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岁月母校难忘 ——回忆我的母校张王联中

记忆🇨🇳

推开记忆的闸门，五十载光阴恍如昨天。不知不觉间，岁月已染白了我的双鬓，可原临淄区路山公社（现凤凰镇）张王联办中学（简称张王联中）的青砖校舍，土操场扬起的尘烟，老杨树上的钟声仍记忆犹新，当年与同窗共读的日子虽渐渐模糊，但那些浸透着泥土芬芳的点点滴滴，始终萦绕心间，成为最珍贵的回忆。

一、张王联中简介

1965年秋，路山公社在光明大队（现小张王村）大杜村南，原烟叶收购站（后为大队瓦厂）处创办了路山公社张王农业中学（时称张王农中），开设两年制初中班。

1968年秋，按照上级“上小学不出村，上中学不出片，上高中不出社”的基础教育政策，该校更名为张王联办中学，招生范围为张王片区所属的村庄。

1969年春，该校开始招收第一届初中学生。教师实行“民办公助”双轨制：民办教师由公社教育组从所属村小学中选拔派遣，每月领取8元补助，同时计劳动工分3000分，公办教师则享受国家工资待遇。

该校首任校长是孙光华老师，大张村人，他个子不高，说话时眼睛眨巴眨巴的，但精神矍铄，言词简洁，办事极为干练。

课程设置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针，涵盖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地理等文化课，并专设农业基础知识等实践课程。

1975年初，根据上级要求，张王片区在大薄村东新建了张王高中即戴帽高中(当时对初中增设高中部的俗称）。学校建成后，张王联中的几位教师调任至高中任教，同时学校也从其他学校招聘了几位教师。

1976年秋，学校招收了第一届高中学生，这成为该校唯一的高中届次，此后由于学校发展规划调整等原因，高中部停招。

1978年，张王联中初中学制由2年改为3年。由于该校教学设施有限，无法容纳新增的初三学生，因此这批学生被安排到张王高中上课。

1995年张王联中正式更名为路山第二中学；

1999年路山第二中学正式更名为张王小学，沿用至今。

二、升入初中

1972年底，我从王桥小学毕业，即将升入初中。那年的“小升初”需要参加考试，不过实际上只要愿意继续读书的学生都能升学。我们村共有35名同学升入了张王联中，开学时间是1973年2月19日（农历正月十七日）。

按照当地习俗，正月十六是乌河七孔桥“踩桥”(当地方言走大桥)的日子，方圆十几里的村民都赶来观看踩高跷、划旱船、扮玩等各种民俗表演，因此形成了“过完正月十六才算过完年”的独特年俗。

正月十七日清晨，天刚蒙蒙亮，我就迫不及待地起床了，穿着母亲为我做的新布鞋，背着新书包，约上同村的几个伙伴沿着田间小路向学校走去。初春的田野还覆盖着一层薄霜，呵出的白气在初春的寒风中凝成缕缕轻烟。

走进校园，映入眼帘的是贴在墙上的大红纸，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分班名单。我踮起脚尖，在五级二班的名单中找到了自己的名字，那一刻真是心情激动，感慨万千。教室里，班主任郑茂檀（原路山公社后召口二大队人）老师正站在门口笑容可掬地迎接同学们的到来。

我们这一届被称作张王联中第五级，共设两个班级。生源来自五个大队八个自然村：光明大队（小张王村、大杜村、太平村）、跃进大队（大薄村、小薄村）、王桥村、南罗村、梁家村。这些来自不同村庄的少年，怀揣着渴求知识的梦想，即将在这里共同书写青春的篇章。

三、校园风貌

70年代，农村教育资源紧张，张王联中与光明大队小学共用这座校舍，两校师生和谐共处，课余时间常在操场上活动。

校舍由蓝砖红瓦平房组成，呈东西狭长布局，东西长约160米，南北宽约50米。

东西两边各有十几间房子，中间是一个不大的操场，一副木制篮球架竖立在操场的东西两头。操场东侧为初中部，设有四级（1）班、四级（2）班，五级（1）班、五级（2）班以及教师办公室。操场西侧除四级（3）班外，其他均为小学教室。

