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别我的连队我的兵

特立独行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分别时。

我从军30年，先后被调动过8次工作，在9个单位干过。干过基层，干过军区领帅机关；干过宣传工作、青年工作、秘书工作；干过内地，干过边防；干过炮兵，干过防化，干过情报，还干过老干部工作。正是由于走过的单位多，也就出现了战友多，与战友们分别的次数多的局面。可以说，每一次的分别都有诸多的不舍，但最令我刻骨铭心的还是我当连队指导员时与战友们的那次分别。

全国恢复高考那年，我幸运的从部队的排长考入了东北师范大学。大学本科毕业时，在1354名毕业生中，我是为数不多的拿到3个证书（本科毕业证书、学士学位证书、优秀毕业生证书）的学生。我谢绝了母校留校任教的挽留，毅然选择回原部队为国防效力。

不久，我担任了二连的指导员。1983年，我们师有一项重大任务，就是迎接沈阳军区正规化师现场会在我们师召开。我们连也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参加军区基础训练先进连的达标验收。

和我搭班子的连长田宝华是1976年入伍的，兵龄没我老，年龄比我小，小伙长得挺帅，干劲儿也蛮高的，对我很尊重，我们在工作上的配合非常好。

我一向对自己要求比较严格，从生活到工作到训练都是率先垂范，身先士卒，处处为战士做出表率。

那年我已经30周岁了。在训练上我敢向20左右岁的士兵喊出“向我看齐！”每周两次的5公里武装越野，我背着背包，扛着枪，总是跑在队伍的最前头（要知道，我在大学生运动会10项全能比赛的1500米的成绩是4分28″呢）。跳马、单杆、投弹，全连官兵也基本上没有我的对手（我在大学时可是校体操队队员，还是吉林省大学生单杆比赛冠军呢）。

部队粉刷营房，我总是搭上跳板站在最高和最危险的地方，别人根本分不清哪个是干部哪个是兵。一次，我们粉刷后勤机关办公楼的房山头，我带着电话班长雷幼发正干的起劲儿，雷班长其他连队的一个同乡战友从旁边经过，调侃到“怎么的老雷，站那么高不怕摔下来呀！还想进步咋的？”雷幼发赶忙朝他摆了摆手“瞎说啥呢！没看看我身边的是谁，我们许指导员。他都在干，我有啥不能干的！”他的同乡战友有点不好意思了，感慨到“我们排长都不干这活，别说指导员了，佩服！佩服！”

在生活上我也是严于律己，从不搞特殊化。那一年，我的家属（部队称呼妻子为家属）被几个同乡家属骗来部队探亲，我的儿子刚刚两岁多。按照部队的规定，家属来队期间，干部可以不参加早操，但我还是照常和连队一起出早操。

我的儿子小时候吃饭特别费劲，我和家属变着法的哄他、骗他也不怎么奏效。有时候说“你吃一片肉奖励你一毛钱”，他顶多吃两片就不吃了；有时候趁他不注意，给他嘴里抹点辣椒，他辣得哇哇大哭，然后告诉他“赶紧吃饭，吃饭就不辣了！”

连长看到孩子见瘦，就背着我告诉炊事班长“连队吃二米饭（那时部队是供应粗粮的，把高粱米和大米煮到一起称为二米饭）时，给嫂子蒸一饭盒大米饭送过去。”我知道后制止了，因为干部不能搞特殊化，不能侵占士兵的利益！

在日常生活中，我注意培养连队的集体荣誉感和英雄主义精神，使连队成为嗷嗷叫的连队。我和战士们打成一片，爱兵如子，成为了他们最要好的兄长和精神领袖。

我的个头并不高，1.68米，不太适合打篮球，而且篮球水平非常一般。但我却是我们连的篮球队员。而且只要我一上场，大家就精神头儿十足，技战术都能发挥到极致，稳操胜券。政治处主任王有志在全团大会上称赞“二连篮球打败全团无敌手！”全团最大的连队指挥连不服气，三连也不服气，都来找我们挑战，最后也都成了我们的手下败将。

