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人生路： 我的六十年纪行

小殚行摄

第一章：凉亭里的啼哭（1961-1968）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第二个年头，在台州路桥十里长街中段那充满古朴韵味的“凉亭里”古合院，我与这个世界撞了个满怀。记忆的起点，总是伴随着母亲无数次温柔的讲述：十月四日凌晨十二点，风雨如注，豆大的雨点敲打着家中两扇对开的木窗门，发出哒哒的声响，仿佛是大自然在为我的诞生奏乐。伴随着一阵响亮的啼哭，我，家喜，成为了这个家庭的新成员。

我的到来，让原本已有一男二女的家庭变成了六口之家。二年之后，两个弟弟也相继出生。六十年代初的中国，物资匮乏，经济拮据是普遍的时代底色。生活的重担沉沉地压在父母瘦弱的肩头。父亲微薄的工资是家里主要的经济支柱，母亲则凭着娴熟的缝纫手艺，在街头支起小摊，靠着一台老式缝纫机“哒哒哒”地运转，艰难地补贴着家用。母亲常说，我幼时体弱，家里实在困难，他们省吃俭用，靠买羊奶将我喂养大。记忆中，我几乎没有穿过真正意义上的新衣，身上永远是哥哥姐姐们退下来的旧衣服，补丁摞着补丁。奇怪的是，那时的我，并不觉得这有多苦，能穿上干净保暖的衣服，心里便充盈着一种简单的满足和幸福。

在清贫的日子里，过年成了我们兄弟姐妹最盛大、最热切的期盼。只有在这个时刻，我们每人才能穿上妈妈在昏黄的灯光下，一针一线亲手缝制的新衣。那衣服的布料也许普通，款式也许简单，但穿在身上，仿佛包裹着阳光，是母亲无声的爱意化作的暖流。过年的魔力远不止于此。平日里难得一见的零食会神奇地出现，父亲会施展他的“魔法”：亲手熬制香甜的芝麻糖，翻炒喷香的炒豆，制作当地特色的泡虾，还会包裹起馅料饱满的粽子。如今回想，那每一口滋味，都深深浸润着父母的辛劳和对儿女深沉的爱意。大人们常说“大人怕过年，过年要过钱”，道尽了年关的窘迫。可懵懂的孩童，哪里懂得这背后的沉重？我们的世界里，只有鞭炮的喧闹、新衣的喜悦和美食的诱惑。

第二章：书声与伤痕（1968-1973）

光阴荏苒，一九六八年，八岁的我背起了书包，懵懂地踏入了路桥小学的门槛，迎来了人生的新阶段。那是一个“扫盲”与“普及”并行的年代。学校的老师挨家挨户动员，对于像我们这样兄弟姐妹多、经济拮据的家庭，政策也格外体恤，允许先缴书簿费入学，学费可以缓缴。分班是按户口组籍，于是我的同班同学里，邻居、亲戚占了多数。这份奇妙的缘分，从小学一直延续到高中。世界真大，说小也小。谁能想到，曾经的同窗玩伴，后来竟有七八人通过各种姻缘，成了真正的亲戚？这份跨越数十载的同窗兼亲缘，每每想起，都觉得是命运编织的奇妙网络。

小学的生活，如同打翻的调味瓶，充满了酸甜苦辣。知识的启蒙伴随着成长的磕碰。记得在三四年级的一节体育课上，在大操场练习投掷手榴弹（训练用），一个不留神，沉重的弹体擦过我的额头，顿时鲜血直流。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尝到鲜血的滋味和皮肉的剧痛，恐惧瞬间攫住了我，我哭着跑向老师求助。还有一次，在四五年级的课外篮球活动中，个子矮小的我在篮板下奋力抢球，被高大的同学重重压倒在地，脚踝受伤，疼得我接连好几天走路都一瘸一拐。这些伤痕，如今都成了童年记忆里独特的印记，记录着那个年纪的莽撞与活力。

