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第七章、第八章）

加木

《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第七章 秦对六国战争中的函谷关和豫西通道

第七章 秦对六国战争中的函谷关和豫西通道

函谷关故址在豫西灵宝市旧城西南，因“路在谷中，深险如函，故以为名”[1]。由该地西至潼关，东抵崤山，古称桃林或殽（崤）函，战国初年属魏。商鞅变法后秦国势力强 盛，于公元前329—前314年逐步攻占了附近的曲沃、焦和陕城。函谷关就是秦在此期间建立起来的，它的名称最早出现于公元前318年。此后秦与六国近百年的战争里，函谷关所在的殽函地区由于军事意义的重要，成为双方争夺的热点。诸侯联军伐秦的进军路线，主要是自荥阳、成皋西行，经巩、洛，穿过崤山后攻打函谷关，以求进入秦国腹地关中平原。例如《史记》卷40《楚世家》载怀王十一年（前318），“苏秦约从山东六国共攻秦，楚怀王为从（纵）长，至函谷关，秦出兵击六国”。《史记》卷45《韩世家》载襄王十四年（前298），“与齐、魏王共击秦，至函谷而军焉”。又见《史记》卷77《魏公子列传》：“公子率五国之兵破秦军于河外，走蒙骜。遂乘胜逐秦军至函谷关，抑秦兵，秦兵不敢出。”《史记》卷78《春申君列传》：“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诸侯患秦攻伐无已时，乃相与合从，西伐秦，而楚王为从（纵）长，春申君用事，至函谷，秦出兵攻，诸侯兵皆败走。”因为合纵攻秦多走此途，秦王才会威胁楚王说：“寡人积甲宛，东下随，知者不及 谋，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远乎！”[2]

此外，秦与山东六国作战，也多次兵出函谷，穿越豫西山区进军中原，所以纵横家有言：“六国从（纵）亲以摈秦，秦必不敢出兵于函谷关以害山东矣。”[3]“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于函谷关十五年以攻诸侯者，阴谋有吞天下之心也。”[4]

众所周知，正确认识和利用地理条件，是交战获胜的重要原因之一。秦与六国的军队统帅在策划、指挥战争时，也充分考虑了山川、道路、城市、人口、资源等各种地理因素对军事行动的影响，从而选择了函谷关所在的豫西通道作为主要的行军路线和作战方向，笔者试对其原因作一初步探讨。

一、战国中叶的地理形势与函谷关、豫西通道的重要军事价值

从战国中叶的历史背景来看，华北平原和泾渭平原生产、贸易飞速发展，形成了山东和关中两大基本经济区。山东地域宽广，自燕山以南到长江以北，东达海滨，西抵晋陕边界的黄河与殽函山区。春秋以来铁器牛耕的普遍推广与水利灌溉事业的开发，使黄河下游两岸的农耕区迅速向北、东、南三面推进，除了雁北、冀北和渤海沿岸的部分地段，华北大地到处是良田沃野，各地的盐、铁、纺织等手工业与物资交流、交通干线和城市建设也随之发展起来。华北平原的开发与繁荣，促使韩、赵、魏三国纷纷将都城迁出了河山环 阻、土地偏狭的晋南，移到了辽阔的中原。

关中地区虽然面积小得多，自然条件却很优越，“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5]。秦在当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使关中经济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可以与山东分庭抗礼。凭借这一雄厚的物质基础，“秦据河山之固，东向以制诸侯”[6]。山东六国危亡之际也屡次合纵联盟，反击秦国的兼并。这样，中国的政治格局和军事斗争在地域上呈现出东西对立的基本特点，由战国初期群雄的割据混战演变为山东、关中两大集团争雄的局面。

华北平原的经济繁荣与三晋国都的东迁，使山东六国的经济、政治重心区域转移和分布在我国地貌第三阶梯的范围之内，包括华北平原、胶莱平原和江汉平原；它们和秦国的基本统治区域——关中平原之间，被海拔较高、地形复杂的中间地带隔开，即山西高原、豫西丘陵山地和商洛山区、南阳盆地。和两大基本经济区相比，中间地带人口较少，物产不够丰饶，自然地形也不利于大部队的运动和展开。秦或六国发动进攻时，都想迅速通过这一地带，将其优势兵力开进对方的平原作战，威胁和打击敌人的心腹要地。防御时为了确保己方基本经济区的安全，也要把军队部署在中间地带与敌交界之处，尽量利用当地的复杂地形阻滞敌军进入自己的平原区域。这一中间地带虽然纵贯南北、绵延千里，但是因为地形、水文条件的限制，横贯东西的陆路干线只有三条：

1. 晋南豫北通道。由陕晋边界的临晋（今陕西省大荔县）东渡黄河，沿中条山北麓东行，从轵（今河南省济源市）穿过太行山麓南端与黄河北岸之间的狭长走廊，即可进入河内，来到赵都邯郸所在的冀南平原。走廊的西端为太行第一径，古称轵道，山险路狭；东端是宁邑（今河南省修武县），战国时属魏。《修武县志》称当地“西扼秦韩，北达燕赵，兵车冲为之区也”，战略地位相当重要。

2. 豫西通道。自咸阳渡过渭水东行，在潼关进入豫西丘陵山地，沿黄河南岸经函谷、陕城（今河南省三门峡市）抵达崤山，分为南北二途，南路沿雁翎关河、永昌河谷隘路东南行，再沿洛河北岸达宜阳，东行至洛阳盆地；北路沿涧河河谷而行，经硖石、渑 池、新安抵达洛阳。东过巩、成皋、荥阳的低山丘陵，便进入豫东平原。韩都新郑、魏都大梁俱在邻近。这条通道还可以由洛阳北渡孟津，过黄河经温、轵，入河内，武王伐纣时走的就是这条路线，而他灭商后即由朝歌南下至管（今河南省郑州市），再穿过豫西通道回到关中。这条道路是我国先秦时代东西方联系的主要交通干线。

3. 商洛、南阳通道。由咸阳沿灞水、丹水东南行，穿过秦岭、商洛山区，经蓝田、商县、丹凤，在今陕、豫、鄂交界处出武关，进入楚国的南阳盆地，东行至宛（今河南省南阳市）后，南下穰、邓，可达楚都郢城所在的江汉平原。自宛东行夏路，出方城，又能进入华北平原的南端，即汝水、颍水流域，北上到达韩都新郑，东进便是楚国名都上蔡、陈。江汉平原后来被秦占领，楚国便迁都于陈，作为新的统治中心。

公元前330年，秦国收复全部河西失地，随即开始东进扩张。它与六国军队的往来交战基本都是沿着这三条通道展开的。秦为了守卫关中，凭借黄河、殽函、少习山的险要地势，在这三条通道的西端修建了临晋关、函谷关和武关，以阻拦敌军的入侵。如《新书·壹通》所言：

所谓建武关、函谷、临晋关者，大抵为备山东诸侯也。天子之制在陛下，今大诸侯多其力，因建关而备之，若秦时之备六国也。

函谷关之所以受人重视，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是因为它扼守的豫西通道具有十分重要的军事价值。当时秦与六国都认为经过豫西通道进攻对方是最为有利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1. 经豫西通道距离最短。华北平原、江汉平原与关中平原之间距离最短的便是豫西通道，其路线几乎是笔直的。《通典》卷177《州郡七》载函谷关东至洛阳六百四十里，洛阳至荥阳二百七十里。秦国由这条路线东进中原乃一捷径，对企图攻入关中的诸侯联军来说也是如此。《史记》卷45《韩世家》记载公元前273年赵、魏攻韩，秦自关中出兵相救，仅用八日便穿过豫西通道，来到华阳（今河南省新密市）。而晋南豫北通道和商洛、南阳通道距离要长得多，路线曲折，行军费时费力。

2. 距离韩、魏的国都最近。从六国的地域分布来看，燕、齐和秦没有领土相邻，无法直接交战。赵国与秦在陕北的上郡接壤，离关中平原较远。楚国以往长期与秦结盟通 婚，进入战国后百余年内双方未发生战争，两国交界的汉中、商於等地与关中有秦岭巨防相隔，所以楚对秦亦威胁不大。与秦利害相关的是韩、魏两国，它们在晋南、豫西的土地与关中平原相邻，在秦卧榻之侧，边境冲突不断，如商鞅和范雎所言：“秦之与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7]“秦韩之地形，相错如绣。秦之有韩，若木之有蠹。”[8]这是秦面临的最现实、最直接的威胁。要想向东方扩张，首要的就是利用韩、魏的领土。

