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和毛泽东

素心雅生Axor

梁漱溟一一"中国最后一个大儒"

　　1950年１月，梁漱溟应毛泽东、周恩来之邀，自重庆经武汉到达北京。其时毛泽东、周恩来正在莫斯科。３月10月，毛主席和周总理访苏归国时，梁漱溟也到火车站迎接。他被统战部安排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队伍中的头一个。所以毛泽东一下火车就发现了梁。便大声打起招呼：“梁先生，你也到了北京，我们又见面了！你身体可好？家眷都来了吗？改日来我家做客，长谈，再来一个通宵也成！”梁漱溟虽然是个大学问家，应酬的话却不怎么会说，只是笑着，赶紧握手。11日公宴，梁漱溟应邀出席。席间，毛泽东走到梁的坐席，见梁吃素，又不饮酒，便笑着说：“梁先生坚持食素，清心寡欲，定长寿也！”并当场约梁漱溟于次日去中南海颐年堂自己居处做客，梁漱溟当即应允。

12日下午，毛泽东派出的汽车将梁漱溟接进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早已在院中迎候。

入座后，毛泽东问梁漱溟对国事有何意见。梁漱溟随口答道：“如今中共得了天下，上下一片欢腾。但得天下易而治天下难，这也可算中国的古训吧。尤其是本世纪初以来的中国，要长治久安，不容易啊。”

要说1953年以前，毛泽东对梁漱溟却是尊敬有加的，凡事都愿听听这位知名思想家的意见。有空的时候，便约他来长谈。为了使梁漱溟能安心生活、写作，毛泽东把梁一家安排到颐和园居住。

他们的交谈一般都在晚上，但1952年８月７日的谈话，却在下午１时开始，谈话内容也有所变化。当时全国各行各业都在学习苏联“老大哥”，梁漱溟最感兴趣的就是苏联的巴甫洛夫学说，他向毛泽东提出去苏联做这方面的学术研究。

但毛泽东不赞成：“这不合适。要么你去游历一番，参观参观；要么，派你去进修这门学问。你的情况这两种都不是。人家会发问：中国的什么单位派这么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先生去搞什么研究？人家不好理解。”毛泽东还是坚持他原先的设想：“像你这种情况，我看应该在国内各地继续参观访问，做社会调查。你愿意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喜欢调查什么就调查什么。我可以通知各地负责同志，要他们给你提供一切照料和方便。”

梁漱溟说可以考虑。

　　1953年９月，接连开了两个会，前后有10天时间。先是政协常委扩大会议，后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８日，政协副主席周恩来做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梁漱溟在小组讨论时，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下午，召开大会，各小组汇报讨论情况。梁漱溟所在小组由章伯钧汇报，其中包括梁漱溟的发言。第二天的会议应是由个人作大会发言。汇报会结束后，周恩来对梁漱溟说：“梁先生，明天的大会你也说一说，好不好？”

梁一口答应：“好。”

第二天，大会发言踊跃，梁漱溟便写条子给周恩来，说会议应尽量让外地来的人多发言，在北京的人说话机会多，而且今天大会就要结束，他的发言改为书面发言即可。周恩来答复说：为让大家能充分发表意见，会期要延长一天，你明天可以在大会上发言。

９月11日午后大会上，梁漱溟即席发言。这次发言与前面讲的不太一样，讲很既长又有条理，看来梁漱溟做了认真思索。他讲的重点是农民或乡村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谈了自己的看法，虽然对梁漱溟的意见没有点名，但坐在下面的梁漱溟却听出是冲他而来。他不禁有些吃惊，他很感委屈，便在下面开始给毛泽东写信。信的大意是说，听了主席的一番话，明白实为我昨日的讲话而发。但我不能领受主席的批评，我不仅不反对总路线，而且是拥护总路线的。主席在这样的场合，说这样的话是不妥当的。不仅我本人受屈，而且会波及他人，谁还敢对领导党贡献肺腑之言呢？希望主席给我机会当面复述一遍这原来的发言而后指教。

13日上午，梁漱溟将信当面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约他当晚谈话。是晚，在怀仁堂京剧晚会之前约20分钟，梁漱溟见到了毛泽东。他当即要求解除对他的误会。但毛泽东则坚持认为他是反对总路线之人，只是不得自明或不承认而已。二人言语频频冲突，结果不欢而散。最后，梁漱溟仍不肯作罢，他要求有机会复述自己的观点，让公众评议。

