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殷商

老少谦和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 请跟随“看•见殷商”的脚步走进殷商的世界……首先是欣赏文物，这里精挑细选了338件宝贝，很多都是精品、孤品、重器！悠久灿烂的商文明图景在眼前徐徐展开。其次是看一个朝代，甲骨文的发现实证了商朝的存在，中华文明的悠久性得以体现；青铜器不仅是重要的金属制品，更是社会结构和权力形态的物化体现，代表了当时文明的最高成就之一。甲骨文与青铜器，在广阔的商朝疆域上，整合形成了商朝“和而不同”的多元一体文明机制，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与统一性。最后是品味文明，周人是怎么学习和发展殷商文明的？我们传承了三千年的礼乐文化，其实也是从商朝开始的。中华文脉延续千年，仍能呈现勃勃生机，持久的生命力和创新的基因密码都可以在商代文明中发现。展览像一把钥匙，打开3500年前的商朝的大门，看看它如何影响和塑造了我们的中华文明。一起推开门，“看•见殷商”吧！ 陶人（商）安阳殷墟遗址豫北纱厂出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泥质灰陶，宽面平脸，鼻梁粗大而隆起，眼球微凸，宽口粗颈。胸部刻“子”字，是商王的姓。姓氏是古代中国社会结构中血缘关系的标志符号。“姓，所以别婚姻；氏，所以别贵贱。”氏为姓的分支，姓少而氏多。《国语》中说：“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姓、氏可以通过命赐获得，如唐、虞时，禹有功，赐姓姒，氏有夏。《通志》中记载：“商始祖契（契），为舜之司徒，受封于商，赐姓子。”《史记·殷本纪》则记载：“契为子姓，其后分封，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 何谓“商”商代为什么叫商代，就是说商这个字的意义为何？王国维在《说商》一文中指出：商之国号，本于地名。殷墟卜辞里面有一个叫做商的大邑，与王的行动密切相关。它在卜辞中出现的时候，王常在其他地方做“告”祭，有王入商、入于商、至于商、归于商、在商等许多说法。甲骨文和金文中“商”字，从上到下三部分：即辛、丙和口。口有时候可以省去。目前一种看法，商字的“丙”字为几，“辛”为几上放置的物件，即祭祀的对象。对“辛”的解释有所不同。 商，“上可追溯至夏，下可延续至周”，在早期中华文明和国家形成过程中至关重要。自公元前16世纪商汤灭夏，商朝历经17世31王，持续500余年。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使得人们逐渐看到，殷商时期不仅是中国青铜时代文明的顶峰，更是上承一千余年四方文明融汇之趋势，下启三千余年连续不断、多元一体文明之格局，对以后数千年中国社会的基本走向产生了深刻影响。 有册有典 夏商周三代，是中华文明的第一个高峰时期。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入侵，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文人志士力图挖掘中国悠久灿烂的古史，重建可靠的中国上古史体系，点燃国人的文化自信。1899年，王懿荣发现并确认一些龟甲、兽骨上面的刻符是文字，即甲骨文。1908年，罗振玉确认此类甲骨出自河南安阳小屯。甲骨文的发现，印证了《尚书》中“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的记载。1928年10月，安阳殷墟考古发掘正式开始，持续近百年。殷墟作为晚商都城的确认，为探寻早商和中商文化奠定了基础，并对夏文化的探索亦多有启发。 