韩、魏国都所在的豫东平原位处东亚大陆的核心，军事价值很高。顿弱曾说：“韩，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9]秦国若要统一海内，必须先征服或控制韩、魏在河 南、山西的领土，才能进一步对齐、赵、燕等偏远国家用兵。秦军出函谷，穿过豫西通道，韩都新郑即在近旁，“从郑至梁，不过百里。……马驰人趋，不待倦而至”[10]。走这条路线东征，可以直捣韩、魏心喉，迫使其俯首就范。

此外，秦国这时实力强盛，山东各国大多不敢单独向秦主动进攻，往往是组成联军，合纵伐秦。韩、魏都城所在的豫东位置适中，交通便利，“地四平，诸侯四通，条达辐凑，无有名山大川之阻”[11]，燕、赵、齐、楚等国军队奔赴集结较为方便，此地又离豫西通道甚近，所以诸侯联军多选择这条路线伐秦，函谷关一线自然也就成为秦国的主要防御方向了。

3. 可以利用周王室统治的洛阳地段。豫西通道中途的洛阳盆地是周王室的领土，战国时分裂为西周、东周两个小国。对秦和六国来说，将豫西通道作为大军的行动路线还能从中获得以下好处：

首先，周王室力量微弱，只能保持中立，任凭各国军队假道通过，进军一方出入巩、洛不用攻城夺邑，既节省了时间，又保存了兵力。其次，军队过境时还可以向周索取给 养，减轻后方长途运输的负担，此时的周通常不敢拒绝。如“楚攻雍氏，周粻秦、韩”[12]，“（薛公）又与韩、魏攻秦，而藉兵乞食于西周”[13]。再次，周王虽然实力弱小，但名义上仍为天下共主，还有诸侯去朝见，三晋、田齐称侯还要请周王册封，说明周王在政治上还有一定影响。秦若想征服六国，成就帝业，操纵和接替周王室是必不可少的两步举措。兵出函谷，走豫西通道东进，能够顺势控制周室，加以胁迫利用，如张仪所言：“据九鼎，案图籍，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14]时机一旦成熟则取而代之，名正言顺地易鼎登极。秦国国君对此方案朝思暮想，视为终生奋斗的目标。言者曾对赵王讲：“秦之欲伐韩、梁，东窥于周室甚，惟寐亡（忘）之。”[15]秦武王也说：“寡人欲车通三川，以窥周室，而寡人死不朽乎！”[16]

4. 不用涉渡江河。商洛、南阳通道和晋南豫北通道除了路线曲折、距离较远之外，后者还有晋陕边界的黄河天险阻拦。在古代技术条件下，大军渡过无法徒涉的河流是相当困难的，架桥、舟济繁苦，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后续部队和给养的运输也是个难题，渡河的先头部队还会陷入背水而战、被半渡而击的危险境地。秦如选择晋南豫北通道为主攻路线，自然地理条件不利，山东六国也不愿走北道伐秦。事实上，自公元前330年秦收复河西失地后，三晋或诸侯联军没有一次从蒲津、夏阳或龙门强渡黄河向秦讨战。所以，这条路线也不是秦的主要防御方向。穿过豫西通道则不必涉渡江河，军队的运动较为方便，张仪即认为：“秦之攻韩、魏也则不然。无有名山大川之限，稍稍蚕食之，傅之国都而止矣。韩、魏不能支秦，必入臣于秦。”[17]

5. 受到的抵抗较为薄弱。在秦国东进的三条路线中，豫西的敌人实力稍弱。秦攻占殽函以后，魏在豫西几乎没有城邑，黄河以南的通道均为韩国和两周的领土。周室微不足道，“韩，小国也，而以应天下四击”[18]，兵员本来有限，还要分散防守周边，因此难以抵抗秦的强攻。若求诸侯相助，则没有把握，或因路远未能及时赴救，或应以虚言而兵不至。来助阵者也多是心怀鬼胎，为了保存实力不肯死战，如《尉缭子·制谈》所言：“今国被患者，以重宝出聘，以爱子出质，以地界出割，得天下助卒，名为十万，其实不过数万尔。兵来者，无不谓其将曰：‘无为人下先战。’其实不可得而战也。”所以秦国兵出函谷，进攻豫西通道，沿路遇到的抵抗相对较弱。如走晋南豫北通道，河东乃三晋旧都所在，韩、赵、魏列城参差其间，唇齿相依，赴救解围朝发夕至。历史上三晋曾是兄弟之国，长期与秦交战，积怨甚深。当时人称“三晋百背秦，百欺秦，不为不信，不为无行”[19]，容易结盟抗秦。而秦军渡河攻城作战则相当艰苦，往往夺取了城池也很难守住，像武遂、蔺、离石等城曾数次易手。

如经过商洛、南阳通道进攻，当时楚国尚强，“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20]，俗称“天下莫强于秦、楚”[21]。秦军若进攻南阳盆地，将面临恶战，胜负难料。从后来的情况看，公元前312年，楚军攻秦曾长驱直入，破武关，抵蓝田，秦国靠韩、魏相助才勉强获胜。此后南阳盆地成了秦、楚、韩、魏四国争战之地，反复争夺了数十年，直到韩国灭亡前夕，秦国才完全征服了该地。

综上所述，豫西通道对秦与合纵诸侯进攻兵力的运动利多弊少，所以被当作主攻的行军路线；而函谷关又是这条通道西段的咽喉要地，因而成为秦与六国诸侯殊死相争的战略枢纽。桃林地段的大路，“东自崤山，西至潼津，通名函谷，号曰天险”[22]。函谷关设在这条谷道的中途，背依稠桑原，面临弘农涧，群山雄峙，涧水横流，“其中劣通，东西十五里，绝岸壁立，崖上柏林荫谷中，殆不见日”[23]。敌军无论从崤山南北哪条道路而来，都要经过这座关隘，而险要的地势加上重兵防守足以使其却步。

秦如控制函谷，退可以守住关中门户，保八百里秦川不失；进可以出兵豫东，争雄天下。如果该地被敌国占领，秦国军队则被封闭在潼关以西，难以东进，而且随时面临着敌军入侵驰踏关中平原的危险。春秋之时，晋献公假途灭虢，先据桃林，秦兵屡争不得，以穆公国势之强亦无法东进中原，与华夏诸侯争霸。“二百年来秦人屏息而不敢出气者，以此故也”[24]。顾栋高读《过秦论》曾感叹道：“贾生有言：‘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呜呼！此周、秦兴废之一大机也。考春秋之世，秦晋七十年之战伐，以争崤函。而秦之所以终不得逞者，以不得崤函。”[25]正因该地在军事上具有重要意义，秦国在收复河西的第二年便全力进攻此地，志在必得。函谷关设立后，由于地势险要，防卫坚固，抵御诸侯联军进攻时多有胜绩；仅在公元前296年被齐、韩、魏合兵攻破，引起秦国朝野恐慌，被迫退地求和。

二、范雎献“远交近攻”之策以前，秦在豫西通道沿线的作战方略

在秦对六国近百年的征服战争中，受形势变化的影响，函谷关及豫西通道的战略地位曾有过重大变化，前后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公元前314年秦完全占领函谷地区，到公元前270年范雎拜相、献“远交近攻”之策是第一阶段。在此期间，秦对六国的进攻和防御皆以函谷关、豫西通道为主要作战方向，分别采取了下列步骤。

1. 逐步蚕食，占领通道西段。秦国占据函谷地区后集中力量打通崤山南北二途，进占豫西通道的西段。崤山一带地形险峻，通行不便，当年秦国千里袭郑，就是回师至此遭到晋国伏击而全军覆没的。如不夺取，东进仍会受阻。公元前308年，秦以倾国之师，围攻“城方八里，材士十万，粟支数年”[26]的韩国重镇宜阳，历时五月才将其攻克，从此控制了崤山南路。北路也将边境推进到渑池，并在新安谷口“筑垒当大道”[27]，屯兵驻守，遗址名为“白起垒”。

