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撷英（读《明史》之一〇八）生就“弄璋”、堕于“弄獐”的霍维华

平民

当《明史 · 阉党》卷读至《霍维华传》，竟有弃之不舍的微妙感觉，其之“不舍”，并非欣赏褒扬，而是在他身上有太多“奸滑”文人的诡异属性，令人瞠目，发人深省。霍维华的仕宦人生，颇类元初理学大师许衡对唐朝权相、口蜜腹剑的李林甫的灵魂解剖，“奸邪之人，其心险，其术巧。惟险，故千态万状而人莫能知，惟巧，故千蹊万径而人莫能御。其谄似恭，其讦似直，其欺似可信，其佞似可近”，同时也似乎印证了北宋名臣刘挚揭示的政治定律，“古者任大臣，必用有德，不用有才。有德进，则行忠厚之政，以安天下；有才进，则为残刻之政，以祸天下。则德之与才，治乱之所系也。有德者廉静而重谨，故人难识之，有才者矜强而敏捷，故人多悦之；此历代人主所以多惑于忠邪之际也”。亦正如发生在李林甫身上的一桩糗事，其表兄生子，李林甫手书贺函相庆，却误将古时“生男”之“弄璋”（寓意前程富贵美好）写成不伦不类的“弄獐”，由“美玉”而“野兽”，成为千古笑柄。李林甫如此，尚属才疏学浅，而霍建华却真的将“弄璋”的天资，活成“弄獐”，与牲畜为伍，落下阉党的千古罪名，如此扭曲，却偏偏与他盘桓仕道精于算计的绝顶聪明密不可分。

霍维华，北直隶（今河北）东光人，字应庚、钟西。东光霍氏一族自山西晋城迁入，与西汉时霍去病、霍光同宗，家传以武学为主。居住在运河畔的霍维华先祖一支，五世祖时，农耕家境趋于富庶，便书香渐开，霍维华的曾祖父霍德行考取贡生，并历任县训导、卫教授等教职。岁隔三世，天资聪颖的霍维华秉承家风，刻苦读书，学业远超其祖，先取秀才、举人，再于万历四十三年荣膺同进士出身。及第之后，年近三十的他外放“除金坛知县”，三年后调任吴江知县，所任皆江南富庶之地。在此期间，他为官清正，任职勤勉，体恤民生，可圈可点者甚多，尤其是丈田均赋役之务实操作，深得民心，“士民望之如神明”。也正因为如此，霍维华万历四十六年奉命入京，留部待用，熹宗即位的天启元年被授职兵科给事中，虽还是七品，但地位却提高了不少。

也正是这样的升迁，让霍维华有了更多想法，性情大变或者是露出了真性情，于是便有了他善于投机的第一次精彩亮相。其传有述，“天启元年六月，中官王安当掌司礼监印，辞疾居外邸，冀得温旨即视事”，深受先皇宠信，拥立光宗、熹宗两代新帝，立有大功的王安，面对擢任内廷一号主管、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帝命，为人低调的他，却效仿古贤臣先辞后任的仁义风尚，以身体有病予以“辞让”。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如此显赫的位置，怎会无人惦记，现实中就有，最惦记者，便是深受其提举恩惠的魏忠贤，与熹宗乳娘客氏结盟勾搭的魏忠贤怎能放过这一良机。霍维华也恰于此时从其内弟阉人陆荩臣那里，得知其中内情，加上他本就“与忠贤同郡交好”，同为沧州乡党，身为言官的他，便果断上疏弹劾王安，指责王安有忤帝意，不堪重用。有人说他此举为魏忠贤指使，但我以为更像是他刻意献给魏忠贤的投名状。结果，在他弹劾之后，王安便遭厄运，被魏忠贤“矫旨杀之”。王安一去，魏忠贤如愿以偿，成为内廷头号人物，开始擅权专制七年的丑恶历史，霍维华也因此被认定为外廷大臣投靠魏忠贤的第一人。

