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山文化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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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尔山

岳山文化是中华民族大家庭最古老最独特的文明呈现。领略岳山文化需要有一种上负苍天，下临人寰的视角，就像毛泽东主席晚年的词作《念奴娇.鸟儿问答》中，“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然后“背负青天朝下看”：北岳恒山，其形像一头青苍巨鳌，昂首北眺，横亘于桑干河盆地之上。片麻岩层叠如簇，斜刺苍穹，恰似时光与神力共同雕凿的巨碑，镌刻着大地深沉脉动，无声彰显着自然的厚重与历史的庄严——我把这种感受凝炼成六个字“北岳文化指归”，作为这本书的书名。

“指归”，指向哪里？归于何处？这是时代的诘问；龙吟高亢，凤鸣清越，这是历史的回声。

（一）关于“人天北柱”



恒山位于山西、河北两省北部，自东北向西南绵延500里，颠连108峰，东连太行，西抵黄河、北瞰幽燕，南屏三晋。恒山在《尚书. 舜典》中称北岳，《尚书. 禹贡》中称太行恒山。西汉避文帝刘恒讳改称常山，亦呼夏屋。葛洪《枕中秘书》称太恒、命岳、茂丘。郦道元《水经注》谓元岳、阴岳、紫岳。上下五千年中华文明史，恒山不独为华夏地理之雄浑坐标，更是擎起一方文明苍穹的“人天北柱”。

“人天北柱”作为北岳恒山文化意象的形成，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上古神话中以“不周山”为中央天柱的传说（见于《淮南子·天文训》、《列子·汤问》等）。这为后世将五岳类比为天柱提供了文化母题。而最直接用这个描述称谓北岳，最著名的文献是北宋张君房编纂的道教经典《云笈七签》。《云笈七签》之《翊圣保德真君传》中记载了北宋真宗时期的重要道教文化事件。其中，在叙述为北岳加封尊号时，明确使用了“人天北柱”的称号：“（宋真宗）诏曰：‘……其令礼官详定仪注及冕服制度，崇饰神像之礼’……诏曰：‘……惟彼恒山，崛起阴方，为人天北柱……’”。这则记载表明，在北宋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年）隆重举行的五岳加封活动中，官方诏书正式将恒山尊称为“人天北柱”。这既是对恒山固有神圣地位的官方确认，也是对这一文化意象的权威性定名。

与岳山天柱之说同时存在的还有天庭说、天都说、天路说、天梯说，等等。比如，传说颛顼作为北方天帝（黑帝），其天都就在北岳恒山。颛顼通过“绝地天通”改革，终结了人神杂居的混乱状态‌。[1]无论天柱、天都，还是其它，就意识形态的本质而言，都是一种原始山川崇拜。早期文化形态几乎存在于所有从大山中走出来民族的神话之中，以至成为信仰，或升格为宗教。然而，与世界其它民族完全不同的是，中华民族的岳山文化，除了标识天人边际的分野外，还具有非常深刻的版图意义，早在距今约4000年的上古，“天柱”便附着了地缘政治的概念。

我国古代典籍称山为“岳”者，始见于《尚书》。“岳”在春秋以前原本是对掌管大山的官吏职位的称呼，尧帝时分掌四方的部落首领即被称为“岳”。大约后来把主管方岳的官吏与岳官驻地的大山名称统一起来，便出现了代表四方大山的“四岳”。据道教典籍《洞天记》云：“黄帝画野分州，乃封五岳。”黄帝远在五千年前，其疆域版图不出黄河流域，黄帝是否封岳？无正史可稽，但到唐、虞时代出现了四岳，则是无可置疑的。比如舜，除了祭祀上帝天神外，祭祀范围涉及到自然领域的四岳。《尚书. 舜典》曰：“舜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遂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山川，遍群神……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五月，巡狩至南岳。南岳，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岳。西岳，华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岳。北岳，恒山也。”让人惊叹的是：这种“巡天遥看一千河”的版图意识，在遥远三千到四千年前华夏族先王们的头脑中已经赫然生根。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所谓四岳，实际就是部落联盟大酋长按礼仪要祭祀的四座大山。依照上述的分析，四岳可以看成是四极支撑人天分野的四根巨柱，也可以看成是四方的四座天都、四条天路、四架天梯；当然也可以视作是四境大部落的图腾或四方诸侯贤宗圣祖的发祥吉地。在传统的华夏文化中“岳”和“渎（水的祭祀象征）”是配伍并联在一起的，其最后的象征意义则在于天子代天而狩的“莫非王臣”的“率土之滨”，是具有完整版图意义的江山社稷。

在舜帝之后，夏禹也曾北巡恒山。《史记·封禅书》中虽未一一列置禹封四岳的名称，但言，禹遵“舜制”而巡狩四岳。这是首次在正史中关联禹与四岳巡狩的记载。当然，舜的事迹本身也带有浓厚的传说色彩，或不能当信史看待。而禹巡恒山亦属典型的“层累型文化遗产”（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时代的文化层积叠加形成的文化遗产），本质是后世对圣王传统的追溯与地域文化的建构。但无论怎样理解，《尚书》和《史记》的记载，已经奠定了北岳与古圣王关系文献的合法性，成为恒山作为“人天北柱”神圣性的历史佐证。大禹之后，西周的第二个皇帝周成王，“狩巡至北岳，北方诸侯朝于明堂”，则是明确的对于禹巡恒山的有力观照和循制加持。《史记》中还载有：“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7年），复游海上，主郎牙，过恒山。”《前汉书》中载，汉武帝天汉三年春三月（前98年），至泰山修封后，又亲来恒山进行祭祀，举行了“瘗元玉”的典礼，这是恒山岳尊文化从血缘古国时代到方国共主（部落联盟）时代，再到集权帝国时代完整的文明史。在中华民族中心发祥地黄河流域以北，恒山的这种地位是独一无二的。