2. 与韩国结盟，暂不进占通道东段。秦在此时对六国阵营并不具有优势，苏秦曾说：“诸侯之地五倍于秦，料诸侯之卒十倍于秦，六国并力为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28]六国当中，齐在威王、宣王时期国家强盛，马陵之战打败魏国后成为中原霸主，实力与秦相侔。齐湣王曾南灭“五千乘之劲宋”，声震天下，与秦昭王同时称帝，并两度主持合纵伐秦，迫使秦国割地求和。秦国君臣审时度势，看清自己的力量尚不足以单独打败齐国，更不用说与六国合纵对抗了，因此采取“连横”的策略，一方面进攻蚕食韩、魏的领土，迫使它们屈服；另一方面通过部分退地、结盟修好等外交手段来换取它们的支持，承认自己的霸主地位，使韩、魏在政治、军事上成为自己的附庸，分化瓦解以齐为首的合纵联盟。钱穆先生在《先秦诸子系年·苏秦考》中曾说：“秦之外交，常主折齐之羽翼，散齐之朋从，使转而投于我。”在“连横”思想的指导下，这一阶段秦国不急于灭掉两周、进占豫西通道东段。由于韩、魏倒向秦国阵营，“称东藩，筑帝宫，受冠带，祠春秋”[29]，特别是韩国对秦“出则为捍蔽，入则为席荐”[30]，秦国以向周、韩假道的方式获得了豫西通道东段的通行权。此后，秦多次越韩、魏而攻齐，夺城占地。齐欲伐秦却屡被韩、魏阻 拦，无法兵进函谷。

在此期间，韩、魏与秦的关系虽有反复，但秦联合诸侯以孤立、削弱齐国的战略方针始终未变，终于在公元前284年促成五国联军伐齐，大获全胜。齐被燕军灭亡后虽然复国，但实力明显衰落，不再是秦的劲敌。而秦通过对齐作战，夺取了中原许多城邑，包括东方最富庶的商业都市——陶，还占领了韩国迫近豫西通道东段出口的重镇管邑，形势非常有利。

3. 大举攻魏。齐国破败之后，秦便开始全面出击，先后攻取赵国的蔺、祁、离石和包括楚都郢城在内的江汉平原，但是主攻方向仍放在豫东。公元前283—前273年，秦军多次伐魏，三围大梁，企图一举灭掉魏国，使自己在齐地的城邑和豫西通道相接，隔断燕、赵与韩、楚的联系。“拔梁则魏可举，举魏则荆、赵之意绝，荆、赵之意绝则赵危，赵危而荆狐疑，东以弱齐、燕，中以凌三晋。然则是一举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邻诸侯可朝也。”[31]然而这几次进攻都没有达到灭魏的战略目的，领兵的秦相穰侯魏冉“引军而退，复与魏氏为和”[32]。

三、战国后期秦军主攻目标的改变与进兵路线的转移

公元前270年，范雎在秦拜相，献“远交近攻”之策，使秦对六国的作战方略发生了重大变化，改变了出兵豫东的主攻方向，把晋南豫北通道作为主要进军路线，夺取和巩固沿途的三晋城市，以赵国为首要的打击对象。表现如下。

1. 秦于公元前269年发动阏与之战开始，随后又发动上党之战、邯郸之围等，这一系列大规模战役主要是与赵国交锋。

2. 从《史记》卷5《秦本纪》、卷15《六国年表》、诸侯世家的记载来看，第二阶段（前269—前221）秦国发动的进攻多数集中在河东—河内方向，大约30次，而豫西—豫东方向和南阳方向仅各有数次。

3. 《史记》卷5《秦本纪》中关于秦军作战斩首数量的记载，第二阶段河东─河内方向的战斗杀敌60余万，而其他方向不过10万，表明这个地区的交战异常激烈，秦军和六国的军队主力往往在此对阵。

秦军主攻方向改变的原因，据笔者分析有以下几点。

第一，大梁城池坚固，魏又调集境内全部兵力拼死抵挡，使秦难以速胜。《战国策·魏策三》载须贾对魏冉说：“臣闻魏氏悉其百县胜兵，以止戍大梁，臣以为不下三十万。以三十万之众，守十仞之城，臣以为虽汤、武复生，弗易攻也。”再者，秦灭魏“以绝从（纵）亲之要（腰）”[33]的战略意图被六国识破，“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要断山东之脊也，是山东首尾皆救中身之时也”[34]。大梁三次被围，燕、赵、韩等诸侯纷纷来救，使秦未能得手。

第二，此时齐、楚新遭国破，抱残守缺，已无力与秦争雄；而赵国经过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和整顿内政，壮大了力量，北灭中山，屡挫齐、魏，如纵横家所言：“当今之时，山东之建国，莫如赵强。”[35]赵国成为合纵的中心和策源地，是新的抗秦中坚。如《韩非子·存韩》曰：“夫赵氏聚士卒，养从（纵）徒，欲赘天下之兵，明秦不弱。”《战国策·秦策三》曰：“天下之士，合从相聚于赵，而欲攻秦。”所以范雎向秦昭王指出原来的战略部署有误，兵出豫西通道，越韩、魏而攻齐，“非计也，少出师，则不足以伤齐，多之则害于秦”[36]；伐魏围梁也未收到预期的效果，“穰侯十攻魏而不得伤”[37]。事实上，赵国才是秦征服山东的最大障碍，“应侯谓秦王曰：王得宛、叶、蓝田、阳夏，断河内，因梁、郑，所以未王者，赵未服也”[38]，应该改变战略方针，把赵国当作进攻的主要目标。

赵国的统治中心邯郸地区在冀南平原，秦军如走豫西通道出荥阳北上攻赵，需要连续渡过济水、黄河、漳水三条河流，多有不便；而且进军的侧翼是敌对的魏国，粮草、兵员的补给线要穿过韩境，也有后顾之忧。韩非曾说：“夫韩虽臣于秦，未尝不为秦病；今若有卒报之事，韩不可信也。”[39]秦王也说韩国：“不固信盟，唯便是从。韩之在我，心腹之疾。”[40]因此秦不愿走豫西通道伐赵，正如《战国策·赵策二》载张仪说过的那样：“然而秦不敢举兵甲而伐赵者，何也？畏韩、魏之议其后也。然则韩、魏，赵之南蔽也。”

秦国伐赵的主攻路线是走晋南豫北通道，“秦举安邑而塞女戟，韩之太原绝；下轵 道、南阳而伐魏绝韩，包二周，即赵自消烁矣”[41]。女戟在太行西，此处的南阳是指晋之南阳——修武地区，轵道和修武南阳皆属魏，故曰“伐魏绝韩”，然后再由河内出师北攻邯郸。河东的汾城（今山西省临汾市）被秦当作关中至河内用兵的中转站，伐赵的先头部队、后续部队经过汾城到前线，增援部队也在此屯集待命，前方部队后撤时亦回到这里休整。公元前257年邯郸战役时，秦“益发卒军汾城旁”[42]。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5曰：“汾城，即汉河东临汾县城也，去邯郸尚远。秦盖屯兵于此，为王龁声援。”后来秦军失利，“攻邯郸不拔，去，还奔汾军”[43]。由于这条通道的人员、物资交通流量显著增大，从临晋渡河的困难更加突出。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公元前257年，秦“初作河桥”[44]。

《史记正义》载：“此桥在同州临晋县东，渡河至蒲州，今蒲津桥也。”这项措施大大提高了晋南豫北通道的运输能力。

通道东端的河内原属卫地，战国时入魏，是赵、魏、齐三国交界之处。秦占领河内，在黄河以北建立了一个楔入中原的桥头堡，截断了赵、燕与韩、魏、楚国的联系。东边陈兵迫近齐境，使齐不敢加入合纵联盟。有识之士曾评论夺取这个地段的重要性：“秦下甲攻卫、阳晋，必大关天下之匈（胸）。”[45]《史记索隐》曰：“夫以常山为天下脊，则此卫及阳晋当天下胸，盖其地是秦、晋、齐、楚之交道也。以言秦兵据阳晋，是大关天下 胸，则他国不得动也。”

第三，豫西通道附近多是丘陵山地，土狭民贫，物产匮乏。如张仪所言：“韩地险 恶，山居，五谷所生，非菽而麦，民之食，大抵菽饭藿羹；一岁不收，民不餍糟糠。”[46]大军通过时沿途的补给相当困难。晋南地区则比较富庶，“河东土地平易，有盐铁之饶”[47]，且此时大部分已被秦军占领，运输线亦很安全。长平之战后，“秦尽韩、魏之上党，则地与国都邦属而壤界者七百里”[48]。通道东端的河内地区经济也很发达，秦国可以利用当地的人员、粮草补给前线，减轻关中后方的沉重压力。如《史记》卷73《白起王翦列传》载长平之战中，“秦王闻赵食道绝，王自之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及粮食”；《史记正义》曰：“（河内）时已属秦，故发其兵。”