甲骨(《甲骨文合集》35406〔下部〕)（商）国家图书馆藏此为该片甲骨的下部，完整的甲骨上的刻文内为：甲戌翌上甲，乙亥翌报乙，丙子翌报丙，［丁丑翌］报丁，壬午翌示壬，癸未翌示癸，［乙酉翌大乙］,［丁亥］翌大丁，甲午翌［大甲］,［丙申翌卜丙］,［庚子］翌大庚。其中，甲戌、乙亥、丙子等为天干地支法的记日；上甲、报乙、报丁等为商的先公与先王，日期与商公与商王的日名（名字中有甲乙丙丁等天干）有对应的关系。翌，甲骨文为"甲",是殷商时期祭祀的一种。这些甲骨文记载祭祀内容，是后世整理商代先公先王世系的坚实基础。 陶水管（商）安阳殷墟遗址出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1972年安阳殷墟遗址出土的陶水管群南北向保存17节，东西向保存11节，交接处由三通管连接，形成地下排水系统。在更早的龙山文化时期（约4000年前）已有陶管使用，但是殷商时期三通结构是目前其在城市排水中的最早应用。殷墟陶水管的发现，为研究商代城市规划、手工业技术及社会管理提供了线索。 铜爵（商）2018年安阳殷墟遗址中华路北段M48出土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铜象尊（商）1975年湖南醴陵狮形山出土湖南博物院（湖南省文物鉴定中心）藏此尊象鼻前伸，鼻端为凤首形，凤冠上伏一虎，虎口衔蟠虺（音会）。从颈部到腿部皆为云雷纹衬底，并饰饕餮、虎、夔龙、凤鸟纹等。通身呈碧绿色，出土时无盖。象尊属于牺尊，此类青铜器总体出土极少，甚为珍贵。 青铜高峰 殷商是中国青铜铸造术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因而，青铜文化是商文化高度发展的重要标志，影响遍及生产、生活、社会组织和精神信仰等层面。青铜器与当时的政治权力及文化特质等紧密联系，成为凝固而厚重的文明载体。在发达的金属冶铸业基础上，劳动分工日益明确，并各司其职、各专其业，形成一个工艺美术繁荣发展的局面：陶瓷业创造出原始瓷器、刻纹白陶；玉石业精益求精，琳琅满目；骨角业雕纹刻饰，增益华美；竹木业、皮革业、麻丝业等其他行业虽限于材质保存困难，未谙全貌，但经由少量残存物，足以窥其一斑。 吉金有范 青铜是红铜加锡、铅的合金，因出土时颜色青灰，故名“青铜”。殷商时期延续了中国早期青铜制作特色，即铜锡合金、模范铸造。《荀子·强国篇》中说：刑范正，金锡美，工冶巧，火齐得，剖刑而莫邪已。这大体是青铜器的制作流程，即制范、熔铸、修治。殷墟的青铜作坊遗址与相关遗物，是殷商作为我国古代青铜器制作的第一个高峰的有力佐证。 夹砂红陶熔铸坩埚（商）拨交安阳博物馆藏坩埚是熔化金属或其他物质的器皿。在殷墟发现的坩埚大口尖底，容量大约为3公升。因与传统戏剧剧装的将军盔相似，这类坩埚又被称为“将军盔”。早于殷商的郑州商城时期，曾发现一种坩埚，是一种灰陶缸，在内外涂有厚泥，减少其容积，以保持熔炼不破。至殷商时期，发展出长尾坩埚，便于插立和倾斜。 斝 壶呈长方形，束颈折肩，腹较直，平底，长方形高圈足，圈足四面各有一长方形孔。四面中部与四角有扉棱。口下饰三角形蝉纹，肩部有浮雕怪鸟，腹上部四面各有一条一头二身的龙纹，腹部四角饰大兽面纹，圈足四面也饰兽面纹。底中部有“司*母”三字。盖呈四阿平顶式，正中有钮，四面饰兽面纹，盖上有与器对应的扉棱。这里的“司”字也有释作“后”，与人名无关。根据王国维与郭沫若的考证，"*母"当为妇好的字，即古代女子无论已嫁未嫁均称“某母”。凡母氏为其女作滕器（古代贵族女子出嫁时随嫁的青铜礼器），则称其女为“某母”，女子自作器或为他人作器也自称“某母”。 铜方爵（一对）（商）1991年安阳殷墟遗址后冈M9出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铜觥盖（商）1991年安阳殷墟遗址后冈M9出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此器为铜觥的器盖，因该墓遭多次盗掘，觥体遗失。这件青铜觥盖，前端为立雕的鹿头兽面，后端为立雕的虎头兽面。盖面中部有一条长龙形象的扉棱，龙头爬伏在鹿头双角之间。