的模板是一座破烂到摇摇欲坠的旧房子。它位于辽宁省街亭市某镇筷子沟村的一座废弃了的水泥厂内。1972年--1976年，做过工程二一三团一营二连三排的宿舍。它原本是水泥厂的仓库，经过工程兵们三下五除二一番改造，间隔出四个同样大小的房间，每一间房子里用木板搭起双层大通铺（建筑工程兵有的是木材）。每两个房间的中间垒砌了一座火炉+一堵火墙子之后，三排九班、十班、十一班、十二班，四十多名好汉就安营扎寨于此。

房屋坐南朝北，屋顶是一层薄薄的预制板，冬冷夏热的特征非常明显。房屋后面是一条常年干涸的河沟和一条小路。偶然有汽车通过，行驶的路经就只能是颠簸的河道。房顶上方的高架桥，那是一条高速公路，2002年才建成。

它是我和战友李金海共同住过的房屋。我住宿了15个月；李哥们住宿了3年多。

一同在这座破房子里住过的临清战友还有解树春和周百柱。

模板照片拍摄于2006年10月。那是我单独完成的一次旧地重游。

此美篇我使用的配乐是《往事只能回味》口琴版。乍一听，曲子好像很简单，其实这口琴吹奏得非同一般也。

听着此曲，回味往事，犹如在清点自身曾经掉落的一粒粒细胞，好似在回看此生留下过的每一个脚印。

我（右）与李金海战友的合影。原本是1974年拍照的一张2吋黑白照。那一年，我24岁；李金海22岁。 李金海比我小两岁，家住临清大辛庄公社黄官屯村。他的父亲在村里（那时叫大队）的一座砖窑上做事，大概是采购加销售一类的角色。李金海是家里的长子，十三四岁就开始跟随着乡邻亲戚，赶着毛驴车去山东的肥城、平阴，河北的邯郸、邢台一带拉煤炭，拉石灰，拉沙子。临清四周都是连一粒沙子都不出产的冲积平原，矿物和建筑材料全都要从山区运来。一头毛驴能拉得动的车，是临清一带农村普遍使用的小号平板车，也叫地排子车。去的时候，毛驴驾辕，人可以坐在车上享受。回返时则要人来驾辕，毛驴拉套牵引。临清距离肥城、平阴、邯郸、邢台装货的山区，差不多都有三百华里，途中自带被褥干粮烧柴锅碗，风餐露宿劳苦无比。李金海经此锻炼摔打数年，养就练成了不怕吃苦的根底。

　　我们俩都是1969年3月穿上军装到了二连二班。睡在石门沟里一顶四十多平米大小，能够容纳20个士兵睡眠的毛毡帐篷里。

1969年4月， 我和李金海一起到二班的时候，我是19岁，李金海是17岁。

二 班 的 战 友

我们二班的班长叫牛少泉，四川巴中人，1966年入伍；

副班长叫汤占海，1968年入伍，黑龙江省泰康（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人；于东明，河南扶沟县人，一九六五年入伍；
庞林学，昝X X（这个姓很稀少，所以记住了，名字我忘记了）两人与汤副班长同乡，同年入伍；
五个老兵（如果一年前入伍的也算老兵的话）以外是我们五个新兵：张义和，计有库，周永河、李金海和我，一共十条好汉。
牛班长的铺位在帐篷的门口，躺下睡觉与一班长岳福祥对着脑袋，中间相隔着一米的过道，帐篷的门口有风，起夜的人过来过去会弄出动静，班长的卧榻设于斯，体现了班长吃苦在前的精神。汤副班长的铺位在最里边，这样的安排符合军规。
牛班长的身材不高，但很强壮。和多数战友比，他算是比较胖的，但他的身上没有脂肪，粗壮的腰身与双臂全是肌肉。四川山里人惯有的罗圈腿，大腿粗，脚腕子细，腿肚子圆圆鼓鼓的，爬山行军不在话下，干起活来又快又利索，一人能顶两三个。
副班长汤占海面皮黑而粗糙，面部有一颗大而鼓的黑痣，身体单薄，干起活来却也是一付拼命的架势。

二班的士兵们在山洞里干活并不都是和牛班长汤副班长一样卖力。老兵于东明，入伍四年多，连个副班长都没混上，身体也不强壮，只能干一些看道头、扳道岔的活儿。
庞林学与昝X X，入伍刚一年，就已经确立了不求上进的格局。他俩只想混够两年的服役期，然后平平安安地回家，好歹闹一个退役军人的身份。在山洞里干活的时候，他俩出工不出力，拿着一把铁锹比比划划，直腰歇息的时间比弯腰干活的时间还长。有时甚至不穿工作服而是身着干净的军衣，纯属装一装样子。天气不好或心情不好，俩人就推说头疼腿疼肚子疼，赖在帐篷里泡病号。

庞战友不仅干活偷懒泡病号，一天到晚还牢骚怪话风凉话挂在嘴边，牛班长拿他也没有一点办法。这真是人要论了堆，天王老子也找不到容器盛下他。汤占海副班长与庞战友是老乡，同年入伍，不仅当上了副班长，还入了党，伶牙俐齿的庞林学便随时随地对汤副班长讽刺挖苦，语言刻薄尖酸。遇到这样的情况，汤副班长只能一笑了之，并不与之较真。

不久我发现，庞林学表面上能说会道，其实他的所作所为所说，全是他同乡昝某的主意与驱使，庞战友认为自己很聪明，其实只是一只头脑简单的学舌鹦鹉，一个被人操纵的枪头。
昝某面白，体态微胖，较为特殊的地方是他的两片眉毛的上角都拧在一起，形成两个螺旋----俗语通常称之为“穴”。据说这样面相的人都“难斗”，也就是工于心计。昝某果然是为人深沉，话语不多。我与他相处不到三个月，印象中他的主要任务就是给庞林学装药，然后庞战友就放了一炮又一枪。

经常和庞林学、昝X X应答唱和的是一班的士兵王福申。一班的弟兄与二班住在一个帐篷里的对面大通铺上。他仨既是黑龙江泰康老乡，消极服役的态势也非常一致。稍有差别的是那王战友高兴的时候，干活儿还是挺出力的。

如果某一天，赶上他们三个兴致高昂，大清早众人起床开始整理被褥内务的时候，仨人就会神采飞扬地大谈特谈夜间跑马（遗精）的经过与感受。他们评论跑马经典的过程几乎都是睡梦中遇到了年轻的美女；最经典的总结性语言是：

“真TMD太可惜了，这么多好孩子，没见到妈妈的面就全都牺牲啦！”

如果夜间跑马的是庞战友，他就会以夜里跑马体力消耗太大而请假不去早操，也不去山洞里干活。

牛班长多次私下里叮嘱我：不要受庞战友他们的影响，不要计较庞林学与昝某的消极落后。大概这样的谈话，牛班长与其他四位新战友也都进行过。
生活很苦，干活太累，1969年的新兵也出现了分化，有的新兵也开始泡病号了。一班有个吉林东丰县的新兵叫郭林华，听东丰老乡说，他在家时给生产队放牛，每天把牛群赶到山坡上，他就溜回家去找他新结婚的嫂子唠嗑。他那在生产大队担任民兵连长的哥哥怕被吊儿郎当的弟弟抄了后路，就利用自己的职权把郭林华送到军队里当了兵。郭同志到了二连一班不久，或许是在家放羊放牛懒散惯了，受不了搬石头的劳苦，或许是还惦记着自己的新嫂嫂，准备尽早回家去，就也开始磨洋工泡病号，三天两头赖在帐篷里不去山洞里干活。
郭战友好像认为自己长得很英俊，每天要用很长的时间照镜子。他有两面镜子，其中大的一面直径有十几公分。这样大的镜子在男性士兵，尤其是男性工程兵中肯定是尺寸最大绝无仅有的。郭战友用镜子把自己的脸照了又照，反复照的结果是对自己的英俊又不是那么自信。他的脸上有许多雀斑，还有几颗黑黑的痦子。不知道他从哪里学来一种去掉痦子的窍门：把废旧干电池外面的锌皮挖一个洞便可以挤出一些硫酸的乳化物。用针刺破痦子的表皮，将硫酸乳化物涂抹在流出了鲜血的痦子上，过几天，痦子就会自行干瘪脱落。只是等候脱落的几天内，痦子周围会有些红肿，有些疼或有些痒。郭同志对着镜子给自己做过手术后，脸上便有多处红肿。

扯远了，不说郭林华的痦子了。他只是当上了工程兵后不敬业的士兵之一，和我们一起到部队的新兵，因为苦，因为累，决定开始泡蘑菇，准备混满了服役期就回家的还有不少。临清老乡也有几个，多是家在临清城里的“非农业”，服役期满后回家就能安排去工厂工作的。

我们二班的另外四个新兵：张义和，计有库，周永河、李金海也都和我一样，不仅没有如同郭林华一样撂了挑子，而且一个比一个决心大，一个比一个干劲足。牛少泉班长对我们五个新兵的表现很满意。我们二班在山洞里作业时，五个新兵都抢着干重活，牛班长欣慰地说：
“以后有你们干的！”
在山洞里运渣，最重的活是抡大板锹往车斗里装石头，一开始还没什么感觉，装了几十锹，腰部就又酸又疼。牛班长知道抡大板锹是运渣班士兵的基本功，不论你在家时是耪大地的农民还是当过搬运工、煤矿工，腰部的力量比起常年抡大板锹的工程兵都要差得远。在车斗左边与在右边抡大板锹，身体各部位用力不一样，大家就经常调换位置，尝试最适合自己的姿势。干再粗苯的活也有技巧在其中。把我们五个新兵培养成强壮胜任的工程兵战士，是牛少泉班长的职责。
跟随牛班长在山洞里运渣干了十几天，我原本不算强壮的腰部与双臂不再酸疼，全身的主要肌肉块都有一种快意的肿胀感。我尽量抢着抡大板锹。最初我坚持装满一辆小铁皮车，腰部酸疼得就受不了。现在装满一大翻斗车也不用停下来直腰了。木壳翻斗车的容积是铁皮车的数倍。我抡过一阵大板锹，张义和、计有库、周永河或李金海一如既往想要替换我。我发现牛班长在偷偷地向他们使眼色，示意他们推迟轮换我的时间。牛班长有意让我多抡一会大板锹，他要进一步锻炼我的腰身，我的双臂，我的整个身体。看来牛班长非要把我培养成一个象他那样身强力壮的建筑工程兵战士不可。
张义和、周永河、计有库都来自吉林省东丰县。
三人中计有库最为朴实，长相很像一个农民，没有说话就先笑。听别人说话，不论值得不值得发笑他总是回报以笑，并笑出声来。他喜欢吸烟，烟瘾很大。他让家里给邮寄来很大一包旱烟叶，味很浓很重叫关东烟或蛤蟆烟的那种。计战友的家里可能比较穷苦，起码是卫生条件比较差。有一天，连队的理发员给他理发，发现他的头发里有很多虮子。虮子乃虱子的卵也。头发里有这么多幼儿，他衣服被褥里肯定潜伏着很多的成虫。理发员立马给他理了一个光头，理下来的所有碎发用报纸包起一把火点燃。大家帮他把衣服被子都用开水洗涤了一遍，以免那些懒懒的寄生虫传染给他人。
张义和是初中毕业生，除我之外，他是我们一排文化程度最高的士兵，这样文化水平的人来到军营里，应该是有一些抱负的。

周永河的个子比较高，红脸膛；干活非常麻利；沉默寡言却性子急；文化不高心计却慎密。

工程兵山洞施工现场。 五好战士

　　军队的“五好战士”与“四好连队”，是一九六零年十月，林彪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决议提出并开始实施的。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在解放军里担任过职务，服过兵役的人，可能都会认为评比“五好战士”与“四好连队”的时期，是和平年代解放军军纪最好效率最高最有战斗力的阶段。毫无疑问，林彪带兵还是有其独到之处的。
　　“五好战士”与“四好连队”每年正式评比一次。每年的年中进行一次初评。一九六九年七月初，我所在的二连开始了初评。只有初评入围，年底的“五好”喜报才有希望到手。刚入伍的新兵，尤其是积极上进的新兵，无不跃跃欲试，以期实现参军后的开门红。
　　“政治思想好、军事技术好、三八作风好、完成任务好、锻炼身体好”是“五好战士”的标准。
　　所谓的“军事技术好”对建筑工程兵说来，只要能拼命地干活就行；“三八作风好”，只要不吊儿郎当紧急集合能跟上队列，平时不说操蛋话尊重领导服从指挥即可；“完成任务好”，当然就是多干活干好活就行了；“锻炼身体好”，多干活自然身体也就锻炼得强壮了。这样分析的结果，需要比拼的就只剩下“政治思想好”了。
那是一个突出政治，思想工作无孔不入的时代，比拼思想好的花样层出不穷。除去学习毛主席着作写心得笔记这些必修课以外，当时在我们二连最为流行的还有三项时髦的活动：一是吃饭的时候在饭堂赛歌；二是每天晚上进行总结讲评；三是互相开展谈心活动。
在饭堂赛歌，不是比赛哪个班的歌喉，也不是比赛唱歌的技巧与学会了多少革命歌曲，而是现编现唱，用唱歌的形式歌颂毛主席，歌颂革命事业，抒发革命豪情，表扬好人好事。二班我的文化最高，牛班长就把编歌的任务交给了我。所谓编歌实际就是写一首七言四句或八句的打油诗，把要表达的意思写进去。当然了，如果能写出十二句或十六句来那就更好了。至于歌谱曲调，一般都是大家唱熟了的几个，其中一首据说是来自黑龙江的太康县，原创的歌词大意是：
“杜尔伯特大草原呀，阳光灿烂红旗展呀么胡海！贫下中牧斗志昂啊，战天斗地换新颜呀么，胡海！”换上任意多的七言打油诗，甚至押韵不押韵都没有多大关系，尽管呀么胡海地唱下去。
黑龙江省太康县又叫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因此大家都称这个曲调为杜尔伯特调，称来称去简化成了“伯特”调。后来干脆把“伯特”用与其谐音，在东北地区语言中更为通俗的“埋汰”二字所代替。赛歌的时候，把编好的打油诗书写成两三张纸条，只要是班长或其他人说一声：

“‘埋汰’调。唱 ！”

全班同志就心领神会，整齐地胡海胡海地吼上一阵子。
吃饭时赛歌，让整个饭堂都处于亢奋的状态。时常有洋相表演出来，歌声笑声混成了一片，肯定能提高食欲。不好的是胡海得多了，延误了吃饭的时间，饭菜会变凉。
每天晚上熄灯号前半个多小时，是总结讲评的时间。全班一天的工作，每个人表现得是好是坏，发生了哪些好人好事，哪些方面做得不好，全班十个人都要发言总结或讲评。哪个好，哪个坏，都要真枪真刀一五一十地说出来。表扬别人就像给人以廉价的蜜糖，自己的内心也会沉浸在甜蜜中。
在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时，容易做到的是自我批评。不管做过好事还是错误的事，把自己贬上一通，再挖一番思想根源，顺嘴就可以说出。如果要横挑鼻子竖挑眼地批评别人还真有点儿抹不开面子。再说，你如果今天批评这个明天批评那个，把班里的人都得罪了，那还有你的好吗？但是晚上讲评时重点强调的是“革命同志之间要勇敢地开展批评”，以达到真正帮助同志的目的。如果只能开展自我批评，而不能开展对他人的批评，就会被戴上一顶“思想斗争中顾虑重重”的帽子。
如何既能让同志们感觉到自己是敢于使用批评这个思想斗争的武器而又不伤和气呢？内中的诀窍颇费心思。我在临清一中连读书带参加“探索”六年多的时间从来没有演习过这样的招数。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尝试与思考，我逐渐有了一些心得，概括起来无非是两个要点：一是开展批评说话直来直去，多多地用毛主席的话来对比；二是举证讲例子说细节时要避重就轻，不要让战友真正感觉到疼。
至于开展谈心活动，如果抛开虚假避开时髦抽象的政治概念，那倒是一个锻炼与人交往的时机。全班的十余个战友自然会有亲疏。和每一个战友谈心，态度都要尽量地诚恳，至于交谈的内容，一定是亲疏有别的。譬如我与临清老乡李金海，过去虽然不认识，一下子分到一个班，关系自然很快地密切了，凡是涉及到班里的事情，我们俩之间的沟通可以做到无话不谈，有些事情必须反复分析，详尽了又详尽。

枯燥的所谓政治思想好的话题啰嗦了这么许多。

这不就是要每一个年轻的士兵变成虚伪撒谎的伪君子吗？

我对这样的疑问者回怼道：不虚伪能算是政治思想吗？

年中“五好战士”的评比开始后，我和李金海反复分析了班里十个人之间的力量对比。分析来分析去，我们俩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一人一票推举的话，我们俩实际上是处于劣势的。无论我们俩在山洞里如何拼命干活；如何认真地整理内务；如何努力在吃饭的时候写打油诗；即便牛班长和汤副班长能够肯定认同我们俩的表现，这些都无法克服地域鄙视地域亲疏的观念。来自黑龙江的庞战友与昝战友无论如何也不会投我们两个山东兵的票；而来自吉林东丰县的新兵是三个人。他们既是我俩的竞争对手，数量上也比我俩占优。到时候我俩和吉林东丰的三个新战友如果真枪真刀地一票一票地争起来，最多也就是弄个平手。
我们俩商量来商量去，得出的结论都有点儿悲观。最后，李金海提议：到评比的时候，我们俩要尽量地最后表态。李老弟认为这样做比较主动，前面发言的人会因为寄希望获得后面的赞成票而把赞成票投给后表态的人；后发言的人则可以更全面地权衡每一个人所得到的赞成票数，做到有的放矢。没想到文化程度很低，年龄比我还小的李金海战友思路竟然这样地慎密与老练，不由得让我对他刮目相看。