当我们把恒山“人天北柱”的文化意象，与恒山历史联系起来时，自然而然便推动了从自然崇拜到人文创造的逻辑链条，恒山的形象也由“负天而立”，演进到“俯身大地”的伟大叙事中来。在恒宗五百里大山的丛莽中，在桑干河千回百转的流域里，炎黄之族的先民们，从耒耜翻开的泥土中看懂了宇宙的秩序，在稼穑的垄沟里体味了生命的哲学，以羲农文化为滥觞，孕育了与“人天北柱”相呼应的、同样伟大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浑源李峪出土的牺尊[2]，或许是见证恒山从“方国共主”时代走向“集权帝国”时代最硬气的时态物证了。传统认知，“人天北柱”，柱内柱外，文野各别。但桑干河台地上独立存在的“青铜文明”，1923年浑源李峪村出土的牺尊工艺水平与河南新郑出土的莲鹤方壶难分伯仲[3]，说明华夏与戎狄的文明级差并不显著存在。牺尊作为温酒礼器，兼具周人“敬天祭祖”与戎狄“动物图腾崇拜”的艺术意向和实用功能；晋、燕、赵工匠融合中原“分范法”、“失蜡法”铸造工艺，创造出超越单一文明母体的杰作，不仅展示了黄土之下的文明韧性，也对“文明等级论”作出了严肃的解构：行将衰落的礼制框架，与臻于完美的技术细节相结合，形成了一个“去中心化”的文明创造新方案。“桑干河文明”——这是李峪青铜给予世人的新启示。当我们凝视着牺尊，想象从兽口中流淌出两千五百多年前美酒的时候，我们欣赏到的不仅仅是青铜的幽光，更是一组文化融合的史诗，一簇沉默的科技碰撞火花，一种中华文明智慧的高光展现。真正的“版图意识”或者真不在乎什么“天柱”，而在人心。当牺尊倾出的美酒斟满华夏大一统的铜杯，桑干河的台地上便升起超越时代的曙光。

（二）关于“折天下脊”





五岳之中，恒山素以“雄奇”而称著，清魏源《恒山吟》所谓：“泰山如坐、华山如立、衡山如飞、嵩山如卧、恒山如行”。对于恒山美学价值的理解与发现，古之方家莫过于明代的徐霞客。徐氏览恒山全脉之大势，认为：其从龙泉一路“奔”来，势有三重。龙泉为第一重，山势是“土脊平旷”；五台是第二重，山势“骨石耸拔”；第三重则是西起龙山东至恒岳一线，山势是：其阳“皆藏锋敛锷，一临北面，则峰峰陡削。”这和《五岳真形图》“恒山如行”——一只猛虎，猫腰走着走着，突然间便钢牙利爪地站立起来了的描述是完全一致的。

这个山阳“藏锋敛锷”，而“一临北面，则峰峰陡削”的形势，在文人墨客眼中，或许其美学大观仅在于“雄奇”二字。但是，当这样的魁父之丘又恰恰横亘于北方游牧族群和中原农耕国度的地理分界线上时，它在军事家、战略家、以及纵横家眼中，则是另有讲究的了。《战国策》 中记述了纵横家张仪为秦国离间六国“连横”之盟，而说服楚王的一段说词，其中包含着对于恒山舆学意蕴的精当认知，颇值得玩味。张仪说：“秦地半天下，兵敌四国（韩、魏、燕、赵），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虎贲之士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难乐死。主严以明，将知以武。虽无出兵甲，席卷常山（恒山）之险，折天下之脊，天下后服者先亡”‌。（见《战国策 . 张仪为秦破连横说楚》）。这里的“席卷常山之险”云云，公开阐发秦国谋夺天下的战略意图，意思是秦国已经具备获得和凭借恒山天险，统一华夏的实力。一旦兵甲东出，剑指恒岳，便可“折天下之脊”。在这段说词中，我们除了领略战国纵横家“口似悬河，舌如利刃”的战狼外交风格之外，还不得不佩服张仪对于恒山在中国北方独特战略地位的卓识和远见：恒山面北，天峰如削，剑锁玄天，势如太白吟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恒山向东南，飞狐百里，陉尽平野，矛头直指河洛，焉得不如其言：“折天下之脊”乎！

其实，远在张仪之前一百五十多年，春秋晋国著名战略家赵简子，对恒山的地缘价值，也曾有过类似的判断，而且，在“三家分晋”、战国大幕拉开之际，他推动其赵氏门阀，以出奇的谋略和横强的战力，夺占恒山，立赵称雄（战国“七雄”之一），提前预演了一场让“天下折脊”的豪迈大剧。汉朝刘向编纂的《说苑·权谋》中记述：春秋末期晋国权臣赵简子（赵鞅）为了考察和选择继承人，命令他的几个儿子登上晋国北部的常山（即恒山），去寻找所谓的“宝符”（象征天命或重要战略价值的符契、信物）。赵简子的儿子们（包括嫡长子伯鲁）都尊命登山仔细搜寻。结果，除了幼子毋恤（赵襄子），其他儿子都怅然而归，报告一无所获。赵简子问毋恤，宝符何在？毋恤回答：“从常山上临代，代可取也。”意为，从恒山上俯视，代国（位于恒山以北，今河北蔚县一带）的土地一览无余，尽收眼底。代国，就是我们（赵国）可以夺取的土地啊！赵简子听了非常高兴，认为毋恤真正理解了“宝符”的含义——它不是什么具体的物件，而是认识恒山地缘价值的战略眼光和开疆拓土的雄心壮志。他由此认定毋恤具有非凡的见识和才能，最终废黜了伯鲁的世子之位，改立毋恤为继承人。赵简子去世后，赵襄子遵照父亲的政治遗嘱，丧服未除，即据恒山而运筹，迅即灭代。《史记·赵世家》载：“赵襄子元年，简子既葬，未除服，北登夏屋（也是恒山别名），请代王。使厨人操铜枓以食代王及从者，行斟，阴令宰人各以枓击杀代王及从官，遂兴兵平代地。”这条史料所记的时间是赵襄子元年，即公元前475年……距此案又过170年，赵氏家族又一位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登上了战国中期的历史舞台，他就是赵武灵王赵雍（前340—前295年）。赵武灵王在中国历史上主动开启夏夷互鉴的大幕，冲破窠臼，以夷为师，胡服骑射，开疆拓土，于公元前305年，从赵都邯郸出发，首先攻灭北邻中山国（在今河北满城一带），然后翻越其长臂管辖的五百里恒山和苍茫的代地，继而向踞于桑干河流域中上游（今大同、朔州地域）的楼烦、林胡之族用兵，收编其部曲，囊括其盆地。最终直向西北攻占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地域），跃马阴山之下。并踞此，设置云中、雁门、代三郡，修筑长城，框定了中国北疆版图，使赵国成为战国时代后期，唯一可与秦国争夺天下的一流强国，完整实现了踞有恒山可“折天下之脊”的战略预判。