学校没有大门，校舍西侧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土路，我们初中的老师和学生进出学校都从小学教室的前面经过，时常碰见这些可爱活泼的小朋友。

小学部教室的前面，也就是小学部的校园，生长着好几排杨树和槐树，南边是大队的果园，夏天这里特别凉快。操场南侧的沙坑是学生们练习跳远、跳高的地方，旁边的单杠则是大家锻炼引体向上的场地；靠近最东头围墙处是男女厕所，虽然简陋，但也是必不可少的。

操场北侧的围墙是用黄土夯制而成的，西北角处个别同学为走近路，逐渐形成了一处人为豁口，上学、放学爬墙而过。为强化校园安全，学校想了不少办法，如用砖块堵豁口，用带刺的树枝子封堵，涂抹废机油、黄油，还安排老师现场“蹲守”。

记得那时放学，学校统一组织学生在操场站队，孙校长曾多次指着这个豁口强调，学生要遵守纪律，不能爬墙走歪门邪道。分管后勤的冯老师还用墨汁在墙上写上“好同学不爬墙”的醒目大字，提醒和约束同学们，同时对个别不遵守纪律的同学进行批评教育。最终，这一不文明现象得到了有效治理，校园秩序恢复正常。

食堂坐落在操场东南边，两间低矮的西向平房。每到中午，炊烟袅袅升起，罗德梓师傅忙碌的身影在灶台前晃动。食堂东侧有两个水泥乒乓球台，课间总能看到同学们挥拍激战的身影。

再往东是菜地和一口老井，井水清冽甘甜，打水时辘轳的吱呀声成了校园独特的背景音。

当时的教室布局是讲台上方挂着毛主席画像，“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红色标语分列左右，墙的侧面贴着毛泽东多幅语录，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学校的日常也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

教室里的课桌用灰砖墩支撑，上面架着木板；学生们从家里带来的板凳高矮不一，在泥土地面上压出零散的凹痕，地面上始终浮着一层扫不尽的细灰。后墙黑板报的粉笔字里，封存着我们斑驳的青春印记。

学生离校近的大杜村不足百米，远的南罗村、梁家村约有5华里地，同学们中午放学后徒步回家吃饭，饭毕即可返回，一年四季，寒来暑往，同学们怀着求知若渴、报效社会的热忱，风雨兼程，不辞辛苦、默默地完成学业。

四、校园形势

我们刚入学时，校园尚存读书向学的清朗之气。岂料1973年后，“教育革命”狂飙席卷全国，极“左”思潮泛滥，辽宁考生张铁生因高考交白卷被树为“反潮流运动”“知识无用论”甚嚣尘上。北京女生黄帅事件，被炮制为批判“师道尊严”的政治炮弹，师生关系骤然剑拔弩张。这一时期，升学考试废止，唯成分论盛行。

讲台上，教师讲课如同走钢丝，生怕言多必失；课堂上，对于个别学生的一些错误做法不敢管，不愿管，生怕被扣上“师道尊严”的帽子；课桌旁，学生抱着“学不学都得回家种地”的心态消极应对。

记得我们班的一次地理课开卷考试，试题发下来时全班哗然，超纲题目让众人抓耳挠腮，即便翻遍课本也毫无头绪。考试时间过半，考场渐渐失控，交头接耳的声音此起彼伏。此景令监考的冯老师无可奈何，考试结束时约有十五六名同学交了白卷。

事后孙校长约谈了七八个交白卷的学生，同学直言题目偏难怪。他听罢蹙眉摇头，指节敲打着办公桌，最终只是委婉批评了这种行为，看得出他对当时的教学乱象失望至极。正如电影《春苗》中“以手茧取士”的荒诞剧情，我们的初中时代，就这样被裹挟进特殊年代的激流，求知欲望也化作了泡影。