扉棱的两侧饰对称夔纹。整器以云雷纹为地纹。盖内有铭文“敕丁”二字。 铜饶（一套三件）（商）1990年安阳殷墟遗址郭家庄M160出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饶体皆呈合瓦形，铣口内凹，呈弧形，铣间大于舞修；正鼓部有方形台面；钲部饰凸起的兽面纹；甬部中空与内腔相通，上粗下细，末端有箍。内壁铸有铭文“亚胡止”，甬部有铭文“中”。 铜印章（商）2009年安阳殷墟遗址王裕口村南地M103出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殷墟考古发现数枚铜印章，例如1998年安阳水利局，2009年王裕口M103墓，2010年刘家庄北地祭祀坑，均出土铜印章。印章呈方形或近方形，背面平整并带鼻钮。铜印章可能用于标记器物归属或文书封缄，作为陪葬品出现于贵族墓、祭祀坑。殷墟铜印章的出土将中国印章历史明确推至商代晚期，此前学界曾普遍认为印章起源于春秋战国。 铜方彝(商）安阳殷墟遗址出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虎形扁足铜鼎（商）1989年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江西省博物馆藏 提梁卣（商）2008年安阳殷墟遗址刘家庄北地H326出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器身扁圆形，直口微敛，长颈，鼓腹下垂，矮圈足。绚索状提梁两端饰小兽首。盖面饰两组独立兽面纹，相背排列；颈部饰八条勾喙夔纹，腹部两组兽面纹以倒夔纹补空，圈足饰八条夔纹。H326位于刘家庄北地两座商代夯土建筑间的通道中，打破路土层，推测为房主仓促撤离时埋藏。此卤填补了商末周初青铜器形制演变的空白。 卣的器型特征为：敛口，颈部两侧有提梁，鼓腹，上有盖，盖上有钮，下有圈足。它的命名来自宋人，器物上并不见自名。在不同时期的西周铭文，涉及到有大量赏赐时多有“柜鬯一卣”的记录，在这里“卣”是用作度量单位。鬯是酒的一种，是黍与香草酿制，用以降神。 鸮尊（商）1976年安阳殷墟遗址妇好墓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挞彼殷武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许多战争影响了人类历史进程。商汤以武力推翻夏的统治，建立政权，自誉“吾甚武”，号日“武王”。其后，以“武”为王号的还有“武丁”“武乙”。商代以战争扩张统治区域，防御周边异族侵扰，以及掠夺祭祀人牲。为增强战力，代表最先进技术的金属——青铜被用来打造武器，主要是用在武器的杀伤部分。殷商考古发现的青铜兵器揭示出更多的商代军事征伐的细节。 铜兽首刀（商）2000年安阳殷墟遗址花园庄村东地亚长墓出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铜刀造型精巧，局部缺损，表面布满绿色、红色锈蚀。刀身与刀柄近乎等长。刀柄为兽形，似一只四肢直立的虎。虎嘴部大张、双耳直立，身躯精瘦，四肢健壮，尾部作为上翘的刀身。铜刀可以凭借立兽的四肢平稳放置。虎在商周文化中代表勇猛与权力，虎首刀或为贵族军事首领的随身佩器，用于仪式或彰显地位。据卜辞记载，商王武丁时期，商人与活动在太行山东西两侧及冀北山地的北方族群有过频繁战事。铜兽首刀带有明显北方草原文化特色，可能是商人与北方部族战争中的战利品，也可能是北方外来文化因素传入殷墟后在当地制作而成。 马首铜刀（商）安阳殷墟遗址出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刀身呈弧曲形，刃口锋利，刀背宽厚且略向上拱。刀柄末端为圆雕马首造型。殷墟出土的环、铃首、马首刀等器物，被认为是商代通过贸易或战争吸纳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产物。 