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拾零（二）

芮永华

王秀珍是“四人帮”在上海的重要成员，在十年动乱中她迅速走红，成为政治上的“暴发户”。

王秀珍1935年出生于贫穷的农村家庭，小时候忍饥挨饿。1950年招进辽宁省辽阳纺织厂当了工人，有强烈的翻身感。由于工作表现出色，先后被评为市先进生产者，省劳动模范，东北地区劳动模范。还先后被选为辽阳市、辽宁省人大代表。

1956年到上海纺织工业学校学习，60年毕业后到上海纺织局设计院实习，61年分配到国棉30厂任技术员、工段长。

1966年5月文革开始时，王秀珍认为自己一直受到厂领导的压制，职务上多年得不到升迁，与在东北的荣誉相比，落差悬殊。因此心里有气，于是带头起来造反。

后来遇上了同为东北老乡的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事、工人造反派司令王洪文，两人一拍即合，互为知己。前者以对方“马首是瞻”、成为铁杆支持者；后者则视对方为心腹，大力提携。从此，王秀珍开始发迹。

俗话说：一人当道，鸡犬升天。

1972年王洪文调到北京，被作为党的最高领导“接班人”考察培养，红得发紫。王秀珍则趁势上升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这是她做梦都不曾想到的，可谓平步青云、春风得意。

如果说，运动初始时，王秀珍的朴素信念是，除了要改变自身的政治境遇外，主要还是响应毛主席党中央号召，防修反修，保卫红色江山，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那么现在，她心里的天平已经发生倾斜，个人私欲日益膨胀，为了保住已到手的权位，紧跟四人帮，疯狂迫害老干部。

•王秀珍1978年交待材料手稿（2页）

【 揭发交待煽动迟群等人写“走资派”反动电影的罪行

一九七六年二月，在北京开打招呼会议期间，有一天晚上，于会泳来京西宾馆马天水的住处，与我们进行反革命大串连。于会泳说：二月初，春桥找我去，他指示我们电影、戏剧、音乐、舞蹈等都要写大“走资派”，这个指示很重要。很有现实意义。写杜文杰式的“走资派”太小了，现在要写省委以上的“走资派”的电影配合当前的斗争。去年上影帮了我们文化部的大忙，出了几部‘好’影片，如《春苗》、《战台风》、《第二个春天》等。今年上影还要出几部写大“走资派”的好电影。徐景贤说：你们把春桥关于写大“走资派”作品的指示告诉我们以后，我们就开会传达了。我们要认真抓好几部影片（徐讲了内容）。我对于说：《决裂》这部电影非常感人，要写大“走资派”的电影要超过《决裂》，清华‘反击右倾翻案风’，他们与刘冰这个正在走的“走资派”作斗争，还有“投降派”，可以写电影剧本。徐景贤说：我们有这个打算，写清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电影，马天水说：你们文化部多拍一些与“走资派”作斗争的电影，配合当前‘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形势。我还说：福建省也很典型，可写“还乡团”怎样‘还乡’的电影。于又说：现在要写大“走资派”的题材可多了。我们文化部分批开写大“走资派”作品的创作会议，把春桥指示落实下去。江青指示，把几部“好”电影要改京戏，《春苗》、《第二个春天》等改为京剧，《春苗》电影改京剧任务给上海《龙江颂》剧组，一定要把这个写“走资派”的戏创作好等等。

二月二十五日晚上，迟群、谢静宜到京西宾馆马天水的住处，与我们进行反革命的大串连。迟群吹嘘他们怎样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他们怎样面对面与刘冰作斗争的等等。我对迟群说：清华‘反击右倾翻案风’搞的好，有刘冰这个正在走的“走资派”，还有“投降派”，你们可以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电影剧本，你们写好了送我们上影来拍，配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迟群说：我搞阶级斗争还行，写电影剧本可不会写。徐景贤说：清华、北大还是有人才的，你（指迟群）不会写不要紧，你抽些人出来，先搭个写作班子，由写作班子来写剧本，你们人力上有什么困难，我们支援你们，我们可以派专业人员给你们。迟说：搭个写作班子可以。马天水说：把清华‘反击右倾翻案风’拍个电影教育意义更大了。