五、记忆中的五级一班

翻开五级一班泛黄的毕业照片，一张张青春洋溢、活泼可爱的面庞映入眼帘。通过部分老同学的讲述，那段关于一班集体、两位班主任以及浓浓师生情谊的岁月，在我眼前徐徐展开。

初一入学时，班主任是边恒伦老师。起初班里有54 名同学，初二时增加了 2名插班生（复读生）。

班委成员中，班长先后由钟耕起、王友春担任，崔立合、王翠莲、徐劲松等也担任职务，但具体分工已有些模糊。

作为首任班主任兼语文老师，边恒伦老师以其独特的魅力赢得了全班同学的心。他讲解课文时，抑扬顿挫的声调仿佛带着魔力；讲到动情之处，更是眉飞色舞，让人物栩栩如生，令台下的学生们听得如痴如醉。许多生动的课堂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边老师不仅课讲得精彩，班级管理也井井有条。在那个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同学们思想单纯质朴。边老师深谙此道，他寓教于乐，润物无声，从不生硬说教，而是善于将教育智慧融入日常点滴活动中。

后来，边老师因工作调整，班主任由王元东老师接任。同样教授语文，王老师却带来了截然不同的风格。他身材不高，步履轻快。他的课堂常伴着笑声，枯燥的语法、难记的作文，经他风趣的解读和生动的比喻，立刻变得妙趣横生。他喜欢用方言俚语拉近与学生的距离。

最令人难忘的，是放学时那份独特的温情。王老师与同学们一同走到操场边的槐树下，指着树梢，对着某个顽皮的男生笑侃：“xxx，猫食子（这里指给兔子吃的食物）！” 这句看似滑稽的话，实则是师生间心照不宣的默契——王老师家养了兔子，鲜嫩的槐叶正是兔子的佳肴。被点名的同学心领神会，立刻攀上树折下几串槐枝，让王老师带回家。师生情谊就在这轻松愉悦的嬉闹间日益深厚，成为同学们心中至今难忘的温暖片段。

上世纪七十年代，农村实行集体经济，农忙时节，生产队为了抢种庄稼，会将烟秸（烟杆）、玉米扎子（玉米根）等分给各家当柴火，但需自己刨除运回。老师们因在校上课，家中孩子多、劳力少。班里的年长同学便多次利用中午时间，主动去帮助老师家干活。

有的老师家盖房需垫地基，部分同学就带着木架车，利用晚上时间帮忙运土。这些看似平凡的小事，无声地流淌着那个年代师生之间纯真而深厚的友谊。

六、五级二班同学情

提起五级二班，脑海里立刻浮现的是郑茂檀老师那条在冬日寒风中微微飘动的浅灰色的围巾以及他口袋里那只象征着文人风骨的钢笔，冬日的黑色中山装、黑棉帽，举手投足间透着传统文人的清雅气韵。

我们这个班最初有54名同学，初二时又增加了3 名插班生（复读生）。

班长由罗德东担任，钟安水、王建英、王先荣、梁书俊等也是班委成员，但具体分工已记不清了。

任课老师分别是：语文老师郑茂檀，数学老师王品升，物理老师郑守新、郭希符，化学老师梁延其，政治老师孙光华、王树森，地理、农业基础知识老师冯振业，体育老师王爱农。

那年盛夏，郑茂檀老师带领我们开展劳动实践，组织班里进行“勤工俭学”活动，利用采摘中药材换取微薄的收入。

他领着学生们到乌河岸边辨识药材：旱莲草锯齿状的叶缘、野薄荷沁凉的香气、车前草莲座状的叶片排列，这些原本生涩的植物特征，通过他生动的讲解变得通俗易懂。原本普通的实践课，在他的引导下变得鲜活而充满趣味。

为争取最优收购价，他借星期天回家之际，蹬着自行车，特意绕道张店区中埠公社采购站询价。全班在乌河岸边采回的药材，经晒干后，由高个同学用木架车推向中埠收购站去卖，像钟安水、罗德全、钟耕元、梁延增等同学都曾去过收购站。

郑老师用卖的药材钱，为班里学生每人买了一件白背心，罗德东班长还巧手雕刻毛体“红旗”字模，为喜欢在背心印上编号的同学服务。余款购置的十几册图书，为教室平添了书香。

一段时间，下午的自习课常是我们最期待的时光。郑老师端坐讲台，将《半夜鸡叫》等小说读得跌宕起伏。抑扬顿挫的声线配以生动的表情演绎，时而引得哄堂大笑，时而惹人屏息凝神。这种寓教于乐的“沉浸式阅读”，在我们心里播下了文学启蒙的种子。