一九六九年中“五好战士”初评的结果，我们二班被评上的是“汤占海、张义和、李金海和我。牛班长是最后由连里给平衡上的。很显然，在评选过程中牛班长和汤副班长为了把我与李金海评上，费了心思，做了工作。作为班长副班长只有主持公道才能把全班搞好。

这是我刚到二连的时候去城里照相馆拍摄的标准照。胸前的毛主席纪念章是在新兵连时统一发放的。 1969年年中初评，我和李金海都评上了“五好战士”，这让我们俩想当一名好士兵的斗志更加旺盛，只有更加努力地干，到年底才能把“五好战士”的喜报寄回家。因为和我们俩一样想法的新兵很多，以至于下工回到营房后想找点好事做都很困难。内务整了又整；到伙房去帮厨都挨不上号；老兵的衣服无论藏到何处，都早有新兵翻出来给洗干净了，包括裤头和袜子。
1969年7月13日是星期天，连队照例放假，伙房里吃两顿饭。早饭后允许三分之一的士兵请假外出，外出的士兵一律要在下午三点吃晚饭前归队，晚饭的主食约定俗成必然是大米干饭。
早在头一天我就找到了一件“好事”，如果完成了效果一定极佳。

帐篷群的南侧靠山脚的位置是连队的厕所：一个两米多宽，十多米长，一米多深的大坑，上面铺上若干厚实的木板，四周再用薄板围起来，顶棚是木板加油毡。
　　一百多个大肚子壮汉半年多的排泄物都积攒在厕所的大坑里，你能想象它有多少就有多少。冬季天冷的时候，秽物是冷冻的状态，气味还不会影响到帐篷里睡觉的人。夏天来了，厕所里的丰富积存时常刺激战友们的嗅觉，苍蝇也开始集会、就餐与交配。我设想的“好事”是找几个战友，把厕所大坑清理干净。秽物运到远离帐篷的山坡上去晒成粪干，将来用于那些刚开垦出来的菜地里。我知道这样的“好事”肯定早有人考察过，大概因为它太艰巨了，所以一直没有人动手。
从风钻班借来几双高筒雨靴，双脚蹅在一尺多深的黄色褐色黑色的粘稠物中，鼻子完全麻木，眼睛被沼气、氨气、硫化氢的混合体刺激得流泪。在那大茅坑里挥舞铁锨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出现一个遐想：有过今天的体验，人还有什么干不了的脏活儿吗？
就描述这么多吧，再说多了，读者你的嗅觉都会突然过敏起来。
开始是我和李金海等四个战友干，后来又有三四个人加入进来。几个小时后，厕所里里外外都清理得干净。去沟底的积水里洗涮了雨靴，换掉溅满了污物的衣服，身上的臭味依旧厚重。
就在我清理战场的时候，连部的通讯员找我，说是连长要我去连部一趟。我赶忙跑步去了连部。连部里只有吴连长一个人，他通知我：明天去营部报道，调到营部“镜视班”去学习“镜视”。吴连长叮嘱我说：
“去那里后好好干，不要给咱们二连丢脸。”
我一下子惊呆了，无比的喜悦充满了我的大脑。如果能够找到相似的感觉比拟，古代的穷秀才考中了状元；边远的小吏被调往京城；近代的知青回城就业；贫苦山村的学子考上大学，欢喜的心情不过如此。
下午三点，全连的战友在饭厅就餐，大米干饭和带肉的炖菜。大家都端起饭碗的时候，我们的牛班长站起来发言:
“今天我要表扬我们班的臧宝兴他们几个。他们星期天放弃休息做好事。至于做的什么好事，现在大家在吃饭，我就不说了，反正大家的鼻子早就闻到了。”
餐厅里一阵笑声。牛班长接着说：
“我还要说的是，臧宝兴已经接到了调令，明天他就要离开我们二连，离开我们二班。离开前他还坚持做好事，坚持站好最后一班岗，更应该值得表扬。”
牛班长的一席话，赢得了一片掌声。很明显，掌声是战友们送给我的。
我就这样离开了二连，离开了二班，离开了我的牛班长。

虽然我和李金海在二班相处仅仅两个多月，战友的感情却相当深厚。我离开二班调往营部经始班，最感到失落的就是李金海老弟。过了一年，李老弟加入了共产党。随后他被调到了炊事班。“应急施工”期间，二连在施工现场的洞口旁设立了一个简易厨房，专门给上夜班的士兵们做夜班饭。李金海主动要求去山上值夜班。士兵们的夜班饭很简单，就是把大伙房晚餐剩下的高粱米饭，加上点油盐葱花炒热。不久，李金海炒的高粱米饭成为二连士兵们交口称赞的美味。李金海炒出来的剩高粱米饭，米粒一个是一个的，嚼在嘴里很香。我夜间去附近的工地测量，多次去李金海那里混一碗饭吃。李金海的手艺真地很好，剩高粱米饭到了他的手里就改变了味道。我问他有什么独门绝技。李老弟笑嘻嘻地回答我：
“炒个高粱米剩饭还有什么诀窍门道？尽管多放些油和葱花，火也不要旺，多炒它一会儿就行。”
李金海老弟既能吃苦，做事还很有耐心。

山上的伙房撤销后，李金海还算是二连炊事班的人，工作变成了饲养员，负责养猪的饲养员。连队还有一个饲养骡马兼赶马车的饲养员，大家对他的称呼是车老板。
连队人多施工活儿重，营养要跟上。外来的副食供应，解放军再优先，也是有数的那些。增加营养主要靠养猪。每个连队饲养的猪很多，一般要有一百二三十头，饲养员却只有一个。那时没有猪饲料，猪食全靠饲养员加工准备。饲养员每天要煮两大锅猪食，然后还要把一担担猪食挑着倒进猪食槽里。猪食的内容，和那时的农家养猪差不多。把伙房剩下的萝卜缨子，白菜梆子，糊了的锅巴，馊了的剩饭，战士们从山上采摘的野草野菜剁碎，加上麸皮谷糠和粉碎的玉米，烧火煮熟，凉凉后再给猪喂食。饲养员还要清理猪的粪便，还要帮助猪配种接生甚至喂奶，除去睡觉（夜间若有老母猪临产，就整夜都不能睡）一天到晚甭想有一点儿空闲。
这样的饲料，这样的饲养方法，生猪存栏的时间很久，一般都在一年半甚至两年以上。土法土养的猪屠宰后，猪肉非常好吃。如今再想吃到这样美好的猪肉，恐怕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了。
东北的天气冷，冬天，猪只吃食不长肉。天气冷，猪肉在常温下也能长久地保存。所以每年大雪的节令一过，就到了连队杀猪的时间。猪栏里凡是一百多斤以上的呆货，全部都要命归西天，常常是一气屠杀三四十头。猪肉一扇一扇地吊在一间冰冷的屋子里，浑是一座天然的小型冷库。炊事班需用，随时去砍上它一刀。杀猪的时候，总要留下一头最肥胖，最健康，长势最好的冠军猪，再精心饲养它半年多，待到纪念八一建军节的时候就拿它祭刀----这是工程团一营的第三百零六条军规。

说到这里，看官一定会认为做连队的饲养员是一件很辛苦的差事。此言不假，若放到其它的军种，其它的部队，哪个士兵情愿担纲生猪饲养员的角色？即便有士兵服从这样的安排。喂养一百多条大大小小的猪，七八头老母猪，可能会使用五六个，甚至是一个班的士兵。在我们工程兵的连队，因为劳动强度超极限地大，山洞里潮湿危险，饲养员就成了士兵们非常向往既清闲又安全的岗位。李金海是费了一番功夫才争取到此等美差的。

李金海担任饲养员之后，除了喂猪以外他还给自己增加了做豆腐的工作。豆腐渣可以直接喂猪，只是更忙更累了一些。做豆腐的手艺技术，多是农村士兵带到军营里来然后一茬一代地传承下来的。经过内行人的几次现场指导，李金海就自学成才了。实践了数次，做出来的豆腐滑嫩可口，丝毫不次于老字号豆腐房的产品。
我曾多次到他做豆腐的工作间帮忙。磨浆用连队饲养的那头毛驴拉动石磨，人不用费多大气力。比较麻烦的是用一块大布过滤豆浆，需要不停地转动加摇晃。另一个麻烦事是熬煮豆浆时要不停地用锅铲搅动并往锅里抛洒刹沫油，防止糊锅和逾锅，真地是要手疾眼快，手忙脚乱一阵子。相比之下，往熬煮好的豆浆里搅拌卤水液，把凝固成豆腐脑状的白色块块包裹起来置于漏水的木箱里固定成型，那就悠闲多了。
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李金海做豆腐的工作车间，和我们经始班的平房宿舍遥遥相望，中间隔着一条路和路边干涸的沟。李金海做好了豆腐，远远朝我住的方向挥挥手。我看到了，即赶过去，一大碗热呼呼的豆腐在等着我，碗里已经浇上了酱油。那是李金海唯一能搞到的调味品。
喂猪加做豆腐，已经够李金海战友忙的了，但他还不满足。他想让自己的工作好上加好，多上加多。豆腐皮是东北城乡普遍食用的豆制品。
加工豆腐皮与做豆腐的前半程工艺完全一样，只是最后要把卤水和豆浆形成的豆腐脑状物，平铺到一层层白布中间，再施以很大的压力，让其中的水分几乎全部都挤压分离出来。技术好的豆腐房师傅，做出来的豆腐皮和纸一样，又薄又均匀。
包裹豆浆块的白布好解决。把水挤压出来的木制框架，虽是民间创造制作，却包含着轮轴、杠杆和契形等多项力学原理，结构煞是复杂。李金海去老乡家观摩了几次，借来了几件简单的木工工具，从木工场找来几根柞木杆子，日复一日，硬是把一架简易原始的压力机（器）做了出来。试用一下，效果良好，二连的食堂里除了经常能吃到豆腐，豆腐皮也成了军官士兵们的盘中之物。创出做豆腐皮的业绩，李金海老弟在工程一营是唯一的一个。 这张李金海送给我的照片，是他借用某个军官的配枪摆拍的。时间大约是1971年。 我再次回到二连的时间是1973年11月。 我扛着背包步行一百五十或一百八十米，去二连连部报到。四年半之前，我离开二连的时候，吴荣发连长叮嘱我：一定要好好干，不要给咱们二连丢脸。如今我却灰溜溜地又回来了，可以说我丢了二连的脸。这个脸是怎么丢的？我自己也不清楚。
二连的人员变化很大，我离开时的十三班长贾廷成现在担任了连长；原三排长赵德臣任指导员；司务长邵元明任副指导员；陈发全副连长是一连来的。和我同年入伍的战友已经退役了大半，仍然留队者，有的已经被提拔为军官，最不济的也都担任了班长或副班长。比我晚入伍一年或两年的战友担任班长的也大有人在。
贾廷成连长接待了我。贾连长说：
“你的情况我们都了解。不是你没有干好，是因为有特殊的原因。”
“不就是入个党吗？有什么大不了的。你回二连了，只要好好干，一切就都容易了。”
哪位领导如此直截了当地和我谈过话？我一时激动得热泪盈眶。
贾连长和我谈过以后，我就成了二连十一班的一名战士，一名已经服役快五年的老战士。 党小组长李金海

　　我到十一班的时候，李金海担任九班长，党内职务是三排党小组的组长。同样的模式，一班长，五班长，十三班长，分别是一排、二排和四排的党小组长。这个李金海，就是五年前我在二班时的那位铁哥们李金海。

　　担任党小组长的班长，虽然不属于军官，他的职位基本上相当于副排长，话语权在其它三位班长之上。排长不在的时候，党小组长理所当然地主持全排的工作。所谓主持，其实就是带领全排人马干活。

关于这栋破房屋，此美篇开始的时候，已经介绍过。 破房屋的内部。左边的窗户位置，就是我们十一班的卧室。我的卧榻在上层铺。屋顶上还留有当年隔壁墙的痕迹。 我旧地重游的时间是2006年秋天。又过了几年，使用卫星地图查看这座早已摇摇欲坠的房屋，它已经不存在了。 这位叫王立彬，哈尔滨人，1949年出生。我到二连十一班的时候，他担任十一班的班长。因为常年在团部参加文艺宣传队演出。所以我与之相处的时间很短。他退役后回了哈尔滨，后到黑龙江省或哈尔滨市政法委工作，好像是一个处长或副处长。此照片是我2010年夏天，去漠河旅游过路哈尔滨时，一起聚餐间隙拍照。 这张拍摄于1973年春节前后，丹东新兵连的照片，其中有3名十一班的新兵：前左1，杨天佑，辽宁庄河人；后左1，辛光学，四川巴中；后右2，于峻岭，辽宁大连。 时过境迁，四年半以后我又和李金海老弟走到了一起。当年，我是他的老乡老大哥，很多事他都请教我，听从我的。现在，他成了我的领导。如果说党小组长就相当于副排长的话，李老弟完全可以指挥着我干这干那，我必须无条件地服从。
说心里话，我到三排以后，最让我欣慰，让我感到前面还有些希望的，就是李金海来担任我们三排的党小组长。他的职务虽低，对我入党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我知道，李老弟一定会全力以赴地帮助我走出这条华容道。

天不灭曹。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吧！


安 全 员

一九七四年春节过后，解树春排长外出执行任务，九班长李金海开始代理三排长,或者说是暂时主持三排的工作。
虽然有李老弟为我保驾护航，如此不利的势态之下要想杀出重围，争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翻盘，实现加入共产党的愿望也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尤其是在特别能吃苦，干起活儿来都不要命的二连，我必须要比大多数士兵多吃苦，多干活，更敢于拼命。
李金海班长组长代排长比我还清楚这些。他建议由我来担任三排的安全员。具体地说，是担任三排除去风钻爆破班（十二）班以外的三个运渣班的安全员。我理解李老弟的用心良苦，我接受了党小组长交给我的光荣而艰苦的任务。
按照施工现场的操作程序，运渣班进入之前，要先由一名或两名安全员进洞去接通照明的电灯，排除那些容易坠落的石头。整个工作环境符合基本的安全条件之后，运渣作业方能正式开始。
刚刚爆破过的山洞，安全员第一个走进去，里面漆黑漆黑没有一丝儿光亮。风钻班使用过的电线，爆破时或许被炸断，或许电线被炸得金属丝暴露出来，安全员要把这些电线接通。安全员不是正式的电工，连电工钳子和试电笔这些最基本的器具都没有，摸黑先找到一个灯口，拧上一只灯泡。灯泡如果亮了，就顺着电线往里摸。里面的电线有没有电，只能用手指甲盖弹一弹电线裸露的部位，若感觉到麻，那就是有电，可以继续往里摸。用手指测试电线，千万不能用两个指头去捏。手指触电，会自动合拢，那样就会把电线越捏越紧，人非电死不可。用指甲盖触电，手臂麻得哆嗦一下，手指即条件反射地躲开，身体并无大碍。
可能有人会问：你们这些当兵的真傻大胆，电源线怎么不安装保险丝呢？工程兵在潮湿的山洞里干活，破破烂烂的电线碰到墙壁石头都会短路。洞外的电源闸刀开关处如果使用可融化的保险丝，专门安排一个人站在那里负责更换维护也忙不过来，所以我们历来都是用电线替代保险丝的。我曾把这样大胆莽撞的做法，还有工程兵用指甲盖代替试电笔的创举，说与工厂里正式的电工们，听得他们只乍舌头。什么安全规程不规程，一茬茬一代代工程兵都是这么干的，要不怎么最艰苦危险的工程都交给了工程兵和铁道兵们呢？工程兵开凿山洞的施工模式，比铁道兵更粗旷，更野蛮，也更山寨版。
安全员违反常规地摆弄电线电灯还不是最危险的操作，只要小心应对，最重的损失也只是被220伏安的电线麻酥酥几次。安全员最大的危险是随时可能被坠落的石头砸伤砸死。刚刚爆破过的山洞，安全员第一个摸黑走进去。黑暗中非常寂静，水滴从拱顶滴滴答答下落的响声都能听到回音。不时有石块从拱顶坠落下来，发出咕登或轰隆的响声。谁也不知道头顶上哪块石头会突然坠落，这时安全员的命运完全是听从老天爷的意志。安全员自己其实是处于最不安全的境地。
把山洞的顶部或侧墙上有塌方危险的石头清除掉，我们叫做排险。山洞的拱顶一般要有七八米甚至十几米高。安全员手持一根铁制长竿排险，长竿要有十多公斤重。扬着头，咕登咕登地或敲击或撬动石头，体力消耗很大。比抡大锹，搬大块的石头都累人。
比照战争时期士兵的职责，安全员就好比是步兵行进时走在最前面的扫雷兵；是军队突破防线时负责扫清障碍的爆破手。董存瑞、黄继光当时扮演的正是这等角色。当我手持长长的钢钎浑身汗水呼哧呼哧排险的时候，想想自己一个已经服役快六年的老兵，还挣扎在这等最累人最危险，炮灰卖命鬼一般的岗位，心里非常地苦，甚至想痛哭。
安全员的岗位并不是专职。排完险，安装好照明的电灯后，其它战友干什么，我还得干什么，汗水一点儿也不能少流。扒渣、装渣、运渣的过程中，安全员还要随时检查拱顶上的石头，随时把可能坠落的石头给捅下来，或撬下来。若有大的险情，安全员的职责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呼唤战友们撤离或躲避。
我当上安全员后才意识到，我揽下这个差事的风险相当大。除了我的人身经常面对伤亡的危险，现场作业的二十多个士兵，也决不能发生坠石砸伤人砸死人的事故。否则，我做为安全员要承担责任，我入党的计划也就彻底泡汤了。
　　刘少奇的“大毒草”《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引用过孟子的一段话：

“故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两千多年来，孟子这段名言鼓舞激励过多少落魄落难之人？我并没有看出老天有降大任于我的预谋，老天却照样要苦我的心智和心志，劳我的筋骨和皮肉，是否太不公平了？