９月16日，梁漱溟终于有机会在大会上陈述前两天的发言内容，当天并无不良反应。但梁漱溟在发言中标榜自己是“有骨气的人”，而港台一些新闻机构也以此大为蛊惑，再加上梁漱溟以为民请命的身分自居，重提那令人颇不顺耳的“九天九地”之说，这些，不能不引起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反感，以后的会议发展到大家语言针锋相对言辞激烈。

会后，一场批判梁漱溟的风潮迅速刮了起来，而且调子越来越高。毛泽东以一篇《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作为此事的总结。尽管毛泽东与梁漱溟多年的交情一风吹散，但毛泽东明确表示：梁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后来梁漱溟向毛泽东写信，请求长假，闭门思过。毛泽东没有直接回信。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派人告诉梁，今后需出席会议和活动，通知照发，参不参加自便。自此以后，几十年中他再没有公开露面。也许正因为如此，“右派”的帽子也没有戴在他头上。

文化大革命红卫兵抄了他的家，将他祖辈保存的字画书稿长袍马褂之类在院中付之一炬。即使搬进低暗潮湿的小南房，夜深人静之时，他重起写起被红卫兵扔进火堆中的书稿《儒佛异同论》。

红卫兵命令梁漱溟自动减低工资，并找到政协财务科，将他的工资减到几十元生活费。梁漱溟食素，花费有限，并不觉拮据。可第二月，却又全数发了几百元，还补发了上个月被扣的。梁漱溟问为何不扣了，回答说，是上级的通知。直到1970年，梁漱溟才得知，是周恩来的关照，对梁漱溟、杜聿明等人，不应扣发工资。

　　梁漱溟也许不知道，在梁漱溟与毛泽东争论最激烈的３天里，会议空气如同爆炸一般，无人敢为缓颊。怎么办？周恩来想出一个想使梁平静下来的人，于是他先给上海打电话，找到沈尹默先生，再托他赶赴杭州邀马一浮先生到北京，规劝梁漱溟勉为自我检讨，以缓和气氛，化解僵局。尽管效果不多，可周恩来毕竟尽了心。所以，晚年之时，当梁漱溟再来回忆这段往事时，便冷静多了：“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毛泽东）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什么。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寂寞……”

他在回答美国学者艾恺先生提问的“你觉得最伟大的中国人是谁”时，梁漱溟充满感情地说：我觉得也不是太过去，也不是现在，恐怕还是毛泽东。毛泽东实在了不起，恐怕历史上都少有，是世界性的伟大人物。他创造了共产党，没有毛泽东就不能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个百分之百的事实，周恩来是从前叫做完人──完全的人。不过很巧，他是天生的第二把手，天生的给毛泽东做助手的人。论人是最好了。（详见梁漱溟自述：《忆往谈旧录》）

梁漱溟逝世于1988年，享年95岁。告别仪式那天，细雨霏霏，转而大雨滂沱，人说此为天意……

梁漱溟的晚年

梁漱溟是一位极具个性的人，往往展现出一种倔强的气质，但在孩子们眼中，他是一位严肃且不苟言笑，却又不拘泥于传统的长者。他的独特气质让人既敬畏又亲近。

梁培宽回忆起父亲时，曾说：“父亲非常热爱书法，但他最大的兴趣其实是思考问题。”这句话也许是对梁漱溟性格的最佳诠释。梁漱溟自己也曾亲口承认，他对思考问题的兴趣与热情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事。

　　早年在乡村工作时，梁漱溟曾与一群人聚在一起谈论各自的兴趣爱好。当轮到他说话时，他毫不掩饰地说道：“我最大的乐趣就是思考问题。”他接着解释：“你看我坐在那里，似乎什么都不做，但其实我的思想已经飞得很远很远了。”

梁漱溟的写作生涯也充满了趣事。1955年，他在写作《人心与人生》时，曾自言自语道，如果不把这本书写完，他的心就不会死。然而，书完成的那一刻，他记得自己曾说过这样的话，于是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毫不犹豫地写道：“如今我可以轻松离世，心无遗憾。”他的学生得知此事后，自然有些担心，认为这是消极的言辞，急忙写信安慰。然而，梁漱溟对这些劝告却非常淡定，他自信地回应：“我是个非凡的人，不需要用常人的标准来看待我的生命与死亡。”他继续说道：“我自认为肩负着使命，而如今使命已完成，可以心安理得地离开，无悔于心。”

这位年事已高的老人对生死似乎看得很开，但对自己所追求的目标却始终不渝。他的心境，犹如一块永不熄灭的灯塔，指引着自己和他人的方向。到1975年，梁漱溟已经步入晚年，却依然饱含热情，走在他认为正确的道路上。这也是为何他被称为“最后的儒家”并不令人意外。

