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孤勇状元——陈亮

海蓝之昕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的冬天，冷得要命。在浙江永康一个破败的院子里，小陈亮缩在薄薄的被子里，冻得直哆嗦。隔壁屋里，父亲压抑的哭声断断续续地传过来。他悄悄爬起来，扒着门缝往里看。

油灯昏黄的光线下，父亲枯瘦的手，一遍又一遍地摩挲着一块小小的、磨损得看不清字迹的石印。那是曾祖父陈知元留下的最后一件东西——汴梁城破前，他托人带回来的遗物。父亲的声音又低又哑，带着一种能把人骨头缝都冻住的寒意：“亮儿，记住这冷…这就是汴梁陷落那年，冻死人的雪。”

屋外，北风像鬼哭狼嚎一样刮着。那声音钻进陈亮的耳朵里，听着像极了他想象中北方战场上金兵铁蹄的轰鸣，还有战败将士的哀嚎。一股巨大的屈辱感，像冰冷的铁水，浇铸在他幼小的心上，凝固了。

二十年过去了。隆兴和议的墨迹早就干了，可那纸上白纸黑字写着的屈辱条款，像烧红的烙铁，烫在每个还有点血性的人心上。

年轻的陈亮，裹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袍子，独自一人爬上了镇江京口的北固亭。脚下，长江像一条暴怒的巨龙，裹挟着泥沙和千百年来的怨气，轰鸣着向东奔去。江水撞击着崖壁，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

他胸中憋着一团火，掏出随身带着的粗糙纸张，手中的毛笔像刀子一样狠狠戳下去，写下狂草般的字句：“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 在他眼里，这长江哪里是什么天堑？分明是猛虎盘踞的巢穴！是刺向敌人心脏的利剑！他激动得手都在抖，几乎要把这张承载着他全部激愤和洞见的纸捏碎——为什么满朝文武，那些高高在上的大人物们，只听得见“江南不易保”的屁话，却看不到这“虎穴”里蕴藏的惊天力量？！

他把这份热血和见识，都写进了厚厚的《中兴五论》里。可奏章送进临安皇宫，就像石头扔进了大海，连个响儿都没有。

陈亮坐不住了。他决定亲自去临安，找皇帝当面说清楚！

他身无长物，怀里紧紧揣着的，只有那颗滚烫的心和那本翻得卷了边的《中兴五论》。临安皇宫的大门又高又大，缓缓打开时，像一张巨兽的嘴。大殿深处，孝宗皇帝的脸藏在晃动的冕旒珠子后面，看不清表情。

陈亮“噗通”一声跪倒在地，声音却像要把整个大殿的屋顶掀开：“陛下！长江根本不是用来隔断南北的！它是我们出击的虎穴啊！迁都到建业（南京），把荆襄经营好，这才是主动出击、直捣黄龙的路子！”

大殿里死一样寂静，连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陈亮抬起头，目光扫过御座旁边。老宰相史浩，那个须发皆白的老人，正对着他，极其轻微地摇了摇头。就那么一个细微的动作，陈亮的心像被泼了一盆冰水，瞬间凉透了。

果然，皇帝温和但毫无温度的声音飘了下来：“陈爱卿忠心可嘉，勇气可嘉…不过嘛，国家大事，艰难得很，还是要…以稳重为上啊。”

“稳重”两个字，轻飘飘的，却像两记重锤，狠狠砸在陈亮心上。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宫门的。外面，临安城华灯初上，暮色温柔。西湖方向隐隐传来丝竹管弦的靡靡之音，一派歌舞升平。陈亮站在冰冷的宫门台阶上，脚下是坚硬的地砖，胸中却像长江的怒涛在翻江倒海，又像被皇宫的死水冻住，两种力量撕扯着他，让他几乎喘不过气。

他那不合时宜的“狂言”，终于招来了大祸。

捕快破门而入的时候，他书桌上还摊着一封没写完给朋友的信，墨迹都没干透，上面刺眼地写着：“老百姓哭喊无门，不能不救！国家被踩在脚下的耻辱，不能不雪！”

