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为何一再弹劾密友李元度

历史并非如梦

　 1860年阴历四月二十一日（阳历6月10日，下同）两江总督何桂清革职拿问。曾国藩奉命赏加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六月初（7月18日 ），抵祁门驻扎。六月二十四日（8月10日） ，奉旨实授两江总督，并授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李秀成大军杀向湘军大本营祁门，形势十分危机。曾国藩将大本营设在安徽、江西、浙江三省交界的安徽祁门，是湘军对抗太平天国战略布局中的关键一步，但这一决定也备受争议，甚至被部分幕僚视为“险棋”。钉在祁门不迁，曾国藩坚持己见，固然有性格原因，但也低估了李秀成部西进速度。曾国藩死守祁门，其背后既有军事地理的考量，也有政治、后勤和战略层面的多重因素。

太平军逼近的危险时刻，八月初七（9月21日 ），李元度领军至祁门，曾国藩令其统五千五百人驻防徽州，把守祈门的大门。曾国藩委重任于李元度。都说曾国藩会相人，这次却是真的漏了底。结果大门失守，十月十九日（12月1日） ，李秀成大军由羊栈岭进山，攻克黟县，距祁门六十里。曾国藩写下遗书，准备一死。幸好，次日 ，鲍超、张运兰两军驰至，李秀成连战失利，退出岭外，绕道入浙江。曾国藩日记为此描述绝境心态：“傍夕闻贼破羊栈岭而入，为之忧骇异常。余于十一日看羊栈岭，大雾迷漫，目无所睹。十二日看桐林岭，为雪所阻，今果疏失，天也。是夜札饬鲍、张等。竟夕不能成寐。”

可李元度如何对待老曾重托的呢？他到了徽州，把曾国藩“坚壁固守”的指令晾到一边，轻率出城开仗。八月二十五日（10月9日 ），太平军攻克徽州府，平江勇溃散，李元度逃走，徘徊于浙赣交界地带一个多月。摸回来了后不跟曾国藩打照面，自己摸到粮台，把拖欠自己的工资领足，回家休假去了。曾国藩暴跳如雷，怒火万丈。曾国藩本以“从严治军”著称，对部下过失常严厉处置(如李续宾、鲍超等名将均曾被弹劾)。李元度违令导致战略失败，若不加惩处，可能动摇湘军纪律。曾国藩认为此败是李元度“刚愎自用，违抗军令”所致，上奏弹劾其“调度乖方”，导致李元度被革职。这是首次公开决裂。但曾国藩为保全湘军整体利益，不得不“挥泪斩马谡”。他在日记中坦言:“参李元度时，心实不忍，然军法不可废。”

被革职后，李元度牛脾气来了，不但不悔过，反而通过浙江巡抚王有龄(非湘军系，与曾国藩有矛盾)重新起复，组建“安越军”，并获朝廷赏赐“布政使”衔。曾国藩认为李元度投靠政敌，属于“背主求荣”式的背叛，且朝廷越级提拔李元度(未经湘军系统推荐)，是对湘军权威的挑战，破损湘军集团凝聚力。他于1862年(同治元年)二次弹劾，指责李元度“虚报战功、藐视军纪”，导致其再度被革职。这次弹劾亦包含政治考量。清廷有意分化湘军，“以汉制汉”，曾国藩通过打压“不忠”部将，向朝廷展示湘军的绝对控制权。

在私交上，曾国藩与李元度曾有深厚情谊。李元度在曾国藩早年困顿时不离不弃，曾氏曾言“足下当靖港败后宛转护持，入则欢愉相对，出则雪涕鸣愤”。正因如此，李元度的“违命”和“投靠政敌”更让曾国藩感到被背叛，弹劾信中甚至有“臣与李元度私谊已绝”痛心之语。

弹劾后曾国藩逐渐后悔，曾私下表示“参李元度太甚，至今内疚”。1863年李元度复职，曾国藩虽未公开道歉，但在其仕途上暗中给予支持。此举既体现了他“外严内仁”的性格，也揭示了晚清官场中“情与法”“私谊与公义”的深层困境。即弹劾李元度，是维护湘军的必要手段。暗助李元度复出，也是曾国藩内心难以释怀的道德挣扎。

李元度晚年撰写《国朝先正事略》，也仍对曾国藩推崇备至。曾国藩去世后，李还撰联悼念。曾李之交，令人叹服！曾国藩之子曾纪泽与李元度之子李育也保持友好往来，两家关系最终回归和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