初二那年秋假归来，教室迎来“科技革命”。我们使用的木制桌凳换成了用水泥板为框架、纸浆塑型的连体课凳桌（当时称为纸浆课桌），课桌下有放书本的桌洞，桌椅表面用牛皮纸封裹，黄漆润饰。这套崭新的桌椅让整个班级雀跃不已。

那个时候，学校管理比较宽松，没有早读，上午上课比较晚。有的同学到生产队干上一早晨农活，挣上2 分工，再来上学也不晚。夏天中午午休的时间比较长，因学校靠近乌河，个别同学结伴到乌河游泳，上学晚了被罚站的情况时有发生。

七、难忘恩师殷殷教导之恩

大张村的孙光华老师担任校长，大薄村的刘振东老师作为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贫管组）组长，参与校务管理。

那时学校的老师大多是本地的，一般是高中或中专学历，民办老师居多，大学毕业的比较少。

王桥村的王品升老师执教数学，王爱农老师担任体育教学。潍坊籍冯振业老师教授地理与农业基础知识（农基）课程。大薄村钟读平、太平村刘秀珍老师教授数学。北高阳村郭希符老师教授物理。小薄村梁延其老师负责化学教学。朱家村王树森老师负责政治教学。小张王村郑守新老师同时承担物理和英语教学，还是校团支部书记。另有南罗村罗德梓师傅为师生们做好伙食保障。

这些来自四邻八乡的老师，在三尺讲台上为同学们传递知识，守护成长。在此，谨以此文向所有呕心沥血的园丁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八、英语课的早春与骤停

初一下学期，学校新设英语课程却面临师资短缺。为解燃眉之急，选派青年教师郑守新赴临淄区参加英语教学培训。历时三个月左右。学成归来后，郑老师便承担起我们五级两个班的英语教学工作。

作为张王联中建校以来的首批英语课程，师生们都倍感新奇。我至今清晰记得，英语第一课：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Long live Chairman Mao！ We wish Chairman Mao a long long life！

郑老师从最基础的字母教学入手，循序渐进地教我们识记单词。为帮助记忆，他允许我们在单词下方标注汉字谐音，这种“土办法”虽不专业却便于记忆。

课堂充满趣味元素：班长需用英语喊“Stand up”即起立，待师生互致问候后再发令“Sit down”即坐下；郑老师还教唱字母歌和英文版《毛主席万岁》，那些跳跃的音符至今仍在记忆深处回响。

就在同学们兴致勃勃地学习英语时，英语课因故停课，遗憾的是，英语课只学到第六课。

前几天与王元海同学聊起学英语的经历时，他对当年的英语单词熟记于心，随口就能说出几个，我也跟着说出了几个，顿时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尽管我们的英语课没有学完，但在那个教育资源匮乏的年代，能接触英语学习已属难得。这段短暂的学习经历，不仅让我们领先于周边学校，也成为我们这代人难忘的启蒙记忆。

九、参与“批林批孔”的日子

1973年至1975年，“批林批孔”运动席卷全国校园。在高度政治化的环境里，各类批判活动和宣讲会议接连不断。日常教学秩序被打破，课堂内容从常规知识讲授转为集中讨论“林彪与孔孟之道的错误思想”，教师们暂停原有课程，转而组织学生学习批判文件资料。

记得一次傍晚放学前，班主任郑老师带着我和王正吉、梁书俊等同学，将事先准备的批判文稿用毛笔誊抄于大白纸上，张贴于教室砖墙上。次日到校同学们围观议论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

这种特殊教学方式，严重干扰正常学习，挤占大量课时。课本被政治材料取代，系统性知识教育缺失导致学生学业普遍滑坡。

十、参与捡传单行动

七十年代，在两岸关系紧张时期，对岸常利用气球空投宣传品实施思想渗透。为维护社会稳定，公安部门要求发现“反动传单”即上报和收缴。

每逢传单飘落，学校便组织师生以班级为单位，由老师带队对周边农田进行“拉网式”搜索。在孙娄公社大杨村东乌河畔的玉米地里，曾有学生发现夹带照片的传单，老师立即封存了这些物品，但照片上神秘人物头像仍引发无限遐想。无论收获几何，每个班级都在这场特殊“战役”中贡献力量。

