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的岁月像条河

加州橙子

　　我高中毕业后，曾在一家工厂上班，大概有五年时间。我的工厂生产一种叫“水平仪”的光学仪器，是建筑施工时测量地平的一种仪器。

工厂的厂区很小，是占用解放前某个富商的庭院而建的。工厂里有一幢古香古色的二层小楼，陈旧的地板踩起来嘎吱作响，窗户由很多小格子组成的，玻璃嵌在里面，阳光透过它们折射出彩色斑点。这幢小楼是水平仪的组装车间兼行政办公室。厂里还有两栋后来才修建的平房作为生产区。说起生产区，其实就只有两个车间，一个是金属加工车间，生产水平仪的金属架，另一个是光学车间，做各种镜片。此外，还有个一做模具的小房子，里面只有一个老师傅。可以看出来这是一家很小的工厂。

工厂院子里种着几棵粗大的泡桐树和一些低矮的灌木。厂区安静干净，没有一般工厂机器的轰鸣声，不时会看见几个穿白大褂的人在院子里走动。不说的话，第一次来的人会误以为这是一个科研单位。其实，这是一家集体所有制的小工厂。在那个年代，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国家的两种企业制度，它们的并存是当时国情决定的。

全民所有制企业～特别是那些用“xx信箱”命名的厂矿，用今天的的话说属于“高大上”，能够进入全民所有制企业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反之，进入集体所有制企业有点脸上无光，即便如此想进集体所有制也没那么容易。当时我特别期待父亲帮我一把，哪怕是进一家小型的全民所有制单位也好。无奈，父亲完全没有帮我的意思，不管是进全民还是集体。当时我感到很失望，但也无可奈何。后来我想通了，帮了我就不是父亲了，他就是这么个人。最后是我姑姑和母亲合力帮我进了工厂。

进厂后，我被分配在光学车间做学徒工，每月工资十八块五，放在今天，这点钱连一杯咖啡都买不到，可第一个月领到钱时我却很兴奋，这毕竟是自己这辈子第一次挣到的钱。我把工资全部交给了母亲，让老妈替我保管。但说老实话，相比后来老妈给我的钱，我的工资不值一提。

　　刚开始我只能在粗磨车间磨胚子，胚子是由一大块有一定厚度的玻璃划成的一个个小方块，用钳子将它们的边边角角掐掉，弄成一个大概的圆形，用沥青和柏油混合的粘剂将十来个粘在一起，然后在粗磨机上滚动研磨，最后出来的玻璃就是一个比较标准的圆形状了。然后还要在机器上将它们加工成凸凹镜，这只是粗加工，后面还有精加工和镀膜。总之，我亲身经历后才知道，加工一个镜片包括我们佩戴的眼镜是多么不容易，要经过多道加工程序才能完成。一年后，我转入精磨车间，精磨车间对卫生的要求很严格，规定进车间要脱鞋，穿白大褂，因为一颗小小的渣滓都会在镜片上留下划痕。穿上白大褂后，感觉自己就像一个科研人员。

和我同时进厂的有四个人，三女一男。其中一个是比我早期一点的高中生，瘦瘦高高的，梳着两个小髻，我们两个比较谈得来。她被分配到楼上的制图室，和一位男技术员一起工作，比起进车间，描图员的工作既干净又轻松，每天就是描图嗮图，看起来技术含量比在车间的要高，颇令人羡慕。我与另外两个女生和那个男生一起，被分配到光学车间。

其中有一个女生颇令人印象深刻。她是老天爷眷顾的那类人，那会的人都是素颜，天生的美人胚子。一对毛绒绒的大眼睛，挺直的鼻梁，瓜子脸，身材高挑，说话声音柔和，即使用现在的眼光看，她也是属于非常漂亮的那一类女孩儿。她还有一个绝技，骑自行车从左边上下，但她平时并不是左撇子，估计是学自行车时故意这么学的。她每次经过厂门口，长腿一蹬上车下车，都会招来工友们的注目礼。那会儿的我连自行车还不会骑呢。美女不但长得好看能说会道，喜欢侃侃而谈，说话时，弯弯的眼睛自带笑容，不要说男生，就是女生也会多看她一眼。好多男工友都钦慕她，后来她和那位描图室的技术员开始谈恋爱，我那位好朋友没事就给我八卦一下，她和技术员在一个房间工作，任何一点动静都尽收她眼里。此前，技术员是我们厂里的大知识分子，很受领导器重，他的恋爱自然也受瞩目，何况是那样一位美人儿。再后来不知怎么的两人分手了，听说是女孩不愿意。我离开工厂几年后，技术员因车祸去世了，至于这位女同事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我家距工厂有五六站公交车程，刚进工厂时我还不会骑车，每天都是挤公交车上班。当时我乘坐的五路汽车贯穿城市东西方向，是最主要的交通线路，每天的乘客都很多，非常拥挤，特别是早高峰期。每当汽车远远出现在视线中，等车的人就拥下街沿蓄势待发，车还没停稳，人们就一拥而上，待车门一打开，四五个人同时往上挤，常常上上不去，下下不来。其实车子中间还空着一大截呢。上了车，人们像沙丁鱼似的挤在车里，随着汽车起伏颠簸。汽车像一只鱼，张着大嘴，一会儿吐出一些人，一会儿又吞进来一些人，一站一站的往终点站进发。我的工厂是终点站倒数第二站，到最后，车上的人已经下得差不多了，我才能从拥挤的车厢中解脱出来，轻松地舒一口气，运气好的话还可以坐下来。