铜钺（商）2000年安阳殷墟遗址花园庄村东地亚长墓出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亚长墓（M54）是目前所知殷墟出土青铜钺最多的墓葬。墓中共出土7柄铜钺，其中6柄铜钺的柄部两面均有铭文“亚长”。最大的铜钺通高40.5厘米，重5.96千克。钺是军事权力的象征，结合“亚”字铭文，推测亚长本人生前拥有极高的军事地位。 铜戈（商）2018年安阳殷墟遗址中华路北段M49出土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商代铜戈戈是具有击刺、勾啄等多种功能的木柄曲头兵器。其端首处短刃，刃锋向内，可横击，又可用于勾杀；外刃可以推杵，而前锋用来啄击对方。为防止戈头脱落，发展出在“内”部铸成圆套的銎（音穷）内。戈是先秦时代主要兵器之一，其影响甚至超越兵器本身，渗透到古代文化中。不少成语与戈联系在一起，比如金戈铁马、大动干戈、枕戈待旦、反戈一击、化干戈为玉帛等等。 铜镞（商）2021年安阳殷墟遗址邵家棚K3-C1出土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箭镞为古代常见远射进行性武器。史前时代即有石、骨与蚌质的箭镞。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出现了铜箭镞。商代的铜箭镞基本上为双翼形，有脊。 陶三耳鬲（商）1972年安阳殷墟遗址小屯西地出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陶鬲形猪首盖盉（商）2010年安阳殷墟遗址安钢大道M78出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器型呈猪首状，长嘴，圆眼微凸，双耳直立，憨态可掬。肩部饰三角绳纹，腹及袋足饰细绳纹，作为温酒的容器，加热后美酒从它的口中流出。 玉调色板（商）2022年安阳殷墟遗址王陵区祭祀坑出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调色板通体白色。上部装饰有两只相背对称的鹦鹉，鹦鹉尖喙内勾，圆眼高冠，尾翼内卷，昂首直立，背部相接处有圆形穿孔，爪子和尾翼连接箕形浅盘状的盘身。调色盘是商代时期用于调制颜料的器具之一，该盘造型精美、纹饰生动，是商代制玉工艺的突出代表。 万众百工 人类进入青铜时代，生产上除了使用石制等工具，还开始使用青铜工具。生产工具的进步推动了农业的发展和手工业的进步。以族群为单位，手工业的分工越来越细，工艺日臻成熟。技艺累积至殷墟时期，在玉石、陶器、牙角、皮革、竹木、麻丝、制车等各个方面，皆出现长足的进步，与青铜冶炼、铸造技术一起形成了手工业发展的一个高峰期。 灰陶爵（商）安阳殷墟遗址出土安阳博物馆、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玉鹅（商）安阳殷墟遗址出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通体青褐色。呈站立状，尖喙、圆眼、曲颈、突胸、两脚直立，展欲飞。表面光滑，以圆形穿孔作为眼睛，形态生动。 居中衍大 商朝初期主要经略“有夏之居”。随着势力的扩张，商文化区域也大为拓展。商代中期，其范围大体为东到山东泰沂山脉一线；西抵陕西关中西部的岐山、扶风；北达长城一线；南逾长江。至以殷墟为核心的晚商时期，商文化范围有所变化，其南线逐渐退缩到桐柏山以北；西线退缩到陕县附近。文化面貌上表现出浓厚的地方特色。商文化还与周边的不同考古学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体现了中原核心区的引领作用发展到新阶段。 