我那时还没有阅读过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但我不知道从哪里抄来了书中的一句话：

“人类的一切智慧都包含在这四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

等待和忍耐是我唯一的选择。我在艰苦危难中等待，再苦再难我也不能失去希望。
我深信上苍老天不会忘记我，我时时刻刻都在他老人家的关注中。
愿上苍保佑我，保佑我们三排的弟兄们，不要让我们三排发生伤亡事故。
愿老天呵护我啊，最好不要把我砸伤砸残，更不要把我砸死，电死。

我因为在安全员的岗位上尽职尽责，也因为老天爷的眷顾，三排全年没有发生任何安全事故，我被连里推荐为安全标兵，先后出席了一营和全团的安全工作表彰大会。

参加完全团安全工作会议之后，奖励给我一个日记本。算是团嘉奖一次。

当然了，象我这样的安全员二连还有好几个，除了四排发生了事故，一排，二排的那两位也应该受到表彰奖励。我之所以脱颖而出，李金海竭力宣扬；贾连长的有意提携，都起到了最关键的作用。我按照贾连长一年前对我提出的要求做得怎样，贾连长心里也十分有数。贾连长是一个讲信用的人，他是在逐步兑现一年前对我的承诺。

放大一点。 卸 水 泥

地下工程需要大量的水泥。那年代，全国水泥供应紧张，若哪家修建住宅需要购买三五袋水泥，不想办法去县物资局拿到局长副局长的批条就不可能买得到。
军队国防工程的水泥优先供应，一车皮一车皮的水泥源源不断地运了过来。给我们工地运送水泥的火车皮都停靠在小林河车站，那儿有我们营的专用货场。所谓货场，仅仅是两根不到一百米的铁轨，一侧数十米的站台，一片堆放货物的平地而已。
二连的驻地离小林河车站近。若有水泥到站，卸车的任务多数会派遣到二连的头上。哪个排山洞里的活儿不是很急，连首长就会临时安排这个排的人马去小林河车站卸货。摊上这么一个派遣，将要去卸水泥的十几二十多个士兵会很高兴，犹如额外捞到一个节假日一般。
在闹请弟兄们为什么会高兴之前，我们先算一道数学题：假设到站了三节车皮，每一节装载水泥六十吨，卸载水泥的任务是一百八十吨。去完成卸车任务的士兵共二十四人，每人需要完成的是七吨半。每一吨水泥是二十袋，一个士兵的劳动量是把一百五十袋水泥从车厢里卸下来，搬运三十米远的距离，整齐地码放在货场上。
算完这道数学题，任何城市，任何货场的搬运工人，都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么繁重的派遣。只有我们建筑工程兵，或许只有我们工程一营的士兵，才会有这样不知轻重的错觉。
任何事物的轻重缓急，宜与不宜，只能相对而言。且不说去货场干活可以暂时不用担心头顶有石头会坠落；且不说在那里可以随时仰望蓝天白云；且不说能畅快地呼吸没有炸药烟尘气味的新鲜空气。单单劳动强度，每个士兵每个工作日在山洞里搬运的石头远远比七吨半水泥重得多。更何况去小林河车站基本上能看到有几个女性经过。运气好的话，女性有可能比较年轻比较漂亮，大饱眼福的机会很难的。
二十几个弟兄风风火火抵达小林河车站，打开车厢板或车厢门就开始干活儿。每一袋水泥重五十公斤，力气大的一只胳膊夹一件；力气小的两只臂膀搬一袋，脚下的节奏几乎往往返返都全是小跑步。卸水泥是包工活儿，节省下来的时间，士兵们可以自由支配。最初几次参加卸水泥，我的臂力和腹肌的力量达不到，每次只能搬一袋。干过几次以后，加上在山洞里排险搬石头的锻炼，我也可以每一只胳膊夹一袋，腰不弯，腿也不颤了。
说到腹肌臂力的锻炼，我罗列一个小小插曲：
我回到二连第二年的深秋。一天，或许是什么节假日，三排的士兵们清扫营房附近的垃圾。活儿干得差不多了，大家站在院子里闲聊。空地上摆放着一块圆台型的铸铁，形状很规整，顶部还有一手指粗细的横柄，很适宜抓握，便有人尝试着想把它提起来。因为铸铁很重，接连有数人尝试都没有成功。人越聚越多，工程兵战士，闲暇一两日肌肉便痒痒。大家七嘴八舌开始估摸那铸铁的重量。有人对我说道：
“你在经始班干过，会计算，能算出来它的重量吗？”
正好十班长尹祖宝口袋里装着一个钢卷尺。我测量了那圆台的上下直径和高，就在地面上用一根树枝划拉着计算起来。我先利用圆台体积的计算公式，计算了那铸铁的体积，再乘以生铁的比重7.5（实际可能高达7.8），得出来的数据是二百六十公斤至二百八十公斤。也就是说，那一块铸铁最低也有五百多斤重。大家认同我的计算结果，再次踊跃着企图把那重物提起。有人赞叹我还有经始班的学问；有人发表评论，说了一些高射炮打蚊子大材小用的话语。
三排的三四十个弟兄们几乎都在场。有人提议：凡是三排的挨个试一遍，看谁的力气最大。一遍试下来，只有十二班副班长杨忠贵一个人取得了成功。那杨忠贵，是一九七一年入伍的凌源兵，长得虎背熊腰，体重有一百七八十斤，获取冠军顺理成章。
我第一次尝试虽然失败了，心里对那块铸铁的份量及高度也有了数。其他弟兄尝试的时候，我已经想好了窍门。战友们为杨忠贵喝彩告一段落，我提出再试一次的要求，大家无不赞成。我双手紧紧握住铸铁块上的横柄，双膝微微弯曲，把靠近膝盖的大腿伸到双手的下面，憋足气力，双臂及腰部用力的同时，两根大腿顺势给双手以有力的支撑，硬是把那块令人生畏的铸铁驼子提得离开了地面。我有意坚持了一秒钟或两秒钟，直到掌声响起才让重物轻轻落地。
二十四岁是男子体能最强壮的年纪，又一年的重体力劳动使我的身体比以前更强壮。这也算是我下到二连后计划外的收获吧。在最强悍的一群士兵中，我能够和最最强悍者比拼个高低，对提高我在群体内的威信很给力。
题外话说多了，还是继续聊卸水泥吧！
卸水泥的货场附近就是一条马路，经常有小林河煤矿的工人上下班路经那里。见解放军干活一个比一个欢实，一个比一个拼命，就有工人停下来围观。围观的人越多士兵们干得越卖力，形成一种互动效应。煤矿工人可都是出苦力的人，干活能受到他们羡慕欣赏的也只有我们这些整年家开山凿石的解放军大兵。
干卸水泥的活儿，最怕水泥的尘粉粘到身体和头发上。水泥的尘粉遇到汗水会凝结成块，怎么洗也洗不掉。有的水泥，刚出炉不久就装包出厂运达车站，整包的水泥还是滚烫。那时水泥都是用双层牛皮纸袋包装，水泥出窑时温度很高，都能把纸袋烤糊了。滚烫的整包水泥接触皮肤，能把皮肤烫伤。所以我们卸水泥的时候，多数人都要武装上帆布做成的专用工作服。
工作服带帽子，袖口和裤腿口都是能扎紧的。再戴上口罩，只有一双眼睛露在外面。卸完几个车皮的水泥，解开扎紧袖口的带子，包裹在工作服里的汗水哗哗地倾泻出来，少说也有大半碗。这样对于我们是家常便饭的镜头，我只在宣传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纪录片中看到过。流淌那么多汗水的人，是在炎热干旱的沙漠中为了防备原子弹试验基地的核辐射浑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士兵。
关于卸水泥，就敲打这些文字吧！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把井口

我的人事档案中的奖励记录还有一页一九七四年八月荣获营嘉奖的卡片。获得这个荣誉是因为我在二连那年的第二战役中自报奋勇承担了“把井口”的任务而被表彰的。
　　如果要闹请“把井口”是什么意思，则需要从山洞内建造油罐的施工程序说起。
油罐的方位确定好以后，先打一条水平的引洞到油罐中心的位置，然后往上开凿一个和油罐高度一样的竖井。从事过地下岩石开凿的人都知道，从下往上开凿竖井是最为艰难危险的。
竖井开凿完毕，则从竖井的顶端朝四周开挖出来一个圆形的空间。空间的形状犹如一只倒扣的大碗，更形象的比喻应该是一只茶缸子盖。机械连木工班的人安装好钢筋和模板。接下来就是用混凝土浇筑出一个大大的“茶缸子盖”来。我们管这样的过程叫被服罐帽或罐帽浇筑。
现在广泛使用的混凝土输送管道，可以把搅拌好的混合浆从地面直接输送到几十层楼高的浇筑现场。这样高级的设备我们那时没有见过，没有听说过，连想都没有想到过。怎样才能把几百吨混凝土提升到几十米高的罐帽上去呢？只能因陋就简地想办法了。
贾连长，陈副连长带领几个有经验的老兵研究琢磨了几天，设计出一个利用一台小型卷扬机提升混凝土的方案。具体地说就是在罐帽拱顶正中选一块坚固的岩石，在岩石上钻一个五十多公分深的孔。孔内固定一根带环的钢钎。环上固定一只滑轮做卷扬机的牵引端。然后焊制了一个可以悬挂六只铁桶的吊架，这样就可以用卷扬机一次吊起六铁桶的搅拌好的混凝土浆体。
六只装满混凝土的铁桶顺着竖井垂直起吊到罐帽里浇筑作业的位置，需要坐在或站在竖井边的人把铁桶一只一只地摘下来并递给旁边的人。再由排成一列的几个人把铁桶传递到浇筑作业的位置。我们就管负责站在竖井边摘铁桶者的工作叫做“把井口”。
参加罐帽混凝土浇筑的所有岗位中，把井口的人最累。一只装满混凝土的铁桶，差不多有三四十公斤重。六只同时到达的铁桶，需要立马从卷扬机的吊架上摘下来，随手递给旁边的战友。摘一只铁桶或一口气摘六只铁桶，算不了什么。隔两三分钟就有六只铁桶嗖地一下子窜到你的面前，旁边的一溜人和下面的卷扬机都在等着你，你必须用最短的时间把六只沉甸甸的铁桶摘下来。不间断地如此操作，实在是一件异常繁重的活儿。
把井口的人最危险：硬砸进岩石的那根钢钎，能否长时间承载卷扬机的拉拽，而且卷扬机一直在不停地震动颤抖。如果钢钎周围的岩石或钢钎坠落下来，一定会把站在井口边的人脑浆给砸出来。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故发生，井口上方遮挡了两块木板。坠落的事一旦发生，那两块木板根本抵挡不住岩石和钢钎的冲击。所以站在井口的士兵必须经常观察头顶上钢钎的牢固程度，并且做好随时躲避的准备。
把井口的人最苦。工程兵的手掌一年四季和铁锹钢钎大锤石头打交道，早就磨练成铁砂掌一般。工程兵的铁掌不怕钢铁岩石摩擦，但怕混凝土中的水泥腐蚀。搅拌好的混凝土浆体，在竖井下装进铁桶时，使用的是大铁锹；竖井上传递铁桶的几个士兵手中的工具是一把尺把长的铁钩。整个流程中只有把井口摘桶人和手持震捣棒震捣的士兵需要用双手直接接触混凝土泥浆。士兵们每人每个月发给一付劳保手套。工程兵的手套很结实，有帆布的，也有涂有一层橡胶的。不管多么结实的手套，一接触水泥浆液和铁桶的提手，用不了一天就能磨损腐蚀个稀烂。水泥的浆液透过手套，照样把手掌的皮肤腐蚀出裂缝。时间一久，裂缝就都演变成溃疡。没有更好的办法，把井口的士兵只能胡乱在手掌上缠裹一些破布，做一点暂时性的保护。
全连四个排编成了四个混凝土浇筑作业班。四个作业班互相比着干，哪个也不想落后。二排和四排作业时是哪位战友把井口我不记得了。一排“把井口”的是崔长胜我却记得清楚。
崔常胜是辽宁庄河人，一九七三年兵。崔战友当兵前是生产队的大车驭手，新兵连时就出了名。崔战友出名是因为吃，据说他曾经一顿饭吃下了十三个馒头，三棵白菜，两碗稀饭另加一碗酱油。东北的白菜棵小，适宜用来渍酸菜。即便棵小，每棵最少也有一两斤重吧。什么样的胃囊能装得下，且又能消化得了那么多饭菜？
崔战友可不是能吃不能干的主儿。他五短身材又黑又壮，伸出胳膊，比多数人的腿还粗。最肥的裤子他穿着都腰窄。篮球场上能把高大魁梧的贾连长撞一个跟头。东北老百姓管崔常胜这样的男子叫车轴汉子。一排由车轴汉子崔常胜来“把井口”可以说是实至名归，非其莫属。
二连承担被服罐帽的工程是一九七四年七月开始的。最初，九班长李金海安排我在洞口外配料，就是往搅拌机里倾倒水泥，沙子和碎石。按常规衡量，这已是很繁重的差事。二连承担被服罐帽工程的时候它却成了最清闲的活儿了。

干了一星期或十几天，李金海特意找我“谈心”。李战友的话有些拐弯抹角，但意思很明确：做为一个老同志，如果不再要求进步在洞外运运沙子碎石水泥什么的就可以了，别人也不会说什么。象你现在这样的情况，还想在退役之前解决组织问题，那就要选择更繁重更危险的工作了。
我不清楚这是李金海个人的建议，还是转达连长指导员副指导员们的指示。我问李金海：
“你听到什么反映了吗？”
李战友说：
“群众反映倒没听到什么，是我个人想到的。你自己决定吧。”
我稍作思考，便决定自报奋勇挑选一个最艰苦最繁重的活儿。我对李金海说：
“好吧，我去把井口。”

第二天上班，我就换上了棉工作服，站到了竖井井口的位置，成为混凝土铁桶的第一棒接手人。
接下来的活儿有多累，有多苦，有多危险，前面我已经说过。真干起来，比那些文字描写的还要苦累它七八分。混凝土凝固过程中会散发出热量，罐帽上面，空气不流通，温度很高。如果不穿棉工作服，屈身于模板的缝隙间，很容易受伤；若穿上棉工作服，一个作业班下来，汗水能把棉袄棉裤都给湿透。二连的第九十四条军规规定，为了减少上下竖井的次数，在罐帽里作业的人大便可以跑出去洞外解决；小便一律就地抛洒。十几个人焖在一个空气丝毫都不流通的狭窄去处，汗味，尿味，呼出的二氧化碳，混凝土凝固时散发的热量及不知名的气体、气味，能把人熏得昏头昏脑，四肢无力。
罐帽里的弟兄们，几乎全都裸身穿上棉袄棉裤，连裤头都不衬在里面。一身破棉衣可着劲造，任它随意溻透。若遇到好天，下班后把棉衣置于阳光下可以晒干；若遭逢阴雨，第二天上班就只能把仍然潮湿的棉衣穿到身上，这样会使身体很受伤。
我有一套咖啡色的罗纹运动衣，平时我舍不得穿，多年来一直陪伴我在篮球场上潇洒。现在我把这套罗纹运动衣衬在破棉袄棉裤的里面，棉袄棉裤不再那么潮湿，运动衣既容易洗涤，也容易干燥，比那些弟兄们舒服很多，也洁净很多。
双手和铁桶的提手，和混凝土泥浆接触了三五日，手掌和十指便都被摩擦腐蚀出很多裂纹，很多溃疡面。手套也损失了两双。胡乱缠裹上一些破布，血水把破布都浸湿了。疼也好，痛也好，血水流淌也好，反正它们都有一个极限，咬咬自己的牙，狠狠对自己的心，也就那么回事，天底下没有人吃不了的苦，没有中国人受不了的罪。
在我的记忆中，那年七月和八月我站在把井口位置的那两个多月，是我一生中最艰苦，最拼命，最难熬的一段时光。值得庆幸的是悬在我头上的岩石和钢钎一直没有出现松动。上苍还是保护我，爱护我的。双手的裂纹与溃烂，后来也都痊愈了，连疤痕都没有一丝儿，身体反而更强壮了一些。
罐帽被服的工程完成以后，接着是罐体的开挖。罐帽拆去模板，罐体内的空间很象一只蘑菇。竖井就是蘑菇的颈杆。
也许连里的领导事先就预测出来开挖罐体也是一场很艰苦的硬仗，所以全连专门为此召开了一次颇具声势的誓师大会。时间是一九七四年十月上旬的某一天。我的小笔记本上记录了誓师大会后的三道讨论题。几十年后，从讨论题的内容也可以推断出那年秋天，二连的军官士兵们面对的将会是怎样的任务，何等苦累的差事。

全连决战誓师大会，会后讨论题：
一、过去我们是怎样大干的？
二、在决战中我们怎么办？
三、在决战中，我们怎样全面建设队伍？

开挖罐体，其实也就是打眼爆破，扒渣，搬石头，装石头，运石头，劳动强度比以往也没有增大多少。我们遇到的新问题是爆破后的烟尘排不出来。每一个罐体刚开挖的时候，爆破后的石头堵塞了竖井，窝在蘑菇头部位的烟尘没有排除的孔道，人从石块的缝隙间钻到蘑菇头部位去扒渣，只能带着烟尘作业，很伤身体。即便把竖井清理出来，蘑菇头里的烟尘因为比重太轻，也不往下走，接上通风管道，十几个小时也排不干净。
恰巧我们二连那段时间使用的是从朝鲜进口的硝铵炸药。朝鲜炸药爆炸威力比国产的大，烟尘的毒性也重。施工的任务又急，不能慢慢等候着排烟，只好带着烟尘干活，唯一应对的办法就是忍耐。
人在从事重体力劳动的时候，呼吸系统的工作量也会增大，吸入的空气要比静止或轻体力活动时多。士兵们在有毒的烟尘里扒渣，搬石头，有毒的气体大量进入气管，进入肺泡，进入血液，人的整个身体就会出现中毒的症状。士兵们呼吸着烟尘在罐帽下干。时间一久就有人实在坚持不下去，呱唧一声跌到在乱石上失去了知觉。大家赶忙把他从罐体里抬出来，背到山洞外去呼吸新鲜空气。
第一个晕倒的士兵把大家吓了一跳。晕倒的多了，也就习以为常。有时二十多人一起作业，晕倒后被背到山洞外面的比还在罐体内干活的人还多。
被背到山洞外的士兵多数都在洞口附近的山坡上找一干净去处，斜躺着大口地喘气，尽快地让身体从中毒状态恢复过来。恢复后立即又回到原来的岗位上去干活儿。
一天，裘皮沟煤矿医院的救护车打从山下经过。那天的能见度可能很高，救护车上的人远远看到解放军施工的山洞洞口周围躺着很多人，还有白色的烟尘从洞里不断地冒出，便断定是发生了大的伤亡事故。不问因由，便径直把救护车开到了洞口，车上的警报器还嗷呜嗷呜地叫着。
带班的副连长告诉救护车上的人：这在我们解放军是家常便饭，感谢他们的关心和爱护。救护车停留了一会儿，便沿着原路开走了。打那以后，有关解放军干活不要命的说法传遍了周围的矿山农村。
呼吸着有毒的烟尘干活儿对士兵军官的身体伤害是肯定的。炸药烟雾中毒的后遗症后来并没有明显的案例，有一次二连全体官兵进行普遍体检，硅肺病倒是检查出来好几个。排长解树春，连长贾廷成都患上了轻度的硅肺病。

