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国文教科书》的历史地位

李保田 老教材库

国文学科作为传统教育的主要传承者，和语文、国语学科的肇始者，在我国学科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这样一门重要学科，却并未能成为其所在学制《癸卯学制》的开设学科，其原因一是我国刚试行学制制度，所涉事项千头万绪，难免顾此失彼；二是虽然民间书坊也出版了一批探索性教材，已经探索出由识单字、到核心字组词、组句再到浅近文言课文的教材改革思路，但这些探索性教材毕竟还没有形成规模，其影响有限，而教材也没有以“国文”命名，市面上还没有“国文”教材，这就决定了《癸卯学制》的制定者不可能去设立前瞻性、预判性的学科。而最终确立国文学科乃至现代教科书体例的，并不是国家的教育主管部门，而是民间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 是书的编纂思想是由时代所造就，我国的国粹教育于鸦片战争后被迫终止，自1840年起开始的学习西学、消化西学乃至学习日本教育，至1904年已有六十多年，期间经历了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的洗礼，学界已作了大量的探索性工作，此前已出现了如《蒙学课本》、《新订蒙学课本》、《蒙学镜》、《蒙学读本全书》、《绘图蒙学课本》、《文学初阶》等一批探索性教材，该类教材将传统蒙学教材的集中识字，逐步演变为以核心字为中心，进而由核心字组词，到核心字组词、联句，再到核心字组词、联句、核心字构浅近文言课文，直至形成以浅近文言为特征的准国文课文。这些有益的探索，成为是书的重要参考和必要准备，客观上已具备编纂标准现代意义教科书的基本条件。是书之《编辑初等高等小学堂国文教科书缘起》指出："我国仿西法设学堂，迄今凡四十年而无明效大验者，弊在不知普及教育原理，无小学以立之基，无国文以植其本-------凌乱无章，事倍功半，所以行数十年而不得大收其效也。"指明其编纂主旨是意在为我国教育培植根本、建立根基。是书的详细体例前文已及，故不再详述。
　　至于《最新教科书》的创意，据汪家熔《民族魂---------教科书变迁》一书讲，"这套《最新教科书》是蔡元培提议编撰的。"但未见其它史料佐证该说法。 是书的编写工作，是由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完成的。当时编译所组织了一支精干的编辑团队，有江苏全省高等学堂新派领袖蒋维乔及其同乡的庄俞、杨瑜统。而蒋维乔是主要主笔人，庄俞、杨瑜统参与编纂，但杨瑜统参与的较少。从实物遗存看，早期出版的教材署名作者为蒋维乔、庄俞、杨瑜统，后期的署名作者则为蒋维乔、庄俞；是书的校订者为高凤谦、张元济，其实另外还有两位日本人。一位是日本髙等师范学校教授长尾太郎，一位是日本前文部图书审查官小谷重。早期出版的教材，校订者署名为高凤谦、张元济、小谷重、长尾慎太郎，而后期出版的教材，校订者署名为高凤谦、张元济。从《蒋维乔日记》中的许多记载可以印证，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课文的力量强大，基本无需外援，这两位日本专家的工作，就是参照日本的教科书编辑体例，为是书的编辑体例提供参考。
　　是书的主笔人蒋维乔，前文已专门介绍，他不但国学根底深厚，而且学贯中西，《蒋维乔日记》记载，自1998年阴历三月23日起开始“习西文”、“习东文”、“阅《方舆》”、“阅《地学浅释》”、“阅《天文图说》”、“批《史记》”等，而且还“译《小学校令精义》”（《蒋维乔日记》汪家熔校注，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24-83页），已经做好了传统教育、西学常识及日本相关教育制度的相关知识储备，客观上具备了主笔初等小学用《最新国文教科书》的必要条件。