小学的老师们，也在我懵懂的心田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班主任牟梅琴老师个子不高，却写得一手令人惊叹的漂亮粉笔字。她的语文课生动有趣，每当她在黑板上书写，那一个个粉笔字仿佛有了生命，吸引着我们全班同学屏息凝望，如同欣赏艺术品。在我们埋头写课堂作业时，她总会轻轻地走到我们身边，俯下身，用温暖的声音与我们交流。无论我们提出怎样幼稚的问题，她总是耐心解答，有问必答。她的课堂，是我们最期待的时光。相比之下，数学王老师则像一座严肃的山峰。她总是板着脸，要求极其严格。她的课堂上容不得半点马虎，一道题做错，就得留下重做。常常是全班同学都被留下来，她当场批改，直到每个人都彻底搞懂、全部做对为止，想蒙混过关是绝无可能的。那时我们对她是又敬又怕，但时过境迁，才深刻体会到，正是她这种近乎苛刻的严谨，为我们打下了扎实的数学根基。

第三章：动荡的青春（1973-1977）

时间在书页翻动和操场喧闹中悄然流逝，然而，时代的巨浪已汹涌而至。一九七三年，我升入路桥中学读初中。班主任是教政治的毛老师，她的丈夫则是我们的数学老师。班级很大，五十多人，大部分是本地同学，也有一些随军家属的孩子。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文化大革命”的洪流席卷全国，无人能够置身事外。正常的学习秩序被彻底打乱。“总司”与“联司”两派势力斗争激烈，工厂罢工、学校罢课成为常态，全国性的大串连风起云涌。学校不再是安静的求知之地。老师们常常无法来上课，我们每天的任务之一就是写“批林批孔”的批判稿。班级内部也弥漫着无形的硝烟，形成了不同的小团体，互相“打黑枪”、告小状。课堂上拍桌子、跳窗户、喧哗吵闹甚至打架斗殴，乱象丛生，书本知识的学习几乎停滞。

一九七六年九月，我转至附近的民主中学学习高中课程，高二时又回到了路桥中学，就读于高二（4）班。校园依然充斥着动荡不安的气息。所幸，班主任王东富老师以他的沉稳，在混乱中为我们撑起了一小片相对平静的空间。他常常利用课余时间，在教室里与我们促膝谈心，用朴素而坚定的话语告诉我们，无论世事如何变迁，知识终归是有用的。他努力维持着课堂的秩序，试图在时代的惊涛骇浪中，为我们保留一丝求学的可能。

这动荡的十年，我们作为亲历者，目睹了太多震惊全国乃至世界的历史事件：林彪反党集团叛逃，最终折戟沉沙于温都尔汗；一九七六年，共和国痛失砥柱，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三位伟人相继与世长辞，举国悲恸；唐山大地震的惨烈，更是让无数生命瞬间消逝，山河同悲。直到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帮”反党集团被粉碎，这场持续十年、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浩劫”，才终于画上了句号。

一九七七年七月，我们名义上高中毕业了。然而，身处那样的时代漩涡，课堂安宁尚不可得，知识的汲取更是无从谈起。我们这一届，注定带着巨大的知识空白，仓促地告别了校园。

第四章：知青岁月（1977-1979）

毕业仅仅两个月后，一个重大的人生抉择摆在了我和家人面前。那时，城镇户口家庭子女的工作安排指标与下放农村指标严格挂钩。如果家庭中没有子女下乡，那么其他子女就无法获得工作机会。而下放到农村，何时能抽调回城，则是个未知数，前途渺茫。许多家庭为此陷入痛苦挣扎，有的兄妹抽签决定命运，有的用金钱补偿，有的甚至为此反目成仇。

我们家的情况更为复杂：大哥早年已下放，两个姐姐比我大五六岁，一直在家待业，尚未婚配。我刚满十六周岁，是家中最小的儿子。最终，家庭会议决定由我下乡。大哥的意见起了关键作用：我是男孩，年纪最小，下去锻炼几年，或许更能扛得住。于是，一九七七年七月，刚刚走出校门的我，几乎没有喘息，便踏上了“到农村最需要的地方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征程。

我们七八个知青被集体安置在路桥区长浦乡（后撤乡改为路南街道坦田王村）一个叫五星大队的地方。居住的地方是两处老房子，称为“上下堂”。后来才得知，这两处老屋原是尼姑庵，文革“破四旧”时收归公有。我们来时，上下堂还各住着一位疑似未完全离开的出家人。我住在上堂西头的二楼（原是大队部，刚搬走），楼下就是村卫生所和村办的绳厂。上堂东头则住着一位还俗的女子和她的家人。

