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不由人》连载（18）

张琦

第三章 苦也芳华

人到暮年时回忆青春岁月，拾起的大概只是时间的碎片。有些回忆被拿起又放下，放下又拿起。记忆成河，现实与往事重逢，总是悲欢交错。

我的青春是在孤独、压抑中度过的。有过些许的快乐，也是一个人独自默笑，其中的苦楚只有自己知道。有些伤痛块垒于心，掰得开，抹不掉，不经意偶尔泛起，便刹时尽漫心头。如今，那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啜泣与叹息，对我已成为遥远的回声。且借一纸素笺，浅淡地勾勒一帧那早已散落天涯的华年碎影，以薄奠无邪无辜的青春，仅此。

1970 年 1 月 12 日，我家乘坐的运送下乡人员的汽车，驶离沈阳城向北艰难行进。跟随母亲去农村插队落户的家人有我和哥，还有父亲。因为母亲属于走“五七”道路，这事儿“光荣”，父亲不能“沾光”，不许他与我们同车前往，要另行遣送，以示敌我分明。两个

在外地当知青的姐姐请假赶回来随车送行。当天，沈阳市最低气温零下 31℃，目的地振兴公社最低气温零下 38℃。路况不好，车况也不好，一路颠簸，走走停停。沿途荒凉，连只鸟儿也少见，大概都飞往城里逃生去了。

车里冻成了冰窖，呼出的气瞬间凝成霜花，挂满了眉毛和帽沿。不知谁家的一面镜子被颠成了碎片，手冻僵了无法拾起，用脚踢到座椅下面，没踢净的那些玻璃细屑闪着刺眼的寒光。中途下车去野地里方便，手冻得解不开裤带，要先用嘴哈出热气暖一会儿才行。自带的干粮和水都冻成了冰坨子，路上没吃没喝，一车人苦不堪言。

饥寒交迫中，脑海里闪出一个在书中看过的词：“流放”。书上说，被流放的人主宰不了自己的前程，只能听天由命。暗想，我们算是被“流放”的吗？

两百公里的路程足足行驶了六个半小时，日暮时分抵达振兴公社。汽车不再往前送，各家由接收的生产队派马车来接应。苍灰的天，眨眼功夫就暗了下来，气温更低。众人焦躁不安，拖着冻麻的腿脚，挤进公社机关办公室围着火炉取暖。

我家落户的枫树大队河源村，路程最远，车来得最早。手脚还没暖过来，就匆忙爬上马车继续赶路。转过一个山头，天就彻底黑了。

山风呼啸，马蹄声碎，一路荒村僻野，阒寂苍凉。朔风挟沙，抽在脸上刀刮般地疼。冻出的鼻涕眼泪，混着呼出的热气，在脸颊上结成冰粒。很快腿脚冻得没了知觉，血似乎在一点点变凉，那种生命的无奈感，令人意志消沉。

骡马也辛苦，十二公里路程，走了一个多小时，晚上七点到达目的地河源村。

河源村位于辽宁和吉林两省交界处的冰砬山脚下。两省只隔着一个“老爷岭”，界碑就立在岭的最高处。冰砬山因主峰的石砬下每年五六月份仍有未化的冰雪而得名。其最高峰海拔八百七十米，深林覆盖率达 96%，曾是清朝初年的“盛京围场”腹地，封禁长达二百七十七年之久。继康熙之后五代清帝都统兵到“大围场”狩猎、演兵。慈禧太后在此建立过皇家鹿苑。

枫树大队有五个小队，分布在两个自然村。一、二、三小队在枫树村，四、五小队在河源村。两村相距一公里。我家由第四小队接收，被安排借住在第四小队尹队长家里。上级拨给“五七战士”的建房费被大队挪作它用，一年后，才腾出两间破旧的泥草房给我们居住。

河源村夹在南北两山之间，村落呈东西走向。近三十座泥草房，依山顺势，零星散布。冬夜里的村庄，黑暗如磐，油灯如豆。为省油钱，多数人家都尽可能少点灯，晚饭后摸着黑早早躺下，在闲话中或梦或醒。

尹家拥有村里唯一的三间砖瓦房，房屋格局和家什摆设为当地的标准模式。中间屋是灶火间，地中央有一盘石磨，四个角落砌着四盘锅灶，东西两屋门后各置一口大水缸。尹家九口人住西屋南北两铺炕，东屋腾给我们暂住。

尹家人热情周到，用报纸新糊了顶棚，还特意给铺了新炕席，炕烧得滚烫，我们很快就暖和了。队长夫妇称呼我母亲“大妹子”，像家里多年的老亲戚，亲近、热络。女主人挑大了灯捻，端上热腾腾的饭菜，高梁米干饭、水煮白菜土豆，出锅前往菜里滴了些生豆油，那油花明黄好看，当地人叫“后老婆油”。异乡的第一顿晚餐 , 我们吃出了满满的人情味儿。