如今两岸关系已现和平曙光，气球传单的时代早已终结，却成为一代人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

十一、开展“忆苦思甜”教育

我们上学期间，“忆苦思甜”作为特殊的思想教育形式广泛开展。活动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等方式，邀请老党员、老干部及历经苦难的乡村老人，以口述历史与生活体验相结合的方式，帮助师生筑牢感恩意识。

例如，我们刚学生入学时，学校曾邀请原淮阳公社槐务村常梅芬老人讲述旧社会吃不饱穿不暖的非人经历，她声泪俱下的控诉，让在场的师生无不为之动容，心灵受到震撼。学校用粗粮野菜蒸制窝窝头，让同学们亲身体验“吃糠咽菜”的艰辛，从而深刻感悟到新旧社会的差异，激发爱国热情。

原路山公社寇家村民路宝明在活动现场声泪俱下地以亲身经历揭露了汉奸王砚田（绰号“一眼六”）的暴行：1941年叛变投敌后，“一眼六”带队抓捕了他们村9名村民及村干部，其中包括路宝明的祖父、叔父、父亲以及另外5名村干部，路宝明本人也在被抓捕之列。土匪对这些被抓人员施以酷刑，有的被当场杀害，有的被投井溺亡，有的则押至乌河官桥处决。路宝明一家共有4人罹难，他本人侥幸逃生。

部队院校工作的尹风亭同志通过军史讲座，强化了学生的国防意识和集体荣誉感。

原路山公社王桥村老党员、村小学贫管会组长王世俊的讲述使师生感到兴奋，他描绘了乌河两岸“红旗招展，绿浪翻滚”的新景象，炼油厂铁塔与工业区烟囱林立的画面，生动诠释了从“忆苦”到“思甜”的时代变迁。

十二、学校“试验田”

学校在乌河七孔桥北侧的U型河道处有一河滩地，位于花米口子的对面，村里人称为“呱呱（guā）子炕”，而学校则称之为“试验田”。这里既是农基课堂的实习地，也是劳动课的实践基地。这块地主要种植小麦和玉米：小麦在秋天播种，玉米在夏日播种，师生们在夏秋两季收获希望，也见证着汗水和成长。

然而，到试验田干活并非易事。由于乌河的阻隔，师生们往返试验田需要绕行乌河七孔桥东侧才能到达。从施肥到收割，师生们在三四米高的陡崖下，踩着岸边的羊肠小道往返。收获的农作物只能靠师生们一筐筐、一袋袋地肩扛人抬，再用木推车或地排车运回学校。在这片试验田里，学生们不仅学到了一些农业知识，更在汗水中得到了意志的锻炼。

十三、割草、拾麦子、拾粪活动

割草、拾麦子与拾粪，是我在初中参与“勤工俭学”活动中难忘的三件事。割草活动，学校安排在劳动课时间到田间地头割青草，割下的青草，学生们将其运回学校，晾晒到操场上，课间休时，学生们要去翻晒；遇到阴天下雨，就及时收起来，用塑料布盖好。这些晒干后的草被集中存放在学校的房子里，然后由学校卖给生产队增加一点收入。

70年代农村芒种时节，学校都会放两周的麦假，让同学们参与到收麦子中去。麦假开学后，学校就组织拾麦子活动。据部分同学回忆，拾麦子这几天，学生们从家里背着䒰子、带着布袋子早早来到学校，老师带队到周边的麦田去拾麦子，记得曾到过大薄村以西的地里拾过，也到过王桥西北的洼地去拾麦子，这里有大面积成片的麦田，收割时会遗留下一些麦穗，捡回来的麦子回校后统一上交，由学校统一晾晒、处理。

拾粪活动，是为种好试验田而进行的一项活动。学校要求每人上缴10斤土粪。于是，学生们利用早晚时间，背着粪篓在村里的大街小巷和闲置的院落搜找粪肥，然后存放家里，待数量攒够后，趁上学时把它背（抬）到学校，经过称重后，由学校统一组织晾晒。

