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邮侵华日军投降处旧址

靓靓

　　在高邮城东的熙和巷70号，原来有一座始建于清光绪十三年的美丽园林名叫“乐园”，园内楼台亭阁幽雅有致。日军 1939 年占领高邮后，看中了这个地方，在乐园四周架满铁丝网、电网。其间有一座建筑，是建于民国19年，民国时期典型的、中西合壁式做礼拜用的礼堂，被作为“日军驻邮司令部”，人称“洪部”。1945年12月，时值日本宣布投降已经4个月，但盘踞在高邮城的日军独立混成第90旅团仍拒不向新四军缴械，企图向国民党军移交武器。中共中央军委急电粟裕“不惜一战夺取受降权”，新四军集中6个团的兵力发起高邮战役，经7天激战攻克外围据点，迫使日军岩崎大佐旅团长于 12月 26日在“洪部”签署投降书，投降书上特别注明“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投降”字样。这就是高邮侵华日军向新四军投降处旧址。为了在庆祝抗日战胜利八十周年活动中的演讲，我驱车来到这里，专程来了解这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最重要、最精彩的历史。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为了抢占抗战胜利果实，蒋 介石于1945年11月9 日召集国民党各战区司令长官，在重庆召开秘密军事会议，提出了“用六个月时间击溃共军主力，然后分区清剿”的军事计划。国民党军队企图与高邮一带的日伪军配合，利用敌伪据点作为进攻华中解放区的跳板，沿运河进入我根据地，并将华中地区切为两大块，再与北线国民党大军夹击华中新四军。虽然日本投降4个月了，但盘踞在高邮的日军不仅拒不向新四军投降，反而扬言要配合国民党军向新四军“收复失地”。高邮城地处京杭大运河南北公路的交通要道，一直是敌伪军驻守的重要据点。高邮城高墙厚碉堡林立，工事坚固、河道纵横易守难攻，素有“运河铁锁”之称。日本宣布投降后，国民党顽固派支持纵容敌伪，征用了24万民工，又在高邮城外筑起一道长10公里的坚固城垣，修筑了大量炮楼、碉堡，以便孤注一掷加强守备。12月初，原驻扎在扬州地区的日军独立混成第90旅团两个大队约1100余人，和刚由伪军改编的国民党新编第2路军第5师14团、15团（原孙良诚第 5军第42师)，以及特务团连同伪县保安大队、警察大队、水警队及土匪武装共5000余人，进驻高邮县城，积极谋划配合国民党军进攻华中解放区。日伪军自恃高邮城地形险要，又有国民党军队撑腰。因此，其态度异常骄横，对华中野战军令其立即投降的通牒不予理睬。

鉴于当时情况，12月3日华中军区司令员张 鼎丞、政治委员邓 子恢、副司令员兼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 裕、副政治委员兼华中野战军政治委员谭 震林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并报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建议消灭邵伯之敌的同时举行“高邮战役”（要打高邮县城必须先消灭高邮南面邵伯镇的日伪军），提出：“我为打破顽军分割华中根据地企图，以便以后之坚持及主力之机动，建议即集中野战军3个纵队，攻占高邮与歼灭可能来援驻扬之顽25军。”（这段电文出自中秘局33卷283号，由粟 戎生中将提供）。根据《粟 裕年谱》P135-136页记载，正当华中军区进行攻打高邮城部署时，中央军委改变了原来的决定。中共中央军委于12月 12日复电指示：“同意真午(12月 11日午时电）关于津浦路作战部署，望即遵照执行，并告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即令王（必成）、陶（勇）纵队执行津浦路作战任务，不去高邮。”但这时的敌情也发生了新变化，国民党军队正向徐州及津浦路徐蚌段集结重兵。占据扬州的国民党第25军在日伪军掩护下，从仙女庙出动有进犯邵伯意在进占高邮的动向，国民党第49军也有从江阴渡江北进之企图。“高邮之战”势在必打，迟早要打，若失战机后患无穷。粟 裕下定决心，致电陈 毅、张 云逸、饶 漱石、黎 玉并告张 鼎丞、邓 子恢、谭 震林、张 爱萍，详析利弊，再次建议举行“高邮战役”。新四军军部同意了由姬 鹏飞率第七纵队加江都、泰州等地方武装8个团攻打邵伯，由陶 勇率第八纵队及军区特务团、高邮独立团及地方武装7个团攻打高邮城。因徐州的国民党军队向山东进犯，需在临城地区组织决战，新四军军部遂临时决定调六纵入鲁参战。1945年12月 19-26 日，高邮战役成为中国抗日战争中对日寇的最后一战。