第四，从道路的通达性来看，如果只有一条路线能够到达进攻的目的地，守军可以集中兵力抗击，防御比较容易，一旦堵塞就无法通行。如果在交通干线之外还有几条支线可以到达，防御则比较困难，对攻方比较有利。从这个角度来看，晋南豫北通道具有优越 性，秦军如占领山西中南部，既能够兵出河内，又能够利用横穿太行山脉的几条路径作为进军邯郸的辅助路线。轵道以北，还有羊肠、壶口、阏与、井陉等孔道可行。占有优势的秦国能采取两路分兵的办法，来分散赵国的防御力量。范雎向秦王提出的战略设想之一，就是用进占上党的军队越过太行，夺取赵都以北的东阳以威胁邯郸：“弛上党在一而已，以临东阳，则邯郸口中虱也。”[49]公元前233—前229年，秦国发动三次进攻，都是用一支军队自河内北攻邯郸，另一支军队从上党等地直下井陉，实行夹击最终灭赵。豫西通道在这方面就相形见绌了，它的东段出口只有成皋、荥阳一线，因为成皋以北是黄河，以南多为纵向山岭，岗峦连绵不绝，难以逾越通行。

鉴于以上原因，秦国改变了战略，将军队主力部署在河东、河内，与赵国交战。秦国也企图占领豫西通道东段，于公元前256—前249年灭两周，夺取韩国的荥阳、成皋，设立三川郡。但秦国随即被信陵君率诸侯联军打败，兵退函谷关内，不敢出战；沿途据点纷纷失守，连在中原黄河以南的许多城池（如陶、管等）也被魏国攻占，可以说秦在这个作战方向遭到惨败。不过，秦坚持在黄河以北用兵的主攻战略，逐步占据了赵之晋阳、上党与河内的漳水流域，使邯郸孤立无援，终于在公元前228年灭亡赵国，然后北上灭燕，南渡黄河攻占魏都大梁。在此期间，函谷关与豫西通道方向未见到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韩都新郑虽然在通道东端出口近旁，不过秦是由内史腾率兵从南阳郡东出方城，再北上灭韩的。

秦国对战略进攻方向和行军路线的选择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加以调整，其结果是成功的，保证了秦统一中国战争的顺利完成。

[1]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6《河南道二》引《西征记》，中华书局， 1983年，第158页。

[2] 《战国策·燕策二》。

[3]《战国策·赵策二》。

[4]《战国策·楚策一》。

[5]《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

[6]《史记》卷68《商君列传》。

[7]《史记》卷68《商君列传》。

[8]《战国策·秦策三》。

[9]《战国策·秦策四》。

[10]《战国策·魏策一》。

[11]《战国策·魏策一》。

[12]《战国策·东周策》。

[13]《战国策·西周策》。

[14]《史记》卷70《张仪列传》。

[15]《战国策·赵策一》。

[16]《战国策·秦策二》。

[17]《战国策·赵策二》。

[18]《韩非子·存韩》。

[19]《战国策·秦策二》。

[20]《战国策·楚策一》。

[21]《战国策·秦策四》。

[22]〔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6《河南道二》，中华书局，1983年。

[23]〔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6《河南道二》，中华书局，1983年。

[24]〔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4《秦疆域论》，中华书局，1993年。

[25] 〔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31《春秋秦晋交兵表·叙》，中华书局，1993年。

[26] 《战国策·东周策》。

[27] 《水经注》卷16《谷水》。

[28]《战国策·赵策二》。

[29]《战国策·魏策一》。

[30]《韩非子·存韩》。

[31]《韩非子·初见秦》。

[32]《韩非子·初见秦》。

[33]《战国策·秦策四》。

[34]《战国策·魏策四》。

[35]《战国策·赵策二》。

[36]《战国策·秦策三》。

[37]《战国策·秦策三》。

[38]《韩非子·内储说上》。

[39]《韩非子·存韩》。

[40]《战国策·赵策一》。

[41]《战国策·赵策四》。

[42]《史记》卷5《秦本纪》昭王五十年。

[43]《史记》卷5《秦本纪》昭王五十年。

[44]《史记》卷5《秦本纪》昭王五十年。

[45]《史记》卷70《张仪列传》。

[46]《史记》卷70《张仪列传》。

[47]《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

[48]《战国策·赵策一》。

[49]《韩非子·内储说上》。

发布于 2025-06-21 12:06・

《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第八章 敖仓在秦汉时代的兴衰

第八章 敖仓在秦汉时代的兴衰

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秦、西汉、新莽、东汉四代王朝的统治者都在河南荥阳设置了敖仓，用来囤积粮粟，并修筑仓城，派兵驻守。而国内起兵反抗朝廷的政治集团，也多企图袭取荥阳，“据敖仓之粟”，和敌手争夺天下。敖仓成为秦汉兵家确定战略时必然考虑的重要因素，它对于国家的经济生活亦有不可低估的影响。但是东汉以来，敖仓的地位却江河日下。魏晋南北朝的数百年间，占据河南的封建政权都放弃了对它的经营，使它在历史舞台上销声匿迹。敖仓的兴衰，几乎和秦汉王朝的崛起、败落同始终，其原因何在？笔者在本章对此问题做一些探讨，论述如下。

一、敖仓出现的历史背景

敖仓故地位于汉荥阳县城西北，以所在的敖山而得名。它北临黄河和济水的分流之 处，南带广武山，西隔汜水，与天险雄关成皋（即虎牢）遥遥相望。因大河多年南侵，沿岸崩坍，仓城旧址早已荡然无存。据皇甫谧《帝王世纪》记载，商王仲丁曾率众迁居于此，河亶甲即位后又徙去。西周时，宣王“薄狩于敖”[1]，在该地行猎。春秋战国期间，荥阳成皋附近的战事频繁起来，公元前249年，秦庄襄王“使蒙骜伐韩，韩献成皋、巩，秦界至大梁”[2]，开始置三川郡来管辖这一地区。秦始皇时，在敖山置仓积谷，“会天下粟，转输于此，故名敖仓”[3]。西汉初年重修敖仓，并设荥阳敖仓官治理仓务，直属中央[4]。秦汉敖仓的规模巨大，藏粮甚多，世人常以敖仓之粟比黄河、东海之水[5]。

从史实来看，当时的封建统治者在敖仓囤粮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补给战争的消耗。秦和西汉建都关中，但是都把荥阳当作军事重镇，严加守卫。如秦朝曾派丞相李斯长子李由为三川郡守，领兵驻扎荥阳。陈胜吴广起义爆发后，六国故地多被起义军占领，而荥阳则久攻不下，历时数月，直到章邯率援军出关后解围。

西汉时期，国内一旦发生政治危机，或者函谷关外出现变乱，朝廷往往立即派遣大军进驻荥阳，抢先控制这一战略要地。例如，刘邦临终，使陈平与灌婴率军十万屯驻荥阳[6]。顾祖禹对此解释道：“帝以天下新定，恐易世之际，人心动摇，故以信臣重兵屯南北之冲。”[7]

吕后驾崩，“琅邪王泽乃曰：‘帝少，诸吕用事，刘氏孤弱。’乃引兵与齐王合谋西，欲诛诸吕。至梁，闻汉遣灌将军屯荥阳，泽还兵备西界”[8]。

文帝三年（前177）六月，济北王刘兴居起兵造反，“于是诏罢丞相兵，遣棘蒲侯陈武为大将军，将十万往击之。祁侯贺为将军，军荥阳。……八月，破济北军，虏其王”[9]。

景帝三年（前154），爆发“七国之乱”。太尉周亚夫领兵平叛，“将乘六乘传，会兵荥阳”[10]，在那里集结军队，然后分兵进击，留大将军窦婴镇守荥阳，以为后援。

新莽地皇三年（22），赤眉、绿林起义军连获胜利，声威大振。王莽亦遣大将军阳浚率兵至荥阳镇守[11]。

可见，敖仓所在的荥阳，被秦、西汉王朝的统治者视为咽喉要地、临战必守之所。究其原因，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荥阳的地理位置有密切关系。