先秦时代，列国之间被史称为“无义战”的攻讨伐谋，本质是中国内部在“方国共主”框架下汉民族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当然也包含部分汉民族与外族群之间的融合战争。发生在北岳恒山地区以及周边的、是以汉族赵氏集团为核心和主导方的战争，其性质应当属于后者。所以更受后代正史的褒扬和追捧，获得比秦灭六国还要光彩的评价。梁启超先生曾赞：“自黄帝以后，数中国第一雄主，其武灵王哉！[4]……”翦伯赞先生则有吟句：“骑射胡服捍北疆，英雄不愧武灵王。邯郸歌舞终消歇，河曲风光旧莽苍。望断云中无鹄起，飞来天外有鹰扬。两千几百年前事，只剩蓬蒿伴土墙。”[5]

今天，赵长城的土墙依旧横亘于500里恒山山脉之上，这是一种自然和人文高贵的文化组合。我们站在这样的组合点上，听闻历史的回声：春秋时，代国靠恒山而存天下；战国时，燕、赵凭恒山而立天下；两汉时，匈奴利用恒山而争天下；东晋时，慕容氏据恒山而威天下；北魏时，鲜卑拓跋依恒山而分天下；辽、金、元倚恒山而控天下；宋、明仗恒山而守天下。真的有一种龙吟之高亢，凤鸣之清越的感觉。毛泽东主席曾词咏昆仑山“引天下英雄竞折腰”[6]，考稽恒山，又何尝不是如此雄横和豪迈。信史昭昭：秦汉以降，曾有24位皇帝因战事驾临恒山，有13个皇帝亲自带兵在此作战，无数著名的军事将领，如赵国的李牧，秦国的王翦、蒙恬，以及汉之周勃、卫青、霍去病、李广，唐之尉迟敬德、李克用，宋之杨业、潘美，明之徐达、常遇春等，赫赫威名都与恒山连在一起。恒山是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匈奴、乌桓、鲜卑、柔然、突厥、契丹、吐谷浑、女真、蒙古等逐鹿沙场，梦想入主中原的桥头堡，也是汉族大帝们，期冀威临四夷的起跑线。恒山的这一份“显赫”，为五岳诸宗所独有，亦为中国众名山之所仅占。

或许，正是由于恒山为王者所欲夺，兵家所必争，才演绎了一段“改祀”的奇史。由于多种历史文献称“恒山为北岳”，但均未指明具体峰峦，汉宣帝神爵元年（前61年），刘洵“定五岳、祀常礼”时，为避“北族染指”，将古帝王在恒山天峰岭祭岳，改到河北曲阳大茂山。由此打开了后世“北岳改祀”的盲盒：北魏明元帝拓跋嗣为了标榜皇权的正统，于泰常三年（418年）在桑干河南建岳渎祠（“五岳”“四渎”同祀之祠），用牲牢玉帛祭祀北岳。延和四年（435年）春，太武帝拓跋焘，建北岳祠于恒山之上。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拓跋宏亲撰祭文，派大臣祭祀恒山，然后迁都洛阳。北宋朝廷因前朝石敬瑭裂土媚辽，痛失燕云十六州，只好无奈祭曲阳（大茂山）。明代列祖列宗为强化宣、大、山西边防，抗御蒙古部族，刻意神化恒山，从洪武到弘治，再到万历，掀动归岳“接力”。直到清顺治，恒山的“北岳”正统地位才得以回归和稳固。为此，恒山少了汉、唐的歌吟，却多了宋、明的争议：宋儒说，恒山之祀当在曲阳，后世徒以形胜迁就浑源，非古制也，高调为曲阳站台；明儒则说，岳随王化，委婉为明代“接力”改祀提供理论支持。 对于“北岳改祀”，正确的文化观是：“五岳”从来都不是一个自然地理概念，而是文明认同的移动符号。其变迁轨迹恰似中国版图从“中原核心”向“多元一体”的扩展。清代学者说得好：岳移而天下不敢非。这句话道破了中国文化最深邃的智慧—— 真正的正统性不在山岳本身，而在人们对“正统”永不停歇的人文诠释与心理共尊。

（三）关于“三教同山”





东方宗教以避世超脱观照心性，故多以名山大川为修行栖止。恒山位在五岳，自然也必是宗教望归的“世外”之所。说到恒山宗教，所论多以“三教同山”一言以蔽之。“三教同山”或者“三教同堂”，放在形而下，无论是讲宗教建筑的空间布局，还是说宗教偶像的艺术位次，都应该是风轻云淡的。但是，若在形而上，谈论不同宗教思想的政治诉求、以及理想，或者评价某一政治单元的宗教思想成就，特别是褒之以“融合”，赞之以“大同”。那么，这个话题就不轻松了。恒山宗教，所闻所论，都属于后者，都在形而上。因而这个话题是沉重的，也是深刻的。

恒山宗教之滥觞，大致始于北魏，这个观点学界基本没有争议。盖因西晋乱政、八王乱国、十六国乱世，中国北方陷入一个天无宁日、民不聊生的混乱旋涡之中。秦汉以来的世俗社会之帝国皇权已经崩毁，意识形态上曾处“独尊”地位的儒学也被踢落圣坛。当此之时，一方面，裂土割据的枭雄们，为笼络人心，疯狂寻找和争夺新的信仰载体及其代表人物；另一方面，乘乱火中取栗的道教，乘虚潜进中原的佛教，以及心念复辟的儒学，也都在积极寻找新的政治突破口，于世俗政权中发展代理人，以求得到政治庇护，图谋险中求进或借尸还魂。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恒山作为矗立于北方游牧族群和中原农耕国度分界线上“人天北柱”的政治大山和“折天下脊”的军事大山，也必然会成为一座思想交流抑或交锋的宗教大山。公元398年，鲜卑族枭雄拓跋珪，把北魏首都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盛乐）迁到恒山西北60公里处的平城（今大同市）。开启了这个少数民族政权雄踞恒岳之阴烈武修文近一个世纪的英雄史。最先追随拓跋珪进入北魏平城的宗教历史人物是著名的佛教政治家法果（河北赵县人，396—397年间，受太祖之诏赴京师平城）。法果以“皇帝即当今如来”的政治主张，深得拓跋珪的信任，被拜为帝师……距此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北魏太武帝始尧元年（424年）中国历史又一位著名宗教家、北朝天师道天师寇谦之，也来到平城。他擎着道教“佑国扶民”的改革旗号，来说服太武帝拓跋焘。他也成功了，也被拜为国师……与此同时，在拓跋焘身边出入左右翊赞戎机的亲信大臣崔浩（司徒），则用汉武帝以来儒家的典章制度和羲农文化精神，驯化、改造着这个刚从军事奴隶制走过来的民族政权……这三个代表人物，代表着三种改造现实社会的理想和执念，于公元五世纪上半叶，在平城的北魏朝堂上演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政治“龙虎风云会”。

