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不由人》连载（20）

张琦

　　农村学校劳动多，有干不完的农活儿，割牛草、砍柴、积肥、种菜等等。每年还要放两次农忙假，每次一到两周，帮附近的生产队干农活儿。

开学刚一个月，全校停课去参加改土造田。挑山皮土，偌大的土篮子，装满压实，从山上挑到山下，一次次地往返。歇息时，各班开讲评会，表现好的表扬，不好的要组织大家开会，对其进行“路线分析”。我们初来乍到，怕被人指责娇气、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更怕被“路线分析”，手磨出血泡、肩膀压肿了、走山路崴了脚都照样干。女孩子赶上生理期不好意思说，也得咬着牙坚持干。

我干活儿不惜力，和男生一样挑土篮子上山下山，算是表现好的。学校每天刊发学农活动的“战地快报”给学生们鼓劲儿。记得编辑快报的王雁老师编过一段小快板：

“有个小将叫张琦，

来到九排五星期。

大会战中挑山皮，

跑得飞快真稀奇……”

这段话被我用铅笔抄在了小日记本中，如今还在。

那段时间，我特别关注早晨的校园广播。广播员是一位沈阳来的女孩儿，也是省某厅长的女儿，听说学习不错。她给大家读《雷锋的故事》，边读边在扩音器旁哭得泣不成声，感动了许多人，在校园里一举成名。我愣愣地听着，想起自己在小学里当广播员时也读过这个故事，却没能读出眼泪来，深感不如人家。放学后，一个人留在教室里反复酝酿情绪，大声重读了一段《雷锋的故事》，还是没能读哭自己。我意识到其中的差距之大，心悦诚服。之后，看见那女孩儿就一脸的钦佩。

振兴中学虽是山里学校，条件有限，师资却并不差。老师多是科班出身，水平、能力比之城里老师毫不逊色。尽管那个年代不重视文化课，老师们依然认真教学，不仅课讲得好，师德也好，他们是真正忠诚教育事业的工作者。

记得有位尚久孝老师，博学、儒雅、很有文人气质，我最喜欢上他的语文课。尚老师也是对我提问最多、表扬最多的老师。每周写一篇作文，老师总会在好的句子下边划上一排红圈，在错别字和不通顺的地方标出正确的或打上问号，然后用红笔在结尾处认真细致地写下一段批语。我每次交完作文，都急切切地盼着看老师的批语，总能从中获益并受到鼓励。尚老师曾“开小灶”给我讲过“的、地、得”三个字的区别和用法，简单易懂，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用错过。多年后，我以同样的讲法教给我的学生，他们也同样不再用错。

学校管理得法，各项活动有模有样，文体活动尤为突出。最吸引我的是文艺活动。我五音不全，偏偏从小喜欢文艺，唱歌音准有时跑偏，但肢体动作协调，节奏感不错，喜欢跳舞和与文艺沾边的活动。我更喜欢乐器，喜欢人在抚琴时的那份闲情逸致，有参加学校文艺队的小心思。

主管文艺队的高远大老师，三十几岁，瘦高个，欧式脸，是那种不怒自威、能镇住学生的老师。他从沈阳来的学生里广罗骨干，扩充队伍，身边同学悉数入选，唯独没有我。我怅然若失，与人聊天时会刻意回避有关文艺队的话题。

文艺队排练室与宿舍在同一院儿里，两窗斜对。每到远山黛色渐浓、屋后蛙噪虫鸣时分，排练室里就会传出欢声笑语，吹拉弹唱声声入耳，句句灼心。那批沈阳来的学生里，确有能歌善舞会表演者。几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扮演起样板戏里的阿庆嫂、李铁梅、沙奶奶等各种角色还真不含糊，一招一式都挺像那么回事儿。

看着人家热闹，我只有羡慕的份儿，心里酸酸的，很失落，也很孤独，趴在宿舍炕上假装写作业。后来，到底没能绷住自己，混在排练室窗外围观的人群里用心模仿，暗自记下那些招式。没人的时候，自己对着宿舍墙上的镜子揣摩比划。