秦、西汉时期，幅员辽阔的中国刚刚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国内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以致在生产活动、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别。司马迁在《史记》卷129《货殖列传》中把全国分成了山西、山东、江南和龙门碣石以北四大区域。其中江南地广人稀，“或火耕而水耨”；龙门碣石以北半农半牧，“多马、牛、羊、旃裘、筋角”，这两个地区比较落后。最为发达的是山东和山西的关中两个经济区。山东又称关东，地域广大，西至函谷，东达海滨，南缘长江，北抵燕山；此地又是龙山文化的发祥地，有着悠久的农业生产的历史传统，在秦汉时代长期保持经济繁荣。关中地区虽然面积较小，却有优越的自然条件，泾渭流域“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战国以来，秦在当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使关中经济空前发展，可以与山东比肩。正如司马迁所说：“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关中经济力量的崛起，对古代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数百年间各国政治斗争在地域上表现出东西对峙的时代特点。这一格局始于商鞅变法后的战国中期。秦国吞并汉中、巴蜀，逐步向东方扩张，引起“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纵）缔交，相与为一”[12]，山东六国形成反秦联盟，由原来的群雄割据混战演变成关中、山东两大政治势力互相抗争的局面。秦以关中为本，虏西戎而兼山东，灭亡六国。西汉王朝的建立亦是如此，汉高帝虽起兵山东，但是后来他打败项羽和其他诸侯，统一天下，也是依靠了关中人力、财力的支持。鄂君曾说：“夫上与楚相距五岁，常失军亡众，逃身遁者数矣。然萧何常从关中遣军补其处，非上所诏令召，而数万众会上之乏绝者数矣。夫汉与楚相守荥阳数年，军无见粮，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陛下虽数亡山东，萧何常全关中以待陛下，此万世之功也。”[13]

统一后的秦、西汉政权，都把山东地区的敌对势力（如六国旧贵族、汉异姓同姓诸侯王）当作国内主要的政治威胁。因此，这两个王朝制定的基本政策之一，就是“以关中制山东”。定都于咸阳、长安，凭借关中优越的自然环境和有利地形，作为中央政权统治的地理基础。山东无事，则征发那里的赋税、劳力输入关中，补充中央政权的消费。一旦山东发生动乱，中央政权退可以闭关自守，进可以依靠关中雄厚的经济、军事力量东出镇 压。这一政策的指导思想，在汉初一些谋士劝说刘邦建都关中的议论里表现得十分明显。如娄（刘）敬曰：“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14]刘邦未能决。张良支持娄敬的建议，说：“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 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刘敬说是也。”[15]终于打消了刘邦的疑虑，决定在长安建都。

荥阳的位置在关中、山东两大经济区域的交界地带，所以，东西对峙的政治形势与 秦、西汉王朝“以关中制山东”的政策，使之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荥阳以东，即进入空旷辽阔的黄河中下游平原，可任大军纵横驰骋；荥阳以西，自成皋至函谷关，则是峰谷交错的豫西山区，易守难攻。《读史方舆纪要》卷46《河南一》曰：“今自荥阳而东皆坦夷，西入汜水县境，地渐高，城中突起一山，如万斛囷。出西郭，则乱岭纠纷，一道纡回其间，断而复续，使一夫荷戈而立，百人自废。”其中新安至潼关约四百里，“重冈叠阜，连绵不绝，终日走硖中，无方轨列骑处”。如果说豫西山区是关中的屏障，那么荥阳就是这一屏障的东大门。秦汉关中通往山东的陆路干线，正是出函谷关，穿过豫西山区，至荥阳分道扬镳，“东穷燕齐，南极吴楚”[16]。关中通往山东的水路，则是由渭入黄河，历三门、孟津，到达荥阳，此地正是黄河与济水的分流之处。自魏惠王开凿鸿沟运河，将济水与汝水、泗水、淮水连接起来，河淮之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水运交通网，荥阳是总绾这几条河道的地方。从这里沿着黄河、济水和鸿沟诸渠顺流而下，能够到达山东各地。如《史记》卷29《河渠书》所言：“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菑济之间。”由此可见，不论水路、旱路，荥阳都是当时关中、山东两大经济区间交通往来的枢纽，故桑弘羊称其“居五诸之冲，跨街衢之路也”[17]。对于奉行“以关中制山东”政策的秦、西汉王朝来说，控制荥阳显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平时期，国家的主力军队在函谷关内，如果山东诸侯发生叛乱，抢先占据荥 阳，“绝成皋之口，天下不通”[18]，东西交通的主要干线即被截断，朝廷的大军就会堵塞在成皋以西的山区里，无法迅速东进中原；绕道武关而出，则旷日费时，容易贻误战机。相反，如果中央政权控制了荥阳，就能掌握较大的主动权，不利时可以拒敌于国门之外，保关中不失；得势时可以由该地水陆并进，以高屋建瓴之势，开往山东各处。正是由于荥阳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吴楚七国之乱爆发后，汉将周亚夫驰往该地，未受敌人阻截，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得意地说：“吾据荥阳，荥阳以东无足忧者！”[19]

秦、西汉时期国内遇到战乱，荥阳地区就会大军云集，而部队的粮食供应则是关键问题。孙子曾说：“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20]战时风云骤变，军队要抢占要地，仓促运粮往往措手不及，所以俗语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事先在可能爆发战争、需要集结军队的前哨阵地囤积粮草，作为备战的重要手段，这在秦汉历史上是常见的。例如，汉文帝采纳晁错的建议，令天下入粟拜爵，输粮于北边以备匈奴；宣帝时，赵充国在金城屯田储粮，运入郡仓，准备将来出兵平定羌乱时所用；郑吉“以侍郎田渠黎，积谷，因发诸国兵攻破车师”[21]。看来，设置在重镇荥阳的敖仓，也具有明显的军事补给性质，是关中的中央政权为了镇压山东叛乱而采取的预防措施。

封建统治者在荥阳设置敖仓的另一个目的，和漕运转输有关。《十七史商榷·诸仓》曰：“秦都关中，故于敖置仓，以为溯河入渭地。”秦、西汉王朝建都的关中地区尽管农业发达，物产丰饶，但由于是京师所在，人口众多，加上帝室贵族、百官豪富的奢靡，当地的出产是不足以供给的。秦代咸阳已经“当食者多，度不足，下调郡县转输菽粟刍藁”[22]。西汉时这一矛盾更加突出。如《盐铁论·园池》中所说：“三辅迫近于山河，地狭人众，四方并凑，粟米薪菜不能相赡。”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渭水、黄河漕运山东的粮食来弥补。秦朝在这方面消耗的人力、物力很多，二世时“盗多，皆以戍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也”[23]，成为社会矛盾激化的重要原因之一。西汉漕运事业出现空前的兴盛。《汉 书》卷51《贾邹枚路传》曰：“夫汉并二十四郡、十七诸侯，方输错出，运行数千里不绝于道……转粟西乡，陆行不绝，水行满河。”武帝至宣帝时每年输往关中的山东漕粮常有四百万石，甚至高达六百万石。对于秦、西汉来说，漕运水道是维系政权的重要生命线，其所提供的物资是封建国家不可缺少的支柱。

当时，山东的几个主要农业区域，如华北平原、山东半岛、淮河流域，所产的漕粮由黄河、济水和鸿沟诸渠溯流而上，总会于荥阳，再沿黄河西行，转至关中。鸿沟水系的入河口就在荥阳的广武山北麓，而在这里设仓储粮，还可以减轻黄河漕运的难度。首先，荥阳以西，自孟津至三门、砥柱，黄河两岸峡谷耸立，水面狭窄，河流湍急，又有暗礁浅 滩，是漕船航行的危险地段，多有毁亡。船只运行的数量和速度在这一带骤然下降，各条水道的漕船如果同时大量地驶进，会出现拥挤堵塞，容易造成事故。其次，黄河各季节的水量差距很大，对漕运亦有影响。冬季河面结冰，不能行船；春夏之际为枯水期，也对航行不利。《汉书》卷29《沟洫志》载：“今西方诸郡，以至京师东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溉田。春夏干燥，少水时也，故使河流迟，贮淤而稍浅。”而盛夏初秋，黄河中游又多降暴雨、阴雨，不时出现较大的洪峰，即所谓“伏秋大汛”。汛期水势汹涌，“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24]，难以逆流而行。遇到上述情况，济水、鸿沟诸渠的漕船无法入河行 驶，如果靠岸等待又虚耗时日，浪费人力、物力。在荥阳修筑敖仓，可以让不能西行的漕船卸下粮食，贮存入仓，或者转为陆运，或者等待能够通航时再行装船，不致造成汴渠航道内船只的积压堵塞。后人提到这种“行来已久”的转运办法时，说它的益处在于“水通利则随近运转，不通利则且纳在仓，不滞远船，不生隐盗”[25]。可见，缓和黄河不能常年航运的矛盾，是敖仓屯粮的另一个作用。