作为担负监察职责的给事中，霍维华弹劾王安，表面看是在履职，并无不妥，但结合特定时刻背景条件分析，他这样做，并非出以公心，动机不良，事实上为魏忠贤扳倒贤宦王安起到了重要作用，称之“助纣为虐”亦不为过。因此，他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与王安关系亲密的东林党官员的强烈反击，内阁首辅刘一燝、吏部尚书周嘉谟“咸恶维华，用年例出为陕西佥事”，力图将霍维华排挤出京师，以削弱魏忠贤势力。而霍维华的同事、刑科右给事中、后被列为阉党的孙杰则上疏为霍维华辩解，言“维华三月兵垣无过失，一燝、嘉谟仰王安鼻息，故摈于外”，魏忠贤见疏大喜，立即组织围攻刘一燝和周嘉谟，刘周二人面对“接纳王安”的明确指控，虽连疏自辨，亦难抵压力，只得自请解职，魏忠贤乘势顺水推舟，将刘、周二人以“致世”为名挤出朝廷。霍维华因此没有外放任职，可其父的突然离世，却使他不得不“守制”还乡奉孝。

时至天启四年，经过三年经营，魏忠贤羽翼丰满，“朝事大变”，便“传旨令”召回霍建华，官复原职，虽还是给事中，却从兵科调至刑科。“诸为赵南星（吏部尚书，东林党领军人物之一）斥者，竞起用事”。霍维华从此彻底地“站队”魏忠贤，“益锐意攻东林”，回归不久，即上呈数千言奏章，矛头直指执掌朝廷的东林党核心成员。据《明熹宗实录卷五十八》记载，其疏以“顷者邪臣假借题目，诬蔑宫庭，亏损圣德”为主旨，追论三朝更替时的“梃击”、“红丸”、“移宫”三大疑案，指责东林党人标榜门户，结党营私，陷害正直，以达一党私利，“痛诋刘一燝、韩爌、孙慎行、张问达、周嘉谟、王之宷、杨涟、左光斗”等参与“三案”办理的东林党官员，同时为因“三案”而受东林党打压的官员如“范济世、王志道、汪庆百、刘廷元、徐景濂、郭如楚、张捷、唐嗣美、岳骏声、曾道唯”等称善点赞，而这些人后来都和霍维华一样被列入阉党名单，受到清算。在这道奏疏中，霍维华还有提请修改《明光宗实录》等其他事宜。奏疏天启五年四月十一日呈送，次日一早便有皇帝圣旨下发，熹宗朱由校对霍维华奏疏给出“一字不差”的肯定评价。有人说，这是魏忠贤矫诏，但从字面看，如此直白的诏语，似乎更符合“木匠皇帝”朱由校“理工男”式思维特征。事实上，根据《熹宗实录》记载，朱由校对待政事，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不堪，仅霍维华上疏当月，朱由校就“视朝”、出席“文华殿讲读”十次以上，亦可证明，此时的熹宗可能心存旁骛，但绝非荒政躺平。在肯定霍维华所言的同时，熹宗依据奏疏指控，发起了全面清理东林党人的政治斗争。于是便有《明史》所言之“忠贤立传旨削一燝等五人籍，逮之寀，免李可灼戍，擢济世巡抚，至道等京卿，嗣美以下悉起用”之类人事动荡发生，“三案”定论随之颠覆，阉党对东林党的政治倾轧就此如火如荼展开。