山洪中救人

八月上旬的一天，三排夜间站岗还轮到了上早班。天公也不作美，下了一整夜的暴雨。大家几乎一夜都没有睡眠，凌晨三点半照常冒雨往山洞里行进。前一天溻湿了的棉工作服又淋上了一层雨水，里里外外全都湿透了。接下来是实打实干八小时的辛苦，待到中午十二点交完班抵达连队餐厅的时候，士兵们连吃饭的劲也都没有了。
我勉强往嘴里划拉了几口高粱米饭，心想着赶紧回到宿舍的上层铺去睡觉。忽然，连部的卫生员跑进餐厅来传达贾连长的命令，说是有一名农民推土机手误在了小林河里。连长指示我们三排的人马立即跑步去河边救人。
三排的士兵推开饭碗，来不及集合整队，大家分头朝小林河边跑去，大家身上穿裹着的仍是湿透了的破棉工作服。
小林河边已经站满了上千人，多是小林河煤矿上的工人和周围农村的社员（村民）。平日里潺潺流水安静温顺蹬踏着几块石头就可轻松走过的小林河，连日暴雨后变成了一匹脱缰的野马，夹带着败草枯枝急流而下。浑浊无比的河水中南瓜大小的石块上下翻滚着。
湍急的河中央，那一位推土机手还暴露在水面上。整个推土机几乎全部被河水淹没，推土机手抱在怀里的是推土机排气管的烟筒。了解情况的村民告诉我们：推土机上本来有两个驾驶员。几个小时前小林河的水还没有这么深，也没有这么急。推土机行驶到小林河中间时熄了火。会游泳的那个驾驶员趁着水浅离开推土机涉水上了岸。没想到河水越涨越深，河里的那个不会游泳的驾驶员抱着排气管的烟筒已经两个多小时了。没有办法，这才去向解放军求救。
二连的军官士兵除了仍在山洞里作业的四排几乎全都抵达了救人现场，炊事班和连部的人也都来了。
救人要紧，没有领导的指令我就和几个会游泳的士兵，尝试着下水朝推土机游过去。没想到水流太急，刚一没过膝盖人即被水流冲倒，腿上身上立即被河水中夹杂的石块碰撞出块块青紫。我挣扎着爬上了河岸。大平原上来的人第一次领教了山洪的凶险。
第二次尝试是我们几个会游泳的士兵手牵手地朝河水里涉去，想用人体的链条把推土机和河岸连接起来。没有行进几步，人的链条即被冲散。我的右腿被一块大石头撞上，青紫的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一次。
贾连长的家乡在豫东冲积平原上，这么凶险的山洪大概也是第一次遇到。他拦住了几个准备继续下水的士兵，再三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贾连长，邵副指导员几个人稍事商量，确定出一个大家都认为可行的救人方案：从上游不远处的铁路桥上绕过去一根又长又粗的绳子，两岸的人拽紧，顺流搭到推土机上去，然后派战士顺着绳子登到推土机上把人带下来。
马上派人去准备绳子。这时，解放军涉水救人的信息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向四面八方传去，两岸的人越聚越多。有人站在河的这岸观看；有人觉得这岸的视野不开阔，索性转移至对岸的山梁上观瞻。那一道顺河走向的山梁上密密麻麻地站满了人。
又长又粗的麻绳搞来了。几个班的士兵身跨麻绳从铁路桥上绕到了河的对岸。两岸各有一二十个人拽紧了麻绳，从水流的上游往下行进，逐步朝推土机靠拢。麻绳刚刚接触到河水，立马被湍急的水流冲成了一个很大的弯弧。麻绳的每一端又增加了十几个士兵。拉拽的力量更大了，麻绳在河水里坚持了三五分钟，只听得哗啦一响，麻绳从中间断成了两截，士兵们摔倒了两片。麻绳崩断的原因，可能是两岸的拉拽力量太大，也许是河水中石头的有力撞击，也许是两种原因的合力。
有人建议用八号铁丝代替麻绳。贾连长立即同意。连队器材库里就有现成的铁丝，几个腿脚快的士兵奔跑着扛来一捆。如同使用麻绳的方法把铁丝牵引到河的对面。出乎大家预料的是，八号铁丝沉到河水中后也立马崩断了。河水的力量实在是太强大，太粗野了。
河水还在上涨。推土机上的那位，原先还能看到他转动一下脑袋，现在他一动也不动了。虽然是夏日，河水却很凉，人一进入水中，身体还凉得打冷颤。水中的驾驶员已经在冰凉的水中浸泡了数个小时，随时都有失去知觉的危险。只要他抱紧烟筒的手臂稍微一松，洪流立即会把他冲得没了影。
士兵们泥里水里也奋斗了两个多小时。为了给解放军驱寒，附近供销社商店的职工提来了一桶地瓜干子白酒。这种白酒，老百姓给取的名字叫“一毛找”，意思是花一角钱买一两酒，售货员还要找给你一分钱或二分钱，喝一口满嘴是地瓜干子的苦 味和酶味。

再把这张拍摄于2017年8月鸭绿江边的照片出示一下。1974年8月带领我们二连在山洪中救助农民推土机手的贾廷城连长（左1，1945--2018）和邵元明副指导员（右2，1942--2020）。自从2009年在沈阳小聚之后的将近10年间，贾连长一直与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接着说洪水救人：

铁路桥下有一个最简易的水文站，一间小屋，一艘小船，两个测量人员。水文站的人送来了两件救生衣。两岸的观众更多了，或许会有八千；或许都超过了万人。人群中传来几阵口号声，虽然嘈杂，“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依然听得分明。
情况越来越紧急。贾连长的裤子不知道脱到了哪里。穿着内衣短裤的贾连长也冷得说话都不利索了。他朝几个会游泳的士兵招了招手，算是集合整顿出一支“敢死队”。贾连长用磕磕绊绊的河南话给我们几个训话：
“任务大家都知道。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我们现在唯一的办法是游泳冲到推土机上去，把那个家伙带下来！”
贾连长又补充了一句：
“我们自己的安全也很重要！”
站在“敢死队”中听连长训话的有八九个人，除了我以外，现在还记得姓名的只有桑宜生和马德山两个。
器材员桑宜生是山东茌平人，一九七一年的兵。他身体敦实，家在徒骇河边，游泳该是从小练就的。徒骇河也是大平原上的河流。
马德山是我们三排九班的士兵，一九七三年入伍，来自北京郊区，游泳的历史仅在游泳池中练过。马德山身材很高，平日比较散漫，是一个随时盼望着退役回家的城市兵。没想到他在救人的关键时刻竟然也主动站到“敢死队”的队列里来了。
我参加“敢死队”之前并没有多想。我仅仅知道自己会游泳，但我的游泳技能只对付过平原上的河流水塘，山洪的凶险从来没有领教过。二连的战友，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会游泳。我甚至也没有想到通过英勇地表现一下，借机为入党创造点条件，增加点儿筹码。我只是出于一种救人，救同类的本能。
我不记得是谁塞给了我一件救生衣，是水文站的人支援出来的两件中的一件。把救生衣塞给我的人，是出于对老兵的同情赞赏体谅，还是就判断出勇敢的我能冒死把这件救生衣送到推土机上去?当时我根本没有时间多想，事后也没有搞明白，如今更考证不出来了。
闲话少说，还是说救人。
我穿上救生衣，端量水势水速，紧跑几步，到了上游二三百米的去处下水。其它几个战友，也都仿照我的提前量。
人在湍急的洪水中游泳，如同一块漂浮的木片，速度飞快，瞬间我就距离推土机很近了。这时我看清了推土机在水中的方位。不知道什么原因，推土机不是横在河水的中央，而是迎着水势摆放在急流中。推土机的推板正对着上游的方向。人如果急速冲上去，碰到坚硬锋利的推板，必然会粉身碎骨。我倒吸了一口冷气，赶紧朝岸边拨了几下子水，身体便紧擦着推土机的右边飞速而过。越过推土机后，我必须立即猛力朝岸边游。三四百米的下游是一处悬崖陡岸。人若游到那等去处，不是撞到石壁上就是陷进旋涡里，犹如鬼门关一般。
我奋力划水，在下游二百多米处爬上岸，浑身冷得打颤。昨天夜里没有休息好，午饭那几口高粱米的热量早都消耗干净了。我去酒桶那儿喝了几口“一毛找”，身上并没有发热的感觉。八九个战友第一次冲锋全部失败，没有一个成功地登上推土机。我心里对水中的情况基本有了点儿数。
第二次下水冲锋，我稍微调整了策略。下水后先不急于朝河中央的位置游，而是慢慢地朝推土机方位靠拢。待到靠近推土机时再猛地用力划水，一只手伸向推土机侧面，争取抓住它的某一个部位。我的方法还算奏效，只是抓推土机的手一滑，水流便冲得我整个身体与推土机脱离了。
第三次下水前，我没有再喝“一毛找”，喝得头晕了会更误事。我把往上游伸延的距离又增加了几十米，这样可以让接近推土机的时间更从容一些。我拨水的节奏比前两次稍为缓慢。待我将要接近推土机的时候，只听得推土机上有人喊我的名字。原来刚才游在我前面的桑宜生已经成功登上了推土机。我伸出胳膊握住了桑宜生的一只手。我第二个登了上去。
我和桑宜生先后又拉两名战友爬到推土机上，这才听到两岸围观的人一声声呼叫，高声为我们四个士兵叫好。我仔细看了看被困的驾驶员。他的年纪和我差不多，很黑，很瘦。这么长的时间惊吓，他整个身体都浸泡在冰凉的河水里还没有失去知觉已经很难得了。
我脱下救生衣给驾驶员穿上。我们四个商量好了撤退的方案：四个士兵前后左右各伸出一只胳膊抓着要被我们救的人，另一只胳膊用力划水。我盯着驾驶员还在转动的眼珠反复叮嘱他下水后千万不要用手抓我们。驾驶员不知道是没有听明白还是已经失去了思维能力。我浑身颤抖话都说不成句了。他却没有一点儿反应。我大声朝他吼道：
“你都看到啦！下水后，我们四个绝不会撒手不管你的！”
驾驶员终于明白了，点了点湿漉漉的头。
我们五个做好准备。我喊了一声：
“跳！”
五个人一齐扑进了洪水里。四只划水的胳膊自是拼命地用力。游了几百米后，终于顺利地登上了陆地。我一只手从后面推着驾驶员，所以我是最后一个离开推土机，也是最后一个爬上岸的。
两岸雷鸣般的欢呼声经久不息。围观的工人农民大人孩子们为推土机的驾驶员获救欢呼，为解放军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欢呼。
救人的场面，持续了四五个小时。若搁到现在，早有数家电视台的摄影记者和无数民间的拍客主动到现场拍摄录音录像了。第二天辽宁省电视台和C C - T V《新闻联播》的节目都会多次播放和转播了。几十年来，大凡C C - T V 播放解放军武警险中救人的场面，我都会聚精会神地观看。没有看到哪一次比我们抢救推土机手时更危险，更惊心动魄。可惜那时候没有这么好的信息条件，宏大震撼的场面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
话又说回来，若搁到现在，调一架直升飞机来，十分钟就可了事，还用得着我们这些大兵拼命？
第二天或第三天，街亭市报社和广播电台的记者赶来了，采访，录音，忙碌了一阵。
又过了一两天，沈阳军区《前进报》社的记者也来了。营里团里的领导也多次驾临二连，接见记者也接见有功的人员。
第一个登上推土机，救人发挥了最关键作用的桑宜生荣立了三等功；受到“团嘉奖”的有四五个士兵；我得到的是一次“营嘉奖”。

李金海参加了洪水救人的全过程。但他不会游泳，只能在岸上拽绳子，拽铁丝，搬运东西。也没有受奖。

凭心而论，我在整个救人过程的表现和贡献应该是仅次于桑宜生排在第二位的，不给我一个三等功，最次也应该是一个“团嘉奖”啊。连里为什么这样安排，我一时非常迷茫，捎带着郁闷。班里排里有不少战友也都议论这事，发表的言论多是为我打抱不平的内容。

那几天贾连长很忙。百忙中的贾连长并没有忘记我，或许是他感觉到什么，或许是他听到了什么。他没有让连部的通信员邓殿虎来传唤我，而是亲自到三排十一班来把我叫到宿舍的外面和我进行了一次短暂的谈话。
贾连长说我这次在救人过程中的表现非常好，很了不起。连里的领导和全连的群众有目共睹。接受记者采访和上级的表彰连里有统一的安排，主要是从政治上和人员培养上考虑，希望我能理解，能正确对待。
贾连长的言外之意，我则可以理解为：我仍然属于政治上不可靠的人，更属于没有培养价值的士兵。
贾连长把话说到这么直爽的程度，我还能说什么呢？即便贾连长不找我谈，我还能有什么资本可以表达一番感概和不平吗？我应该感谢贾连长的细致，感谢他的率直，感谢他的体谅。
贾连长关于人员培养之说也是正确的。不到一年，桑宜生就被提拔成了军官，担任了排长，是一九七一年入伍的士兵中最快的一个。
和贾连长谈过话以后，我隐隐地感到好像我在和贾连长进行着一种交易。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地干最累最危险的活儿也好，关键时刻参加“敢死队”冲锋陷阵也好，都只是在增加自己手中的一些交换筹码。而贾连长将要交易给我的东西早已明明白白地摆放在那里：一张党票。贾连长的关心和鼓励，包括一些用心良苦的运筹，无非都是在促使我努力地置备更多的筹码。从社会学和管理学上讲，贾连长这样做十分精明，但也是无可厚非的。
几十年后，我查阅我的人事档案，里面并没有关于这次救人的“营嘉奖”记录。或许是当时连队文书贾汉昌的失误，也许是不知在哪个环节给搞丢了。唉！那么卖命的一次拼搏，算是白干啦！
不对！危难之时救人性命什么时候都是世间最为正义，最为高尚的行为。人们的记忆会永远把这样的事迹保存在崇高的位置。
事后的日子，十一班和三排的弟兄们赞扬我的话经常挂在嘴边上。几个七三年的新兵多次当众畅言：
“关键时刻，还是咱们的老同志！”
其它排的战友也有几个朝我竖起大拇指的。仗义和勇敢是男人最重要的美德。在一个全部是男人组成的群体里，仗义和勇敢最能赢得同伙的尊重。
2006年秋，32年后我回到小林河那座铁路桥下作故地重游。我徘徊于那曾经熟悉的地方反复端详，期望旧物旧址能引起更多的回忆。蹲在附近闲聊的三个村民注意到我。他们靠拢过来。其中一位问我：
“你是不是从前在这里当过兵？”
我回答说：
“是啊！”
他指指不远处的山梁问我：
“那里有一条山洞是你们打的吧？”
我说：
“是的。”
那人颇为炫耀地说：
“我进去过，老深啦。里面是油罐。”
我反客为主，问那人：
“里面有几个油罐？”
那人回答：
“不知道，黑洞洞的，没看清。”
我说：
“有多少个，每一个有多大，我都知道。”
那人回应道：
“这么说，你真地在这里开过山啦？”
当地人管打山洞叫开山。
那人接着说：
“那时候我们都知道：你们这帮解放军干活不要命。”
这时拉载我的出租车司机凑了过来。司机认识和我聊天的人，向我介绍说那人是缸窑沟村的张会计。
张会计很健谈，和我一见如故，说了许多当年的老话。我判断张会计的年龄差不多有五十岁，便把话题一转，指了指小林河的位置问张会计：
“你还记得那年解放军从河里搭救推土机手的事吗？”
张会计说：
“怎能不记得呢？我那年十七岁，一直站在河边看来着。这么多年了，这一片的人都没有忘。那事还能忘吗？”
我说：
“我就是第二个冲上推土机的那位。”
张会计颇为怀疑地追问我：
“真地吗？”
我哈哈大笑曰：
“难道三十多年后，我会从千里之外的山东专门跑到这儿来冒名这事？”
张会计很激动地说：
“这么说，应该称呼你为英雄啦！”
张会计又问我：
“你还认识被你们救的那个人吗？”
“不认得。”
“那你知道他姓什么吗？”
我回答：
“不知道。那天我们上夜班，事情过后都立马回宿舍睡觉去了。”
张会计说：
“推土机手姓吕，瓜贾寺村的，现在过得很好。正好我有老吕的电话。我告诉他，他的恩人来了。老吕一定会管你酒喝。”
说着，张会计掏出来手机就要打。我赶忙制止了他。我说：
“我下午还要回街亭赶火车。以后有机会我再来找老吕喝酒。”
离开了张会计后，我的心朝澎湃了好一阵子。我三十多年前留在这里的足痕，成为流传于山间田野世代相传的佳话，成为乡民村夫心中矗立的丰碑。今生今世，做过一件这样的事，也算没有白来人间一场。 站在同一个地点，往南拍摄，这一段河身，便是当年那台推土机熄火的位置。再往南，是一座铁路桥，贾连长设想的用粗绳子，用粗铁丝搭到推土机上去的就任方案，绳子和铁丝就是从这座铁路桥上送过河去的。 站在同一个地点，往北拍摄。三座桥梁1974年的时候都不存在。河流在碰撞到前面的那座山时，拐了一个急弯。那段水域，河水深，有漩涡，增加了我们救人时的凶险。 生产模范，大白瓜