这场风云际会的结局，在宗教界和学界是人所共知的。先是“太武灭法”（444年），后是“文成复法”（460年），政治变脸，弹指之间。可怜佛教法果一系僧团遭遇法难，或死或逃，风吹云散；道教亦遭冷遇，星冠弹落，寇谦之郁郁而终；儒臣崔浩亦未幸免，突陷“国史碑案”，惨遭灭族……在五世纪的历史逻辑之中，或许只有一个例外：大劫43年后——这一年正是孝文帝拓跋宏“建明堂”、“改太庙”，进行汉化改革最关键的年份，恒山金龙峡口，翠屏山东侧的千尺崖壁上，出现一座飞殿天宫，它的名字叫“悬空寺”，凌云绝尘，不亦玄乎。曾几何时，悬空寺中辟出了一间殿堂。又不知何年何月，这座殿堂中住进了释迦牟尼佛陀和道家老子、以及儒家孔夫子，于是便有了“三教殿”。“三大鼻祖”回望着已经成为“过客”的法果、崔浩和寇谦之，其乐融融。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时空节奏？是历史的沉淀？是过程的反思？还是灵魂的救赎？逻辑的链条可以让人们获得恒山“三教同山”文化命题的真实内涵：它是残酷后的侥幸，吊诡中的真谛。

今天人们看到的悬空寺，准确的历史文化定位，来自于“一诏一碑一摩崖”。所谓“一诏”，指的是依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北魏太和十五年（491年）秋天，孝文帝拓跋宏下了一道诏书，要把原建在平城中的天师道“道坛”迁到北岳恒山中去。诏曰：“夫至道无形，虚寂为主。自有汉以后，置立坛祠，先朝以其至顺可归，用立寺宇。昔京城之内，居舍尚希。今者里宅栉比，人神猥凑，非所以祗崇至法，清敬神道。可移于都南桑干之阴，岳山之阳，永置其所，给户五十，以供斋祀之用，仍名为崇虚寺，可招诸州隐士，员满九十人。”[7]吉甫在《元和郡县志》中阐解舆学阴阳时，说：“山南曰阳，山北曰阴；水北曰阳，水南曰阴。”皇命新择址的崇虚寺，既在桑干河南岸，同时还在岳山的南面，认其在今之金龙之口、翠屏之崖，或许不完全对应，但考虑到诏令择址，实非建成之址，大约也可采信为悬空始建的主要依据（事实上浑源方志中言“悬空寺始建北魏太和十五年”，就是根据这一条）。所谓“一碑”，是指金朝邑人（名讳已失传）之《悬空寺记》碑。碑文云：“大定十六年重九后二日……因与友韩同游。邑之南六七里，石桥栈若巴蜀之道，则经商之大驿路也。峰回路转，仰有临壑之数峰犹美，目不暂舍。信悬空之岩，古之遗迹，始自建兴于何代？又不知栖隐者谁也。明巍峨之万丈中焉，凿石为龛，插木为榭，上不至于山之巅，下不至于陸地，题空置屋，四山掩映，似博壁之翠屏，流水潺湲，泻清声之淑玉，非丹青而图书者哉？嗟乎！一废一兴，迄今几□百年矣。”[8]此邑人金碑，洋洋洒洒，言飞阁“凿石为龛，插木为榭，上不至于山之巅，下不至于陸地”，足可证金大定十六年（1176年）时，悬空寺之栖止凌云已经大似今日之规模了。所谓“一摩崖”，指的是游人行经悬空寺山门，抬头仰视南崖之上，丹朱光艳的三字摩崖石刻，曰：“玄空阁”。此崖刻，为明代人陈棐题壁，虽然对悬空寺的诞生并无甄别意义，但于北魏公元五世纪上半叶那场“龙虎风云会”的残局，确有回顾历史，痛定思痛，褒扬宽容政治格局之意蕴。仿佛南朝名典“虎溪三笑”一般，不胫而走，以为悬空寺之别名。“玄”者，道之宏旨也，“空”者，佛之要津也；而“阁”既非佛非道，又可佛可道。其中“潜意”，已经意会到了“三教同山”起心动念的初衷了。来往观光者，焉有不诚心仰合之理！近人今人中，还是郑孝燮先生讲的精辟——1998年他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研讨会上畅言：“悬空寺的‘悬’是形式，‘融’是灵魂，它的历史层理从北魏一直延续到清。”此论，用一个“融”字点破了悬空寺亦或是整个恒山宗教的文化意义：融合才是至道。这，既是悬空寺遗产价值考量的压仓石，也是打开整个恒山“三教同山”认识价值的“金钥匙”。

恒山地区具有“北魏”标识的历史遗构，除了悬空寺，还有凤山神溪畔的“律吕神祠”[9]。律吕神祠也是一处层累式文化遗产，但和悬空寺相异，它的特色不在于历史年代的叠加，而在于文化元素的层累，即：负北魏音乐殿堂之盛名，居元朝重修之宝殿，再用清代的壁画和近代塑像，讲述唐人的传奇故事，阐发着“律吕调阳”的典故，把自然物候与音乐经典、宗教科仪与世俗祈愿……全部整合在一起。律吕神祠就遗产价值而言，堪称是“海内孤品”；从广义人文精神讲，它同样是多元文化的产物。是书写恒山“三教同山”文化母题的又一支笔。

由于铺就了“三教同山”的宗教底色。在后北魏时代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恒山宗教发展态势总体是各得其所，有声有色的。道教以恒山天峰岭核心区为基地，经过不同朝代一千多年的经营，造就了宏大的寺庙建筑群，计：“三寺、四祠、七阁、七宫、八洞、十五庙”，共各种单体建筑六十余座。其主要名胜有：悬空寺、北岳庙、寝宫、梳妆台、纯阳宫、飞石窟、会仙府、停旨岭等，隐现于云海松涛，奇峰怪石之中，被道教尊为北岳“朝殿”和道教三十六洞天之“太乙洞天”。在北齐天师道时期，由于张远游道士加持北齐皇室的力量，实现了北方天师道与南朝道教上清派、灵宝派的深度融合，形成独具特色的“恒山道”；同时完善了北岳神仙体系。唐代是恒山道发展的鼎盛时期，由于“李唐”自认是老子（李耳）后裔，恒山成为北方道教的中心。茅山上清派第十二代宗师司马承祯（647—735年），把恒山道纳入全国道教的统一格局之中。《旧唐书·司马承祯传》载，道门领袖司马承祯因“五岳神祠，皆是山林之神，非正宗真仙，请别立斋祠。玄宗从其言，因敕五岳各置真君祠一所。”《册府元龟·帝王部·尚黄老》（北宋王钦若等编）也记载了这件事：唐开元十五年（727年），玄宗皇帝“敕道士司马承祯于王屋山建阳台观以居之……仍令五岳各置真君祠一所。” 唐先天年间（713一741年）玄宗皇帝临御恒山诏赐“龙泉观”，以龙湫居阴岳，至今仍有甜、苦二井存。显示了恒山道教在大唐国家宗教中的特殊地位。而那位名叫张果的道士，则因长期隐逸于恒山（果老洞），受到玄宗的多次征召，赐号“通玄先生”，被后世神化为“八仙”之一，在恒山留下了多处所谓“仙迹”。金元以降，道教全真派全面主持恒山道场，迎合明廷捧奉北极真武的心理，使北岳官祭进一步制度化。“唯灵是信”的世俗神道亦乘时涌入恒宗，会仙府内“鹤唳鹿鸣”，仙客如云。