这几项浸透着汗水的劳动课，不仅教会我们读懂了《悯农》诗句，更在骨子里刻下了“粒粒皆辛苦”的生命认知，也让我们体验到了劳动的艰辛与快乐，更让我们学会了珍惜和感恩。

十四、愚公山劳动记

那是1973年初春时节，乍暖还寒的日子里，学校组织师生前往愚公山参加建设边树生纪念馆的义务劳动。

记得那天，同学们早早来到学校，有的扛着铁锹，有的挎着土篮子，有的拿着扁担……然后由学校统一组织集合后前往劳动地点。等所有班级到齐后，在老师们的带领下，我们到达山脚下的劳动地点。抬眼望去，陡峭的山坡上已经有不少其他学校的学生在忙碌了，远远望去就像一群勤劳的小蚂蚁。

劳动任务很明确：要把建筑材料从山脚运到山顶的工地。考虑到我们年纪尚小，老师做了细致分工：女生和个子矮的同学负责运送砖块，而体格壮实的男生则要两人一组抬土上山。我记得运砖的同学每次都要小心翼翼地搬上三四块，沿着陡峭的山路一步步往上挪。砖块的棱角常常硌得手指生疼，但谁都不肯少搬一块。

抬土的同学更是不容易。两个人共用一根扁担，中间挂着沉甸甸的土筐子。山坡上的小路又窄又斜，走起来土筐总是往下滑。后面的同学不仅要承受大部分重量，还得用肩膀顶着，双手拼命往上推，生怕土筐滑落。我亲眼看见几个大个子男生涨红了脸，汗珠顺着下巴往下滴，却始终咬着牙不喊一声累。有的同学手上磨出了血泡，有的不小心扭伤了脚踝，但没一个人叫苦叫累。大家你追我赶，互相鼓励，劳动的热情比较高涨。

休息时，我们坐在山坡上，望着纪念馆地基，心里涌起说不出的自豪。老师告诉我们，边树生同志是为保护战友和国防物资而牺牲的英雄，能为他修建纪念馆，是我们的光荣。这句话让所有疲惫都化作了动力。

十五、乌河官桥参观记

1974年清明前夕，张王联中开展“红色传承”教育活动。晨光初露时，全校师生擎红旗列队，沿乌河故道行走十公里地，来到原路山公社田旺村的官桥上，师生们听取了田旺村一位老人的讲述：

1941年12月14日，清河军区特派员至大柳树屯村宣布临淄独立营升格为团级建制。翌日，皖南事变消息传至，原独立营长王砚田率部哗变。是日酉时，叛军裹挟189名官兵回窜田旺庄，狂呼“曲线救国”口号，公然辱骂共产党。

王砚田遣亲信密联络桐林据点汉奸路林彦，完成投敌仪式。在走向投敌的路上，行至乌河官桥上，他突然下令把在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独立营的指导员或下一级的政治干部、共产党员王贤臣、郑焕文、边凤山、高士元、朱德平等19多名同志，用刀砍、石砸、活劈等残酷手段杀害，并将尸体绑石沉入乌河，血沫染红三公里河道，制造了震惊临淄的官桥惨案。

听了这位老人的讲述，师生们义愤填膺，对王砚田叛变革命，杀害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的罪行表示谴责。一致表示，我们要继承革命先烈遗志，好好学习，掌握本领，将来为国家建设多做贡献。

十六、学校运动会

学校每年春秋两季举办田径运动会。组委会由孙光华校长任主任，王爱农等老师任副主任。

王爱农老师作为主要筹备者尤为辛劳，当时校园既无跑道，也缺乏专业器械，部分田赛项目勉强能在校内进行，而投掷类项目和径赛则需借用生产队场院及村道。每逢运动会前夕，他总是骑着“大金鹿”自行车穿梭于乡间协调场地，从器材准备到赛道规划都亲力亲为，力求做到尽善尽美。

运动会期间，王爱农老师为总裁判长，其他教师分别负责检录、发令员、起点主裁判、终点裁判长、裁判员、计时员、统计员等岗位，还有专人统筹安全与后勤保障。

田赛设置跳高、跳远及铁饼、铅球、标枪等投掷项目；径赛涵盖60米至1500米多个距离，以及4x100米接力赛。

回想起来，我读初中的两年半里，学校曾举办过4次运动会。1973年春运会设于大杜村至太平村的乡道，秋运会移师太平村西侧南北道路；1974年春运会借用王桥村北生产队场院，秋运会则选址南罗村东侧南北道路。每次运动会时间为两天。每逢比赛，学校会安排学生到现场观看比赛，为运动员们加油助威。