前面我已经说过，为了改善士兵的伙食，为繁重的体力劳动者提供营养，连队每年都饲养很多生猪。猪多，需要的猪饲料就多。我们工程一营解决猪饲料没有正式的渠道，也没有专门购买猪饲料的资金，猪饲料主要靠士兵们利用业余的时间来种植或到山坡山沟里采集。
那时，附近村庄的村民们是不允许随便找地方开垦荒地的，哪怕仅仅是开垦一盘炕大的地种蔬菜，或种几棵玉米高粱也不行。解放军却不受这个限制，山坡山沟旮旮旯旯任凭开荒。二连驻地四周可供开垦的荒地不多，全被勤劳的士兵们左一点右一片地开垦了不少。春天，这儿点种几棵玉米，那里撒上一把菜籽，夏天秋天就有收获。蔬菜生长得好就直接进伙房上餐桌；生长得不好就让猪仔们享用。玉米棒子掰下来不用脱粒，整个送进粉碎机里打成猪饲料。
士兵们多是农家的子弟，不乏种植的技能。种子也是来自天南海北，五花八门各显神通。为了鼓励大家开荒种植的积极性，收获的庄稼蔬菜数量都要登记在案，每年年终连里都要进行评比，评出“生产模范”。连干部管理一个连队和居家过日子一样，既讲究实惠，实惠中还要过得有乐趣。工程兵种瓜种豆种苞米种茄子都种得有乐趣。
春天是播种的季节。连队生猪饲养员李吉顺老家用信封给他邮寄来几十个大白瓜的瓜籽。李吉顺来自山东茌平县，大白瓜是那里住宅旁菜园里的常见品种。不知什么原因李吉顺把瓜籽拿到我们三排来转让。我看到了，就把它们要了过来。李战友对我的种植技术不是很相信，质疑地问我：
“你还会种瓜？”
我说：
“请你随时来指导。”
三排宿舍的西侧有一座厕所，大概是原来小水泥厂保留下来的建筑。四周几个砖垛子，胡乱围着一些破砖烂木板。顶棚是几根木棒做支架，上面是一层红瓦。厕所里是一个大坑，大便小便通用。坑上铺垫着几块木板，木板的空隙即是茅坑。我现在不记得当时二连是只有这一个厕所，还是它仅为三排的士兵们服务了。反正它的大坑里存有足够的大粪，尽管让那些热衷于种植对天然肥料感兴趣的士兵们取用。
春天的天气干燥，我抽空闲把从厕所里掏出来的大粪晒成了粪干。厕所周围的土层很深，也很松软，大概是当年建筑厕所的时候填上去的。我围着厕所挖了十几个深坑，每个坑里铺垫足了大粪干，撒上三四粒大白瓜的种子，种植的第一步就算完成。
瓜苗出来了，一个多月后只长出来几片叶子，并没有多少长进，只是叶片的颜色绿得很深。我知道它们是正在扎根，在为夏季的生长做准备。六月，我回山东临清探亲，半个多月后回到营房，瓜苗们已经有一尺多长了。我拔掉了多余的瓜苗，每个坑只留下了一棵。我知道大白瓜的瓜秧和丝瓜一样是要攀爬的。我专门去泉水沟的营部器材组找来很多废弃的草绳，为每一棵瓜秧提供了攀爬的依着。我在厕所的顶盖上也胡乱铺了一层草绳子。草绳子遇到雨水就会坍塌成一堆并贴伏在厕所顶盖的瓦片上。厕所顶盖上才是大白瓜果实的安身之处，有了一层草绳子做铺垫，瓜秧才能安稳地攀爬。
接下来的情景几乎都如我的预料。那一年的雨水又勤。天不下雨的时候，我就从井里提几桶水。厚厚的底肥加上充足的水分，瓜秧生长得很旺盛，硕大的叶子又绿又黑。成功攀爬到厕所顶棚上面一共九棵瓜秧，每一棵瓜秧都开出来黄色的花朵，很快就结出了果实。我在家种丝瓜的经验告诉我，瓜类植物只有按时打杈掐尖果实才能正常生长。每隔几天，我就要爬到厕所的顶棚上去，只在主干上保留两三个果实，掐掉了所有的枝杈。
七月、八月，北半球植物们生长的季节，我的大白瓜都如同吹气球一般，每一天都在不断地膨胀起来。九棵瓜秧一共结了二十三个果实。每一个瓜都白白的长长的，象一只只白色的枕头。三个瓜悬吊在厕所的棚沿下；二十个摆放在棚顶上。盛夏时节，硕大的扇形叶子一片墨绿；初秋的日子，白色的大瓜卧于绿叶之间；待到天气转凉，瓜叶子开始枯黄枯萎，厕所的顶棚上全是白色了，好象是一群静卧的绵羊。
三排宿舍的南面是一条干涸的河沟。沿着河沟是一条小路，经常有村民从小路上经过。在我们十一班的宿舍里就能听到行人的脚步声和说话的声音。自从我的白瓜结出硕果，行路的乡民对白瓜的评论就时常传进我们的宿舍，传进我的耳朵里：
“嗨！你看解放军种的瓜，长得真好！”
乡民多是种地的行家，他们的称赞中肯实在。待到厕所棚顶上瓜秧的叶子多数枯萎，那二十个白瓜匍匐静卧在那里的时候，过路的乡民常常会驻足于小路边长时间观赏指点评论赞叹，人最多的时候围观者可达十几个。
我种植的白瓜成为那附近的一景。据说还有稍远村庄的人专程前来领略。团里营里或者更高机关的首长来二连检查指导工作，连里的军官也一定要领他们到我的种植园参观。一次营里的王教导员来二连。他参观白瓜时听说是我的劳动成果，立马让人把我呼唤过去。王教导员当头问我：
“臧宝兴，你这小子，家不是一直住在城里吗?跟谁学会的种瓜呀？他妈拉个巴子的，你小子能种出来这么大的瓜，我真不敢相信。”
我微笑着回答：
“这儿有的是大粪。”
王教导员谈兴很高：
“是啊，是啊。‘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没有大粪臭，哪来饭菜香？’看来你小子在这里干得不错。小知识分子就得这个样子地锻炼，不断改造自己的思想。”
哪儿跟哪儿啊？王教导员什么时候都离不开老本行。

我们营的教导员王绍武，山东章丘人，1955年入伍，大约1985年副团任上转业，任山东某电建公司（济宁）副书记副总经理。2006年，我曾去济宁看望过他。 收获的季节到了。三排的战友和连队炊事班为我的白瓜喜获丰收举行了一个小小的仪式。磅秤摆放在饭堂的门口。三排的战友们每人怀抱一个，把我的劳动成果送到那磅秤前。计重的结果是二十三个白瓜总重三百三十多斤。其中最大的一个重二十二斤半。
其实大白瓜并不是连队食堂理想的蔬菜。它只适合用来包水饺或做大包子，并且必须多放肉馅进去。炊事班的人这么喜欢大白瓜主要是因为它肥硕漂亮的外观。种植大白瓜是一个“形象工程”。
是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二连年终总结表彰大会上政治指导员王永庆公布了二连全年的受奖人员（我的小笔记本上有记录）：

其中生产模范（当时也叫落实毛主席“五.七指示标兵）是：
杨忠贵（十二班副班长，见前文《卸水泥》一节），罗开亨，张文礼，郭少富，周万发，罗开成，臧宝兴；

大家的感觉，“生产模范”的荣誉起码能赶上一个“连嘉奖”。但“生产模范”不记录进档案，每个人只奖励一个盖了二连党支部印章的笔记本。 用这个笔记本代替吧。反正都是二连发的。 我在二连三排苦干了15个月，四十多位出生入死的战友，都是哥们。最铁的也排一下，即解树春排长，李金海，辛光学。三位当当响的铁哥们。解、李两个都是临清老乡；只有辛光学是来自四川巴中的大山里。 我和十一班的战友辛光学一起在铁路桥下摆拍的工程兵标准照。我们建筑工程兵干活的时候，不会穿戴得如此整齐。几乎全是身披一身破旧的工作服。 辛 光 学

如果有人问我，几十年后的今天，当年那些工程兵的战友现在我最想念哪一位？我心中的这个位置一直为辛光学保留着。
前面已经说过，辛光学来自四川巴中县，是我们十一班三个一九七三年入伍的士兵中的一个。因为一九七四年没有补充新兵，于峻岭，杨天佑和辛光学他们仨入伍两年后，一直也没有熬成“老兵”，依然担纲“新兵”的角色。
　　辛光学是一九五四年生人，入伍时的年龄和我一样也是十九岁。四川人的个头普遍矮小，解放军各个部队里的四川兵，多是穿四号或五号军服的人。辛光学却不是这样，他的身高有一米七以上，宽肩膀阔胸膛，和北方地域来的战友站立在一起没什么差别。
辛光学既有北方人的身高，还有四川人的强壮，干活时又不惜力气。他不仅是十一班最能干的士兵，整个三排的人马也没有能超过他的。
我到十一班后，全班的战友对我都很好。七八个不同籍贯不同秉性不同处境的士兵，干活吃饭睡觉一天二十四小时几乎全都在一起。即便不发生什么大事，生活中的细节每天都可以让一个人产生很多体味很多感受。
开饭啦，我拿起饭盆准备去伙房打饭。于峻岭或杨天佑看到了，随口说一声：
“怎么好意思让老同志干这个？还是我去吧！”
如果换成了辛光学，他就会一声不吭，赶忙从我的手中把饭盆子抢过去。细小的差别是，辛光学对我更体贴，更朴实，有时候能一下子暖到我的心灵深处。
被服罐帽我把井口的那两个多月，十一班的战友们对我不怕苦不怕累不怕危险的表现有目共睹。连素来干活儿不惜力气手脚利索的副班长赵伯良都几次直言对我的佩服；整天泡蘑菇的朱景志则表示出一幅“友邦惊诧”的态度；杨天佑和于峻岭也多次表示向我这个老同志学习；只有辛光学在我最劳累简直要坚持不了的时候，不容我商量就一屁股坐在井口的位置替换了我的岗位，让我得以休整几个作业班，手上被水泥腐蚀的伤口也有了愈合的时间。战友间这样的情感不身临其境是体会不到的。在我的内心中，辛光学是对我最好的战友。辛光学对我好，是那种发自内心不图回报（我能回报给他什么呀？），时时处处让人感到温暖感到人间真情的好。他来自川北的大山，我来自华北的平原，我们俩相遇于军营，只能用缘分来解释。上苍安排的缘分。
　　辛光学不仅身体魁梧强壮能干，而且非常聪明。干活的时候遇到了难题，例如一块石头体积很大，如何把它装到车上去；满载的运渣车脱轨了，或者装渣机掉道了，怎么才能把它们弄到铁轨上去。按说这是班长老兵们拿主意的时候，而往往是新兵辛光学拿出来的方案最好使。
辛光学的记忆力也相当出色。几个月前连里开过一次什么会，会上谁发过言，都说过什么事，他都能记得一清二楚。因为辛光学很聪明，战友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脑壳”。四川人称脑袋为“脑壳”，此外号用于辛光学是寓意他的脑瓜好使。辛光学的这个外号在四川兵里最流行，用四川话呼喊他的外号，发音就成了“老客”。
让人非常奇怪，奇怪到无法相信的是脑壳非常聪明的辛光学同志，却不认识字。我对辛光学进行过测试。他真地只认识“辛光学”三个汉字的模样和十个阿拉伯数字，连“大小多少，春夏秋冬，馒头稀饭，米面粮食，中国人民，学校，解放军”这些最普通常用的汉字也不认识，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盲。
我问辛光学不认字的原因，辛光学告诉我说，他们家在巴中一座山里，他家住的村子就两户人家，另一户是他的二爹家。
四川方言，二爹即二叔也。
他不去上学不是因为家里穷，他的爹爹是认识字的；辛光学的哥哥也上过学。辛光学小的时候，辛光学的爹爹催促辛光学去上学。辛光学贪玩，就去找婆婆替他解围掩护。婆婆非常疼爱辛光学，只是疼爱的方式很错误，疼爱的结果是辛光学没有上过一天学。婆婆的溺爱害了辛光学。
四川方言，婆婆即祖母也。
辛光学不能进行最简单的阅读，更不会书写。爹爹或哥哥给他来信，他都是去十二班找老乡罗开亨和张文礼他们替他阅读讲解，回信也是由老乡代笔。
我问辛光学：
“你愿意学会看信写信吗？”
辛光学只是微笑。我鼓励他说：
“大伙儿都知道你很聪明，你不光能学会看信写信，看书看报纸都能学会。”
辛光学还是微笑。我从他的微笑中能看到他的迫切。
几天后，他接到家里的一封来信。来信只有一页纸，内容很普通，只是告诉他家中一切都好，不要他挂念；要他好好听领导的话，和战友们搞好团结之类的言语。我一字一句地念给他听，然后让他练习着阅读。反复了两三遍，信纸上的字辛光学就都认识了。
比照来信的内容，我执笔替他写好了一封回信，尽量地多写上一些词语，凑够了两页信纸，字也一笔一画，故意写得周正。写好的回信，我又让辛光学反复阅读，直到不再磕磕绊绊吞吞吐吐。阅读熟练后，我让他比照着我的代笔抄写出来。
成年人第一次执笔练字，比初学的少儿还要生拗。辛光学很聪明，学习的决心又大，横平竖直，左撇右捺，点、提、弯、钩，只教他一遍，就能基本掌握。即便这样，他第一遍的抄写还是没有汉字的基本模样。我叫他比着葫芦画瓢反复地抄。四遍或五遍以后，辛光学的笔下就有了一封可以让人正常阅读的回信。信的内容他也烂熟于胸，背诵如流了。
我又让他在信的末尾填上了几个字：
“这封信是我自己写的。”
信封上的内容，也是我手把手教辛光学完成的。
我相信辛光学的家里收到这封信后，全家人都会非常高兴，并且会把辛光学在部队里的进步，说给亲戚朋友们听。
辛光学以聪明“老客”所特有的速度，几个月后就已可以阅读报纸和《毛泽东选集》上的文章了，只是生字还很多，速度很慢，只能把意思顺下来。我为他选择了一个速成的学习方法：查字典。我把我的袖珍版《新华字典》送给了辛光学，给他讲解了使用字首边旁在字典上查字认字的简要方法。
从《新华字典》查阅生字，使用汉语拼音最方便。我认为，学会汉语拼音对辛光学来说难度太大，所以我没有教他二十六个字母及声母韵母知识，只是翻阅着字典对照汉字给他解说了汉语发音的一些基本规则。
辛光学的聪明和智商再次让我震惊。他自己翻了一个多月的字典之后，竟然领悟查字典的基本规律。他很快就能够熟练地使用《新华字典》，包括利用拼音字母从《字典》里来查找汉字了。从那以后辛光学学习生字的速度飞快地加速。完全文盲的士兵很快就成了一个胜任基本阅读和书写的战士。
我从“小知识分子成堆”的经始班下放到二连后，全连一百七八十个军官士兵中我差不多算是受过正规教育最多的一个。文化最高和最低的两个士兵都在十一班，也算是天意和巧合。我帮助辛光学学文化的事让连里知道了。连首长表扬了又赞扬，其他战友也无不支持和鼓励。
我至今还保存着一张和辛光学的合影。那是团里的摄影师来二连为士兵们拍照时拍摄的，背景选在小林河铁路桥附近。照片上我和辛光学身穿军衣，头上都戴着柳条安全帽。辛光学肩扛一柄钢锹；我扛着一把铁镐，很工程兵的装扮。
我退役之后，辛光学给我写过几封信。他的字写得已经很好了。后来我们俩的联系就中断了。辛光学家所在的公社（乡）大队(村庄）“探索”中都改成了“东方红”“红旗”“红星”之类的名称。他留给我的地址，“探索”后肯定都无法使用了。辛光学虽然自学了很多汉字，总归是没有受过文化教育。依照我的判断，他退役之后直到农村分地单干农民可以自由经商的时候，他面临的选项也不会很多。几乎可以肯定，几十年来辛光学就一直在大巴山的那个深山沟里耕种着田地。

若能跋涉到川北的巴中，坐车爬山走进辛光学的家里去看望他一次，无疑是我有生之年的愿望和梦想。

2021年5月，我的梦想得以实现。分别46年之后，我与辛光学拥抱在一起。 2021年5月1日，我与妻子（左1）到辛光学家做客。左2是辛光学的女儿辛丽娟；右2是辛丽娟的儿子。

辛光学的文化低，限制了他的社会选择。娶妻生子生女之后，他先后在海南和山东、重庆干农民工十几年，挣钱把儿子和女儿都供养成大学生。

辛光学的儿子在南充工作，我们没有看到，照片上是和他的女儿一样，健壮英俊。

这小帅哥是辛光学的孙子。

我真为辛光学有这样两代优秀俊美的孩子，由衷地高兴。

还是离开铁哥们辛光学，继续聊主题铁哥们李金海吧！ 党小组长李金海又给我揽来一个活儿：写一篇黑板报。事情的起因，黑板报中也都展示清楚了。我写的这篇黑板报，底稿至今还保留在在我的小笔记本上。抄录如下：

《纪律不容破坏》

　　毛主席教导我们：

“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就是参加这个部队的所有人，都有自觉的纪律。”