从这一过程不难看出，霍维华的奏疏在由此爆发的残酷党争中，如同燃爆炸雷的引信，但真正的主宰，始终是专制皇权的人格代表熹宗皇帝，就连魏忠贤及阉党一众，也只不过是被皇帝驱使的走卒而已。人常言，明朝没有秉权孱弱的昏君，就连“木匠皇帝”朱由校也不能例外。既然受到赏识，发挥了作用，霍维华的仕途便一路开挂，天启“五年冬，擢太仆少卿，明年擢本寺卿，寻擢兵部右侍郎，署部事”。“七年，延绥奏捷，进右都御史，荫子锦衣千户。宁锦叙功，进兵部尚书，视侍郎事，荫子如之。俄叙三殿功，加太子太保”。凭心而论，官做到这个份儿上，其中自然有霍维华能力和努力的内在原因，但也少不了权倾当朝的魏忠贤的扶持助力。但有意思的是，很多迹象表明，霍维华和魏忠贤却并未形成沆瀣一气的死党关系，至多只是气味相投、相互利用的利益伙伴。霍维华虽然表面上对魏忠贤毕恭毕敬，“每陈奏，必颂忠贤”，但真正涉及具体事务，他并没有丧失自我，唯魏忠贤马头是瞻。《明史·霍维华传》记载了这样一种情况，霍维华“寻言，总督张我续宜罪，尚书赵彦宜去，御史方震孺不宜逮，韩敬宜复官，汤宾尹宜雪，忤忠贤意，传旨谯责之”。提及之人，形态各异，川贵总督张我续处置“奢安之乱”，怠战消极，贻误战机且侵贪军费，霍维华认为应予治罪，可他已投靠阉党，受魏忠贤庇护；兵部尚书赵彦，战功卓著，因附和杨涟弹劾魏忠贤，为魏忠贤忌恨，而霍维华则因言官弹劾赵彦放任部下杀良冒功、放纵儿子招摇惹事等，暗合魏忠贤去除赵彦的心愿；至于认为弹劾魏忠贤和客氏乱政，被坐以贪赃，拟处绞刑的御使方震儒，霍维华坚持不应绳之以刑，则明显与魏忠贤相左；而曾经轰动一时的“四万两白银贿得状元郎”传说的当事人、万历三十八年状元韩敬和受牵扯的考官汤宾尹，前朝旧案，与党争无关，霍维华提出不同意见，虽在情理之中，但也与魏忠贤意愿相违。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表明，霍维华与魏忠贤并无足够多的政治一致性，魏忠贤对此亦颇有不满，睚眦必报，一再以圣旨名义“谯责”霍维华，也充分说明他们之间并没有休戚与共那样“铁”，借对方所长为己所用，各怀心思，貌合神离，才是他们彼此关系的真实形态。而这样的组合，绝不可能长久，一旦触及任何一方底线，破裂就是必然。

可以肯定的是，霍维华不是一个纯正的君子，总是在苟且中寻找钻营取巧的机会，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天启五年五月，熹宗在西苑乘舟嬉戏，遇风浪落水染疾，留下病根，久治不愈，一直违律结交近侍，“宫禁事皆预知”的霍维华得知内情后，便四方搜寻治疾良药，觅得“仙方”“灵露饮”，进呈皇上。“帝初甚甘之，已渐厌。及得疾，体肿”。而所谓“灵露饮”，实际上就是用银质器皿蒸馏得来的“米汤”，根本不具特殊医疗功效，初饮尚有甜爽口感，喝的多了便索然无味。也该霍维华时运不济，他进呈“仙方”的时间偏与熹宗病情加重过程重叠，熹宗“体肿”病重，他自然难脱干系。直至今日，不少史学者还都把他进献的“灵露饮”作为熹宗病故的重要疑因之一。好在当时的掌权者包括继任的崇祯皇帝、朱由校的弟弟朱由检并没有深究霍维华，可见所谓“仙方”灵露饮与熹宗之死并无直接关联。但这件事的发生，却让魏忠贤对霍维华恨之入骨，“颇以咎维华”。彼时，举朝上下，在意熹宗生死，首屈一指当属魏忠贤，因为他知道，自己所得到和拥有的一切，都是熹宗给的，离开了熹宗，自己什么都不是。因此，他再怎么对待霍维华，都情有可原，可以理解。而对于霍维华，这可就是悬在头顶的一把利刃，“甚惧”的他，“虑有后患”，出于自保，“欲先自贰于忠贤”，因此便有意公开有违魏忠贤，“力辞宁、锦恩命，让功袁崇焕，乞以己荫授之”，刻意摆出一副与魏忠贤对立架势，“忠贤觉其意，降旨颇厉”。就是这一番半真半假的割裂，让霍维华再次摘得先机，躲过了一场大劫难。