大约与此同时，或者比此更早，佛教避开天峰岭核心区，在西侧龙山（也称“封龙山”或“飞龙山”）别开梵宇，亦取得了长足发展。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佛教史》，通过周密研究两晋、“十六国”时期我国早期佛教的发展情况，认为在公元四世中叶一段时间，中国早期佛学巨擘、翻译家、文学家释道安（312一385年），曾因后赵、冉魏大乱，避难于山西浑源西之龙山。在龙山，释道安与同门师兄弟竺法雅、竺法汰、僧光（先）、道护等，探讨印度传入佛经的翻译问题，扬弃“格义”之法（以“老庄”典籍对应解释佛经的方法）[10]，提出和粹炼“佛教中国化”之方法论。龙山是中国佛学从“格义”到“般若”的涅槃之地，也是道安由学术“苦闷”到思想“自由”的升华之处。龙山对于中国佛教虽非凿空之“圣地”，也属滥觞之“灵境”。这一时间点（约348—365年），要比北魏太祖拓跋珪召河北法果到平城京传授佛法（约396—397年），要早将近半个世纪。另据浑源荆庄大云寺院中残碑《重修龙山寺碑记》载，北魏中期龙山确建有一定规模的寺院群。大云寺之前身龙山寺即在其中。唐天授元年（690年），武则天借《大云经》“女主当王”谶言称帝，敕令天下诸州建大云寺（《唐会要》卷四十八）。 浑源（时属蔚州）在原北魏寺院基础上扩建为“龙山大云寺”，成为蔚州唯一官寺。龙山周边同期出现观音院、文殊岩（讲经）等子院，形成以大云寺为核心的寺院集群。另据敦煌文书2005《诸州僧籍》载，开元年间（713-741年）蔚州僧尼132人，其中龙山占87人。多种文献证明唐武时期，龙山大云寺已成为晋北最具政治象征性的佛教中心之一。唐末会昌灭佛（845年）及五代战乱使大云寺荒废，辽统和年间（983—1012年），又以“大云禅院”之名重建，即留下了今天人所知之的大云寺上院下院。金元之际，刘祁结庐于此，著《归潜志》；麻革纵笔于斯，写“龙山游”，传为一时之风骨美谈……

再看山下州城，佛教寺观，亦处处虎踞龙盘：圆觉寺中，辽朝留下最后一座砖塔，诉说着“准提法门”的艰深与奥秘，勾兑着“显密圆通”；永安寺内，全堂水陆法会，钟鼓馔玉，招呼大千世界，三教九流，展示着彼岸的自在和法空的救赎……

（四）关于“儒学高地”



悬空寺三教殿中，同祀儒释道创始人所表现的文化意义，其实绝不仅仅是将其作为北岳的一张“名片”那样简单。而是在时间维度上反映恒山宗教思想融合的历史全过程，在空间维度上标识“三教”共存共适格局的一种具像“缩影”——真实地表达着恒山“道在天峰（天峰岭）佛乘龙（龙山），儒学高地筑龟城（浑源县城）”的北岳文化完整内涵。确切地讲，所谓“北岳文化”，除了包含上文阐述的道教名山、佛家圣境之外，它还真正是中国北方一处重要的“儒学高地”。

循着恒山、亦或浑源行政区的历史，来审视其儒学的发展与成就，应有两个非常明确的“制高点”。金元时期是制高点之一，特点是：由科举奇迹，达到学术高地。公元1124年（金天会二年），新生的大金王朝首开科考，浑源县学子刘撝高中状元，由此开启了恒山脚下这座塞上龟城儒学的高光时代。据《山西通志》的考据，浑源金朝考中进士的人数共29人，约占金北方进士（金朝进士分南北科，各有名额）总数的5% ，山西进士总数的25% ，位居全国县域前三（仅次于中都大兴府、真定府），列山西首位（超越平阳和太原）。元代考中15人，约占汉人进士榜（元朝进士以族分科）之8%，山西进士总数之30%。 位列汉人科举十强县（与真定、保定并列），在山西持续领先。涌现出了刘氏、雷氏等“儒学豪门”。其中刘撝一门出现“五代九进士”；刘撝妻雷氏门中出现“三代五进士”等科举奇迹。科举奇迹酝酿起的炽热儒风，使少数民族治下的浑源县，成为一块真正意义上的汉人“学术高地”。 刘氏家族，从第一代刘撝独占鳌头始，到第三代刘从益（刘撝孙），即成为金末之文坛领袖，第四代刘祁，则是跨金元时代著名的思想大家。这个家族在经学、史学、诗学方面的造诣堪称金元时代“学术王冠上的明珠”：刘从益注《春秋》，倡“以史证经”； 刘祁重构元儒“北学”体系，批判性继承朱熹理学，开明清“实学”先声。他的《归潜志》为《金史》底本，首创“乱世史鉴”体例，提出“国亡史存”思想，奠定金元正史编纂范式；刘汲的《西岩集》开金代“河汾诗派”先声，风格雄浑苍劲。孙氏家族为元“工部尚书门第（孙拱）”， 雷氏家族为金末监察御史门第（雷渊），雷渊精《尚书》，著《周易解》（佚），诗风刚健，元好问《中州集》录其诗，并誉其“河朔英气尽在此中”。其他家族学子，如麻革的 《贻溪集》融合儒道思想，咏恒山风物（如《游悬空寺》），是为“河汾诸老”之一，与元好问等文坛名士为友，参与金元之际的文化重建，亦大有贡献。总体而言，金元时期浑源这块“学术高地”，是具有影响全局意义的“国家级”存在。元好问称其为：“河朔文脉渊薮”（《中州集》）。 而吴澄（元代学者）则评：“金源氏（指金朝皇室）亡，中原文献独存于浑源”（《吴文正集》）。这些评价，褒义高峻，但浑源当之无愧！