《蒋维乔日记》1903年阴历四月月27日记载，“余受商务印书馆编辑蒙、小学教科书事”（《蒋维乔日记》汪家熔校注，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98页），可知是书的编纂始于是日，但是是书最初的书名并不是国文教科书，《蒋维乔日记》1903年阴历十一月17日、22日、24日均记载“编辑《小学读本目录》”，可知是书最初名为《小学读本》，其最初定位可能就是文明书局《蒙学读本全书》的升级版。1903年阴历十一月月25日记载，“同（指同前“编辑《小学读本目录》”），编毕。计小学四年，共八册，每册六十课。内容：理科、历史各十五课，地理九课，修身、实业各七课，家事、卫生、政治、杂事共七课”，并“附录日本人所拟蒙、小学读本材料”。（《蒋维乔日记》汪家熔校注，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108页）即编纂《小学读本》课文的选材参考，可知最初只是参照日本的读本体例编纂一部《小学读本》，为一套八册全。当时处于《壬寅学制》颁布之后，《癸卯学制》颁布之前，所定全书册数与《壬寅学制》规定的蒙学堂修业四年、寻常小学堂修业三年并不配套。
初期的编纂工作，采用分工"自编"与"集体审核"相结合的原则，先由蒋维乔编出初稿，再由张元济、高梦且、小谷重、长尾大郎和蒋维乔五人集体审核讨论，所编的每一课，都必须得到五人全部认可，才可以定稿。另一位编纂者庄俞评价当时的编纂工作，是“完全创作，毫无成例”。（《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册》陈学恂，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423页---《谈谈我馆编辑教科书的变迁》庄俞） 至1903年阴历十二月初二日，又决定将已经编好的第一编（册）再行重编。“张菊翁来，述蒙学读本东西各国考定者皆以笔画繁简定浅深，已编之稿须将第一编重编。午后日本人小谷重、长尾慎太郎来，遂与张菊翁、高君梦旦会商体例，至五下钟议毕。定第一册为六十课，每课又分为二”。（《蒋维乔日记》汪家熔校注，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114页）可知是书的体例是经过多次调整后才确立的。
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公元1904年1月13日】，清廷颁布《癸卯学制》，由于内容太多，不能在宫门抄等马上传到外地，据《蒋维乔日记》记载，至同年十二月十四日才到达上海。由于《癸卯学制》规定小学堂开设学科中并无国文学科，使正在编纂之中的国文教科书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十二月十四日，午后小谷、长尾来，因京师大学堂新定章程，所定小学科全然谬戻，不合教育公理。而商务印书馆资本家为牟利起见，颇有强从之者。而张菊翁、高梦旦及余等均不愿遵之，小谷、长尾之意亦然”。（《蒋维乔日记》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123页）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商务印书馆面临两难选择，其审时度势编辑的《最新国文教科书》，已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如果不按照政府规定的课程去编写，就有可能不被学校采用，从而造成巨大损失；但如果就此结束，转而改编学制规定的“中国文字教科书”和“中国文学教科书”，则严重违背教育公理，即使将来能有销量，也于良心不安；经反复讨论，编纂人员终于说服"资本家"，使"资本家"冒着巨大的风险，支持编写人员按原计划继续编写。虽然《蒋维乔日记》没有更详细记述当时的场面，但可以想象在场的“资本家”及编纂人员从愤慨、无奈、纠结、权衡，再到大义凛然选择坚持“教育公理”的心路历程。