为保证“高邮战役”的胜利，高邮县调集了15000 名民工并组织了3000名民兵和 500条民船，帮助部队运送粮草150万斤。县委城工部还向部队提供了日伪军兵力分布形势图和诸多工事暗堡实时情报等。县政府还专门成立了总后勤部，帮助部队安排生活、提供物资、运送弹药、组织担架队、教护队……至20日中午，新四军攻克城南的最后一个据点车逻镇。三个团并肩苦战，构成了对高邮城的严密包围。此时，高邮守敌已成笼中鸟、瓮中鳖，日伪只有放下手中武器，才是唯一的出路。由于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日军内部严密封锁消息不让士兵知道真相，士兵们的武士道精神还在作祟，因而日伪部队还保持着较强的战斗力。针对这种情况，我军决定进行武力强攻的同时，也发动政治攻势展开“攻心战”。12月25日晚6时，阴云密布、细雨蒙蒙，总攻打响。为了形成更有效的战斗力，日军不断收缩兵力向“洪部”集中。一位原在高邮城拉人力车的向导带领我军，径直向日军司令部穿插。八纵突击部队接近“洪部”时，日军已乱成一团。在八纵强大的军事、火力攻势下，日军岩崎学大佐见大势已去，败局已定，即传令日军军官及士兵，摇起白旗。我军于26号凌晨1时30分全歼守城的日伪军，伪县长张冠球携家眷于当夜破城后逃往扬州。日伪军宣布缴械投降。

粟 裕指示受降仪式由建国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第八纵队政治部主任韩 念龙主持。仪式开始后，一名日军军官出列，向日军司令官岩崎学大佐行军礼后，双手把一叠日军花名册、军械、军需登记册呈交给岩崎学。岩崎学向韩 念龙行军礼，然后将这些花名册、登记册双手毕恭毕敬地呈交给韩 念龙。韩 念龙翻阅后，命令岩崎学指定专人陪同我军人员去广场和仓库清点交接武器和物资，另派多人随同我军一营政治教导员徐持平同志一起到集中点上去受降，并宣布了三条纪律。三条纪律宣布完毕，简短的受降仪式即告结束。一向不愿张扬、厌恶招摇，没有暴露身份的粟 裕司令员及随从挤在我新四军士兵中，从头到尾观看了受降全过程。12月 29日，粟 裕接见缴械投降的日本军官。当由陈超寰用日语向日本军官介绍粟 裕司令员时，日军人员才得知受降时粟 裕也在场。日军司令官岩崎学大佐双手捧起一把紫光闪闪的指挥刀，高高举过头顶向粟 裕深深地鞠躬，心悦诚服地说道：“谨以这柄远祖相传的紫云刀敬献给久已仰慕大名的中国将军!”从1939年10月2日，日军华中派遣军独立混成旅侵占高邮开始，直至到高邮战役的胜利，终使沦陷六年之久的高邮城宣布解放。高邮城也成为了全国从日寇手中最后一座解放的县城。

攻克高邮之战，我军以7个团俘虏和歼灭日军之众、缴获枪炮弹药军械物资之多，不仅在华中抗日战场上是空前的，在全国战场上也是少见的。据统计：此役共歼灭山本源兵团日军 1100余人（其中生俘岩崎学大佐以下892人）, 歼灭孙良诚部伪第5军42师师长王和民、副师长任遒武以下伪军约4000多人（其中生俘3493人），缴获山炮1门、速射炮2门及迫击炮等大小炮种计61门、掷弹筒约30个、轻重机枪 145挺及步枪等 4308支、子弹数十万发、炮弹10箱、汽车数辆、汽艇4、5艘，摩托1部、军马 200 多匹等。缴获的装备组建了华中野战军首个重炮连，为苏中战役奠定了基础。“高邮战役”的胜利，以1:1.5的微弱优势，以伤 400余、亡200多位新四军战士生命为代价，创造了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一次战役歼灭日军人数较高的纪录，是新四军建军以来较大规模的“对日打援攻坚战”，它在日本帝国主义签署投降书以后，给了拒降的日伪军以“最有力的教训”，打破了蒋军“开锁进门、长驱直入、直捣两淮”的企图，大大改善了华中南线战略态势，为我军战略战术的转变和后来的“苏中战役”创造了良好的战斗条件。

高邮战役是我党抗战史上浓墨重彩的经典战役，创下了我军作战历史上的多项之最：全国对日寇的最后一战；高邮成为我军从日寇手中解放的最后一座城市；全国范围内歼敌最多的两个县市之一；在高邮举行的受降仪式是日寇向新四军投降规模最大的一次仪式。高邮战役作战时间之短、战果之丰，在抗战史上罕见。高邮战役的获胜，具备极为重大的历史意义。其一，它意味着中国抗日战争正式画上句号，所有曾沦陷的土地均被成功收复。其二，此战役有力地挫败了日蒋勾结妄图进犯华中解放区的阴谋，捍卫了抗日战争所取得的胜利成果。其三，高邮战役极大地振奋了苏中解放区广大军民的精神斗志，为新中国的诞生奠定了稳固根基。高邮战役获得成功，不但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终结有着关键意义，而且对彼时的战争形势产生了深刻影响。高邮受降，打破了国民党军对受降权的垄断，确立了中共对苏中地区的实际管辖权。在国际上造成了重要影响，美联社报道称“共产党军队在华中受降中展现专业素养”，促使马歇尔调停团调整了对华政策。高邮战役不只是中国军队与日寇的最后一场战斗， 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高邮战役的胜利，向全世界彰显了中国人民无惧强敌、坚决抗争到底的决心与勇气。透过高邮战役，我们见证了中国军队在抗日战争期间的英勇无畏与坚韧顽强，也目睹了中国人民不惧强敌、坚决抗争到底的决心和勇气。高邮战役的胜利，必将永远烙印在中国人民的历史记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