初到农村，远离父母和熟悉的环境，巨大的孤独感和沮丧感瞬间将我淹没。生存的课题第一次如此真实地摆在面前。我必须学会独立生活：规划每日的开销和一日三餐，学习生火做饭、洗衣缝被。从笨手笨脚到渐渐熟练，是一个充满挑战的过程，其间我的兄弟来过几次看望我。后来，队里给我们分配了几分菜地，生活才增添了些许亮色和乐趣。我们开始学着翻土、播种、浇水、施肥，看着亲手种下的菜苗破土、生长，那份简单的喜悦，冲淡了思乡的愁绪。

我们所在的五星大队，在当时是远近闻名的先进村、富裕村。不仅粮食连年高产，村干部思想也相当活络，早在改革开放前，就办起了五金厂、麻袋厂、绳厂等几家村办企业，效益颇佳，产品供不应求。为了带动村民共同富裕，村里还动员大家把麻袋厂、绳厂的半成品领回家加工。整个村子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村民们脸上常挂着满足的笑容。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知青在农村的日子，相对而言并未吃到太多“苦头”。淳朴的农民们很体谅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年轻人。当时还是集体劳动，没有分田到户。农忙时节，我们会到生产队里干几天农活，体验“汗滴禾下土”的艰辛。平日里，我们就在居住楼下的村绳厂上班。我的工作是负责收发和开票，比较清闲。闲暇时，便到我们知青在东头开辟的小菜园里浇水、施肥，看着亲手栽种的蔬菜瓜果一天天长大，内心感到一种难得的宁静与满足。衣食无虞，生活简单安逸，无人严加管束，思想也单纯，对未来没有过多的忧虑。

后来，我曾被临时抽调到县修筑水库指挥部的民工团，担任政工工作，负责写宣传报道和通知各连队开会，在那里也干了一年左右。当我结束抽调任务回到村里时，才得知同来的几个知青同事，已经幸运地被一些政府机关收编，端上了“铁饭碗”。这消息让我心头掠过一丝复杂的情绪，有羡慕，也有一丝对未来的茫然。

幸运的是，我们这一批知青在农村待的时间并不算长。大约两年后，政策落实，我们全部被招工回城，分配到父母所在单位管辖的部门工作。离开五星大队时，心中五味杂陈，有不舍，有解脱，也有对未知前程的期待。

许多年后，我曾故地重游，回到已改名为坦田王村的五星大队。眼前的景象让我颇感意外和唏嘘。虽然新建了不少房子，但整体布局零乱，缺乏规划，远没有现代美丽乡村或花园式小区的氛围。曾经作为我们“家”的上、下堂老屋已不见踪影，也未能见到像样的村部和宽敞的文化礼堂。环顾四周，当年周边许多远不如五星大队的村庄，如今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建起了漂亮的花园式、别墅式小区。对比之下，这个四十多年前的先进村、富裕村，仿佛被时光遗忘，停滞在了某个节点，这巨大的反差，真让人难以置信。

第五章：体制内的变迁（1979-1988）

一九七九年九月，带着下乡归来的风尘和对新生活的憧憬，我回到了城镇。按照当时的政策，我被安置在父亲所在的商业系统工作，开始了在仓储和批发岗位上的旅程。

彼时，计划经济体制仍占主导地位，国营商业系统掌握着重要的商品流通渠道。我们单位在当地颇受瞩目，是人们眼中羡慕的“好单位”。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中国开始由计划经济稳步向市场经济转型。在这场深刻的变革中，我的家乡路桥，以其敏锐的商业嗅觉和敢为人先的精神，勇立潮头，率先建立起全国最早的小商品市场之一，其诞生时间甚至早于后来名扬天下的义乌小商品市场。路桥小商品市场迅速崛起，声名远播，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客商纷至沓来。