以上是我煽动迟群写反动电影的罪行。

犯罪人，王秀珍 1978.5.30 】

•于会泳 有音乐才华，因受江青赏识，从上海音乐学院的系主任，迅速蹿红当上了文化部部长。1977年8月在隔离审查期间服毒自杀。

•马天水 1977年被宣布为“四人帮”死党，开除党籍并以反革命罪被正式逮捕。 1982年，在关押期间，患反应性精神病，丧失供述、申辩能力，最终免于审判。1988年11月15日，死于精神病院。

•徐景贤判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1976年10月起在上海市监狱服刑，1992年6月起保外就医，1995年5月刑满释放在家，2007年10月卒。

•徐景贤和葛蕴芳

《上海地方志》记载了“四人帮”的上海余党，在1976年期间阴谋篡党夺权，策划武装叛乱的详情：

【1976年6月，毛泽东病重，王洪文多次催促上海市委要给民兵发放武器。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密议：“军队要出乱子，要打内战”，“手里要有点力量”。王秀珍向市民兵指挥部布置：“当前复辟势力很严重”，要“准备打仗”。8、9两月，共突击发放枪支75842支、大炮300门、各种枪支弹药1000多万发，并储备了粮食等大量战备物资。9月9日，毛泽东逝世后，王洪文、张春桥多次告诫他们在上海的亲信骨干“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考验”、“上海要有大考验，要打仗”、“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要准备上山打游击”。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对“四人帮”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7日凌晨，中央办公厅通知马天水与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一起去北京开会。8日晚，“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获悉“四人帮”已经被隔离审查的消息之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要干”，“要拉出民兵来，打一个礼拜不行，打3天、5天也好，让全世界都知道。” 宣告了要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并确定了武装叛乱的指挥班子：设置两个指挥点，一号点设在丁香花园，由徐景贤率领，负责总的指挥和舆论准备，另一路由王秀珍率领，设点在市民兵指挥部（后转到东湖路招待所），直接指挥武装叛乱。徐景贤写下手令：“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2500人集中，3.1万人待命（晚上集中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 交王秀珍执行。之后，各自进入了指挥点。

中央对“四人帮”在上海余党的阴谋活动采取有力措施，部署解放军部队对上海采取包围之势，以防突发事件。并要马天水打电话通知徐景贤、王秀珍于10日去北京开会。徐景贤、王秀珍去北京，反革命武装叛乱没有了指挥者......（留下的叶昌明、陈阿大、马振龙、朱永嘉、王知常等开会商讨对策）会议没有结果，大家一哄而散。】

•“四人帮”中的“上海邦”，左起王、张、姚、徐、王

•姚文元和金英

•王洪文家庭

•王洪文妻子崔根娣

• 1977年5月18日，上海市委召开揭批“四人帮”及其在上海余党的反革命罪行大会。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被迫在会上交待自己的罪行。

1982年8月21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作出判决：王秀珍因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王秀珍受审

值得一提的是，王秀珍虽然被判刑，但她的家人几乎没有受到牵连，尤其是她的女儿，没有因为母亲的事而影响学业，工作也有了着落。她的一个女儿被招进一家全民所有制单位，另一个女儿也考取了技校。

•出狱后成为普通人的王秀珍

1994年2月王秀珍刑满释放时，一切都已经物是人非，上海滩繁华依旧，但她却成了无工作、无收入、无住房的底层人员。王秀珍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此后，在亲朋好友的接济下勉强维持生活，她曾多次到有关方面反映，希望按照她的工龄落实养老和医保待遇，但并未得到什么回复。

王秀珍不愿给子女增加负担，就找了一份清洁工的兼职，每天早出晚归扫大街，挣一点钱在外面租了一间民房暂住。

不久由于突发疾病，王秀珍病倒在出租屋里，由于当时没有人在身边，也没有得到及时救治，她就这样仓促地离开了人世。

命运的大起大落，人生的大喜大悲，在王秀珍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当年公诉人在法庭上对王秀珍为什么要如此疯狂地迫害他人的动机和目的进行了追问。

问：“你为什么要如此无缘无故地迫害别人？”

王秀珍答：“不打倒陈丕显、曹荻秋及他们在上面和手下的人，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和我们这些人是上不去的。”

由此可见，他们的目的就是要以迫害别人来为个人谋取权力和私利。

《红楼梦》里有诗云：“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杠......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

王秀珍的悲剧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无论身处什么样的环境，做人一定要坚守本心，选择善良，绝不可私心损人，否则最终必会害己，后悔终生！

（完）

20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