商文化范围示意图商文化圈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中心区是商代考古学文化的典型——殷墟类型的分布区；次级区域为商代考古学文化的其他非典型类型分布区，它们大致属于商的外服；最外为文化影响区，是对应商代考古学文化外围的其他考古学文化区，它们与商代青铜礼器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北向 在盘庚迁殷前，商文化的北界已推进至唐河与易水之间。在盘庚迁殷后，豫北冀南地区成为商王国的王畿。远至燕山南麓地区，出现了一些文化上与商有关联的据点，如北京平谷刘家河商墓遗址。通过这些据点，殷商和北方有着广泛的物质与文化交流。在内蒙古东南及辽宁西部地区多个地点，考古发现了商文化风格的青铜器。 兽面纹铜瓿（商）北京市平谷区刘家河出土首都博物馆藏铜瓿为折沿方唇，圆肩深腹，平底圈足。花纹繁褥精美，颈饰弦纹，肩和圈足饰目雷纹，腹饰饕餮纹。此瓿与殷墟一期的铜瓿比较接近。 南向 至晚商前，商文化已经扩张至长江沿岸，并以安陆晒书台、黄陂盘龙城等遗址为据点，长期盘踞于汉水以东，并蔓延至洞庭湖周围和赣江下游地区。晚商时，商文化退出长江沿岸，收缩至桐柏山以北，今河南南部地区成为晚商文化的前沿。其中信阳罗山天湖墓地遗址为代表的一类文化，是晚商文化的类型之一。 兽面纹铜钺（商）1965年青州市苏埠屯遗址1号商墓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铜钺面部双目圆瞪，口露整齐牙齿，方肩圆弧刃。该墓还出土一件形制相似的兽面纹铜钺，口侧铸有“亚醜”铭文。“亚醜”钺的出土为记录于宋代金石学著作中的“亚魏”青铜器群提供明确出土地点，也证实青州一带为商代“亚醜”族群核心活动区。 双柱铜斝（商）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出土盘龙城遗址博物院藏 兽面纹青铜胄（商）1989年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江西省博物馆藏 青铜羊角兽面（商）1989年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江西省博物馆藏 青铜带整觚形器（商）2014年盘龙城遗址杨家湾商代墓葬M17出土盘龙城遗址博物院藏 东向 早中期的商文化发展到泰沂山脉以北，其代表性遗址为济南大辛庄遗址。鲁西南则以济宁潘庙遗址为代表。徐淮地区的铜山丘湾、沭阳万北，及鲁南的郯城小麦城都有中商文化遗存。至晚商时，商文化东扩到淄河、弥河流域，覆盖范围超出了大辛庄类型，而徐淮地区的商文化已经被当地土著文化取代。《左传》中提及商纣王攻打东夷，称“纣克东夷而陨其身”。考古发掘所展现的商文化在东部的扩张与收缩，反映出商与东夷之间的强弱变llj.化。 青铜车轭（一对）（商）青州市苏埠屯遗址出土青州市博物馆藏车轭是用以扼牛马之颈的器具。 西向 在早商时期，商文化扩展到西安附近，以陕西耀县北村和西安老牛坡遗址为代表。中商阶段，商文化浸入至扶风、岐山一带。晚商时，商文化分布限于关中东部，代表性遗址为西安老牛坡和袁家崖遗址。而关中西部则是溯源先周文化的重要区域，如郑家坡、刘家、碾子庄等文化遗存。老牛坡类型的最后阶段或已进入西周纪年。姬昌（即周文王）曾为殷商之“西伯”，老牛坡类型的演变正反映出商与周人关系的变化。 铜人形器（商）成都市金沙遗址出土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器物整体呈人形，但头部缺失，以圆形孔洞替代；上肢自然下垂，下肢微蹲，双足外展呈外八字姿态，腰部以下弦刻三角状。肩部及小腿外侧分布对称小孔，推测用于悬挂或铆接固定。器物表面无复杂纹饰，风格简洁古朴，与三星堆青铜立人像的繁复风格形成对比。 青铜带盖三足壶（商）1980年陕西城固县龙头镇龙头村出土城固县张骞纪念馆藏铜壶为有盖，子母口，长直颈，葫芦形垂腹，圆底，下有三牛首形足。颈部一对横形宽扁耳。盖子顶中央为一宽桥钮，外部饰四个头朝外的兽面纹，口沿饰一周雷纹，颈部饰三道凸弦纹。腹部纹饰上部为一周夔纹，下部为三个目云纹组成的饕餮纹。