熹宗病重身亡，崇祯即位，不及一年，即陡起打击阉党的政治风暴，“忠贤败”，“附珰者多罢去”，而名列“阉党”的霍维华却因前番铺垫，尤其是主动而积极地跻身攻击魏忠贤战阵，以与魏忠贤有“贰”的人设赢得安然“自如”，照样“以兵部尚书协理戎政“。但好景不长，重返朝廷、曾深受其害的东林党人，却没有放过他。崇祯元年，“辽东督师王之臣免，代者袁崇焕未至”，霍维华欲避党争锋芒，便借机“谋行边自固”，新帝朱由检答应了他的请求，可看不下去的给事中颜继祖却上疏极论霍维华为人恶劣，言“维华狡人也，珰炽则借珰，珰败则攻珰。击杨、左者，维华也。杨、左逮，而阳为救者，亦维华也。以一给事中，三年躐至尚书，无敘不及，有赉必加，即维华亦难以自觧”，以事实勾勒的人格素描跃然纸上，入目三分”，崇祯“乃寝前命”。“顷之，言者踵至，维华乃引退”。

崇祯二年，消灭阉党进入清算环节，霍维华被定为“逆案四等，遣戍徐州”，可此刻的他虽受责罚但“气势犹盛”，依然在捕捉东山再起的可能机会。崇祯七年，徐州治下骆马湖淤塞，霍维华以为可通过治理骆马湖水害“叙功复职”，便向治河尚书刘荣嗣献策，“请自宿迁抵徐州，穿渠二百馀里，引黄河水通漕”。刘荣嗣采纳他的建议，“费金钱五十馀万”，结果“工不成”，刘荣嗣“下狱论死”，霍维华亦就此断了余烬复燃的念想。两年后“丙子之变”，边事危急，“都御史唐世济荐维华边才”，仅仅是推荐，唐世济便因此遭“下狱遣戍”的严厉处罚，得此消息，霍维华更是万念俱灰，次年正月即在戍地郁愤而终。然而，与他的名声直接有关的后续，并没有因为他的离世而终结。北京覆灭，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弘光政权，权臣马士英和阉党骨干阮大铖得势之后，便主导推行“翻逆案”，为阉党中骨干官员平反，吏部尚书张捷“重叙三朝旧事，力称维华等忠”，霍维华被列入“赠荫祭葬谥全者”的第一等第，虽是南明，但也终究是朱氏政权给予的一种荣誉性补偿。

观其一生，霍维华无疑是一个智者，其敏锐的政治嗅觉和洞察力，采取行动的精准和高效，从“术”的角度看，皆可谓之“上佳”；但从社会评判的层面分析，他的作为却并无多少正面价值可言，从其任职金坛、吴江知县的表现看，他大可以成为一个出类拔萃、青史留名的好官，可他偏偏在进京之后，像一个急于“赚快钱”的投机商，将攀附魏忠贤作为快速“致富”的“风口”，进而将“弄璋”的底子污化成“弄獐”的人生，与魏忠贤一起被铆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我想，这样的结局，绝不是霍维华想要的。问题出在哪儿？用现在一种流行的表达，就是他人生的底层逻辑出了错讹，是他的动机偏离了“善德”和“正道”，结果自然就如庄子所言，“以道驭术，术必成；离道之术，术必衰”，钻营了一生，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困于用“术”的“中人”（实际上连“中人”都不如），而绝不会成为施行“大道”的君子和“上人”。在如此严峻的前车之鉴面前，今天的我们，又该如何？真的不可掉以轻心！

2025.07.03.于淮水之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