综上所述，敖仓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鉴于秦、西汉时期特殊的政治形势与漕运路线，荥阳成了国内首屈一指的军事重镇和水陆运输的中转码头，统治集团在这里设置敖仓，既有助于保障封建国家的安全，又维持了经济命脉的搏动，敖仓称得起“一身系天下之安危”了。

二、敖仓对关中、山东势力军事影响的异同

自秦朝建立敖仓之后，荥阳地区的战略意义就更大了。秦汉时代关中与山东两大政治势力的角逐中，占据荥阳者，不仅能够控制国内水陆交通的中心枢纽，而且能够得到充足的粮食补给。有利的地理位置和巨量的物质财富综合在一起，使敖仓对秦汉的军事家们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内战爆发时，有识之士常常提出建议或采取行动，抢先占领敖仓，以此来左右战局的发展。秦、西汉、新莽时期，关中的封建政权与山东势力（农民起义军或地方割据集团）之间爆发的战争，主要有以下几次。

（1） 秦王朝同陈胜、吴广起义军的战争；

（2） 秦王朝同刘邦、项羽起义军的战争；

（3） 楚汉战争；

（4） 汉高帝平定异姓诸侯王叛乱的战争；

（5） 汉文帝平定济北王叛乱的战争；

（6） 汉景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战争；

（7） 新莽王朝同绿林、赤眉起义军的战争。

其中关中的封建政权获胜五次，为（1）（3）（4）（5）（6），原因固然是复杂和多方面的，但是我们看到，这几次战争中，关中势力都控制、利用了敖仓和荥阳地区，使自己在军事上占据了主动。

陈胜、吴广起义军西进关中时，未能攻克荥阳，大军被牵制在那里。周文贸然分兵入关，被秦军击败后，荥阳城下的吴广所部即陷入腹背受敌的不利局面。田臧杀吴广后，“自以精兵西迎秦军于敖仓。与战，田臧死，军破”[26]，义军主力丧亡殆尽。

楚汉战争中，敖仓所起的作用最为显著。刘邦在彭城惨败之后，退据荥阳，“筑甬道属之河，以取敖仓粟”[27]，充分利用了那里的存粮，扼守该地，“楚以故不能过荥阳而西”[28]，使战局进入了相持阶段。后来，楚军截断了敖仓对荥阳的粮食供应。《史记》卷 8《高祖本纪》载：“项羽数侵夺汉甬道，汉军乏食，遂围汉王。汉王请和，割荥阳以西者为汉。”遭到拒绝以后，刘邦接连败走成皋、巩、洛，而获胜的楚军却不重视对敖仓和荥阳地区的守卫。汉谋士郦食其发现后，立即向刘邦建议：“夫敖仓，天下转输久矣，臣闻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荥阳，不坚守敖仓，乃引而东，令适（谪）卒分守成皋，此乃天所以资汉也。……愿足下急复进兵，收取荥阳，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杜大行之 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马之津，以示诸侯效实形制之势，则天下知所归矣。”[29]刘邦采纳其策，“复取成皋，军广武，就敖仓食”[30]。后来楚军反攻，未能夺回，粮道又被彭越所断，迫于乏食，只好与汉军议和撤兵。可见，汉军收复敖仓的成功，带来了战争形势的重大转折。

汉高帝十一年（前196），淮南王英布发动叛乱，这是汉初诸侯王规模最大的一次造反。谋士薛公分析了英布可能采取的三种战略，其言见《史记》卷91《黥布列传》：“上曰：‘何谓上计？’对曰：‘东取吴，西取楚，并齐取鲁，传檄燕赵，固守其所，山东非汉之有也。’‘何谓中计？’‘东取吴，西取楚，并韩取魏，据敖庾之粟，塞成皋之口，胜败之数未可知也。’‘何谓下计？’‘东取吴，西取下蔡，归重于越，身归长沙，陛下安枕而卧，汉无事矣。’”这里所说的“上计”，是迅速控制华北平原、山东半岛、江淮流域等广阔的重要经济区，扩大自己的领土和人力、财力，以便和汉朝对抗；“中计”是抢占关中、山东交界的枢纽地区——韩、魏，依靠敖仓的粮食供应，把汉军堵在成皋以西，使其不能东进中 原；“下计”只是占领吴、楚、越等穷乡僻壤，不能给关中的西汉政权造成致命的威胁。而英布无谋，恰恰采用了下计，所以刘邦率军顺利出关，很快就平息了这次叛乱。

济北王刘兴居在公元前177年起兵反汉。据《汉书》卷4《文帝纪》载：“济北王兴居闻帝之代，欲自击匈奴，乃反，发兵欲袭荥阳。”但是汉朝政府行动迅速，任命“祁侯（缯）贺为将军，军荥阳”，保住了这一战略要地，使济北王的计划未能得逞，仅过两月，叛乱就被镇压。

吴王刘濞发动“七国之乱”时，部下桓将军说王曰：“吴多步兵，步兵利险。汉多车骑，车骑利平地。愿大王所过城邑不下，直弃去，疾西据雒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毋入关，天下固已定矣。”[31]谋士应高也主张“略函谷关，守荥阳敖仓之粟，距汉兵”[32]。吴王未从其计，全力攻梁，屯兵于睢阳城下。而汉将周亚夫则疾速出 关，会兵于荥阳，扼住吴楚军队西进关中的要道，先使自身立于不败之地，然后进军反击，掌握了战局的主动权。

看来，这几次战争里，秦汉政权苦心经营的巨仓坚城，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中央王朝的统治。控制敖仓和荥阳地区，使关中的封建王朝在和山东政治势力的角逐中，不仅占 据“地利”，还能为大军就地补充粮饷，对于它们的军事胜利，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关中势力失败的两次战争，是刘邦、项羽起义军灭秦和绿林、赤眉起义军诛莽之役。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次战争里，获胜的山东义兵所采取的战略和进军路线，具有某些共同特点。他们（如项羽起义军、赤眉起义军）都没有从正面攻击敖仓、荥阳，自成皋、巩、洛西进函谷关，而是有意无意地用一个重兵集团在荥阳以东和敌人交战，消灭或牵制对方的兵力，转移其视线。另一路人马（如刘邦起义军、绿林起义军）先占领关中和山东的另一个交界地区南阳，然后从敌人兵力守备相对薄弱的武关进军，打入关中，推翻盘踞在那里的封建朝廷。

以上情况反映了以下问题：首先，敖仓和荥阳对于当时国内战争的影响虽然重要，但它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在（2）（7）两次战争里，关中的封建政权在山东义军入关之 前，并没有失掉荥阳、敖仓，但是也摆脱不了失败的命运。因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物，秦、新莽王朝对人民横征暴敛、严刑苛法，激起了天下大众的愤怒反抗，它们的覆灭是必然的。险要的关塞和充足的粮粟，对于战争的胜败只是起辅助作用的客观条件，并不能保证倒行逆施的残暴统治“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33]。