今天早饭时，八班长穿衬衣，连长让他回去换，他就和连长顶撞起来，强词夺理，态度非常傲慢。吃早饭穿军衣，是连党支部为了加强连队行政管理，增强纪律性做出的规定，连长这样做是对的，是应该的，他管得好。杨贵安同志这样做，违反了纪律，顶撞了领导，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这样做是非常错误的。
我们希望杨贵安同志能够认真地认识这个问题。我们每个同志都应该通过这件事提高认识，增强遵守纪律的观念和自觉性，把握连的行政管理和作风培养进一步搞好，以实际行动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九月十日

黑板报写好以后，就竖立在去饭堂的路上。
说心里话，这个活儿我不愿意干。这是一个得罪人的差事，我是一个谁也得罪不起的角色。全连任何人给我下一个绊子我都承受不起，起码要花费很大的气力来挽回它。
写黑板报完工后，我的活儿还没有完。两天以后连里还要开大会，八班长杨贵安要在全连大会上做检查。李金海要我在八班长检查完以后带头在会上发言，内容是进一步对八班长进行批评帮助。
我一口回绝了党小组长的指示。我对李金海说明了我的难处：我谁也得罪不起。接下来。李金海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让我在大会上发言是贾连长亲自安排的。贾连长认为我做为一名和杨贵安同一年入伍的老兵到会上讲话，最有说服力和影响力，所以执意要我在会上发言。
一边是普通党员杨贵安，一边是掌控着我能否入党的党支部书记贾连长，李金海让我看着办。我只能向党小组长表示服从，向党支部书记贾连长屈从。
九月十二日下午，召开了全连官兵大会，杨贵安做完检查后，先后有四五个士兵发言评判他的检查。我是第一个发言的，另外两三个发言人是谁，我已经不记得了。杨贵安站在队列的前边做检查的时候，我在下边开始准备发言提纲。发言提纲就随意写在我的小笔记本上了，得以保存到今天。提纲的内容如下。

我认为八班长检查的态度是比较诚恳的，说出了自己思想上的根本问题，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杨贵安同志这样做是错误的。连里为了搞好行政管理，对着装进行了统一的规定，每一个同志都应该遵守，革命队伍就是要统一。杨贵安同志这样做，事情不大，但影响很坏，特别杨贵安同志是一名党员班长，更应该自觉遵守连里的规定。他因此和连长吵了起来，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来杨贵安同志在检查中说的骄傲自满情绪。杨贵安同志对这个问题，认识还是比较深刻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通过这件事吸取教训，提高认识。
首先，连里和连长这样做是对的，不这样做，自由主义的思想就会占领上风。连里这样做，抓得及时，既帮助了杨贵安同志，也教育了每一个干部战士。有的同志或许认为这样做有点儿小题大做。这种认识也是不对的。如果有这样的认识，而又不加以改正，今后自己也会犯错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不断增强遵守纪律的自觉性。
杨贵安同志在检查中说到自己犯错误的根源是“三到头”（当兵到头，进步到头，革命到头）思想，我也就这一个问题谈谈自己的认识。我也是一个老兵，当兵的年头比较多了，也就是说，离退役复原的时间越来越近了。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军队就是这样新陈代谢，这样不断壮大发展的。如果不这样，革命前辈和以前的老兵都不复原，都不转业，我们这些人可能都当不上兵。连长、营长他们也当不上兵。部队也就都成了胡子兵了。（我记得这句话当时引起了一阵笑声）
当兵快六年了，考虑退役复原的问题很正常。说不考虑也不客观，也不实际。如果真地到了领导让我们退役的时候，不走也是不对的。问题是我们做为一个老兵应该怎样对待这个问题。
我们都当兵五六年了，回想一下，如果没有党的培养，没有上级领导、党支部的关怀，同志们的帮助，我们能干些什么呢？我们有的同志入了党，入了团，有的当了干部，当了班长，这不都是党的培养，同志们关怀的结果吗？离开这些，就没有我们的进步，没有我们的一切。
想到这些，我们当兵年头越多，就越要努力学习，积极工作；越是快要退役复原了，就越要抓紧时间为部队建设多做贡献。
总之，我们要正确对待组织和个人的关系，正确对待组织纪律和个人自由的关系，正确对待复原和留队问题，摆正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的关系。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努力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朝气蓬勃地为党工作。

我套话连篇的发言，按照当时的标准，还算是层次分明，有一定的水平。我好歹算是完成了贾连长和李党小组长交给我的任务，也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或许是有后果，但不严重）。
三十多年以后，我翻开我的小笔记本，阅读到前面的这些文字，为我当时的处境和担纲的角色，我真想为我曾经的低贱俾微而再哭它一次。

这是二连党支部书记贾廷城在我的《入党志愿书》上亲笔填写的批准我入党的决议。几十年以后，我才看到。

200多字提供了三个信息：

1、表彰我有“两不怕的革命精神”

2、表彰我敢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应该指得是前面提到的批评八班长杨贵安吵架。

3、40名党员举手表决通过我入党，竟然有1个党员投了反对票。这位大侠基本可以断定是八班长杨贵安。呵呵，挺好玩！

42年后，我和八班长杨贵安又见面了。

2017年8月，二连在丹东搞了一次聚会。老杨和吉林东丰县的几个战友也参加了。

报到后在饭店大厅的沙发上，从左至右：副指导员邵元明；三排长解树春；八班长杨贵安；洒家；饲养员李吉顺（1971年茌平入伍，接替李金海担任饲养员，退役后回茌平后，又下东北，安家在黑龙江）。

这一张合影，只介绍前排，从左至右：傅万成，1973年的北京兵，接替李吉顺担任饲养员；十一班长王立彬，1970年哈尔滨兵；杨贵安；一班长张庆文，1969年吉林东丰兵；洒家。

接触期间，感觉到杨贵安与张庆文的身体都很好。皮肤黝黑，手掌比当工程兵的时候还粗糙。俩人退役回家后，都一直在乡下务农。

老战友聚会，喝酒自然是高潮。

贾连长（团长，白发者）在旁边的一桌，喝得正酣畅。

我没有过去给贾连长敬酒。前些年，一起喝过几次啦，我再过去敬酒就显得生分。

我端起一杯酒走到八班长杨贵安一伙的那桌。郑重其事地对杨贵安说：

“老杨，我这一杯酒是道歉酒。我要为当年写你的黑板报道歉！”

我指了指邻桌的贾连长。贾连长看到我指他，他还凝视了我片刻。我对杨贵安说：

“当年那一篇黑板报，都是贾连长让我写的。今天请你喝了我这杯道歉酒！”

老杨我们俩碰杯后就都仰头把酒一饮而尽。老杨紧紧握了我的双手。他的泪水顿时奔腾而下。泪水多到一只手去抹根本就止不住，只好两只大手一起上，手指手掌齐挥抹。

为一篇黑板报而泪奔的老杨，祝福你的老年安康安好！

下面再说说也是吉林东丰兵的欧阳德立。欧阳德立的外号叫“ 老 九 ”

十六班长欧阳德立出事的时间大约是在一九七四年的九月，天气刚刚有些凉的时候。
十六班是风钻爆破班。那天下午，十六班长欧阳德立和副班长王清海带领全班人马完成了一次打眼放炮任务后，正往营房回返。半路上班里有人发现衣服口袋里还有四枚没有使用过的雷管。发现口袋里有四枚雷管的是谁，当时我就没有闹清楚，现在更是无法考证了。这个问题并不重要，因为不管班里谁在回宿舍的途中发现衣服口袋里有雷管，都要报告给班长欧阳德立。因为工程兵施工安全条例中明确规定，任何人都不允许把雷管炸药带到生活区。
四枚雷管被发现后，欧阳德立班长面临的正确选项只有一个，那就是亲自或派部下把雷管送回施工现场的雷管库去。其它的选择都是不符合安全施工条列的。
全班的人马打了半天风钻都很疲劳了。欧阳班长很体谅部下们，派谁返回山洞去都要奔波些路程，爬一段山坡路。疲劳和体恤让欧阳班长做出来一个错误的决定，他决定就地销毁这四个雷管。他让其它的士兵先行一步，仅把副班长王清海留下来与他一起操作。
欧阳德立身上穿的是一套很破旧的棉工作服，替代扣子腰带的是一截报废了的导火索。欧阳解下腰间的导火索，掐头去尾把它裁剪成了四段。每一段差不多都有二十厘米长短，分别镶嵌在四个雷管上。新导火索的外皮都是缠裹着一层棉线的，棉线里面是很薄的沥青涂层纸。做腰带使用的破旧导火索最外层的棉线都断裂了。欧阳班长剪裁导火索时顺手把断裂的棉线都撕扯了下去，暴露在外边的是那层很薄的沥青涂层纸。
那天的风很大，欧阳班长让身体魁梧的王清海为他遮挡着风。欧阳班长和王清海副班长点燃导火索的历史都有五年多了。对他俩说来销毁四个雷管就和燃放四个小鞭炮差不多，完全可以在二十厘米导火索点燃的时间内把雷管仍出去足够远。问题就失误在暴露了的沥青涂层纸上。沥青涂层薄纸的燃速很快，导火索刚一接触到打火机的火苗，没有容得欧阳班长转身甩出，四个雷管就一起爆响在了他的手中。
瞬间的爆炸让挡风的王清海副班长顿时闭上了眼睛。他睁开眼睛后看到了一幅惨不忍睹的景象：失去了双手的欧阳班长浑身是血，痛苦地倒在了地上。
王清海外号叫“大驴”。“大驴”的身体很强壮。爆炸发生的位置距离王清海的身体很近，他的腹部胸部以及两条腿之间的裆部也都被炸伤了。王副班长神智稍事清醒以后，顾不上自己身上的鲜血和伤痛，赶忙用两只大手攥住了欧阳的伤口，使上气力猛地一抡就把欧阳扛到了自己的背上。“大驴”三步并做两步朝山下飞奔而去，转眼就追上了班里的其他士兵。大家看到浑身是血的副班长以及昏迷了过去了的班长，这才知道了发生了天大的事故。
欧阳班长和王副班长是如何让被送去医院，到医院又是如何治疗的，就不费笔墨记述了。一个月后，王清海副班长伤愈出院。雷管爆炸在他腹部胸部裆部造成的伤口都痊愈了，留下了很多模模糊糊的伤疤。他腹部的皮肤下还留存着两个雷管帽，摸上去是两个小小的硬疙瘩，还需要再一次手术摘除。王清海说：幸亏是纸雷管；若是换成铜皮雷管，爆炸的威力会更大，碎屑的杀伤力也会更强，他俩的眼睛恐怕都要保不住了，王清海腹部裆部的创伤也会更大，命根和睾丸也会伤及的。
又过了两个多月，天气已经很冷，即将要过年的时候，欧阳德立也伤愈出院了。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去十六班看他。欧阳住院三个多月养得又白又胖，让大家无比伤感的是他永远地失去了双手。他左手的五个手指都没有了，手掌也炸没了大半。伤口愈合后的左手如同半个锅铲。他的右手只剩下了一根小拇指，大拇指残留下小半截，手掌伤得也很重。伤愈后的右手就象一只两个尖的叉子。
欧阳德立是一九六九年入伍的吉林东丰兵。他家在农村，兄弟姐妹很多，七八个或十多个，他是老大，家里很贫穷。二连的每一个人都还记得，他出事之前才休探亲假回来不久。探亲的时候欧阳定了一门亲事。大家也都知道欧阳德立当兵五年多，一直干得很好。他为人也好，家庭出身又好，不仅很早就入了党，当上了班长，而且探亲前已经通过了提干前的体检，就等候上级下达任命状了。遭受如此的事故，如此的伤害，欧阳也就失去了被提拔为军官的可能了。他那刚订婚的未婚妻是否会毁约呢？
欧阳班长的情绪好像还不是很坏。他红光满面地应对大家的问候，向大家展示自己的伤口，展示自己的残肢。我内心里是强忍着泪水的，不知道其他的战友是否也是这样的心情。
说话间，欧阳从衣服的口袋里掏出来一只特制的羹匙，羹匙的一端是一个套。欧阳把羹匙套在右手残留的小拇指上，给大家演练了一个用羹匙吃饭的姿势，算是解答了战友们的疑问和一个最重要的担心。随后，欧阳又演练了用“肉铲子”和“肉叉子”解开或扎紧裤带的程序动作，在场的战友无不感动加心动，震撼加颤抖。欧阳真是我们的好战友，钢打铁铸的工程兵。
又过了几天，欧阳来我们三排找老乡尹祖宝玩。正好是星期天，欧阳加入了打扑克的系列。让大家万分称奇的是欧阳能用仅存的一根小拇指加上半截大拇指的“肉叉”一张一张地抓牌，并且能把抓到手的牌整齐地用左手“肉铲子”护在胸前，还能一张一张地出牌。欧阳在医院休养治疗的期间，从千奇百怪的伤兵伤号那里学来了杂技般的生活技能和娱乐技巧，真是让人赞叹千般佩服万分啊。
不知是哪位战友开头，欧阳因为失去了九根手指而得到了一个“老九”的外号。样板戏京剧《智取威虎山》中的人物台词，自然是其语言的来源背景。
一个多月后，老兵该退役了。团里专门派了两名军官去吉林东丰为安置欧阳做工作。东丰县民政局很不错，欧阳最终被安排在县医院的传达室做门卫。欧阳能使用他的残肢摸扑克牌，接电话一类的活儿当是不能难住他的。据说他的未婚妻也没有悔约，很快就和他结婚了。
欧阳出事以后，一营的军官士兵中就有了一个说辞：
“二连的指头，一连的腰”
这句话说的是二连士兵受伤失去手指与脚趾的比较多。欧阳德立的九个手指以外，还有三排长解树春的右手大拇指；九班士兵李万宝右手的一根小拇指；一排的士兵王占武左脚的一根脚趾，都是被石头砸掉的；一连士兵则腰椎严重受伤的比较多，先后有三个或四个士兵的腰椎被砸断，造成了终生的下半身瘫痪。士兵们的伤残部位其实并没有什么规律性。常年在艰苦环境下施工的工程兵战士受伤的几率很大却是千真万确的。

很多年后，有战友告诉我，说欧阳德立的老婆无法忍受他的残疾，还是与他离婚了。欧阳德立也离开东丰县，回山东老家了。欧阳的老家是梁山县。并且告诉我，这个消息是确凿无疑的。

2019年的夏天，我开车到梁山县。游览水泊梁山旧址的同时，我还想寻访一下欧阳“老九”的踪迹。

我去梁山县军转办，那里有梁山县所有转退军人的信息。寻找起来很方便。

查询的结果是，梁山县的军转退军人的信息库里，没有欧阳德立这个人。我还查了一下，梁山县是有欧阳这个姓氏，也有姓欧阳的转退军人。年龄、简历，与欧阳德立都对不上号。

这样一来，可以推断：要么欧阳没有从东北回到梁山县来；要么就是欧阳德立战友，早已离世。

呜呼哀哉，可恨的导火索和雷管！

1974年结束了，我安全标兵也当了，生产模范也评上了。一个士兵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能受到的表彰我几乎都得到了，可入党的事还是没什么征兆和音信。三排的党小组长李金海还在不断地鼓励我，安排我干这干那，我只有继续一丝不苟地执行，力争把所有交给我的差事都干得圆满漂亮。

1975年的新兵已经集结在新兵连进行训练，距我退役的日子屈指可数了。很多将要退役的老兵都松懈下来，着装不再整齐，张口就想骂人，甚至开始调换或新或旧的军装，准备自己的行囊了。
老兵们几乎全都名正言顺地夜间不再站岗；一些不可能退役，但暂时还不具备入党条件的1971年兵和1973年兵也都混水摸鱼地加入到拒绝站岗的行列。连里和排里的领导们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再较真地管理。这样一来，每个排四十多个在编的士兵，夜间持枪站岗的人就没有几个了。

我的处境使我成为三排最没有资格和资本拒绝站岗的士兵。那年冬天，每逢轮到三排站夜间岗，我常常是上半夜站过一个小时，下半夜还要爬起来再怀抱步枪站上它一班。全连，全营，全团，全军，哪里还有我这样窝囊的老兵？

解树春排长外出执行任务归队了，我尝试着和他沟通，企图从他的嘴里打探出一些更有价值更接近连领导旨意的消息。我们俩之间的沟通很有成果，他把他手腕上新买的一块“宝石花”牌手表转让给了我。“宝石花”牌是上海手表厂新生产的一款手表，比“上海牌”更漂亮更难买到。解排长把自己的心爱之物转让给我，足可以证明我们俩之间战友加兄弟的情谊，证明是含金量很高的铁哥们。那块“宝石花”售价110元钱，当时“上海牌”的价格是120元。1974年，我服役第六个年头的津贴是每个月20元，1975年一月提升到了每个月26元。

战友加兄弟的解排长并没有向我透露更多的党内消息，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消息。我自己当作天大事情的入党问题放到连长指导员那里，芝麻一般的小事，根本没人顾得上讨论。解排长和贾连长的关系再好，再铁，恐怕也没有就我的事进行单独商谈的机会。所以我和解排长沟通后，他除了把“宝石花”转让给了我之外，能够告诉我的也只能是和党小组长李金海给我的一样，几句鼓励和安慰的语言而已。

二 百 米 赛 跑
　　
春节临近了，老兵退役的日子也为期不远了。施工现场停了工，各级军官们忙着总结开会；士兵们开始休整；司务长给养员和炊事班的人在准备年货；连队里也因地制宜地举办一些文体活动，尽量地让年的气氛活跃起来。
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二连每逢春节都要举行一次二百米赛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赛一百米，也不比赛四百米，单单进行二百米。二连的二百米赛跑没有正规的场地和跑道，也没有预赛和选拔赛，每个排出一名到两名选手，六七个人直接决赛，冠军的奖品一般是一个笔记本，上面写着奖给某年春节二百米比赛第一名某某某同志，盖上“中国人民解放军三二四一部队七十二分队党支部”的大印。
去年春节的二百米比赛，解树春排长没有征得我同意就替我报了名。究竟能否胜任比赛我自己心里也没有数，解排长他怎会清楚？他大概只是想让我凑凑热闹，提提我的情绪。三排参赛的还有我们十一班的于峻岭。没想到比赛时我跑了一个第一名。于峻岭的名次是第三；获得亚军的是四班长王新举。