那时候，农民家里常年缺粮，多以稀粥度日，很少吃干饭。土豆舍不得当菜吃，要用来替代粮食或换零用钱。尹家是村里生活最体面的人家，那一顿待客的饭菜，是当时许多人家拿不出的。

山里鲜见大城市来人，老乡们难免好奇。当晚许多村民没有早睡，结伴来尹家看稀客。屋子里站满了人，有人把摸着刚卸下车的家具，啧啧有声，满眼好奇。

我们的衣着打扮、一举一动、包括谁用左手使筷子、谁吃了几碗饭，他们都看得仔细，并交头接耳议论着。不过，一旦彼此目光相遇，男人们会显得局促不安，女人们则害羞地扭过身去，捂起嘴嗤嗤地笑。山里人的羞涩、朴实，容易触碰到人心的柔软处，也令人轻松。

夜深了，人们才逐渐散去。一家人精疲力尽，都不想说话，从箱子里取出被褥，吹灭油灯，挤在一铺炕上睡下。我躺在东边靠墙的位置，墙上的泥土味儿有点刺鼻，久久不能入睡。

午夜，老鼠在纸糊的棚顶上追逐咬叫，不停地扑腾。我怕老鼠踩穿纸棚掉下来砸到脸上，盯着看不清的屋顶不敢闭眼。后半夜了，老鼠仍不消停，还在肆无忌惮地嗑东西，它们嗑得嚣张，我听得抓狂。窗外，无星无月，夜色浓得化不开。山风一阵阵地抽打着窗棂，也一次次地卷走我的睡意。

杳杳未来，不知道这新的地界容不容得下我们。

十天后，父亲被单位造反派押送到河源村。好歹一家人能守在一起，已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尹队长是共产党员，大队党支部委员，见到我父亲却以“大兄弟”相称，这有划不清界限之嫌，可他不忌惮。一声“大兄弟”，温暖了父亲，温柔了岁月。

新生活从储备烧柴开始。

我们学着村民的样子，扎紧绑腿，腰间系根绳子，别上镰刀去山里砍柴。山高坡陡，雪深没过膝盖，跌跌撞撞，几步一个跟头。兄弟姐妹四个人忙活了一天，费尽九牛之力，砍下两棵碗口粗的树，呼呼啦啦拽回家。尹队长见到这闹剧般的场面笑得止不住。他围着那两棵树转了一圈，说：“这哪行呀，这种树水气大，点不着火！你们买点柴禾吧，对付一个冬天再说。”

于是，我们买了一车冬柴，又去村民家里买了白菜、土豆。吃的烧的都有了，家就算安下了，往后的日子，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那个冬天，我们吃着从城里带来的白面馒头，日子还能咀嚼出些许城里生活的味道。好在有母亲的工资支撑着，至少生存是有保障的。

正值寒假期间，我们闲在家里无所事事。哥悠哉游哉，背着从城里带来的气枪，和尹家念中学的小兄弟去村口打麻雀，穿成串拎回来，剥了皮切成肉丁炒咸菜吃。两人还下到菜窖里偷着学抽烟，一氧化碳中毒差点儿没上来。

我找不到玩伴，一个人去村口田野里看皑皑积雪，在雪地里寻找野兽的脚印。有时骑着自行车在村里转来转去，被站在路边的妇女们评头品足，直盯盯地目送很远。她们没见过小女孩骑自行车。

二十多天后，春节临近，粮食够吃的人家开始摊煎饼、烙粘火勺，准备过大年。尹家大娘教我们做粘火勺：把泡过的大黄米磨成水面，用柴锅烀小豆，捣烂后放点儿糖精，包成粘火勺，烙熟后放在大缸里冻上，随吃随取。

萍水相逢的两家人，在同一屋檐下相敬、相近、相厚，留下许多温暖的记忆。

那个春节，我们过得简单，安宁。父亲不用再起早出去扫街，可以容他喘匀了气息再起床，比起在城里被监视、传唤、训话，轻松了许多。

年后，生活进入常态。尹队长考虑到我父亲的身体状况，安排他跟着队里的老弱病残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母亲则背起药箱同赤脚医生上门给村民看病，宣传计划生育政策。她定期到公社参加“五七战士”集中学习活动，汇报思想。全公社四十多名“五七战士”，在

“思想爬坡会”上逐个过关。母亲因与父亲划不清界限，几次三番通不过。直到会议临近结束时，在几位积极分子的轮番“帮教”下，才勉强过关。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