九连当时是沈阳军区的先进连队，被命名为“神炮连”。干部配备，战士的挑选都得到了政策上的倾斜，各连队都是既嫉妒又不能不服。八.一，全团举行拔河比赛，几轮淘汰之后，我们二连对阵九连进入冠军争夺战。整个赛场，除了团首长和九连自己外，从部队到家属都希望我们连能够战胜九连。我事先为连队布置好了战术，我亲自担任指挥。最后，在全团的加油呐喊声中，我们艰难的赢得了比赛。

9月份，政治处接到了沈阳军区司令部直属政治部的调令，要求我到防化学兵第五团报到。军令如山，我必须离开我心爱的连队和朝夕相处的弟兄们。

当时恰逢部队马上就要出发到某炮兵靶场进行实弹射击考核，为了不影响连队的士气和军心稳定，政治处主任王有志和营里商量，此事暂时保密，待部队出发以后，我再到军区司令部报到。

没有不透风的墙。连队的弟兄们很快都知道了我要调离的消息，侦察班长李志勇和电话班长雷幼发找到我，“指导员，听说你要调走了，是真的吗？”他们说话都带着哭腔儿，我未置可否。“你要真调走了，我们也不干了，年底我们都复员。”我拍了拍他俩的肩膀，帮他俩擦掉泪水，轻声对他们说“军人都要服从命令，不管我调不调走，大家都要努力干好工作。你们年底走不走，都要听从部队的安排。我们虽然是好弟兄，但你们可不是为我干工作的，我们都是为了国防事业！”

当晚，我又按照张恩举营长的要求，给连队做了出发前的最后一次动员。我究竟讲了些啥，至今一句都想不起来了。我只记得，上面是我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含着眼泪在讲；下面的兵低着头含着眼泪在听。他们不敢抬头正脸看我，偶尔的眼神对视，碰撞出来的都是泪花儿。

第二天早饭后，部队就要出发了。我准备先送连队到炮场，再乘牵引车和他们一起到火车站，待部队出发后，我再自行走回营房，次日去军区司令部报到。

轻轻的薄雾笼罩着整个炮场，好像泪水模糊了眼睛一样。二排长周用高拿出他心爱的相机，“指导员，全连合个影吧！”于是全连在炮场列好队，各排或蹲或站，像众星捧月一样把我围在中间。“咔嚓”一声，快门合上，我和我的弟兄们永远定格在一起。

我们整个炮兵团要铁路输送到炮兵靶场。到达火车站后，大家有条不紊的进行车辆和火炮的装载。我和全连一起忙活着，一会儿固定火炮，一会儿固定牵引车，一会儿又检查战士们携带的装具。大家和我一样明白，过了此时此刻，我将不再是他们的指导员，甚至有的人今生今世也不一定再有谋面的机会。

我原本打算等列车开走后再走回营房的想法被田宝华连长的一个举动打破了。装载结束后，全连登上了闷罐车辆，我则站在站台上，共同等待出发的指令。忽然，连长下达了口令：“全连注意，立正，向指导员敬礼！”闷罐车的车门是有限的，指战员们尽量都挤到了中间。敬礼回礼的瞬间，眼泪顺着我的双颊哗哗地流淌。接着连长的又一举动让我彻底破防了！“弟兄们，我们全连给指导员唱最后一支歌！”当“送战友踏征程”的歌声响起的那一刻，车上的战友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这哪里是在唱歌啊，这分明是在哭啊！

我强忍悲伤，迅速扫视满脸泪水还在唱歌的弟兄们一眼，转过身，头也不敢回的朝营区方向走去。身后，“战友啊战友，亲爱的弟兄，当心夜半北风寒，一路多保重”这带着哭腔的歌声，久久在秋风中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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