市场的繁荣，却如同一把双刃剑。小商品市场以其灵活的经营机制、丰富的货源和低廉的价格，极大地冲击着国营商业系统固有的经营模式。我们单位的优势，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如同阳光下的冰雪，日渐消融。营业额持续下滑，曾经门庭若市的批发站，逐渐变得门可罗雀，冷清萧索。

第六章：创业的沉浮（1988-1996）

一九八八年，我的人生迎来了另一件大事——我结婚了。成家，也意味着立业的责任更重。面对商业系统日渐式微的现实，我和爱人经过反复思量，做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需要勇气的决定：留职停薪，下海经商，自谋职业。

选择什么样的营生？我的父母都是缝纫好手，这给了我们启发。最终，我们决定自制棉毛衫裤。创业的激情点燃了我们。从采购坯布、挑选染色、设计打样，到招募工人、开办小作坊，一切亲力亲为，目标是实现自产自销。为了这份事业，我们投入了全部的心血和精力，每天起早贪黑，奔波劳碌。

起初，棉毛衫裤市场确实火爆，产销两旺的景象让我们看到了希望。我们既是老板，又是工人，还是推销员。天不亮就摸黑起床，赶往各个摊位推销产品；下午拖着疲惫的身体回来，立刻又投入到裁剪、打包、发货的环节中。然而，现实远比想象残酷。市场很快陷入激烈的同质化竞争，价格战硝烟弥漫，利润被挤压得极其微薄。摊位费、税费、工人工资等各项开支如同沉重的枷锁。更令人头疼的是，货款拖欠问题严重，甚至出现了不少难以收回的烂账。尽管我们拼尽全力，没日没夜地干，常常累得趴在桌上就能睡着，清晨五六点又要挣扎着起来整理货物去摆摊，连修理机器时都能昏睡过去，但生意始终徘徊在盈亏边缘，难见起色。近十年的艰辛付出，最终换来的不是财富的积累，而是心力的巨大消耗和梦想的破灭。我们不得不承认失败，黯然收场。

创业受挫，生活还要继续。无奈之下，我们尝试转型。与人合伙，在邻近小镇的一所学校旁开了一家“老地方快餐店”。店铺开业后，生意看起来相当红火，学生和路人络绎不绝。我们稍感宽慰，以为找到了新的出路。然而，月底一算账，扣除食材成本、房租、水电、人工等各项费用，竟然没有盈利，有时甚至略有亏损。这种“虚假繁荣”的状态持续了几年，实在难以为继，我们最终选择了退出股份，结束了这段餐饮创业的经历。

此后，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又陆续尝试转换了几个行当，但效益始终不尽如人意，最终都无奈停产。时间走到了大约1996年，我们经历了创业的几度沉浮，身心俱疲，暂时回归家庭，在家悉心照料年迈的母亲一段时间。生活的压力并未减轻，我们意识到自己或许真的不是经商的材料，既缺乏足够的资本积累，也缺少孤注一掷的冒险精神。前方的路，似乎又回到了原点。

第七章：打工生涯的跋涉（1996-2022）

创业的梦想几度起伏后，为了生计，我们夫妻二人最终踏上了漫长的打工之路。2009年初，结束了又一次短暂的创业尝试，带着对未来的迷茫和对稳定收入的迫切渴望，我决定再次外出谋生。

就在这期间，命运出现了一个小转折。当年分得的那间位于凉亭里的四五十平米老房子，赶上了拆迁。为了让母亲和我们日后生活得更舒适些，我们努力争取，最终分到了一套位于底层、面积一百多平米的拆迁安置商品房。虽然有拆迁补偿，但抵扣之后，每月仍需偿还二三千元的房贷。这笔钱在当时的购买力下，相当于现在的二三万元，对我们而言是巨大的经济压力。偿还房贷、维持家庭开销，成为我寻找工作的最强驱动力。

幸运的是，在民营经济活跃的长三角地区，即使四五十岁的年纪，依然能找到工作的机会。很快，我在欧跃机械（一家规模不大的公司，员工约六七十人，生产农用喷雾器和清洗器，主要销往东南亚）谋得了一份仓库管理员的职位。然而，工作环境极其恶劣：开放式仓库紧邻生产车间，机器轰鸣声震耳欲聋；喷塑车间粉尘弥漫，烟雾缭绕，刺鼻的气味令人窒息。公司的环保设施落后，每逢环保检查，只能关门停产。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不久，我的身体开始报警，偶尔感到胸部疼痛。我深知此地不宜久留，一边工作，一边留意新的机会。坚持了近三年后，最终被辞退，虽有不甘，却也如释重负。

