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之行：尋回失聯的女青工

何苦呢

　　一九八三年的五月，空氣裏已浮動著異常的燥熱。一份來自河南民權縣公安局的函件，擺在辦公室桌面上——失蹤近半年的車間女工Z某，竟被拐賣到了那個遙遠而陌生的窮鄉僻壤。震驚與沉重壓在心頭，由車間、人事科和團委組成的三人工作組，肩負著領回或解救她的責任，在一個同樣燥熱的晚間，踏上了北上的旅程。

五月二十八日，九江碼頭，汽笛嗚咽。我們乘江輪溯流而上，渾濁的長江水裹挾著兩岸的綠意奔湧。抵達武漢，來不及看一眼黃鶴樓的身影，下午買不到列車臥鋪便匆匆擠上開往鄭州的直快列車。車輪撞擊鐵軌的哐當聲在悶熱的車廂裏迴響了一夜，窗外是無盡的、沉入黑暗的華中平原輪廓。綠城鄭州的晨曦帶著灰撲撲的倦意，我們停留一天，次日又輾轉擠上開往開封的列車。風塵僕僕抵達開封，這座古城在暮色中顯得有些疲憊。休整一夜，翌日下午，我們便朝著最終的目的地——民權縣進發。

▼一九八三年六月一日工作組成員一行三人在河南開封龍亭合影留念

　　民權縣，與著名的蘭考縣毗鄰，是河南當年出了名的貧困縣。此前對它的全部印象，僅僅停留在“民權葡萄酒”那點微薄的名氣上，暗示著這裏曾有過成片的葡萄園。清晨，我們從縣委招待所那簡陋的房間裏出來，迎面便是喧囂的早市。街道兩旁擠滿了擺攤的商販和趕集的農民，吆喝聲、討價還價聲、雞鴨的叫聲混雜在一起，空氣裏彌漫著塵土、汗水和生鮮蔬菜的味道。我們穿著簡單的行裝，試圖低調融入，卻意外成了焦點。幾個攤販好奇地打量著我們，交頭接耳，最終竟有人湊過來，帶著樸實的笑容問：“同志，你們是哪個劇團的？晚上演啥節目？”這突兀的詢問，像一根刺，瞬間紮破了我們對貧窮的想像邊界——原來閉塞至此，以至於我們這樣普通的外地人，竟被當成了難得一見的“演員”。

上午，我們如約走進民權縣公安局。接待我們的領導神情嚴肅。他證實了這女青年的情況：半年前，她就在本縣一個極其偏遠的村落裏。是公安人員在前些日子例行走訪時發現了她——一個說著標準普通話、明顯有文化的年輕女子，與周遭的環境格格不入，這反常的存在甚至一度讓警惕的公安人員懷疑她是“臺灣特務”。幾番審訊，她才道出實情：因家庭矛盾負氣出走，不幸在武漢口火車站落入人販子手中，被賣到了這裏。然而，當公安人員問她是否想離開時，她卻搖頭拒絕了。

我們急切地說明來意：她是我們工廠的員工，失蹤已久，我們有責任找到她，將她安全地交還給她的父母。公安局領導眉頭緊鎖，他坦誠地告訴我們，那個鄉是縣裏最窮的地方，像這樣從外地“帶”回來的媳婦竟有好幾家。他語氣凝重地強調：“人，不能強行帶走。否則，很可能引發群體性的衝突。必須尊重她本人的意願。我們能做的，是配合你們去見她，和她談。”

第二天，陽光熾烈。我們租了一輛破舊的小型客車，跟在縣公安局的綠色吉普車後面，顛簸著駛向那個未知的村落。石子路很快消失，車輪碾過坑窪的土路，揚起漫天黃塵。一個多小時後，車再也無法前行，我們只得下車步行。進村的小道兩旁，很快聚集起一群無所事事的孩子，像一群好奇的小獸追逐著我們。天氣悶熱，孩子們大多光著上身，皮膚曬得黝黑發亮，甚至六七歲的小女孩也赤條條的，羞澀又懵懂地跟在後面張望。這一幕幕無聲的景象，比任何言語都更深刻地烙印下“赤貧”二字。

