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我的父亲之六

老顽童ZBT

新生

1949年6月，龙驹寨获得新生，有了一个更加响亮、更加秀气的名字，叫作丹凤。我的爸爸也像其他千千万万受压迫受剥削的贫苦兄弟一样，有了新生。除过原有的一点土地之外，土改时新分了4分8厘原来属于族里的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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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状况是大为改观了，房子却还是远远不够住。解放前后，大伯家有我四个姐姐、一个哥哥，加上奶奶和爸爸妈妈，全家十口人，只有三间破瓦房，房子北边虽然还有一间牛圈，但早已倾圮，根本不能居住。再北边还有三间上房根基，却也无力盖起来。虽然五碾村还有三间房，但是大伯担任着农会主任，主要工作在村里，深山里的房子有和没有并无多大区别。实在住不开了，爸爸用一石二斗小麦和十块钱典得县城北门内门牌为93号的两间单面厦房，带着奶奶搬了出来。同时将土地中的6分二等水地出卖，作为本钱，农忙时回家种田，闲时就在城里做些小贩的事情。实在忙得顾不过来了，就将那点少得可怜的土地佃给别的人耕种。因此在土地改革中，我将被定为佃中农成分。

佃中农，是少数地区土改中按照农民经济水平和职业特点划分的一个阶级层次，介于贫农和中农之间，相当于多数地区的“下中农”。后来全国统一确定为“下中农”。

可就是这个“佃中农”，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给我家带来了不小的麻烦。文化革命初期，一些人转移“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ZZBZYDLDDQP”的战略方针，推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FDLX，挑动群众斗群众。陈家醍醐村和各地一样，当然把外地来的不明底细的人首先作为怀疑对象，派出外调人员到我们老家去调查。当时，全国已经没有了“佃中农”这样一种阶级成分，丹凤老家新任的年轻干部也不知道“佃中农”是个什么，甚至连听也没有听过，只得想当然的认为“佃中农”可能就是“中农” 吧，就这样开了证明信。于是，我们的家庭成分平白的上了个层次，由党的“依靠对象”变成了“团结对象”。加上爸爸加入过三青团，反右后期被开除过公职等问题，就进一步下降成了被整的对象，参加过几次公社集中各种有问题人员参加的“学习班”。爸爸对一切都想得开，学习就学习吧，我没问题，我怕什么？可妈妈一个不识点墨的妇道人家想不开，到处找人据理力辩，也被一些人作为“坏分子”揪出来批斗了一次。

回首往事，可以充分地肯定，WG中的各个时期，确实都曾发生过偏离斗争大方向的问题，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塞进了私货，或者被一般人出于“激情”而扩大了审查和打击面。

这些本来都是后话，牵扯到了土改，便说到了成分；说到了成分，又牵出了文革，索性就提前交代清楚罢了。

白家塬属于爸爸的一间半房子，一直由大伯无偿住着。直到1969年12月爸爸才以190元的价钱卖给了大伯。即就是这190元，大伯也拿不出，当时只给了80元，又过了11年后的1980年，才又给了20元。剩下的，大伯没给过，爸爸也再没要过。一奶同胞，怎能分得那么清？这是后话，也是淡话。这里提一提，只是想让后辈知道平民阶层当年的困窘情形，不要忘本而已。

新的政权刚刚建立，当年闹革命打江山的大多是工农出身的受苦人，文化人很少。掌握政权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需要大量有文化的人来参与。爸爸当年读过一年半高中，在当时确实算得上是有用之材。爸爸目睹新旧社会的变化，也感到共产党和国民党真的不一样，便也重新萌动了出去找事干的念头。一边种田经商，一边积极参加社会工作。爸爸先后被政府抽调到丹凤县峦庄区梨园岔参加土改工作队，在庾岭区界岭乡参加查田定产，又在龙驹寨本乡参加了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的宣传工作。

生祥舅舅

　　妈妈小时候，外婆曾经给她认过一个干妈。1953年10月，妈妈的干哥哥贾生禅担任着丹凤县铁峪铺区供销社副主任，看爸爸一个文化人却没有个稳定的职业，便介绍爸爸到他所在的供销社当了临时工。在这个单位，爸爸算是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他十分珍惜这个得之不易的工作，干得非常卖力，成绩也很突出。

爸爸和他的同志们

爸爸的学哲学笔录

　　刚刚干了五个月，便被组织批准正式招录为国家干部，担负了铁峪铺区供销社的计划统计和记账工作。1955年2月，组织又派爸爸到商洛地委党校学习了四个月。除过学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互助合作政策以外，主要学习供销社会计业务。

6月6日学习归来，7月1日，爸爸便担任了铁峪铺区供销社的主管会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