为了加入文艺队，我回家拿来一把二胡，坐在宿舍窗台上吱吱嘎嘎地拉。初学又是自学，知道难听，就是不肯放手。排练室窗口不时瞟来复杂的眼色，他们大概在想：“这人真是……”我佯装泰然，视若无睹，用拒之千里的冷漠掩饰自己试图与之靠近的热血沸腾。坚信那句名言：“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藏住心思执著地努力着。

日子是蓬勃的，有课堂，有友谊，总归会有快乐。星期日下午返校时，大家都会带些吃的东西互相分享，筷子伸到一个咸菜罐里，像吃自己的一样，不用推让。实在馋了，从伙食费里挤出三毛钱，去供销社买半斤当地产的黑面大块饼干，你一块我一块吃得心安理得，剩下一块，还要掰成两半分着吃。更知心的，把被褥挨在一起，夜深了还蒙在一个被窝里，叽叽咕咕有说不完的悄悄话。那种友谊很纯很真，没有丝毫的功利，彼此信任，贴心，敢把最隐秘的心事告诉对方。

住宿生里有个叫春儿的女孩儿，比我高一年级，乖巧秀气，能写会画，爱唱歌，戴白框眼镜，有书生气质。晚饭后，我俩常坐在操场的篮球架下，聊读过的书，说各自的兴趣爱好，互换心事，看落日归山。

我喜欢诗人高缨的叙事长诗《丁佑君》，尽挑些悲切的诗句背给她听。她说太伤感，问我为什么喜欢那些沉重的东西，为什么总穿破衣服，为什么和哥长得一点都不像。我说哥长得像妈，自己长得像奶奶，还不是亲奶奶。讲起我童年的经历，她水灵灵的眼睛一点点暗下去，幽幽地说：“你真苦！”

她看书比我多，能讲出书中的许多故事。《牛虻》、《少年维特之烦恼》这样的书名，我都是从她嘴里听到的。她喜欢唱《见到你们格外亲》，蛮好听的。百无聊赖时，我俩去教室里在黑板上胡写乱画，模仿某老师讲课时的习惯动作和声调，笑到捧腹。两个人无话不说，也议论对某小男生的印象，总能说到月上柳梢。

我家和春儿家住邻村，每周日下午返校，顺路到春儿家会她同行。春儿的母亲把零食一样一样塞进她的包里，一脸的宠爱。我俩出门走了很远，母亲还站在路边挥手目送。我羡慕春儿拥有那么浓厚的母爱，有那么多快乐，觉得她真幸福，想想自己就挺伤感的。

从春儿家走到学校有九公里的路程。途中累了坐在路边歇息，她从包里掏出炒黄豆或是炒玉米粒，一人抓一把，吃完了继续赶路。运气好的时候，能顺路搭上一段马车，高兴得谢天谢地。两人坐在车上嘻嘻哈哈，说各自村里的新鲜事，说些掏心掏肺的话。那段友谊气味相投，彼此欣赏，美好、难忘。

春儿的父亲是沈阳某局局长，插队时间不长便被调到县里工作，她随父亲去了县里读书。高中毕业后，又回到振兴公社当知青。恢复高考第一年，我们在公社考点不期而遇，匆匆寒暄后各自进入考场。结果我落了榜，听说她也没能考取。

此后天涯海角，一别两不知。

小冬，是我最欣赏的女孩，聪颖，有才情，文理科都好，说话客气有分寸，修得敛静得体，有大家闺秀的气质。她乒乓球打得好，全校女生无人匹敌。遇上球队训练或天气不好时也在学校住宿。晚饭后没事的时候，我和她还有春儿会一起在教室里度过那些飘雨的黄昏。我们三家在同一条路上，周末回家三人结伴同行，一路长聊。她们的思想、见解、品味不是俗家女孩可比，我自愧弗如。

小冬的父亲是位剧作家，母亲职业不详。我见过她母亲，温文端庄，一身布衣，遮不住内在的雍容。母女对话有商有量，深情，不落俗套，难怪小冬出色。家庭熏陶，耳濡目染，那种文化底蕴和修养，不是我等随便能学来的。