恒山儒学（亦或浑源）另一个制高点是在清代。清代浑源儒学在科举数额、出仕官吏品级，特别是在学术贡献上，或许亚于金元时期；但亦有其更加鲜明的特色以及出色成就，仍不失为国家级别的“高地”。表现在：浑源此时形成了更加扎实的书院、私学、家学“三位一体”的教育基础，较长时间酿成“实学风潮”，造就浑源务实官风、民俗，推动了清、民时期浑源县域仕农工商的“联动发展”。“实学之治”，或者正是恒山儒学最后闪光的笔墨。浑源的清代书院是在金元明时期书院文化闪光余绪上再铸辉煌的。恒山翠屏峰北麓名贯儒林的翠屏书院曾是金朝状元刘撝和金尚书省右丞苏保衡[11]的读书处、讲学处，其在学术上的中枢地位、以及在儒业传承上对后世的影响力可想而知。凤山书院则始于明季，由明礼部司务孙聪[12]出资筹办。据《乾隆版浑源州志·山川》载：“凤凰山在州西北七里，高二里，盘踞五里，神溪水发源山麓。明司务孙聪建凤山书院于麓，辟凤鸣亭、翠微楼、得月轩、秋香圃、藏书窟、鼓琴洞、弈棋台、钓鱼矶、碧水窦、彩云岩、金鱼塘、瑞莲池，号为佳胜”。到了清乾隆时期，浑源知州桂敬顺筚路蓝缕，传薪续火，对于浑源的文教建树做出杰出的贡献。他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创建恒麓书院。州署东侧，置舍九间，初名“步云”（后改称恒麓书院），草创惟艰。这应为恒山的第一座官学。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又一任知州严庆云因“步云”狭窄，在州城东关另择新址，建房56间（时称东关书院，后定名恒麓书院）。经此两任贤达的恩持和照拂，这座“官学”成为清时浑源最著名的人才培养基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座书院自1902年始，得沐变法春潮，响应清末新政，改革课程设置，注重实学教育，培养了大批实用人才。在私学（基层教化网络）方面，商帮义学如雨后春笋，融合商业伦理与儒学，锻造了几代儒商。家学方面，浑源儒学世家原本有盛名于晋北，入清300年，更加开枝散叶，郁郁知文。清代浑源居民识字率超35%（远超山西均值22%），私塾密度居北方之首，达到每千户4.7所。从科举直接成果看，浑源清代中进士者虽然仅有6人，远低了金元，但举人和贡生数量多达143人（其中举人89名）；经史学类著述也比不过金元，但所培养成才的基层士绅及其所传授的经世致用实学知识，恰恰是当时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还有栗毓美这个典型历史人物的出现，则更加富于启迪：栗毓美清乾隆十八年（1778年）出生于山西浑源县。他以一个“拨贡”身份考授河南知县，又以练达务实获得升迁，特别是在任河南山东河道总督、主持豫鲁两省河务期间，他以爱民情怀治河、以勤廉作风治河、以实学科技治河，实现了1832—1840年主持东河任期中，黄河、运河实现连年“秋汛安澜”，不仅让豫鲁数百万生灵免遭水患。还为国家节省白银250万两（占河工年预算25%）。他躹躬尽瘁，卒于任上，得君怜民敬，获千古美评……栗毓美是巍巍恒山的贤良之子，在吏林他与林则徐齐名（时称“南林北栗”），在豫鲁他被敬为“河神”……在他身上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中国儒学学派“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的显学优势，也可以看到儒学在实学阶段与时俱进的进步成份。这是恒山古代文化中最可贵、最有价值的部分。

恒山儒学，无论是金元时期，还是滿清时期，其思想和学术意义都不应被低估：这是一种“小地域”与“大历史”的互动，本质是边缘地带对中心变局的回应： 恒山的文化人利用当时代制度的缝隙（如科举配额）实现文化突围，以儒学为工具重构乱世中的家庭伦理和社会秩序，在民族交往中探索“超越族群的文明认同。 他们做到了尽善尽美。这一过程不仅塑造了恒山强大的文化基因，更为中华文明在多元王朝时代的存续提供了关键路径。对此，我们应向恒山文化致敬！

（五）关于“塞上金窟”



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经济的繁荣，常常是以文化的勃兴为内在动力的，而文化勃兴的外延又常常表现为经济上的硕果累累。当然，就广义来讲，经济活动本身也是一种特色文化。古代恒山地区，或言浑源行政单元中五彩缤纷的文化表现和众多可圈可点的文化成就，除了得益它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同时也依赖于这一方水土所养育的勤劳人民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晚清民国笔记、诗钞等，多有描写龟城浑源商贾及其市井状况者，言州城商贾辐辏，钱行林立，每至冬令，驼队麇集，夜市如昼，人呼‘小归化城’。（归化城即今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市）” 这种在塞北苦寒之地出现的银流如织，市廛喧阗，驼马嘶风，灯火彻夜的商业景象，甚至可与晋商故地“祁太平”（晋中祁县、太谷、平遥）相媲美，于是“塞上金窟”，被传为一时之誉。

浑源州作为晋北相对独立经济单元中的一部分，其经济发展状况大约也多从金代开始疏理（和第一个文化高地同步）。金代晋北在女真贵族治下，形成农牧结合为主的经济形态，同时，浑源由于地形多山，干旱少雨，大抵主要依赖手工业育养人口，冶铁和制陶、酿酒等手工业等开始形成规模，被纳入西京的“内需格局”。元代，由于大同成为北方跨国贸易重镇和兵器生产基地，浑源在农牧、手工业的基础上，得天独厚的驿道贸易也随着兴起，开始建立起沿着“广义飞狐径”线路，南越恒宗，北跨长城的远足商业贸易网络。明朝大部分时间，北疆实行闭关锁国，但在国家屯田经济的主导下，以粮食交换“盐引”的南北贸易成为大宗。长城内外生活必须品的走私贸易趁势暗流涌动，甚至孕育了精明而强大的晋商集团，浑源以其较为成熟的手工业制品成了边贸集散中心。明蒙“隆庆和议”（1571）之后，民族融合经济迅速驶入快车道[13]，但好景不长，明清兴替间，突爆“姜瓖之变”（1648年）[14]，后又引发“大同之屠”（1649年）[15]。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连帶浑源也陷屠城灭顶之灾（1649年农历八月二十九日）。之后，产业荒辟，民生凋零，经济重回谷底（屠城后成年男丁仅存1950人）。直到大清王朝渐行渐稳，彻底完成了“三征格尔丹（1690一1696年）”和“二战金川（1747一1776年）”等北方战事之后，随着整个北方经济进入正常发展期，浑源经济才迎来了它的繁荣时代。