其次，山东势力攻打关中的进军路线，如果是全力沿着黄河南岸的驰道西行，攻击荥阳、成皋，穿过豫西山区入关，虽然路程较近，可是也有一些不利因素。因为在秦、西汉政权“以关中制山东”的战略当中，三川——河南郡（豫西山区）是重点防御地带。荥阳敖仓、洛阳武库平时就派兵守卫，一旦东方有变，封建国家立即派遣大军到那里集结，已经成了既定的作战方针；山东势力起兵造反后，很难用奇袭的手段占领它。如果以堂堂之师进攻荥阳，当地既有重兵坚城，又有敖仓的囤粮供应，实在是不易攻克。即使像楚汉战争中，山东军队（楚军）付出很大代价占领了荥阳，关中势力的军队还可以退守成皋，再败又能退守巩、洛。即便是再次失败后撤，通往关中的大道上还有新安、渑池、函谷、桃林等许多险峻的关口。防守的一方能够利用豫西山区数百里的险要地势，步步为营，和敌手相抗。而山东势力则要面对一系列的攻坚战，伤亡和物资消耗无疑是巨大的。从刘邦起义军、绿林起义军的入关路线来看，他们都采取了避实就虚的做法，不从荥阳至函谷关的大路上进军，而是绕开关中势力在豫西山区的坚固防御体系，占领南阳，出兵武关，进入渭河平原。这种作战计划大大削弱了敖仓、荥阳对关中地区的保护作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由以上七次战争的结果来看，敖仓和荥阳在秦、西汉、新莽时期的国内战争中，对于东西方军事力量的影响并不是均等的。关中势力在荥阳集结部队，既能守住入关的主要通道，又能沿着水陆诸路开赴山东，还可以利用敖仓的积粟供给大军；无论是防御还是进 攻，这里都是咽喉重地，所以每战必争必守。而对山东势力来说，敖仓和荥阳地区尽管很重要，却不是必争之地。在敌人重兵防守的情况下，强攻往往得不偿失，何况荥阳以西还有道道雄关挡住去路，难以逾越。采取兵进南阳、武关的行动，由于沿途敌军守备较弱，入关战斗会更为顺利。如前所述，英布反汉时，薛公认为对他来说，“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只是中计，而不是上计；原因也在于攻占荥阳、敖仓的把握并不大，即便占领了，也未必能够再克险阻，进入函谷关。所以说实行此计是“胜败之数未可知也。”

三、东汉敖仓军事意义的削弱

东汉时期，政府依旧经营敖仓，将其作为漕运的重要中转站。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之后，先后派王梁、张纯主持开凿阳渠，引洛水环绕京师，以发展漕运事业。由于关中地区经历了新莽末年战乱的浩劫，残破不堪，所以首都洛阳的消费主要依靠山东经济区，即黄河、济水中下游与江淮平原出产的各种物资的供应。漕运也是维系东汉政权生存的一条命脉。如洛阳建春门石桥柱上铭刻的汉顺帝阳嘉四年（135）诏书所称：“城下漕渠，东通河济，南引江淮，方贡委输，所由而至。”[34]山东漕粮的运输路线，仍是经黄河、济水、鸿沟诸渠溯流而上，会于荥阳后再沿着黄河西行，由洛口入洛水，至偃师以东入阳渠，穿鸿池陂后抵达洛阳。荥阳的水运交通枢纽地位并没有消失。东汉政府为了保证漕运的畅通，于永平十二年（69）治理汴渠、黄河，“遂发卒数十万，遣（王）景与王吴修渠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35]。后又在汴渠渠口修建石砌水门，以节制引水。敖仓也继续发挥着贮存转运作用，仅在永初七年（113）就有“滨水县彭城、广阳、庐江、九江谷九十万斛送敖仓”[36]。

不过，敖仓在东汉时期的军事意义，比以前有所减弱了。它和荥阳地区的防务，并不像秦、西汉时期那样受重视。安帝时，“朝歌贼甯季等数千人攻杀长吏，屯聚连年，州郡不能禁”。官员虞诩言道：“朝歌者，韩魏之郊，背太行，临黄河，去敖仓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亡万数，贼不知开仓招众，劫库兵，守成皋，断天下右臂，此不足忧也。”[37]尽管起义者威胁着敖仓和荥阳的安全，朝廷却没有直接派军队去镇压，平乱的事情始终是委派地方郡县官吏处理。此外，看来敖仓的守军人数并不多，所以虞诩对“贼不知开仓招众”的举动感到诧异。黄巾起义爆发时，灵帝命令加强京师的守备，诏“自函谷、大谷、广城、伊阙、轘辕、旋门、孟津、小平津诸关，并置都尉”[38]，派大将军何进率羽林军屯驻洛阳附近的都亭[39]，而敖仓和荥阳却根本没有提到。这和秦、西汉、新莽时国内一有动乱，政府马上调兵遣将据守荥阳、敖仓的情况迥然不同。笔者分析，这种现象的出现，与东汉时期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有密切联系。关中地区的经济遭到王莽末年战乱的破坏以后，又频频受到陇西羌人起义的冲击，始终比较低落，没能恢复到昔日富甲天下的景象。山东地区却继续保持着经济繁荣。崔寔在《政论》中写道：“今青、徐、兖、冀，人稠土狭，不足相供。而三辅左右及凉、幽州内附近郡，皆土旷人稀……”可见它们的差距已经十分明显。关中的衰落，丧失了它支持中央政权与山东势力抗衡的经济基础。这样，就使数百年国内东西对峙的政治形势淡化乃至消失了。

东汉的开国者刘秀，不像秦、西汉王朝那样以关中为根本而定天下。他所依靠的主要是山东的河内地区（今河南北部、河北南部和山东西部）人力、物力的支持。刘秀起兵 后，任寇恂为河内太守，谓之曰：“河内完富，吾将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萧何镇关中，吾今委公以河内，坚守转运，给足军粮，率厉士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刘秀出征后，寇恂在河内“讲兵肄射，伐淇园之竹，为矢百余万，养马二千匹，收租四百万斛，转以给军”[40]，保证了前线的物资供应。后来东汉定都洛阳，没有选择长安，主要原因就在于山东的经济力量大大超过了关中，在洛阳建都，临近东方的几个重要产粮区，可以减轻转运之劳。因此，东汉的统治者放弃了前代“以关中制山东”的基本国策。

由于洛阳处在豫西山区中一块不大的河谷平原上，“其中小，不过数百里”[41]，地理位置又在天下之中，交通便利，一旦国内出现较大规模的变乱，就有四面受敌之虞。所 以，洛阳号称“八关都邑”，防守体系呈环状，守在四周，并不偏重于哪一方面，和西汉定都长安，“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的情况大不相同。敖仓的所在地荥阳成为洛阳周围诸多关隘中的一个，甚至排在八关之外，不再具有原来那种非常重要的军事意义，也就得不到封建政权的特殊重视了。

四、敖仓在魏晋南北朝废置的原因

东汉末年，自董卓进京以后，军阀混战连年不绝。敖仓过去虽然屡经血雨腥风的洗 沐，但是这一次的战火却令它走向了末日。当时中原烽烟遍地，暴骨如莽，加上天灾疾疫流行，使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各地的割据武装都困于乏粮，被迫以桑葚、螺蚌充饥，甚至出现了“吏士大小自相啖食”[42]的惨剧。敖仓由于留有余粟，又引起兵家的觊觎。枭雄曹操捷足先登，他占领荥阳后，把敖仓作为对河北用兵的前方基地，利用那里残存的仓粟补给军需，与冀州军阀袁绍相持[43]。不过，此时敖仓的积粟毕竟有限，无法供大军长期使用，所以曹操对利用此处只是权宜之计。他解决军粮的根本办法是实行屯田。建安元年（196），曹操挟天子迁都许昌，即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余斛。后来又将此制推广到附近州郡，大获成效，“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44]。自此，曹操便采取“积谷于许都以制四方”[45]的战略来统一中原，防御河北的军事重镇也转移到靠近许昌且补给方便的官渡。此后，敖仓的名称便在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历史中消逝了。占据河南的各代封建政权都没有重新在敖山置仓、转输粮粟，仓城码头渐渐变成了废墟。

敖仓在汉末的废置，首先和当时经济区域的变化有关。东汉时期的主要经济区，包括三河（河南、河内、河东）与豫、冀、兖、青、徐五州的山东。关中、巴蜀、江南、陇西等地，由于种种情况，农业、手工业生产水平较低，经济力量和山东相比有很大差距，因此，在这一地域上没有出现两大政治势力对峙的形势。尤其是南方的地主阶级，在国内政治领域中的地位和影响远远不如北方地主阶级，人称：“吴楚之民脆弱寡能，英才大贤不出其土。”[46]但是这一格局在东汉末年被打破了，频繁激烈的军阀混战，给北方经济区造成了严重破坏；而南方，特别是江东和巴蜀地区受战乱的影响比较小，成为北方士民的避难之所。那里的生产活动经过多年的发展，也有很大的提高，足以分别支持一个割据政权与中原的曹魏相抗。南北经济力量的此消彼长，使中国的政治地理结构出现了新的态势，由战国至新莽时期的东西（山东—关中）对峙，演变成南、北势力的角逐。四川盆地与长江中下游的经济繁荣，不仅提供了三国鼎立的物质基础，而且开创了东晋至隋统一前数百年间南北割据的局面。