人生的下一个转折点出现在2012年4月，我加入长远机械之后。在这里，我的工作职责比之前丰富了许多，不仅负责仓储管理，还承担了收发、记账，甚至部分人力资源的工作。公司主要为当地的电动车制造商提供配件，业务相对稳定。起初每月2600元的工资并不算高，但这份工作的价值逐渐显现：每周有固定的休息日，年末有年假和奖金。更重要的是，这里的工作氛围非常和谐，团队成员来自安徽、河南、四川、云南等地，大家相处融洽，常常一起聚餐聊天，建立了深厚的同事友谊。这份难得的归属感和相对稳定的环境，让我安下心来。每年还有加薪，不知不觉间，在相对平稳的时光一直干着。到2021年10月正式办理了我原百货批发站里的退休手续。

第八章：归途与回望（2012- 2025)

2022年4月，我在长远机械整整工作了十年。才正式结束打工生涯也。回首漫长的职业生涯，从17虚岁高中毕业下乡算起，我的连续工龄长达43年。退休金最初是每月5454元，这些年来随着国家政策逐年上调，如今已超过6000元。加上爱人的收入，家庭月总收入达到一万多元，生活终于摆脱了昔日的窘迫，步入了稳定安宁的轨道。

我的退休金在企业退休人员中还算不错，这或许是对漫长职业生涯和特殊时代经历（包含下乡工龄）的一种认可与补偿。

静坐回望，风雨人生路：亲历匮乏年代的亲情温暖、文革的动荡漂泊、知青生涯的孤寂成长、改革开放的浪潮冲刷、创业的苦涩沉浮、打工路上的风霜雨雪。身心刻满时代烙印，亦留下伤痕。

生命的奇妙，在于苦涩终能回甘。当我们这代人的奋斗渐息，生活的重心与希望，自然转向下一代。

2012年5月，儿子大学毕业，选择扎根杭州软件业。我们曾盼他回台州，但大哥大嫂（杭城教授）力陈杭州机遇，儿子亦志向坚定。最终，我们选择了尊重与支持。

为助他筑巢杭城，2015年初，我们毅然卖掉台州家中拆迁安置的百平商品房（原备作儿子婚房）。杭州房价如山，我们再次奔波于台杭之间，反复权衡：既要近儿子单位（锁定七八公里内），又需严控预算。看房无数，终在杭州楼市低迷的2015年，于西湖区边缘区购得百平新房，耗资百余万。此机把握极准，几年后房价显著攀升。

毛坯房如同待绘人生。我们倾注心血，选定杭州“都都装饰”进行全屋装修，连家电、家具总耗资近50万。2022年底，凝聚期盼的婚房终告完工。2023年5月，儿子在这新房中迎娶新娘。婚礼上，看他成家立业，过往艰辛皆化为欣慰暖流。

最动人的生命回响，在2025年3月降临——胖孙呱呱坠地！怀抱这柔软新生命，听他嘹亮初啼，一生奔波劳碌，尽融于此刻无言的圆满与甘甜。

尾声：平凡的回甘

凉亭里的初啼，杭州城孙儿的初啼——六十年生命长河蜿蜒流淌，承载着一个平凡家庭的挣扎、托举与不灭的希望，最终汇入这生生不息、温暖宁静的港湾。怀抱这柔软的新生命，感受着血脉延续的温热，所有过往的辛酸、泪水、无奈的叹息，那些刻在身心上的时代烙印与跋涉的艰辛，都涌上心头，如今，尘埃落定，坐在宁静的时光里，将这些跌宕起伏的岁月付诸笔端，既是对过往的梳理与告别，也是想为这平凡而又充满韧性的一生，留下些许真实的痕迹。记忆或许会模糊，但这些文字，将永久封存我人生旅途中的风雨与阳光。

这，便是生命最本真的馈赠。

以上为我多篇文章整理而成。于2025年7月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