中国古代历来都把地方的人口增减作为官员政绩考量的第一要素。据清乾隆版《浑源州志》载，雍正十二年（1734），浑源州人口中男丁从屠城后的1950名增至3632名，113年只增长1682人。年平均增丁只有15人。到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28年中浑源州男丁即增至5083名。男丁每年男丁增长已达58人，呈现几何极数增加。这或许与雍正朝实行“摊丁入亩”的税制改革有关——许多失去土地、又不堪税赋、流亡在外的农民，在新政策感召下，纷纷回归故里。至光绪六年(1880年)，浑源州的总人口骤升至140580人，其中成年男女为89642人，未成年男女为50938人，是有史志记载以来人口数量首次超过10万（仍疑有较大规模的人口迁入），达到14万余，创造了浑源人口史上的奇迹。

人口增长与经济繁荣相辅相成。同治光绪之季，浑源的手工业作坊日臻齐全，星罗棋布。从生产到生活的各种用具、用品，凡所应有，无所不有。市场繁荣之景、经济活跃之状，在晋北一带仅次于府城大同。百工百业之中，以酿酒、造纸、黄芪生产加工“三大行”业绩最为骄人。浑源白酒历来是销往外埠货物之最大宗，极盛期的民国元年（1912年），有缸坊103家，烧酒总产量849.75万斤。浑酒的最大销路，为河北省之行唐、完县、唐县、涞源及保定之数十县，其次为归化、张家口、库伦（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以至有了“抽水烟下兰州，喝烧酒浑源州”的口碑。造纸业是仅次于酿酒业的第二大手工业（以造麻纸为主）。民国时期，县城麻纸坊有28家、从业者500多名，年产麻纸3万捆。除本县销售外，大部运往邻县与内蒙古等地。黄芪是浑源的著名土特产品。黄芪的生产、加工、销售是仅次于酿酒、造纸的又一大行业。从明代至清嘉庆、道光年间，浑源已成为药都祁州（今河北省安国市）的黄芪重要输入地，兴盛期一直延续至民国。据记载，民国时期浑源跑祁州运输黄芪的骡帮子就有20多个，计有骡子500多头、脚夫200多人，每年输出黄芪达60万斤，最高年销量达到100万斤。“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祁州的药都地位被天津取代，由天津加工的“冲正芪”远销海外，闻名遐迩。除此三大宗之外，浑源的制铜业、印刷业、皮匠业、毡帽业、成衣行、染坊行、采煤业、石灰业、砖瓦业、制盐业、铁匠业、银匠业、白铁业、木器业、笼箩业、麻绳业、油漆业、花炮业、硫磺业、陶瓷业、砂器业、油坊业、制香业、柳编业、纺织业、修磨业、草编业等，分门别类，数不胜数。

非常值得研究的是浑源晚清年间的商业“六大行”，即钱行、典当行、大货店、六成行、百货行和医药行。“六大行”中，钱行（也称钱庄、钱号或银号）是百业之龙首，以存款、放贷、汇兑为主要业务，具有操纵市场的能力。浑源钱行兴盛于清末、民国，贯穿于整个近代史，其功能相当于现代的银行。1932年前后，浑源城计有钱行共67家。在一个14万人口的北方县城中，拥有如此多的钱庄、银号，这个数字是非常令人吃惊的。在钱行中，以恒裕银号的规模居首位，总资本为白洋6万元，银号可出具自印银票10万元，私人存款年约14万元。这在当时已是相当大的规模了。典当行即是当铺。光绪十三年（1887年）时，浑源县即有19家之多。大货店即批发货栈。以运销批发货物为主，经营大批土布、棉花、粮食、京广杂货、苏杭绸缎、海味、干果、山货、铁器、本地土产等等。六成行，即以浑源当地的“六谷（稻、粱、菽、麦、黍、稷）的加工和营销为主。有烧酒、碾米、磨面、榨油等。“六成”店铺历史悠久，遍布城乡，民国为最盛时期，开办有40多家。棉布百货业，又称布铺或“京货铺”，民国期间，有字号30多家。主要经营绸缎、棉布、针织品、大小百货、景德镇瓷器、中成药等，主要货源地有上海、苏州、杭州、北京、天津等大城市，每年大宗货物至少周转40次，周转资金50万元大洋，销售额至少达到1000万元大洋。中医行是由走方郎中和中药铺联袂组成。清朝、民国期间，浑源城内先后创办过62家中药铺，经营中草药、中成药，药铺大多有临街铺面和坐堂中医。1939年浑源发生水灾，中医行中和成恒药铺敞开收购黄芪，在大同创办兴盖公货栈，在天津创办和成恒国药行并开办黄芪加工厂，黄芪销量占据了天津黄芪业的半壁江山，并远销海内外。业主武修仁获得津门“黄芪王”的盛誉。钱行、当行、大货店、六成行、百贷行、中药行，朝夕忙碌，日进斗金，生意辐射至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宁夏、河套，甚至远达上海、苏杭以及蒙古库伦。就像清乾隆时期，“邗沟通于扬子（长江）”，漕帮、盐帮汇集在瘦西湖畔，扬州城被称为“销金锅”一样，浑源古城也有它的时代浑名：从“小归化城”到“小苏州”，再到“塞上金窟”。

着眼于现时代大数据下的商贸文化理论，来看待浑源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商业贸易的文化潜质，它无论如何都应该是中国通往蒙古国和俄罗斯“万里茶道”（从中国福建武夷山区直到俄国莫斯科）上的一个重要节点。也就是说，它理应在“一带一路”文化的总系统之中。但是，查阅清民文献，浑源却没有大宗茶叶承运、仓储、交易的记录，也没有大批马匹以及草原毛、皮货物集散的设施和遗迹。其实，怪中不怪！当更深的文化调查伸入浑源肌理中时，我们才发现，原来在“万里茶道”的物资大循环之中还包含着一个繁盛的地域小循环：精明的三晋茶商驱动着大批武夷茶砖，一路北上，到达恒山山脉南麓时，便依地形自然分为两路：东路，走定襄、繁峙、蔚县，出飞狐陉，达张家口，然后向二连浩特（中蒙边境）；西路，走忻州、崞县，过雁门关，达杀虎口，入归化城，然后也向二连浩特；两路仿佛有意绕过了浑源古城，赶奔二连又相会，再然后是前往库伦（蒙古首都乌兰巴托）、恰克图（蒙俄边境城市），最后抵莫斯科。然而，返程就不一样了：在两路上赚的腰缠万贯的三晋行商，分别在归化和张家口“下货”之后（大宗是马匹、皮货、玻璃制品等），则要分成“驼队”和“骡帮”，装载小麦、莜麦等粮食（这是浑源居民的生活必须品），其间夹带大量银元、黄金（镖），以驼队走西路，骡帮走东路的“老规矩”，到浑源卸货，特别是“存银”，换取汇兑票据。返程时还要捎走浑源的白酒、麻纸、黄芪、铜器、铁器、陶瓷等，由归化城转销库仑，由张家口转销京津。到这时，浑源州的在万里茶道上的角色形象才显现出来了：位在内外长城之间，“可折天下脊”的崇山峻岭中——这是个真正的“藏金之窟”（或许也算对二千四百年前赵简子在恒山藏“宝符”的一则新解）。