秦、西汉、新莽时期大规模的内战中，双方争夺的要地，首推关中、山东两大经济区的交界之处——豫西山区，即秦之三川、汉之河南，所以统治集团在荥阳设敖仓屯粮以供军需。三国时期，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内战的相持地带转移到南、北方经济区交界的淮南、江汉和秦岭。《三国志》卷3《魏书·明帝纪》载曹叡曰：“先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辄破于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争也。”上述诸地就是军事冲突爆发的焦点。三方为了备战，平时或在这些地区屯田积谷，或从后方运来粮草，设置军仓（邸 阁）储存起来。如秦岭战区有蜀国的斜谷邸阁；魏国则把长安作为对蜀作战的大本营，置横门邸阁，积粮甚多[47]。青龙三年（235），关东大饥，司马懿曾“运长安粟五百万斛输于京师”[48]。吴在江夏置安陆邸阁，在南郡置雄父邸阁[49]。魏在淮北有南顿邸阁，在淮南有安城邸阁[50]。其中曹魏在两淮建立的仓群规模最大，积粟约三千万斛。“每东南有事，大军出征，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邓）艾所建也”[51]。

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西晋的短期统一，中国常处于南北分裂的状态。南方政权的国都始终设在临江的建康（今南京），防务“必内以大江为控扼，外以淮甸为藩篱”[52]。淮南一直是南北双方争夺激烈的战略要地。如唐庚所言：“自古天下裂为南北，其得失皆在淮南。晋元帝渡江迄于陈，抗对北敌者五代，得淮南也。……吴不得淮南而邓艾理之，故吴并于晋。陈不得淮南而贺若弼理之，故陈并于隋。南得淮，则足以拒北；北得淮，则南不可复保矣。”[53]无论南北是战是和，两淮都是双方军事力量集结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所以军仓的设置也多在此地。康基田在《河渠纪闻》卷4中说：“晋及六朝，俱屯守淮阴，修塘堰，备储糈。祖逖以三千军屯淮阴，兵食足而后能遂其力治中原之志。谢玄先屯淮 阴，次屯邳、徐，兵食足而后能接肥（淝）水以入洛阳。晋之平吴，亦屯田江北，以为兵食之资。北齐谷贵，议修石鳖等屯，自是淮南军防食足。”隋伐陈之前，先在山阳设大仓屯粮，储积谷百万石。新的时代出现了新的军事枢纽地区，从敖仓所在的豫西转移到淮南，大型军仓的设置也自然集中到这一地区，这是中央政权不再经营敖仓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秦汉时代敖仓的另一个作用是充当漕运的中转站，囤积经黄河、鸿沟水系运来的山东漕粮，再转输到京师长安、洛阳。而东汉以后，我国历史进入了长达数百年的分裂割据时代。黄、淮之间兵祸连年，内河航行和漕运常常受到破坏。即使在和平时期，由于南北方的军事对峙，淮河流域成为屯兵的重镇，非但不能向北方政权的首都地区提供漕 粮，相反，还需要往这里运送兵员物资。像苻坚伐晋，“水陆齐进，运漕万艘，自河入石门，达于汝、颍”[54]。北魏宣武帝时，也“修汴、蔡二渠以通边运”[55]。据《魏书》卷110《食货志》记载，北魏政府还在黄河、汴渠、漳水沿岸设邸阁八所储粮，“每军国有须，应机漕引”，其目的也不是供应京师，而是为了“经略江淮”，“转运中州，以实边镇”。前面说过，秦汉时建立敖仓的原因之一，是解决黄河不能常年航运、中游河道过于狭窄、船只容易在荥阳附近堵塞的问题。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与鸿沟诸渠的漕运，不仅规模比秦汉时小得多，而且运输的主要航向也不同。旧时漕运遇到的那些严重困难，此刻并不很突出。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在荥阳设置“转输天下粮粟”的大仓了。

如果说东汉时期敖仓的军事意义已经不十分显著，经营它主要为了漕运转输的经济需要，那么到三国以后，由于黄河、汴渠航运事业的衰落，维系它存在的另一根纽带也断裂了。敖仓于是废置，昔日兵民云集、车船交凑的盛况化为过眼烟云。直到隋唐定都长安，重新统一中国，黄河、汴河的漕运再度兴盛起来，封建统治者才又在荥阳附近筑起巨大的转运粮仓，如虎牢仓、河阴仓等，以储备和倒运山东、江南的漕米，敖仓的名称也重新出现在中国历史上[56]。

[1]《诗经·小雅·车攻》，亦作“搏兽于敖”。

[2]《史记》卷5《秦本纪》。

[3] 〔清〕申奇彩：《河阴县志》卷2“古迹”。

[4] 《汉书》卷2《惠帝纪》六年，“起长安西市，修敖仓”。

[5] 《淮南子·精神训》：“今赣人敖仓，予人河水，饥而餐之，渴而饮之，其入腹者不过箪食瓢浆，则身饱而敖仓不为之减也，腹满而河水不为之竭也。”柳宗元《与李睦州 书》：“盐东海之水以为咸，醯敖仓之粟以为酸。”

[6] 《史记》卷8《高祖本纪》、卷56《陈丞相世家》。

[7]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47《河南二》，中华书局，2005年，第2197页。

[8] 《史记》卷51《荆燕世家》。

[9]《史记》卷10《孝文本纪》。

[10]《史记》卷106《吴王濞列传》。

[11]《汉书》卷99下《王莽传下》。

[12]《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载贾谊《过秦论》。

[13]《史记》卷53《萧相国世家》。

[14]《史记》卷99《刘敬叔孙通列传》。

[15]《史记》卷55《留侯世家》。

[16]《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

[17]《盐铁论·通有》。

[18]《史记》卷118《淮南衡山列传》。

[19]《汉书》卷35《荆燕吴传》。

[20]《孙子兵法·军争》。

[21]《汉书》卷70《郑吉传》。

[22]《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

[23]《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

[24]《庄子·秋水》。

[25]〔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5《河南道一》“河阴县”条，中华书局， 1983年，第136页。

[26]《史记》卷48《陈涉世家》。

[27]《史记》卷7《项羽本纪》。

[28]《史记》卷7《项羽本纪》。

[29]《史记》卷97《郦生陆贾列传》。

[30]《史记》卷7《项羽本纪》。

[31]《史记》106《吴王濞列传》。

[32]《汉书》卷35《荆燕吴传》。

[33]《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

[34]《水经注》卷16《谷水》。

[35]《后汉书》卷76《循吏列传·王景》。

[36]《后汉书》卷5《安帝纪》注引《东观汉记》。

[37]《后汉书》卷58《虞诩传》。

[38]《后汉书》卷71《皇甫嵩传》。

[39]《后汉书》卷69《何进传》。

[40]《后汉书》卷16《寇恂传》。

[41]《史记》卷55《留侯世家》。

[42] 《三国志》卷32《蜀书·先主传》。

[43] 《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建安四年（199），《三国志》卷6《魏书·袁绍传》注引《魏氏春秋》，《后汉书》卷74《袁绍传》。

[44] 《三国志》卷16《魏书·任峻传》。

[45]《三国志》卷28《魏书·邓艾传》。

[46] 《三国志》卷4《魏书·三少帝纪》注引《汉晋春秋》。

[47] 《三国志》卷33《蜀书·后主传》建兴十一年（233）“冬”条，卷40《蜀书·魏延传》注引《魏略》。

[48] 《晋书》卷1《宣帝纪》。

[49] 《三国志》卷60《吴书·周鲂传》，卷27《魏书·王基传》。

[50] 《三国志》卷27《魏书·王基传》，卷47《吴书·吴主传》赤乌四年（241）。

[51]《三国志》卷28《魏书·邓艾传》。

[52]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9《南直一》，中华书局，1993年，第918页。

[53]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9《南直一》，中华书局，1993年，第916页。

[54]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

[55]《魏书》卷66《崔亮传》。

[56]《八琼室金石补正》卷30《传太仓出土铭砖一》：“贞观八年十二月廿日，街东从北向（南）第二院，北向南第二行，从西向东第十三窖纳转运敖仓粟四千硕。”《唐会要》卷88：“（咸亨）三年六月十七日，于洛州柏崖置敖仓，容二十万石，至开元十年九月十一日废。”从以上史料记载来看，唐代确有“敖仓”之称，但似乎不专指敖山之仓，这个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

发布于 2025-06-22 1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