可不要因为我这个从来没有参加过赛跑的能得第一就认为我们二连所有参赛者的水平都很差。我们十一班的于峻岭一贯善于奔跑，当兵之前参加大连市中学生运动会曾获得过短跑第三名。一件印有“中学生运动会 奖”字样的运动背心他经常穿在身上。大连是一个体育运动水平很高的城市，能在全市中学生运动会上拿第三名的水平已经相当不低。

四班长王新举是来自哈尔滨市的七零年兵，风钻爆破班，四班的班长，他身材挺拔，肩膀很宽，在哈尔滨城市兵里属于比较能干的一位。他在篮球场上善奔跑能跳跃，二百米赛跑获得第二名也全凭他的实力。
至于我跑个第一名，既出乎战友们的预料，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怎么一下子就成了赛跑的健将？我自己都为突然发现的运动天赋有些莫名其妙。悉心一想也就不觉得不奇怪了。我在经始班四五年的时间，一年到头不论白天黑夜从这个洞口奔波到那一个洞口，行走的都是山坡上的路，脚力自然也就锻炼出来。奔跑的速度，双腿的频率与我经常打篮球不无关系。

后来我才知道，我来二连之前王新举连续数年垄断着二百米赛跑的冠军宝座。对于我的超越老王很是愤愤不平，扬言来年春节一定要和我争个高低。

不知道什么原因，山东兵和哈尔滨籍士兵的关系总是处不好，好像不仅仅是因为地域相距较远，用城市人与乡下人之间的差异解释可能更接近实际。当然了，我在经始班和李靖、张锁柱两位哈尔滨兵，处成铁三角般的哥们应该是一个例外。李靖是1973年初退役回哈尔滨的；张锁柱下到4连去了。

十三班长姬宗祥替我分析说，如果我入党问题进入各个党小组讨论阶段，担心一排的三班长孔令山，四班长王新举两个哈尔滨兵会从中作梗的事并不是望风捕影，更不是杞人忧天。

我到二连以后和铁哥们李靖的书信联系逐渐减少，我没有把我的处境和郁闷全都告诉他，免得让李靖为我担忧。但李靖好像知道有关我的一切，很可能是哈尔滨的士兵们探亲时和他谈到过我。有两个哈尔滨兵探亲回来对我说，李靖让他们俩给二连所有哈尔滨兵捎信：
“老臧到了二连还那么拼命，不为别的，就为了一张党票。你们几个小子到时候如果不帮忙，还捣个蛋什么的，我跟你们没完！”
听他们这么一说，我心里非常感动。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李靖小老兄，你可真体谅我呀！有李靖千里之外的保驾护航，我就不用再担心哈尔滨兵们节外生枝了。即便这样，我还是想和他们搞好关系。在参加二百米赛跑之前，我已经决定让王新举一马，把冠军的头衔还给他。

我没有获得赛跑的冠军，却收获了一些实惠，具体地说是增加了一些获取党票的安全系数。如果说五年前我第一次填写《入党志愿书》的时候还抱有一些信仰，甚至感觉到几多神圣，辗转拖延了几年之后，我心中党票的价值就完全等同于一张《毕业证》、《良民证》或《通行证》了。获得党票的手段方法也掺杂了一点儿计谋，有些计谋还有些龌龊低下。这样子地与时俱进也许不能全都怪我。

李靖（前左）、张锁柱（前右），两个哈尔滨城市兵和我，他们俩的年龄都比我大一些。我使用铁三角来形容我们仨的关系，没有排斥他人的意思。

李靖是回族，原籍是山东莘县张鲁集，与我也可以算得是山东老乡；张锁柱原籍河北保定清苑县张登镇，和我又算是河北一个县的老乡。我们仨广义上算是互为老乡，铁三角指得是这层意思。我们仨的关系的确不错，也是真的，属于铁哥们系列。

他们俩属于关内去关外移民的第二代或第三代，好像是这俩家伙从来也没有回过山东和河北的老家。

1996年，李靖来日照看望我。 2010年6月，我又去哈尔滨看望过李靖。 2017年二连在丹东搞聚会的时候，曾经健硕强壮，擅长奔跑，喜欢篮球运动的风钻爆破班，四班长哈尔滨兵王新举，没有参加，他十多年前就病故了。 1975年的春节已过，党的大门还没有向我敞开。1975年的新兵训练都快结束了，关于我能否如期退役，仍旧没有确实的信息。这样两个电炒锅般的煎熬，使得我寝食难安。

因为不久前营部经始班的测量工作出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差错。混凝土大件浇灌砌筑错位了22厘米，虽然只造成了几万元的损失，但负面影响很大，处分了三个士兵。因此出现了一个要我再回经始班的说法。负责工程的张守俊副营长亲自两次到二连找我说再回经始班的事。
我从心里是想赶紧退役回山东的。但我一个还在要求入党的士兵，怎么能提出退役的要求呢？

煎熬着度过了十几天，直到2月下旬，党的大门才闪开了一条缝隙，我在填写了第5次第6份入党志愿书后，总算是挤了进来。

做为一名新党员，那更是不能向组织上提出退役的要求了。

在是否能够如愿退役的问题上，我还只能报以听天由命的态度。

公布老兵退役名单的日期是1975年2月28日的中午。

我游逛到炊事班去。那天伙房里改善生活，午餐是大米饭炸鱼。我思衬分析：我希望在第一时间听到令自己满意的喜讯，又不愿意在现场遭受相反结果的郁闷尴尬。如果召开全连军官士兵大会一定是在餐厅里集合。伙房与餐厅只隔着一层玻璃，完全可以听清楚餐厅里开会的全部内容。于是我决定留在伙房里帮厨。

四坨子冻鱼早已泡在大行军锅里还没有完全化开，是那种巴掌大小的冰冻海鱼。我知道，双手浸泡在冰冷的水里择鱼，腥气，冰手，甚至会扎手，是个谁都不愿意干的活儿，炊事员们也都退避三舍。我向炊事班长张永祥提出来要帮他们择鱼。张班长高兴得嘴都合不上了。立马有炊事员给我拿过来矮凳，刀子剪子也都递了过来。每一坨子冻鱼重约四十斤，四坨子是一百六十斤。三四条鱼差不多才有一斤重，把五六百条冻鱼开膛破肚剪掉鱼头，我这一上午就不用干别的了。
冻鱼大概是春汛时捕捞的，个头不大却有鱼籽。鱼籽高蛋白高胆固醇，是最有营养的食物。我觉得把鱼籽和鱼内脏一起丢掉太可惜，就不怕费事一一将鱼籽从内脏里剥离出来，收集在一个大碗里。鱼籽有营养，鱼腥味也重，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习惯食用。炊事班长张永祥与经始班的大朱一样，也是本溪下乡到凌源去的知青。他一则很会来事，二则为我的辛劳所感动。他提出来单另把鱼籽放上佐料蒸熟给我开小灶，慰劳慰劳我这个不怕辛苦的老同志。
大约在中午十一点钟前后，我把冻鱼全部整理清洗完毕。大锅里翻滚着炸鱼的油花。一大碗鱼籽也蒸熟了。我从容地清洗了手臂，捧起那碗鱼籽准备好好地享受。这时，全连人马在隔壁的餐厅内集合完毕。贾连长声音洪亮地在整顿队伍。接下来贾连长就要宣读退役名单了，我自然把耳朵的功能集中到玻璃窗的那边去了。
贾连长高声宣读着工程建筑二一三团司令部关于同意二连张庆文等X十X位同志退出现役的决定。被念到名字的老兵随即应一声：到！有的老兵故意把回答“到”的声音弄得怪声怪气，贾连长也没有象平时那样给以批评，连停顿也没有。我支棱着耳朵仔细倾听，心中急切地盼望能听到自己的名字。直到名单快要念完了，玻璃窗的那边才传过来我最想听到的声音。贾连长念过我的名字后因为没有人回应“到”，他又重复了一遍。三排有人说了一句：
“在伙房帮厨哩！”
贾连长接着赞扬道：
“你看这老同志，马上就要离队了，还坚持着站好最后一班岗，真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我享受着鱼籽，心里很高兴。高兴不是因为鱼籽的美味和贾连长的表扬，而是因为等来了盼望已久的大好消息。两件大事都是按照我自己的愿望兑现的。一个人的运气再不好，也不会永远背时，更不会在所有的事情上都背时。
　　1969年7月，我第一次离开二连时做的最后一件事是挖掘厕所的大粪，牛班长当众表扬说我是“站好最后一班岗”；六年后，我即将再次要与二连告别时，给自己找的最后一个活儿是择冻鱼，贾连长把同样的赞扬给了我。站好最后一班岗，算是我为自己的军旅生涯画上了一个句号。

告别军营的时间是一九七五年的三月二日。留队的新兵和已经登上卡车的老兵们握手祝福。很多人的眼眶发红，还有人掉下了眼泪。我没有流泪，我只记得和辛光学的告别。俩人都没有什么言语，只是长时间紧紧地握手。我至今还记得他那天的手很热。辛光学或许和我想的一样：今日一别，天隔南北，互为参商，今生今世再见面的机会几乎就没有了。
六年前从临清来的士兵除了提拔成军官的，这次几乎全部都退役了。唯一的例外是铁哥们李金海。他继续在二连担任班长，带领着士兵们，钻山洞，干苦活，目的无非是还想再争取一下留部队提干。

营里指派四连的李维国排长负责护送我们，他原来也在二连，提干后去了四连。李维国排长也是我的铁哥们。

我至今好保存着一张照片，背景是街亭市的一座挺有名气的纪念碑。照片上共有四个人：最右边的是李排长；左边的是四连的临清兵于德明；中间是我和解树春排长。解排长是专程到街亭火车站给我们送行的。于德明六年前在新兵连时和我在一个班，因为皮肤特别黑，被人起外号叫“刚果（布）”。“刚果（布）”入伍退役都和我一起拍照合影，也算是一种缘分。
1975年3月3日的上午，火车驶过天津。六年前我们这批新兵乘车去东北路过天津的时候也是这个日期。满打满算六年的光阴一天也不多一天也不少，也算是一个巧合。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情：我不记得是哪位老乡战友为座位的事和另一个部队的几个退役老兵发生了口角。我的情绪立时极度冲动，窜到对方前面，左手抓住一个人的衣领，右手的拳头高高地举起，嘴里模仿着电影里国民党伤病的口吻一声大喝：
“老子钻了六年山洞，憋了一肚子气，今天就要好好地教训教训你！”
李排长和其他战友们赶忙过来把我抱住，制止了一场恶斗。那几位陌生的老兵，大概被我的恶像，被我的“钻了六年山洞”给镇住了，大气也没有敢吭一声。
李排长和战友们都没有看到过我发怒，所以非常惊讶，纷纷好言安慰我，一声声地追问：
“你怎么啦？到底怎么啦？”。
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为一件于己毫不相干的事做出如此的举动。平静下来莞尔一笑，没想到六年的压抑会在这样的场合以这样的方式发泄一番。

电影中国民党伤病的标准台词是：
“老子在前边打仗，身上钻了这么多窟窿，吃你一顿饭还敢要钱？你不想活啦！”

那次火车上挥拳打架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一次莫名其妙的冲动。

从德州换乘卡车，再行驶一百多公里就到了临清。离家六年的一批服役士兵，一批挖了六年山洞的钢铁般战士，终于又回到了大平原上的家。

卡车刚刚驶进临清汽车站的院子里，我就看到母亲和二弟早已等候在那里。一定是昨天就已到家的郭信昌或潘金富两位战友把我回临清的确切时间告诉给母亲的。他们俩入伍前和我母亲在同一个工厂工作。
卡车刚一停稳，战友们开始整理行囊准备下车。我站起来挥手和母亲二弟打招呼。母亲靠近卡车，昂着头，第一句话就张口问我：
“你入了吗？”
我没有回答母亲，尽管把行李交到二弟的手中。母亲问的声音更大：
“你到底入了没有？”
母亲的高声引起几位战友的关注，他们有的可能根本就不会知道我母亲问的是什么事。有两位见过我母亲的和她打了一声招呼。我摆摆手对母亲说：
“回家再说吧！”
母亲和二弟骑来了两辆自行车。我骑一辆带着母亲；二弟骑一辆驮着行李，开始往家里走。走到青年桥附近，母亲从自行车后座上跳下来，一只手拉住自行车说：
“你也下来，咱们不走了。你告诉我，你到底入了还是没入？”
我笑了，二弟也笑了。我赶忙对母亲说：
“我入啦！你放心了吧？”
母亲嘟囔一句：
“这还差不多！”母亲也笑了。
　　我们仨自行车也不骑了，高高兴兴地步行回家。我感觉有许多话要对母亲说，对二弟说，可一时又不知道从哪里说起，我只是无言无语地陪母亲笑。

回家的感觉很好，实现了父母心愿的儿子回家的感觉更好，我和母亲都享受着喜悦。

二弟为我打来了洗脸水，我还没有洗完脸，护送我们回临清的李排长来到了我们家。

李排长上次探家的时候见过我的母亲。她俩交谈时还回忆叙说到李排长小时候在下堡寺时的事。李排长也算得上是我母亲的熟人。李排长是等退役老兵们全都离开汽车站后就直接到我们家来了。他这么快就跟随我的后影来到我们家，出乎我和母亲的预料。李排长公务的最后一个任务是去县武装部交接退役老兵的人事档案。这项工作他还没有完成，我们这些退役老兵的档案都装在他的一只大手提包里。

李排长和我的母亲寒暄了几句，立马打开了他的大手提包。李排长说：
“老伙计，你这几年是怎么回事啊？”
我知道他问的是我入党所费的周折。我说：
“我也不清楚，”
李排长说：
“现在你的档案就在我这个提包里，等一会儿就要交到武装部去了。咱们打开看一看，把事情闹明白。”

不等我表态，李排长就把我的档案袋给打开了。李排长和我，还有我的母亲，都看到了我档案袋里的所有材料。

其中对我的杀伤力最大的是1971年8月19日的一份调件。内容如下：

最高指示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然后是九个特大号的红字加一个大感叹号：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有关臧全禄同志的情况介绍

臧全禄，男，现年三十九岁，家庭出身上中农，本人成分上中农。河北省清苑县南刘家口村人。原有文化程度高小，现有文化程度初中，行政工资级别21级。于1953年5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51年3月参加工作。现任我县康圣庄人民公社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
（简历略）
土改前后家庭经济情况：
土改前：全家6口人，30亩地，四间房，半头牛；
土改后：全家7口人，26亩地，四间房，半头牛；
土改时自动献地四亩。
该同志岳父家的家庭成分是地主；
一九四六年在保定读书期间参加过童子军，系国民党特务的外围组织。
臧全禄同志文化大革命前在旧县委宣传部、旧县委办公室任干事，文化大革命中坚持反动立场，疯狂地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恶毒攻击红色政权。
以上材料系抄录本人档案材料。

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九日

（山东省临清县革命委员会政治部 公章）

该死的调件，就是这副嘴脸。

我看过之后，六年噩梦的原因方才闹明白了一些。心里激情澎湃，身体却瘫软如泥，激动痴呆良久难以恢复常态。

母亲还没有看完，嘴里就开始骂人。母亲可不是一个轻易说脏话的人，最重的言语也只能是“王八蛋”、“坏蛋”、“胡说八道”之类。

“童子军，系国民党特务的外围组织”；
“坚持反动立场，疯狂地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呵呵！“上中农”的孙子，“地主”分子的外甥，又莫名其妙地添上了这么两条，现实生活给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使我在人生的旅途中多看到这么多崎岖的风景。

哪个混蛋王八蛋胡编乱造出来的这等内容，害得老子我苦难了六年。我也真想痛痛快快地大骂他三天。

李排长劝了我母亲一阵，安慰了我一番，把两份调件和我的所有档案材料整理好装进大手提包里就到武装部交差去了。
我呆坐在凳子上，再次陷入了回忆。

六年和青春捆绑在一起的经历，都刀刻剑铭在脑海的深处了。还用一幕一幕地回忆吗？

2017年11月，临清，张辉（右）邻家餐馆小聚。中为李维国哥们。

我退出现役回到了山东临清。因为我属于非农业人口，两个月后，分配到聊城地区汽运公司干汽车调度员，四个月后，被调到了交通局政工科工作。很显然，如果我不是党员，汽运公司是不可能把我输送到交通局机关做政工工作的。

1976年春节后，钻了7年山洞的李金海也退役了。他回了临清大辛庄公社黄官屯大队当农民。

不久，他到聊城找我。我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如何想办法帮助农村户口的李战友找到一份非农业的正式工作。这是一件很难的事。不可能一步到位，只能一步一步地来。

聊城汽运公司技工学校刚刚恢复建校。我就为李战友在汽校的伙房里找了一个临时工炊事员的工作。距离我的住处只有几百米的距离。

有一段时间，我和李战友相安无事。

我的工作是骑着自行车去开各种各样的会。地区经委的，宣传部的，团地委的，人事局的，劳动局的，传达国家和省里文件的。

李金海的工作不外乎择菜，烧火，蒸馒头，洗刷锅碗炊具笼屉。

1976年之后的几年，那是我们国家真地向好的年头。探索了10年，终于迎来了不再只读一个人的书，不再只学习一个思想的时代。对于我来说，那是一个值得永远怀念回忆的阅读时代。年轻，记忆力好。未来的妻子还在外地求学。我的业余时间充裕了再充裕。我如饥似渴地千方百计地寻找可读的书。

就如同当年在山沟里为我提供浇了酱油的热豆腐，提供油炒高粱米一样。炊事员李金海开始帮助我从汽运技校的图书馆借书。一星期借两三次，一次三四本。一般都是我写在纸上几本想借的书名。李战友按图索骥，去汽校图书馆寻找。 这样的借书操作程序持续了几个月。李战友对我说：

“有些书，你如果喜欢，就可以不用还了。”