不久，她随父亲工作调动回了沈阳。人海茫茫，再无交会。

半个世纪过去了，那些青涩的友谊，都成了生命里的故事。我常常想象着成年后的春儿和小冬的样子，不知哪天在街边碰了面是否还能认出彼此。

秋季，我升入七年级。

这年冬天，我摊上了一桩大麻烦，无意中惹恼了文艺队掌门人、兼任体育课的高远大老师。事情来得猝不及防，结果令我苦不堪言。

那天，在操场上体育课，高老师让每人拿根木棒学习棍术，要求站成马步。我赶上生理期，又因着凉腹痛难忍，动作做不到位。老师点名让我单独做两遍，还是没合格。他以为我有意敷衍，当即怒形于色，命令我原地站直，全班同学向前三步走再向后转。于是，我被孤零零地晾在了队伍面前低头示众。

老师嘴上尖刻，劈头盖脸一顿讽刺挖苦。我无地自容，眼里憋着委屈的泪，深深地埋下头接受训斥。接着，老师脱口而出的一句贬损之词，引起队列里几个人放肆的哄笑。一个人的伤痛，引起了一群人的狂欢，我颜面丢尽。

我无法忍受那样屈辱的场面，昂起头狠狠地剜了老师一眼，扬着满脸的泪，扭身跑开。任老师怎样厉声喝止，头也没回，冲向教室拿了书包回到宿舍。

宿舍里冷得像冰窖，我趴在炕上委屈得放声大哭。我不是调皮捣蛋的学生，没有冒犯老师的主观故意，也没那份胆量，事前想过请假，可理由难以启齿，没敢。老师的挖苦贬损，深深地伤了我的自尊，想到那阵不厚道的哄笑声，我没有勇气再回班里。气极之下断然决定：这书我不念了！捆起行李负气离开学校。

十五岁的年纪，有勇无谋，没走多远心就虚了，坐到路边，把头埋在行李上，一堆后续问题开始烦扰我。不念书了，怎么向父母交代？他们能允许我？离开学校我能干什么？将来怎么办……？可是，无论如何也没有脸面回去了。

我不想回学校，又不敢回家，没有地方落脚，只能背着行李踌躇着往家的方向走，走出几里地又原路返回振兴街里，在路边徘徊。眼见山顶的太阳往下坠，沉落是瞬间的事儿，我还没想出晚上住哪里，有些害怕了，心慌意乱起来。

路边各家窗口透着暖黄色的灯光，不知哪一扇窗里能容留我度过那个浓黑的夜。一群收工归家的社员迎面走来，好奇地盯着我，我也盯着他们，没看见熟人，却想起了一户人家。哥在学校时和一个翟姓同学关系密切，我去过他家一次，他帮我做过学校练操用的木头枪。翟家父母的慈爱能化了孩子的心，我想到求助于他们，可又不好意思。于是，坐在他家对面的路边犹豫着。

碰巧翟家老妈妈开门泼脏水，一抬头看见了我，说天都黑了，你怎么坐在外边呀？快进屋暖和暖和。我没有推辞，乖乖跟进屋里，说了自己的遭遇。

老妈妈怜爱地说：“女孩子家的，咱不稀罕念那书了，省得受那份气！住我这儿吧，住多久都行！”老妈妈慈爱无边，我感动得稀里哗啦，觉得她袒护孩子的样子很像我奶奶。

我在翟家住了五天，怕看见同学不敢出屋，整天捧着课本发愁。时间越长越想回学校，觉得还是得想办法上学。于是，向翟家姐姐打听哪里还有中学，她告诉我沙河大队有。彼时，我家已经从河源村搬到了本大队的枫树村，离沙河学校只有两公里路，可谓天无绝人之路。

我背起行李步行八公里奔往沙河学校。到了学校才知道，枫树大队的初中生都在这里念书。当初我去振兴中学就读，是家长奔着学校好，越级选择的，如今投奔沙河中学也算是合理回归。村办学校没有转学籍之类的麻烦，登记过姓名、年级，就算入学，把行李放在老师办公室就去教室上课了。