　　约两个月以后，该《小学读本》最终以初等小学用《最新国文教科书》的名称出版，最先出版的是初小第一册，出版后当即一炮走红，蒋维乔在1904年阴历二月15日日记中写道，"国文教科书第一册己岀来，未及五六日而已销售完四千部，现拟再版矣。"（《蒋维乔日记》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136页）

为使该书在《癸卯学制》施行后能顺利进入课堂，是书严格按癸卯学制规定的修业年限制定了教材的册数，如初等小学堂修业五年，则编初等小学堂教材为十册，高等小学堂修业四年，则编高等小学堂教材为八册，均为每学期一册、每年两册，以方便教学。并创造性的编纂了与教科书逐册配套的教授书，教授书还规定了每一课的课时，规范了当时的教学实践活动。这是我国教材发展史上的第一次，也是在文明书局《蒙学文法教科书》的非逐册配备教授书之后，开启了现代意义教科书逐册配备教授书的先河。

我们现今将是书作为国文学科的起始点和教科书体例的缔造者，是因为是书在我国的教材发展史上有以下标志性意义：

（一）是书尊重教育规律、立足传统教育，吸收了《蒙学课本》、《新订蒙学课本》、《读书乐》、《绘图蒙学捷径》、《绘图蒙学课本》、《文学初阶》、《蒙学读本全书》及蒙学系列教科书的合理因素，将传统的文史哲类大文科再造为以识字、读书（阅读）和作文为教学目标，以识字为基础，再延展至组词、连句乃至浅近文言体课文的新式教材。

（二）以“国文”作为学科名称与其他学科并列，实现了分学科教学；又一改前述探索性蒙学教材的上下册、上下编、初一二三四编等不特定分类排序法，严格按照学制规定，根据修业五年再定一年两册、全书十册，在我国的教材史上第一次实现了分学科、分年级，使教学走向制度化、规范化。

（三）在课文的结构上，放弃了探索性教材的“核心字”、“核心字组词”及“核心字构浅近文言课文”的体例，直接采用“浅近文言课文+随课文识字”的模式。表现为改集中识字为随课文识字，力求字不离词、词不离句，句不离文。使学生在语境中识字，便于理解，便于记忆。随着该随文识字体例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传统的集中识字教学从此逐渐改变为分散识字教学，是书也成为我国集中识字与分散识字的分水岭，对我国的识字教学乃至语文教育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四）是书的课文内容，多为儿童熟悉的事物，适应了儿童的学习心理。编写的原则，是"凡深僻之字及儿童不相见闻者，概不采入"，符合儿童心理，使学生喜闻乐见，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五）课文的编排，严格坚持由简至繁、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原则。字数由从开始的每课八个字，再逐次增加，且必须动挫有致、朗朗上口；而每句的字数，则“由识字、而联字、而造句、而成文，至长之句，以五字为限”；并对生字做了限制，“每课生字以十字为限。”同时还限制用字的笔画，“第一课至第六课，限定六划；第七课至第十五课，限定十划；全册限定十二划”。严格而科学的限定每课用字数、每课生字数、每句用字数、每字笔画数，保证了是书的编纂质量，也使其成为国文教材中每课用字数、每句用字数、每字笔画数最为考究的一套经典教科书。

（六）创立了生字标示法，借鉴了探索性教材中以散字排列“核心字”的模式，创立生字标示法，“于本课上方标明，便是提示先教”，即在课文上部单独一格内列出，这一体例为后世广泛效仿。

（七）课文中插图精美，为是书增色不少，随着是书所确立的现代意义教科书体例，插图也成为其中的一个要素。

（八）创造性的首开教科书逐册配套教授书的先河，使教材与与教授法无缝衔接，提示了教学法并限定了课时，极大地方便了教师授课教学，这是我国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创举，也为后世教育所传承，对我国的教材编纂和教学法改进都产生了及其深远的影响。

（九）是书以自编为主，但有些课文则是选编、改编、借鉴于前述探索性教材。如第一册第一课，课文为“天地日月，山水土木”，就应该是借鉴于《新订蒙学课本》的上编 课一：“公名字”，课文为“天 地 日 月 山 水（核心字-著者加）---天地 日月 山水 （核心字组词-著者加）；第二册第二十一课的课文《杨布》，即是由《蒙学读本全书》第五编第十三课同名课文改编而来，其余如《枭逢鸠》、《宋人守株》等课文，也是由《蒙学读本全书》中的课文改编而来；第四册第三十九课《狐与鹭》，则是由《绘图蒙学课本二集》第四课《狐鹤》改编而来，改编后的课文，不但符合原意，而且更符合情理，行文精炼，寓意深刻，都成为了经典课文。体现了编纂者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编纂原则，也为后期教科书编纂提供了一个成功的选编范例。

综合以上特点，是书形成了以“课”为独立教学单元；改集中识字为随课文识字；以分学科、分年级、定学时、教材配教授书、课文配插图，教材编纂遵循由易到难、由简到繁，循序渐进原则为主要要素的现代意义教科书体例。这种体例不是原先就有，也不是编纂者预先设定，而是后人在是书经过历史的考验成为经典后的经验总结，而最终成为后世教科书编纂所自觉遵守的轨范。是书是我国传统教育的升华，更是教育史、教材史上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