我很诧异地问他为什么。

原来汽校图书馆的图书出借采用的方式是打条子。即某位职工学生想借什么书，就自己写一张带书名和姓名的纸条，把纸条押在图书馆，还书的时候，撤回纸条即可。

李战友所说不用还书的办法是，他和图书馆的那个胖管理员混熟了，经常转到图书馆玩，乘胖管理员不注意，悄悄地把他自己留在图书馆的纸条给撤出来。人不知鬼不觉地就完成了图书的盗窃。

我厌恶憎恨任何盗窃行为，但我还是认可了李战友的策略。孔乙己老夫子说过：窃书，那是读书人的事，怎么能算是偷窃呢？ 在李战友的帮助下，我的读书生活又上了一个台阶。有些书可以慢慢地读，留出了思考品味的时间。有的好书，可以反复读。例如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半年时间内，我就阅读了三遍。 我们俩合伙做案，究竟搞定了多少书呢？几十本是有的。四十多年以后，我多次往外送书、卖书、卖废纸以后，还保留着不老少。 这些旧了的书，曾经给我以愉悦，给我以对世界的认知。它们都来自当年的汽运技校图书馆。 有的书扉页上印有“聊城汽运技校公阅图书”的印章。 不说铁哥们李金海帮助我窃书的往事啦！

还是那句话：孔乙己老夫子说过：窃书，那是读书人的事，怎么能算是偷窃呢？

窃书阅读的好日子持续着的时候，铁哥们的好运气也来了。

1977年年末，聊城地区劳动局以聊城地革委的名义下发了一个文件。主要大致内容是：为了提高机关和学校集体伙房的管理水平，搞好广大干部职工学生的饮食生活。聊城地革委决定，凡是在聊城地区范围内的国家机关和学校（不包括企业事业单位）的集体食堂工作的临时工炊事员，从事炊事工作满8年的，可以转正为国家正式职工。

因为我在地区交通局政工科负责劳动工资方面的业务，去劳动局开会的是我。回来后向科长、局长汇报，决定照地革委的文件执行。

摸底后，地直交通系统符合文件要求可以转正的临时工炊事员，只有交通局机关食堂的唯一炊事员赵以柱和汽运技校食堂的李金海他们俩。

接下来，填表，签字，上报，两个人的手续都是我操作的。

不久，地区劳动局的批示下来了。内容大致是，李金海和赵以柱两位的情况经审查，符合临时工炊事员转正的条件，同意转正，前提是必须回户口所在县的劳动局参加炊事员技能考试。只有通过了该考试，才能转正。

这一位是地区交通局的赵以柱科长，1977年与李战友一起转为正式职工的交通局机关的炊事员。莘县人，1949年出生，在聊城军分区某食堂任炊事班长很多年。1976年到交通局做临时工。退休前任交通局科长。照片是2022年在聊城与交通局老同事们小聚时拍摄的。 县级劳动局招考炊事员的考试，肯定是考试烹饪技能为主。

李金海对我说，他只会喂猪做豆腐炒高粱米饭，烹饪技能无从谈起。

我们俩讨论了一个晚上。

最后，我拿出来一个方案：

我因为最近有开会的任务，无法陪同他一起回临清去。我让李战友去临清找县革委的炊事员巩云普大叔。巩大叔一定能帮助老李打探到临清县劳动局考试炊事员的时候，都是演示哪几种菜肴。就如同学生考试前，能够把考题偷出来一样。

我还告诉李战友。劳动局考试炊事员，出题和监考的，一定是临清招待处的那几个老炊事员，巩大叔还能够帮你提前和他们 打一个很管用的招呼。

我还叮嘱李战友。去见我的巩大叔，不用送什么礼物。巩大叔孩子多，带给他十几斤花生米就可以了。

第二天，李金海一个人回临清参加县劳动局的考试去了。

我为什么自信我的运作方案完全可行呢？这要从我和我们家与巩云普大叔的关系说起了。

1968年12月，正是10年大探索如火如荼，临清两派激战正酣的岁月。临清炮轰派为了正式夺取县革委的权利，用精兵强将成立了一个青年班子。 “青年班子”正式进驻临清县革委大院，父亲不再去那里上班，倒是难得的清闲。
　　一天下午，母亲去工厂上班了，父亲骑着自行车带着三弟去“新华池”泡澡，只有我和二弟呆在家里。

突然闯进四个人来。为首的一个我认识，他是临清师范学校的陈魏延（化名），成立县革委的时候，是县革委常委，后来加入了炮轰派，是临清知名度比较高的造反人物。
我一看来者不善，便大声质问他们：
“你们想干什么？”
“我们来搜查黑材料！”其中一个留着平头满脸横肉的人说。
“我们家没有黑材料。”
满脸横肉过来当胸给了我重重一拳：
“你小子说话怎么还这么冲啊？”
二弟吓哭了。我顺手捞起挂在墙上的一把镰刀，后退一步用镰刀对着四个人喝道：
“你们谁再动手，我就用这个搂你！”
镰刀是弟弟们喂兔子割草用的，一尺多长，尖尖的镰刀头很锋利。
四个人一定知道我是一中的学生，不然为什么来的都是师范的人而不是一中的？他们大概没有预想到会碰上一个敢于玩命的愣小子，若是真的镰刀见了红，也怕不好收场，局面一时僵持住。
弟弟的哭声，吵闹声惊动了邻居和袼褙厂的职工。

我曾经说过，自家院子里有一个又脏又乱的街道工厂也有好处，这个时候好处就充分体现出来了。邻居和袼褙厂的职工把我们家围了个水泄不通。

为了就近保护我，邻居巩大婶（县委炊事员巩云普之妻）、马大娘（县政府炊事员老马师傅之妻）、郭大婶（老郭是搬运工人），还有袼褙厂里嗓门最高的两个大嫂大婶，进屋后站到了我和那四个人之间。
有女高音背诵起《毛主席语录》，不会说普通话，标准的临清口音：
“毛主席教导我们：

‘要文斗，不要武斗。’”

巩大婶不会念毛主席语录，只听到她不断地高声嚷道：
“你们人多，也不能欺负人呀！”
陈魏延四人一时语塞，只好按照原来的话题，说是要搜查黑材料。我清楚他们的目的是抓捕我的父亲。我父亲和三弟去新华池泡澡，已经快两个小时了，这时如果回家来就遭了，我想尽快把他们打发走。
有邻居和袼褙厂的人在，四个“老二”（临清当时都这么称呼炮轰派的人，称呼捍卫派是老大）谅也不敢伤害我。我放下手中的镰刀，并答应他们搜寻“黑材料”的要求。我很想告诉二弟，让他去大门口外或去新华池的路上迎一下父亲，人群中却没有了二弟的身影。
我们家里能有什么黑材料啊，魏延四人翻箱倒柜，桌上床下，胡乱翻了一通。抓起一把我积攒的传单与红卫兵小报，向众人吆喝：
“看，这不是黑材料吗？”
我知道他们这是在给自己找台阶下。
这时，二弟出现在人群中，我刚要招呼他，又看见站在他旁边的是三弟，我悬空的心落回于胸膛。
又闹腾了一阵，陈魏延四人走了，我洗了一下手，用力把脸盆里的水朝那四个人身后泼去，脏水撒在了陈魏延的鞋子裤子上，他回头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记住了他那细长的单眼皮小眼睛。
抄家的人走后，二弟高兴地告诉我：在他哭的时候，突然想起需要去给父亲报信。眼泪没有擦干就急急忙忙往外跑，结果在离家一百多米的地方，遇到了回家的父亲。父亲听说后，放下三弟骑上自行车就去武装部躲藏。在这次对付抄家的“战斗”中，表现还算勇敢的我，远远不如反应机灵的二弟贡献大。

“青年班子”指挥下的抄家抓人行动捕获了好多县革委机关的干部。邢希梅、闫廷琛、叶小龙都挨了打。邢希梅被扇了很多耳光，脸都打肿了。父亲在武装部躲藏了几天，风头过去后才敢回家。
“满脸横肉”给我的一拳，是我在“探索”中唯一的一次挨打。

需要说明的是：
一九六七年八月，炮轰派胜利后，县革委工作人员被工人、学生们殴打主要发生在县革委大院里；

　　一九六八年秋冬“反复旧”时炮轰派殴打刑讯县革委工作人员的地点在招待处，即现在的“临清宾馆”;

　　一九六九年秋天，捍卫派胜利后，报复炮轰派，下手凶狠的关押刑讯主要发生在临清港、东方红影剧院、一中、师范、招待处与中型厂多出。遍布城乡的各单位的关押殴打，遍地开花，比比皆是。

　　另有一个需要说明的是：
　　领人到我们家抄家抓人的陈魏延，在师范学校执掌权力的时候，仗势奸污了一名家庭出身不好的女教师。后被害者不断控告，县革命委员会的这位前常委因此受到处分。

1970年清查“五.一六”运动中，陈魏延被隔离审查，遭受严酷刑讯毒打的可能很大，细节不详。

1968年县革委机关干部被炮轰派抓捕殴打，前面提到的邢希梅、叶小龙、阎廷琛，1969年捍卫派胜利以后，先后都被提拔到领导岗位。

邢希梅担任了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叶小龙先后担任针织厂的书记，汽车配件厂（县级企业）的书记；

阎廷琛先后担任：茌平县革委副主任，莘县县委书记，聊城地委党校校长，聊城地委副书记，聊城市政协主席（正厅级）。

阎大叔八十多岁的时候，我们俩聊天。他回忆1968年冬季的那天。炮轰派去他家抓捕他的情景。去他家的是一帮工人，开着汽车配件厂的解放牌卡车。几个工人抓着他的胳膊和腿，“象扔麻袋一样一甩，就把我囫囵着扔到大卡车上去了。”

巩大叔和巩大婶，他们家的两间住房与我们家紧挨着。她们家的五个孩子：秀英、秀峰、秀岭、秀娥、秀山。我们处的得都非常好。所以在关键时刻，巩大婶为了保护我们，能够挺身而出。 需要巩大婶原谅我的是，我们家和他们家邻居住了十几年，我竟然不知道巩大婶的姓氏和名字。一直是称呼她为巩大婶的。

到后来，她的孩子们大些了，巩大婶参加工作在上湾街的纸箱厂。大概就是临清一中初一的同学王明江当厂长的那家纸箱厂。

这张由新华社记者拍摄的135小照片，因为设备好，胶卷好，所以放大了仍然很清晰。

照片拍摄时间大约是1960年。多数是临清市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

第三排左2是当时的临清市委第一书记张镜湖，1964年四清运动中被降职调离；

左3是第二书记姚峻峰，1961年调东阿县任书记；

中间戴帽子的是市委办公室主任杨笑一，1964年，四清运动被迫跳井自杀未遂，“探索”结束后，平反，退休前任临清县政协副主席；

杨主任身后浅色上衣者，是市委办公室的关副主任。我长大以后，他成了我的岳父。那一年，他还不到30岁。

第二排右1，穿浅色上衣者，是会计袁英。1971年在捍卫派举办的一打三反学习班上，被毒打致死。

最后一排右1，也戴了帽子的是伙房的李师傅，临清一张初三一班同学李星五的父亲。秃头，擅长打烧饼。

其他人，我现在仍然叫上大部分的名字。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其中四五个人，1964年临清与临西分家的时候，去了临西县。

第四排左1是我的父亲；他身后的小青年便是巩云普大叔。那一年倆人都还不到30岁。关系就已经很铁了。

那年月，大领导与炊事员一起拍照是一件很随意的事。

大领导们在拍照的时候，不一定站立在C位。大家随意一站即可。

两天后，李战友顺利归来，一切如我所预料，整个过程是：

李金海到临清见到巩大叔以后，一说我的名字和事由，巩大叔满腔热情。骑自行车离开了不到半个小时，便回来对李金海说：都打探清楚了，明天的考试内容是四个家常菜：清炒绿豆芽；油炸豆腐；油炸丸子；滑炒肉丝。也和监考的大师傅打了招呼。

巩大叔见把所要办的事都告诉李金海了，李金海却还唯唯诺诺地不想离开，他试探着问李战友：

”你是否连炒绿豆芽也不会呀？“

巩大叔立马找来食材，把四个要考试的菜肴烹饪过程，一边演示，一边说教。还让李战友比照葫芦画瓢似地操刀，操锅地做了一遍。

巩大叔不仅给李战友偷来了考试题，还帮他买通了监考官和评判阅卷师。甚至帮他把考试题做了好几遍。这个样子地保驾护航，焉有不被录取的道理。

铁哥们李金海，临时工变成了正式工。虽然收入增加没有多少，但整个身份是都变了。这个差距，凡是过来人，是都知晓的。 过了几年，李战友调回到临清汽车6队。属于汽运公司内部的调动。再后来，不做炊事员了，做了许多年的司务长。他的妻子姓黄，在临清汽车站门前搞了一个水果摊，经营水果、饮料、瓶装水、火腿肠。露天经营，风吹雨淋太阳晒十几年，自然是辛辛苦苦。

我离开聊城临清后，与李金海哥们见面的机会少了。电话联系还比较多。

这张照片是2010年10月，临清籍一营营部和二连的10位战友在临清宾馆的一次聚会。

从左至右，前排：杨玉霞、周百柱、魏玉奇、张辉、叶思龙；

后排、洒家、姬宗祥、李金海、陈国和、郭振忠。

下面几张旧照片、新照片，几乎都是营部和二连的战友。对比一下，数十年的光阴，这些曾经当过兵，当过工程兵的人，都是怎样变老，或者是变老后是个什么样子吧。 二连驻地附近，铁路大桥下的一块巨石，七个来自山东临清的二连战友。

从左至右，前排：孙长林，给养员；解树春，排长；徐敬和，司务长；李金海，九班长。后排：姬宗祥，13班长；本老汉；芦耀文。

拍摄时间大约是1974年的春天。

1969年4月，我们新兵连的训练结束的时候。

后左1是本老汉；后右2是徐敬和。徐敬和晚年定居丹东，2013年病故。中左2是刚果布于德明，4连的，前面一张照片出现过。中右1 是周百柱，1974年退役。2023年夏天，曾经送孙女来我们日照读大学，小聚于海滨。

左至右：赵振广、徐敬和、张辉，背景是丹东锦江山公园。大约是1977年。 2022年夏天，聊城，4家8人小聚。张辉、刘玉林、赵振广、我。他们仨退休前，分别是某三个法院的副院长。 1989年，我和铁哥们张辉，日照灯塔海岸。 铁哥们解树春，先后担任三排长，二连长，一营长，某仓库副主任，工程团改成工程大队后任大队长。上校正团级。于部队退休。定居在沈阳和丹东。

这照片是2017年二连丹东聚会的时候。

一营营部山东兵大集合。只介绍前面10人彩照中出现的战友：

前中，叶思龙。中左2，郭振忠；后左2至右2，依次是杨玉霞、洒家、陈国和、魏玉奇。

我、郭老兄、叶思龙。背景是营部的宿舍。拍摄时间大约是1972年元旦后不久。

1972年元旦那天在大青山民兵营部聚餐，因为前一天，我的第二次填写的《入党志愿书》又被枪毙了。我与民兵营大个子蒙古族的李副营长碰杯喝酒大醉。喝得李副营长满山坡跑着唱《国际歌》。郭老兄为我清理的污物；卫生员叶思龙（家住临清竹竿巷）怕我休克死过去，为我注射了强心针。感觉到这张照片中的我还在胃疼。

我们仨的上衣口袋里为什么都装着两杆钢笔呢？

时光行进到2014年，那一天是5月1日。因为我在头一天，办理好了在临清某个小老弟开设的驾校学车的手续。5月2日就要住到驾校里去学车了。

我已经65岁了，之所以千里迢迢回到临清学车拿驾照，是因为临清的小兄弟的驾校不仅对我包教包会，吃住在驾校，而且不收学费，连考试报名费都不用我付。这都不是主要的，关键是兄弟开的驾校能够保证我的上车时间。65岁的老爷子学车能和年轻人一样吗？如果十几个学车者依次排队摸方向盘，排一天队在驾驶员的位子上坐不了半小时，我猴年马月也拿不到驾照。

期间有一天，驾校的其他学员们都去聊城考试了，科目2场地空无一人。我一个人占用一辆教练车，在科目2的场地，转悠10多个小时。

40多天后，我拿到了驾照。开启了我后来若干年自驾游的旅程。学车期间，因为临清、聊城的朋友、同学、战友、哥们多，我就断不了要喝酒。我算了一下，学车期间，期间我一共喝了26 次（场）酒。以至于大家都说我学的是酒驾。其中的第一次喝酒，就在李金海家。

2014年5月1日，天气很好。我去了黄官屯李金海的家。李金海退休后，城里的一套楼房，一处平房分给了两个儿子。他在老家黄官屯花7万元制备了一处宅院。四间高大的北屋，院子不小。他还领我去看了他耕种的几亩麦田。小麦已经秀穗，长势良好，快要麦浪滚滚了。

李战友的身体也很好，简直有点红光满面神采奕奕的样子。

李金海把我们俩的这张照片放大成十几吋的，镶进玻璃镜框里，摆放在他卧榻旁边的五斗橱上。铁哥们的友情友谊尽在不言之中。 我们俩喝了一点酒，碰了几次杯。离开他家的时候，他步行送我到了大辛庄的公路边上。 2016年春节期间，临清的战友告诉了我，关于铁哥们李金海去世的消息，说是煤气中毒。那一天夜里，他一个人睡在家里。享年63岁。煤气中毒，应该是没有痛苦的。

我为此苦闷低沉了好几天。逝者已逝，生者保重！

谨以此美篇怀念并追忆铁哥们李金海战友。 我使用的配乐是《往事只能回味》口琴版。乍一听，曲子好像很简单，其实这口琴吹奏得非同一般也。

听着此曲，回味往事，犹如在清点自身曾经掉落的一粒粒细胞，好似在回看此生留下过的每一个脚印。

编辑匆忙，谬误错字，慢慢改正。 2025年7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