放学后，我背着行李回到家里，转弯抹角和父亲说转学的事儿，强调住在学校吃不饱饭，沙河学校离家近，不用住校，可以天天回家吃饭。

父亲盯了我两眼，许久说了句：“净起高调儿！”没再说什么，算是默许了。父亲大概不信我的说辞，却没有追问事情的真相。母亲不管我的事，也不过问。

我无意中把自己的天捅了个窟窿，就这样凑合着补上了。可补过之处，终归难如人意，心里的苦，只能自己默吞默咽。

此学校非彼学校。振兴中学属于公办的县级中学，又名西丰县第五中学。沙河中学是沙河大队自办的小学戴帽中学。两校的师资、校舍等都没可比性，差距不可度量。但事已至此，顾不得许多，好歹是个学校，可以继续读书，谁让自己把路走窄了呢。

　　沙河学校条件简陋，一处三合小院儿，八间泥瓦房。东面两间和北面三间是教室，门窗玻璃所剩无几，大多糊着报纸。南面三间是教师办公室和外来知青女老师的宿舍。办公室在一个土坡上，门前有棵老榆树，树上挂了半口铁锅和一截铁棍儿，上、下课的时间以老师敲锅为准。学校师资力量薄弱，四名公办教师，六名村里选上来的民办教师。总共五个班级，小学分一、三年级和二、四年级两个复式班，五、六、七年级各一个班。

我所在的七年级班里有十八名学生，人不多，事儿却不少。学生年龄偏大，有的是因为入学晚，也有的是不愿意去生产队干活儿反复辍学，十七、八岁了还在七年级混。这些人无心学习，调皮捣蛋，横行霸道，搅得班里乌烟瘴气，课堂片刻不得安静。

乱哄哄的课堂上，语文老师把“忏悔”读成“千悔”，我楞呼呼站起来当众指出。老师脸一沉，瞪了我一眼：

“一边儿待着去，没你说话的份儿！”

此后我见着他就低下头匆匆走过。

班主任是沈阳十中下乡插队的女知青，从外村调来教数学课。管理这群超龄的初中生，她实在力不从心，讲课少有人听，一问三不知，干活儿叫不动人，怪话连篇。管不了压不住，老师气得直哭。

到学校没几天，就遇上了新的烦恼。有男生在我书包里塞进了纸条：“今天放学后在河边高凉地头儿等你。”他把高粱写成了“高凉”。没遇到过这种事，心里慌恐，有羞耻感。那男生浑身的痞气，瞥一眼就心生嫌厌。我没有赴约，混在一帮同学中间，跨过那条河回家了。之后，他多次堵截纠缠，我冷言冷语，警告他再堵我的路，就去告诉校长。他不再纠缠，却找茬儿在班里指桑骂槐。本来就是班里一霸，老师都管不了，我更惹不起，默默忍下委屈，心里十分郁闷。

班里除了我，还有四名女生。记忆深刻的是小凤，比我大三岁，家境富裕，样貌在村里也是数得上的。她看过小说《林海雪原》中的爱情章节，羡慕书中的卫生员白茹，着魔似地迷上了二零三首长少剑波，课间经常不厌其烦地背诵书里的两句诗：“万马军中一小丫，颜似露润月季花。”其实，准确地说，她是迷上了军人，一心想当女兵。拉练部队从村里经过时，夜宿老乡家，她走火入魔，找到部队首长央求要跟着部队走，自然是未能如愿。

这女孩嘴上不饶人，是个惹不得的“小辣椒”，但为人懂礼数。她母亲患眼疾，我向父亲要了一支金霉素眼膏送给她，母亲眼病好了，她对我说了许多热乎乎的话。秋收后，刚刚磨出新大米，娘俩就一起拉我去家里吃饭。油汪汪的大米干饭，一盘大葱炒鸡蛋，我没吃过那么香的大米饭。此后几十年常吃大米饭、炒鸡蛋，都觉得没有那次的好吃。

环境的局限，断了我许多念想，心像绽开了一个洞，总也填不满。于是，我把精力转向了读课外书，课间不出教室，一个人坐在角落里看小说，回避着那些乌烟瘴气的人和事。有时候在课堂上也看，老师忙着维持课堂纪律，顾不上管我。《红旗飘飘》《薛仁贵征东》等凡是家里能找到的书都囫囵吞枣地读，借以填充内心的空虚。糊里糊涂地混到了学校放寒假。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