这条公交线路的最后一站是当时成都最大的游泳场～猛追湾游泳池。在我的少年时代，每逢暑假时我和大院的小伙伴都会相约一起去游泳池游泳，我们每次都是走着去，大概要一个小时左右，头上顶着个大太阳，走到后已经是大汗淋漓，当跳进冰凉的游泳池时别说有多舒服了。现在叫我走那么远的路，我是想都不敢想了。我在工厂那几年，每次在汽车上看着儿时走过的道路和沿途的景色，尽管中间隔了差不多十年时间，但在我的感觉中一切都仿佛是不久前的事情。

在工厂上班的那五年，是社会最动荡的时期。我写东西一般不喜欢用“最”字，这是我老爸教我的。但本文中的这个“最”却名副其实。用一句古诗词来形容，叫做“黑云压城城欲摧”。几位伟人相继去世，形势有失控的迹象，未来的道路怎么走，全部是未知数，大社会的动荡也反映在小工厂。我们工厂的书记五十开外，矮矮的个子，脸上随时都是笑眯眯的，是一个朴实而憨厚的人。而我们的厂长是一个女强人，北方人的口音基本川化。她做事果断，口才一流，是工厂当之无愧的决策人。可想而知，在当时的环境下，女厂长受到的冲击比男书记的更大。关于她的大字报铺天盖地，院子里白花花的一片，上面的红叉令人心惊胆战。因为她一贯的正直，很多工人对是她不错的，虽然被停职下放到车间，她还是经常在下班后，把我们这些年轻人叫到她的办公室学习有关文件，一起参与团支部的组织生活。后来形势变化后，她又重掌工厂大权，不过那时我已离开了工厂。

有趣的一件事情是，我的工厂与我的出身地竟然重合了。我出生时，父母亲在《成都日报》工作，我的工厂与《成都日报》仅一墙之隔。经过《成都日报》的大门后向右转，一条长长的巷子出现在眼前，巷子尽头就是我的工厂。有时候我想，这是冥冥之中的一种缘分吧。

工厂的那段经历对于我来说还是挺有意义的～第一次以工人阶级的身份踏入社会，第一次领到用自己劳动换来的报酬，第一次亲自参与一场运动，此前父亲的遭遇曾让我被动接受过运动的洗礼，而这一次却不同，是自己真切的体验。这时的我已不再是不谙世事的儿童和少年，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已经成熟，事实和谎言已可以分清，黑白颠倒可以辨明。

有时候我想，如果当年我去上山下乡或进了一家国营大厂，而不是进入这家像作坊似的集体所有制工厂，今天的我会是什么样。也许，就不会有后来发生在我身上的所有事情。看似的偶然，其实都是生活的必然，它注定让我成为了今天的我。至于我为什么没有上山下乡，全因沾了国家政策的光，而我父亲在这件事上没有坚持，倒是让我有点意外。

在工厂那五年，不管是周遭的政治生态还是生活水准，都属于比较艰困的时期，不过所有的感受都是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的。在当时，好像也没有什么不能忍受的。不管多么艰辛，生活自有它的况味，也有一些小确幸，譬如领到工资后的喜悦，第一次带手表的不习惯，第一次骑着自行车上班…。

后来我考取大学后离开了工厂。当我最后一次走出那个巷子向回张望，工厂的那扇门，门上挂的牌子都仿佛在说，这里承载着一段你的经历，是一首难忘的生命之歌，尽管时间逝去，但它一直蛰伏在你的记忆深处，总有一天，你会把它们唱出来。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