尽管梁漱溟和一些政策之间存在分歧，但他依然坚定地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特别是在民主与独立的追求方面，始终与党保持一致，坚信要帮助共产党认识旧中国的真实面貌。

梁漱溟的父亲梁济曾在他年轻时投湖自杀。在离开家的那天，他问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变好吗？”梁漱溟回答道：“它会一天比一天好。”为使世界更好，梁漱溟一生都在不断唤醒“国性”，探索真理。

　　1955年，梁漱溟发布了《告台湾同胞书》，呼吁台湾同胞回归，实现祖国统一。1956年，他作为全国政协视察团的一员，亲眼目睹毛主席领导下的农民生活逐步改善，内心对毛主席的决策产生了深刻的认同与钦佩。1960年，梁漱溟为纪念毛主席，给自己的孙子取名“梁钦东”，表达了他对毛主席的尊敬。

尽管自1953年以来，梁漱溟与毛主席的见面机会逐渐减少，但毛主席始终关心梁漱溟的动向。梁漱溟也在长期的反思中完成了思想的转变，视毛主席为一生中最钦佩和尊重的人。

1972年12月26日，毛泽东的生日，梁漱溟把自己的一部手稿《中国——理性之国》作为贺礼赠送给毛泽东。1975年，毛泽东在批示材料时提到梁漱溟，表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大概是在理解梁漱溟曾经坚持的立场。

1979年，全国第五届政协会议召开时，邓小平当选为政协主席，梁漱溟当选为政协常委，年已85岁。同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梁漱溟担任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跟随党一起迈上了新的台阶。

翌年，梁漱溟搬到木樨地的新居，家中宾客不断。无论是政协同仁、文化界朋友，还是求学的青年，都常常来访。即使到了高龄，梁漱溟依然热情接待每一位来客，对青年人更是耐心教诲，言辞真诚，始终不忘教书育人的使命。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梁漱溟对党实事求是的作风以及改革开放政策表示支持，并逐渐增强了对党的信心。他深知农村问题的重要性，尤其是在他晚年，他仍亲自去京郊农村考察，见证了农业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他感到非常欣慰，并认为这是我国建国以来的最好时期。

1986年，93岁的梁漱溟回忆起与毛泽东曾经的争论，深感自己当时的错误，并表达了后悔之情。自毛主席与周总理去世后，梁漱溟感到孤独，认为世界上再也没有人能理解他，这让他心生空虚与伤感。

1987年10月31日，梁漱溟迎来了94岁寿辰，也正是他从事教育与研究七十周年之际。在北京举行的“梁漱溟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学者们对他一生的文化哲学成就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他的思想至今仍有深刻的研究价值。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至今仍然启发着人们。

　　80年代，汉学家艾恺曾访问梁漱溟，他注意到梁漱溟的晚年虽然言辞不再清晰，但依旧充满了对社会建设的关切。他认为，梁漱溟是一个伟大的寻求者。艾恺曾问梁漱溟：“您生活中最重要的大事是什么？”梁漱溟回答：“最重要的事就是为社会奔走，乡村建设是一项重要的社会运动，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我愿终身为华夏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这是梁漱溟一生的座右铭。1988年6月23日，95岁的梁漱溟在北京安详辞世。根据《人民日报》1988年7月8日的报道，梁漱溟的葬礼庄严肃穆，李先念等领导人也前来悼念。前来悼念的人数超过四百人，梁漱溟的遗像也极具个人特色，那双清澈的眼睛透过瓜皮帽凝视着众人。

他的墓地位于八宝山革命公墓，象征着他为国家与民族做出的巨大贡献。梁漱溟的独立精神、知行合一的态度以及他对民众的深切关怀，至今仍在照亮这个时代。他的确当之无愧地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大儒”。

梁漱溟在生活中的严谨与刚正不阿，以及毛主席展现的宽容和胸怀，都让人感受到他们身上的伟大人格，这种人格深深感染了梁漱溟的子女。

梁漱溟的长子梁培宽，出生于1925年，先后在清华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工作，退休后专注于编辑父亲的文稿。尽管他早年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但最终还是和父亲一样，选择了与文字打交道。二子梁培恕则从小便与文字结缘，先后从事广播编辑与报社采访工作，并在1984年被调至美国研究所担任副编审，退休后也专心从事父亲文稿的编辑与研究工作。

梁漱溟的子女继承了他对文字与社会的深刻理解，正如他曾寄托的期望——宽容与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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