終於，我們停在了一戶農家院前。低矮的土坯院牆圍著三間同樣低矮的土坯磚房。院門推開，一個身影出現在我們眼前——正是她。那一瞬間，我們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蓬頭垢面，頭髮散亂地粘著幾根稻草，身上穿著辨不出顏色的舊衣，腳上那雙布鞋破得露出了腳趾頭。昔日那個在工廠裏愛說愛笑、有點文藝氣質的姑娘，竟淪落至此！巨大的反差讓同行的女同事瞬間紅了眼眶，連我們兩個男同志也喉頭發緊，心痛得幾乎窒息。這場景，遠比我們預想的最壞情況還要悲慘。

公安人員上前交涉，要求只允許她與我們單獨談話。我們被讓進她住的房間。屋裏昏暗，彌漫著一股潮濕的黴味。唯一的傢俱是一張破舊的木床，床頭是用泥磚胡亂壘砌的臺子，上面鋪著一塊薄板。唯一的小窗戶糊著早已褪色發白的紅紙喜字，像一張模糊而諷刺的舊照。在這樣局促壓抑的空間裏，我們試圖說服她離開。然而，她的眼神躲閃，帶著一種難以言喻的執拗，反復低聲說著“不想走”。時間一點點流逝，焦灼感彌漫開來。無奈之下，我示意另外兩位同事先到屋外等候。

昏暗的土屋裏只剩下我們兩人。我看著她低垂的頭，儘量放緩了語氣，字斟句酌：“小…，我們都是青年人，我是代表團組織來的，帶著廠青年們的願望接你回家，我們不是來逼你的。你實在想留下，我們不會強行帶你走。但你想過沒有？你的父親，你的小弟，他們這半年是怎麼過的？心都要碎了，日夜都在擔心你！這點，你要相信。” 她肩膀微微抽動了一下，但沒有抬頭。我繼續道：“你覺得城裏的一切都讓你失望，覺得這裏的人淳樸，這家人對你好，這我理解，在他們能力範圍內，也許確實如此。但如果你真的決定留下，廠裏的工作關係，我們可以先幫你保留著。你想想，以你的文化水準，在這邊做個鄉村教師不是很好嗎？也有收入，也能幫到人。不如先跟我們回廠裏，把該辦的手續——比如工作調動、戶籍遷移這些，通過正式途徑、函調、辦妥。這樣，你留下也名正言順，不是更好嗎？” 空氣仿佛凝固了。過了好一會兒，她終於緩緩抬起了頭，那雙曾經明亮、此刻卻佈滿迷茫和疲憊的眼睛，深深地望了我一眼。那眼神裏，似乎有什麼東西鬆動了。

我立刻招呼公安人員和外面的同事進來，再次確認了她的意願。這一次，她沉默地點了頭。她簡單地收拾了幾樣東西，與那戶人家做了無聲的告別。走出那個令人窒息的院落，我們不敢有絲毫耽擱，幾乎是簇擁著她上了車。為防止夜長夢多，車子一路飛馳，揚起滾滾煙塵，直到開封火車站的喧囂再次將我們包圍。當晚我們買了最快一班去南京的火車票，直到列車車輪滾動，駛離河南的土地，懸著的心才稍稍放下。

到了南京，她車間的女領導一直悉心陪護在她身邊。我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帶她走進一家明亮的理髮店，洗去滿頭的污垢與稻草，剪掉枯亂的長髮，讓她重新露出清秀的臉龐。又用公款為她買了合身的衣服、鞋襪，褪下那身象徵苦難的襤褸。然後在南京多住了幾天，陪她調整心態，當輪船抵達九江碼頭，她的父母早已在翹首以盼。重逢的淚水與擁抱，暫時洗刷了半年的陰霾。

然而，她此後再未踏進過工廠的大門。大約一年後，我在九江喧鬧的街頭偶然瞥見了她。她也看見了我，臉上瞬間掠過一絲極不自然的尷尬，迅速低下頭，像躲避什麼似的，匆匆擦著我的肩膀走了過去，消失在人群裏。

她的身影消失了，但一個巨大的問號卻長久地留在了我的心裏：她，這個我們廠青年中的才女，文協會員，作品常登廠報和宣傳窗；父親是軍區大醫院的副院長，繼母是護士長，弟弟乖巧懂事……這樣一個家境優渥、自身有才華的姑娘，為何會走到離家出走、被拐賣的地步？又為何一度沉溺在那片赤貧的泥沼中不願抽身？這背後的謎團，如同那個豫東小村上空盤旋不去的黃塵，一直縈繞在我心頭，無從索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