秋季运动会通常安排在开学后举行，此时深秋时节天气渐凉。同学们站在路边观看比赛，时间长了就冻得瑟瑟发抖，第一天参加的同学还比较多，第二天有的同学就开始溜号。

比赛中运动员们秉持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在简陋的场地条件下，依然展现出惊人潜力，赛出了水平，赛出了友谊。

特别值得铭记的是四级三班王凡东同学，他不仅包揽校运会60米、100米短跑双冠，其两项纪录保持多年未破，后来更斩获临淄区运动会百米金牌。

学校代表队多次在公社及区级赛事中摘得荣誉，四级王强圃、五级董庆美、王玉玲等同学都是当时的佼佼者，在各项比赛中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他们的精彩表现，不仅为学校争得了荣誉，也激励着更多的同学积极参加体育锻炼。

十七、尾声

近日，五级一班热心的王友春同学经多方打听，搜集到了上学时的部分资料，五级一班王衍温、二班钟安水同学提供了毕业照片，二班梁延增同学提供了毕业证书。这些资料不仅为撰写回忆母校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线索，更让我们重温了那段美好时光，在此向这些同学致谢！

我们五级学生从1973年2月入学，到1975年7月10日毕业，上学时间为两年半。毕业50年后再去回忆那段上学时光，恍如昨日。教室里琅琅的读书声，操场上奔跑的身影，还有那些懵懂却真挚的同窗情谊，都在记忆深处熠熠生辉。恩师的谆谆教诲，让我们汲取知识，学会成长。青砖灰瓦的校舍，斑驳的课桌椅，都承载着许多难以忘怀的故事。

时光荏苒，当年为我们传道授业解惑、呕心沥血的恩师们有的已年事已高，有的已驾鹤西去……假如时光能够穿越，我想对着记忆中的讲台深鞠一躬，向尊敬的老师问声好！

最后，谨向张王联中所有的师生们送上祝福：愿我们的晚年生活宁静祥和，醇厚绵长，家庭幸福，万事如意，愿这份跨越半个世纪的情谊，永远如母校春日里的杨树般郁郁葱葱，岁岁长青。

由于年代久远，文中恐有舛误不当之处，欢迎老师和同学们批评指正。

2025年7月6日于淄博张店

附：五级一班同学芳名录

刘民庆 王来圃 郑建平 王章圃 石国红 罗德云

罗德文 罗祥臣 王衍温 罗忠堂 徐锦松 梁延明

钟耕敏 罗景长 杜生才 王群圃 王海春 郑中水

王胜利 王庆顺 梁书珍 苏玉田 康子成 王友春

王庆民 王庆庚 李明国 郑守奎 罗和田 钟耕起

褚名宝 刘永余 马学仁 罗颂田 董延明 王文阶

钟耕来 崔立和 丁来忠 石象彬 王家树 刘永收

王凤香 王金荣 王春玲 薄美花 王兰美 王翠莲

李云英 王玉玲 梁延梅 王桂香 于福玲 王庆莲

董庆美 王桂华

五级二班同学芳名录

王建英 罗丽秀 于爱英 王素英 王玉华 钟兰香

李凤英 王先荣 王秀兰 于桂花 高玉英 于福花

王玉荣 王桂华 薄庆华 王桂香 钟秀珍 王淑云

钟耕元 王庆光 罗德全 王森阶 王衍成 罗公民

钟安水 罗德东 王良朴 王福来 付公正 梁书俊

梁书贵 王立军 王元海 王子荣 王守吉 于立新

梁司锋 刘宝庆 高连海 王庆亮 王绪友 王正吉

董庆利 梁延忠 梁延丰 王世普 梁延增 王柏林

王元红 石昌云 王祥吉 康子林 刘永生

（毕业时还有几个同学未照相）

教师职工芳名录（1973—1975年期间）

孙光华 刘振东 郑茂檀 冯振业 王品升 王爱农

边恒伦 王树森 钟读平 王元东 刘秀珍 梁延其

郑守新 郭希符 罗德梓（教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