文章写到此处，我又回想到文章开头时所引用的毛泽东主席的那首词，在“鲲鹏展翅九万里”，“背负青天朝下看”的下句：原来“尽是人间城廓”！芸芸众生，如蚁如蜂，人间城廊中看似他们主动留下的痕迹，其实并不尽然！细细想来，诺大的布局，多在天功，虽亦言事在人为，却必得顺理成章。这鹏背巡天、方知万里商道上的“小循环”，非惟人谋，抑亦天时也！从此出发，举一反三，始知恒山文化之真谛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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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之谓，乃书籍文章“头绪”之所由也。或破题立纲，或统摄铺排，皆由此生发。本文立言，意在“指归“，即欲将上文所述五个部分：“人天北柱”、“折天下脊”、“三教同山”、“儒学高地”、“塞上金窟”，确立为恒山文化的五大母题，以文张目，广而告之。不惟抛砖以引玉，更冀他山之石可攻玉，让孔明致亮，发扬光大。从这些头绪和诉求出发，全书共铺布十多篇文论，即：①《玄武气象——浑源古城面面观》、②《牺尊将将》——李峪青铜器折射出的桑干河文化繁荣、③《悬空寺，由“玄”而“悬”，道教“天宫”遗韵与三教圆融的空中交响》、④《风铃与狼烟交织中的文化乐章——浑源圆觉寺塔900百周年纪》、⑤《永安万福》、⑥竹管中吹出的文化经典及其变态——初论浑源律吕神祠的层累性构成）、⑦《丛桂蟾窟——从浑源文庙，看北岳的金元文化》、⑧《凤鸣声声——浅谈北岳恒山历代诗歌创作的历史脉络与艺术特色》、⑨千年文枢，尘封圣光——漫道浑源龙山富藏的精英文化、⑩《近代浑源工商业漫谈》、①①从地方志到世界遗产预备名录——桂敬顺对浑源文化发展的历史贡献、①②《栗毓美其人及其时代意义》、①③《金龙峡——飞狐陉，中国北方民族融合的通衢大道》。①④浑源地名考。作者皆为本县、本市之文化宿将，希望能产生一批站在恒山文化最新研究成果的潮头之上，有思想、有理论、有文采的好文章，以襄北岳，以飨读者！

注释：



【注1】颛顼。上古五帝之一。在道教神话体系中被尊为北方天帝（黑帝），‌《恒岳志》‌记载颛顼氏治理太恒山（即北岳恒山），并被奉为山神。‌‌

【注2】牺尊。青铜器。1923年山西浑源李峪村出土，长58.7厘米，具有温酒功能，现藏上海博物馆，为“镇馆之宝”。‌

【注3】莲鹤方壶。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的青铜器。1923年出土于河南新郑李家楼郑公大墓。河南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注4】梁启超全集三 （北京出版社 · 1999年7月：1404-1405）

【注5】梁辰选注 《历代名人咏邯郸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1996-01：238）

【注6】毛泽东词《念奴娇·昆仑》，作于1935年冬天。

【注7】北魏太和十五年即公元491年‌。时值“太和改革”之关键时期。后三年（494），北魏平城京即迁洛阳。为迁都作准备，孝文帝派遣蒋少游出访南齐，绘制建康城布局并主持建造洛阳城。平城中，道坛迁恒山，亦为迁都准备的一部分。

【注8】“金邑人碑文”是由清道光辛卯恩科（1831）举人王尊贤在同治三年（1864）“重修悬空碑记”转述的。王尊贤，晚清进士、民国著名诗人王念祖之祖父，曾任过山西省解州府平陆县儒学正堂。在写这通碑文时，王尊贤已经退隐林下，居住在故乡浑源县城。

【注9】清乾隆版《浑源州志》载：“律吕神祠在城北七里神溪村孤石上面，北魏时建立”，“元世祖六年重修”。

【注10】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第二卷第二章在释道安“游学、避难和早期传教活动”一节中讲（157页）：“东晋永和七年(351)，因冉闵挑起民族仇杀，原后赵所徙青、雍、幽、荆四州之民及氐、羌、胡、蛮数百万口，各还本土，道路交错，互相杀掠，且饥疫死亡，其能达者十有二三。中原大乱，人相食，无复耕者。大概就在这一年，道安北上至雁门郡的飞龙山(一名封龙山,在今山西浑源西南)避难，同行者有同学竺法汰。他当沙弥时的朋友、冀州人释僧光比他先到此山。释僧光是西晋时“常山渊公”的弟子，“励行精苦，学通经论，值石氏之乱，隐于飞龙山”。二人相逢欣喜，共同研究佛教义理。”

【注11】苏保衡（1111—1166），字宗尹，汉族，云中天成（今山西天镇县）人。金朝大臣。曾任太常寺卿、礼部尚书，大定三年（1163年），出任参知政事，南下主持金宋议和事宜，回朝升为尚书省右丞。

【注12】孙聪，明代山西浑源人，曾任礼部司务。在家乡创建 凤山书院 。目前保留有 《凤山书院十二咏》 等文献记载其建设细节。

【注13】隆庆和议是明朝与蒙古在隆庆年间（1567-1572）达成的重要协议，结束了双方近二十年的军事对峙，并通过封贡、通贡和互市实现边境和平与经济交流。 ‌

【注14】姜瓖之变是明末清初山西大同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指姜瓖于顺治五年（1648年）十二月起兵反清，试图归附南明，最终因清军围剿失败。

【注15】大同之屠是清顺治六年（1649）清军在山西大同实施的一次大规模屠杀事件。该事件由多尔衮、阿济格等满清亲贵主导，发生在姜瓖起义反清后清军攻陷大同之时。 ‌

李尔山2025年6月于恒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