他们给他扣上“狂生”、“煽动叛乱”的大帽子，把他扔进了大理寺的监狱。那地方又黑又潮，一股浓重的霉味和腐烂的气息，钻进鼻子，渗进骨头缝里。狱卒的狞笑声在石墙间撞来撞去。沾了水的皮鞭带着风声，“啪”地抽在他身上，皮肉立刻绽开。陈亮死死咬着牙，血混着口水从嘴角流下来，一股铁锈味儿。钻心的疼让他眼前发黑，可他梗着脖子，嘶哑地吼回去：“你们锁得住我陈亮……锁得住这万里长江吗？！”。血滴在身下冰冷的稻草上，像开出一朵朵绝望的小花。

不知过了多少天昏地暗的日子，陈亮终于被放了出来。他脚步虚浮地走在临安城最热闹的御街上。眼前的景象让他心头滴血：酒楼里推杯换盏，商铺前人挤人，一个妇人正为了几文钱的米价跟小贩吵得面红耳赤。这喧闹的市井声浪，像潮水一样把他淹没。北方的战火，朝廷的麻木，老百姓为一口饭挣扎……一种巨大的、比牢房更深的空虚感抓住了他。脚下的路明明是实的，他却感觉像踩在流沙上，一点点往下沉。

岁月不饶人，风霜染白了他的头发。绍熙四年（1193年），年过半百、一身伤病的陈亮，拖着疲惫的身子，又一次走进了决定命运的考场——殿试。

当唱名官那洪亮的声音在大殿里回荡，清清楚楚念出“陈亮”两个字时，几十年的憋屈、磨难、愤怒，一股脑冲上喉咙。他挣扎着跪倒在皇帝面前的台阶下，花白的头发散乱着，用尽全身最后一点力气，嘶声喊出那句憋了一辈子的话：“复仇（雪耻）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别看我这个读书人头发都白了！”

声音在大殿里激起一点微弱的回响，很快就消失了。龙椅上的孝宗皇帝，目光似乎在他身上停了一下，又好像只是随意扫过。

命运跟他开了个残酷的玩笑。他终于拿到了梦寐以求的功名，被任命去建康（他力主迁都的地方）做官。可还没等他动身，一场大病就把他彻底击倒了。

病床上，窗外是江南罕见的严冬，大雪纷纷扬扬，把整个世界都盖住了。陈亮发着高烧，意识模糊不清。恍惚间，他好像又站在了京口的北固亭上，脚下长江如千军万马奔腾咆哮。他想拿起笔，手却重得像灌了铅，墨汁在纸上只留下一个无力的黑点。耳朵里嗡嗡作响，一会儿是战场上的金戈铁马，一会儿是孩童们天真又刺耳的歌声：“直把杭州作汴州喽……”（把杭州当成了汴京老家啦……）

彻骨的寒意包裹着他，他嘴唇哆嗦着，发出微弱得像叹息一样的声音，却字字带着血：

“城……可灌耳……”

“城……可灌……”

“城……”

那方代表着毕生理想起点、却也成了生命终点的建康官印，冰凉地放在枕头边，连一丝他的体温都没沾上。窗外，临安城在大雪里安安静静地睡着，对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毫无知觉。陈亮的手指微微动了动，终究没能碰到那方冰冷的印章。那句没人听清的预言，消散在漫天风雪里，像一粒微尘，掉进了无底深渊。

五十年后。

蒙古骑兵的铁蹄，踏碎了临安城所有的歌舞和繁华。

他们果然引来了钱塘江的水，灌进临安城——西湖那温柔的水波，最终变成了淹没一个王朝的滔天巨浪。

历史这面冰冷的镜子，终于清清楚楚地照出了当年那个被所有人嘲笑为“疯子”的书生，眼中看到的、被所有人嗤之以鼻的凶险未来。

那句飘散在风雪中的预言——“城可灌耳”，在半个世纪后滔天的洪水里，得到了最残酷、也最悲壮的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