整个铜壶规整而华丽。 上：青铜人面辅首（商）1976年陕西省城固县宝山镇苏村出土陕西省城固县张骞纪念馆藏宝山镇出土的铜面有眼，宽鼻翼，张口露齿。颧骨与眉弓凸棱线连接。尖耳，中部长方镂孔。中：青铜人面辅首（商）1976年陕西省城固县宝山镇苏村出土陕西省城固县张骞纪念馆藏铜面呈椭圆形，镂孔圆眼，宽鼻翼，鼻孔镂孔，张口露齿。唇部上翘弧度较大。颧骨与眉弓凸棱线连接，呈圆形。下：青铜牛面辅首（商）1964年陕西省城固县宝山镇苏村出土陕西省城固县张骞纪念馆藏铜面形似牛首，两角粗大，平出，中间一竖起棱脊。宽眼，圆角方形。鼻两侧装饰窗格纹图案。 蝉纹青铜大刀（商）1989年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江西省博物馆藏此刀通长67.9厘米，重1.67千克。平背，短柄，翘首，薄刃，脊部加厚起棱。背脊饰菱形网格纹，在脊部和后端装饰一组由11只蝉组成的带状蝉纹。据现有考古材料，商代的大刀仅出土于大、中型贵族墓中，可知它是标志器主社会地位和等级特权的礼器。 八角形衡饰（商）陕西清涧寨沟遗址后刘家塔商代墓葬出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藏衡饰呈八角星形，中间有一大圆，内有一小圆孔。正面向上隆起，八角形外框及大圆、小圆孔之间以软性材料衬底镶嵌绿松石片，背面内凹，素面。寨沟遗址寨塬盖核心区以东2.5公里的后刘家塔村长梁山顶部有四座大型贵族墓。其中大型“甲”字形墓1座（M1)，大中型竖穴土坑墓3座（M2、M3、M4),均被盗扰，仍出土了铜、、玉、陶、石、骨、贝等随葬品200余件。M1葬车4辆，M3、M4葬车各1辆。较为重要的文物有M1出土青铜车马器，包括铜铃、铜轭首、铜、镶绿松石铜八角形衡饰、衡末饰等，另有一件燕形镶绿松石铜带扣。 项饰（商）陕西清涧寨沟遗址鱼塔梁商代墓葬出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藏项饰由红玛瑙珠、海贝、螺壳串成。玛瑙珠肉红色，扁圆形，双面钻孔；海贝白色间褐色沁，背面圆鼓，有孔，腹面两唇内卷，唇缘有细齿；螺壳白色间褐色沁，有钻孔。红玛瑙珠在商代考古中极为少见。这种项饰一般出现在较早的商代墓葬中。 象牙蝉雕（商）陕西清涧瓦窑沟墓地出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式范后世 商代对后世的影响广泛而持久，其中尤以对周代的影响最为直接。殷商有广阔的统治区域、众多的人口，以及较长的统治时间、占据强势地位的文化。周继商而起，创建之初，即取法商的若干制度与文化，同时又发展出周代的特色。孔子总结了这种承接关系，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夏商周文化的连续发展，是中华文明具有连续不断、回应挑战、发展创新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的早期例证。 “癸举”铜提梁卣（商）1963年湖南宁乡炭河里出土湖南博物院（湖南省文物鉴定中心）藏酒器。椭圆形，子母口，鼓腹，圈足，盖顶和器身饰四道扉棱。器身装有提梁。盖面上饰两组兽面纹，盖缘上饰蕉叶纹，颈部饰八条夔纹，器腹饰两组卷云状角、脚爪夸张、尾下卷的兽面纹，两侧有倒立夔纹。圈足饰夔纹。盖、底内有“癸举”二字铭文。出土时卤内有玉珠、玉管等1100余颗。 兽面纹扁体筒形青铜觥（商）2021年湖南省汨罗市屈子祠镇双楚村出土汨罗市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中心（汨罗市博物馆）藏青铜觥器身呈扁圆形，直口、长流、深腹、平底、高圈足。器身上以云雷纹为底纹，上腹两侧装饰有羊角牺兽，腹部和圈足主要纹饰是兽面纹。口部饰有菱形云纹，流口以下至圈足饰有扉棱，錾外侧则饰有鱼纹和蝉纹。出土时铜觥侧置平放，錾朝上，流朝下，有一件兽面纹青铜贯耳壶倒置于器物腹内。 礼乐文化 祭祀鬼神与礼制是殷商社会文化的重要内容。《史记》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代对殷商礼乐加以损益，将原本是商人事神祈福的仪式，转换成基本的社会典章制度，成为“周礼”的重要组成部分，规范了统治阶层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乐”的方面，将“颂神娱神”舞和乐变化为人们在宗庙、乡里，在父子长幼闺门之内等等社交场合沟通情感的基本方式，通过唤起血缘亲情，增进社会成员之间的亲近感，从而化解因为礼的等级化、秩序化而引起的种种对立和矛盾。“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礼乐文化成为中华文明长盛不衰的基石之一。 兽面纹铜卣（商）北京市平谷区刘家河出土首都博物馆藏铜卣为小口长颈，折肩鼓腹，腹圆鼓。通体饰纹，肩部饰象纹，腹饰饕餮纹，上下界以连珠纹。圈足饰弦纹和十字镂孔。此卣与湖北盘龙城PL2M1:9的提梁卣的形制比较接近。 玉虎（商）安阳殷墟遗址出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通体白色泛灰。呈昂首匍匐状，大口，獠牙次错，立耳，背部下凹，尾部上翘内钩，前后肢弯曲。背部及尾部有锯齿状扉棱，以阴刻勾勒出眼、鼻、条纹、爪子等细节，显得凶猛威武。鼻子附近有一圆形穿孔。 龙形觥（商）1959年山西省吕梁市石楼县桃花庄出土山西博物院藏铜觥整体呈弧形犀牛角状，分器身和器盖两部分。器身前部为昂起的龙头，“臣”字眼，瓶状角，上下颌之间留出锯齿状空间。器身两侧有四系，以备悬挂使用。器身侧面主体纹样为阴线刻画的鳄鱼纹和龙纹，前后排列，彼此独立。主体纹样四周剩余空间填充较小的鸟、鱼、龙等纹样。器腹装饰并列的两排身体弯折的蛇纹。圈足为对称的长吻鱼纹。这些皆是殷商晚期铜器常见的纹饰和布局。 陶埙（商）1988年安阳殷墟遗址刘家庄北地M121出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泥质灰陶。顶端开吹孔，鼓腹，平底。下腹开五音孔，前面三孔，后面两孔。埙也有石制和骨制等。陶埙属周代八音乐器分类中的土类乐器，其音色哀婉、深沉悠远，极具中国特色。 甲骨载文 中国文字的发生始于何时，到今天尚不能做出可信的判定，但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成熟系统文字。截至目前，在已出土的约16万片甲骨上，发现单字约4500字，能够释读的约1500字，约三分之二的字尚难以破解。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兽骨上的卜辞文字，是商王室和贵族祭祀占卜的内容记录，涵盖范围十分广泛，如战争、田猎、农事、天气等等，他们不仅是殷商的直接史料，殷商先民的手泽，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无价瑰宝。甲骨文文字属表意文字，形、声、义三者合一，其与钟鼎文、简册文共同代表了中国先秦文字发展进程，三者在文字的结构组织上一脉相承，依次发展。甲骨文衍生而来的文字体系更成为三千多年来中华文明代代传承、生生不息的载体，当下14亿中华儿女共同的基因与纽带。 甲骨文的主要造字法文字是人类进入高等文明所必需的工具。人类有了文字，才能够将积累的智慧、经验和知识传给下一代。甲骨文字是从象形文字发展来的，它已经具备了象形、指事、会意和形声等四种造字规则，这是造字的根本，是一种文字能够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象形是像自然存在之物的形状，如日月山水、牛马羊犬，用简单的笔画勾勒起形，最易识别。指事是在象形字外增加指事性的符号而构成新字，如木，在木字下增加三个圆圈，强调事物的根部，变为“本”字。会意是在自然之事和人为之事，加上人的动作，加以表达。如磬字，是人持锤敲略为三角之石乐器。形声，最早是加声符以区别容易混淆的象形字，后来成为主要的造字法。 刻辞卜骨（商）安阳殷墟遗址出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卦符陶片（商）安阳殷墟遗址出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这片陶器上有数字卦。左边一列为“八七一六六七”。殷墟还出土了刻有数字符号的磨石。这片陶器上有数字卦。左边一列为“六七六一六七”，右据此推测，殷墟数字占卦实际使用八个数字。刻符数字中不见二、三、四，因为在甲骨文中一到四都是横画，自上而下书写容易彼此掺合，难以区分，因此把二、三、四从字面上去掉，归并到相邻的偶数或奇数之中，记录出来的就只有五个数字，而且有六字和一字出现偏多，而六字尤占多数的现象。这是尚未出现阴爻与阳爻符号之前卦爻的初步简化。 带字石璋（商）安阳殷墟遗址出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这件石璋上带软笔书写字。在殷墟发现骨头、陶器和石器上用墨写的字。从考古发现的遗物来看，彩陶绘彩时期，已经有了类似毛笔的画笔。而墨写的卜骨和石器的出土，表明殷商时期毛笔写字已经流行。 带字石璋（商）安阳殷墟遗址出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这件石璋上带软笔书写字。在殷墟发现骨头陶器和石器上用墨写的字。从考古发现的遗物来看，彩陶绘彩时期，已经有了类似毛笔的画笔。而墨写的卜骨和石器的出土，表明殷商时期毛笔写字已经流行。 甲骨文字的演变甲骨是殷商时期文字的主要载体，但在青铜器以及其他材料上也发现少量文字。甲骨文在后世的演变基本顺序是：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在文字发展中，受到行书和草书的影响，在笔画较多的繁体字外，出现了不少两三笔简单的符号代替复杂部分的简体字。1935年8月，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颁布《第一批简体字表》，收字324个。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审定通过了《汉字简化方案》，收字2235个。1964年，文字改革委员会、文化部、教育部公布了《简化字总表》，共有简化字2238个。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则没有进行汉字简化。 陶头像（商）安阳殷墟遗址孝民屯墓葬出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头像为泥质灰陶，是一件非常珍贵的写实艺术作品。人物面部特征清晰，短发、长脸、粗眉、细长眼、细鼻梁、宽翼鼻、阔唇，颧骨微起。制作年代为殷墟四期。 玉刀（商）安阳殷墟遗址花园庄村亚长墓出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仿同时期铜刀所制，刀刃两面磨制，较锋利，背部镂空，刻八组方形扉棱，刀身两面各刻六个鸟纹。 走进《看•见殷商》，殷商甲骨载文开凿出华夏文字的长河；殷商青铜熔铸承载着华夏文明的基因。殷墟麦渐，周原黍离，朝代更迭，历史脉动，兴亡之叹。殷商土陶时期就有精致的“陶水管”，可见当时制造业何等的发达；再看那“铜象尊”，透着青铜熔铸的高精尖。殷商甲骨文更是奠定了汉字的基石，延续至今让我们还能读懂历史，世界上其他文字都不可比拟。用《看•见殷商》这把钥匙，打开3500年前的商朝的大门，漫步流连在338件精品、孤品、重器的殷商文物之间，而能见文明是这样走来！走进《看•见殷商》，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享受着酷暑下的清凉是何等的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