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不由人》连载（17）

张琦

　　1967 年 10 月 14 日，中央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我们结束了闲云野鹤的日子。复课后，遵照“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的最高指示，“工宣队”进驻学校。我校被沈阳市钟厂接管，校名由“朝阳二小学”改名为“钟厂朝阳二小学”。

班主任依然是赵老师。她总会有意无意地给我锻炼的机会，譬如写各种发言稿在会上发言，为班里写板报，参加文艺活动等，还推荐我当上了学校广播员。

每天早晨，我和外班一名小男生交替着广播各种稿件和通知，播放革命歌曲。课间操时间，全校师生在操场上跳忠字舞，小男生拿着麦克风喊队，我负责播放唱片。那段时间，走在校园里常被外班女同学低声议论：“看！她就是那个广播员！”每当这时，我便下意识地振作一下，假装淡定飘然走开。那是我晦暗童年里少有的一抹亮色。

1969 年春天，党的“九大”召开，学校搞文艺庆祝活动。我和六肥跳双人舞《蝶恋花·答李淑一》，还为班里编排文艺节目。我俩自己做道具，用深棕色蜡笔在纸壳上画大葵花，再贴上用绿纸剪的葵花叶，排练了歌舞《满怀激情迎“九大”》。演出那天，八个人举着十六朵“葵花”呼呼啦啦跑上舞台表演，变队形时，你踩了我的脚，我碰掉了你的花叶，下台后大家笑成一团。那一刻，我是快乐的，为那份融入感而满足。

同年，我小学毕业，升入当年的戴帽中学——大南一校，还是赵老师跟班。入校那天，在学校礼堂开大会，欢迎沈阳市衬衣厂工宣队进驻学校。老师安排我上台领喊口号：

“向工人阶级学习！”“向工人阶级致敬！”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工人阶级能够领导一切！”

大会结束后，有人忿忿不平：凭啥让“小四类”领着喊口号？我默默忍下。因为已经懂得，这叫见不得别人的好，不必理会。

童年不辞而别，青春扑面而来。

课堂上老师发给的六年级课本里，竟然有一本俄语教材。没见过外国文字，好奇地把书从前翻到后，盼着开课。很遗憾，每周只有一节俄语课，学过三十三个俄语字母和“你好”、“很好”、

“星期日”、“谢谢”之类的单词，刚刚背会书中的两句俄语口号“毛主席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个学期就结束了。

从那时起，我心里想的不单是学习和玩闹了，常常会发呆，想自己的处境和未来。已经懂得，别人不需要特别的努力就能顺利得到的，我得不到。

我揣着一颗不安的心，自忧自怜，进亦悒悒，退也殷殷。

有教育家指出：“贫穷不会带来教育失败，但精神虐待一定会制造出一个问题儿童。再有灵性的孩子，在遭受了精神虐待后，都会走向消极、悲观的世界。”

而我在偏见、歧视、辱骂中长大，精神世界内忧外患，却硬是不肯消极。每一次碾压都会激起一股反弹的力量，驱使我挣扎着昂起头起来，撑住自己的内心。这大概也是一种逆反心理吧。

1970 年元旦，沈阳市中小学生开始了寒假生活。

上午，我和几个相近的女同学去中街长江照相馆拍合影。许久前约好的，每人努力攒够一角四分钱，拍一张三寸合影。在家庭少有相机的年代，照相是件大事。女孩子们情绪高涨，叽叽喳喳搂肩搭背，彼此热乎乎地发着“友谊地久天长”的盟誓。没人想到分别已然在即，那张不经意的合影，成了我与她们的离别留念。

中午回家，意外得知母亲单位公布了首批下放医务人员名单，母亲未能幸免。限三日内注销全家户口，到农村插队落户，名曰：走“五七道路”。下放地点：辽宁省西丰县振兴公社枫树大队河源村，距沈阳市两百公里。消息来得突然，时间仓促，一切措手不及。后因搬家车辆调配不足，不得已延期九天成行。

那是一个会把人席卷而去的年代，风暴中，没有人能趴在地上紧紧抠住一颗石子而不被狂风吹走。我们是被政治运动大浪淘沙，流于末端的另类公民，只能逆来顺受，悄悄地刨土埋存自己。

那年我十四岁，尽管心里也有许多愁云恨雨，对下乡这件事却并无多少忧虑，觉得有父亲在，我的天就在，就有依靠，似乎也没有特别地难过。未来很遥远，我能想到的只是眼前。

父亲默默地做着搬家准备，整理家当，分类、打包、装箱。一家人将漂泊他乡，生活会面临千般难处。他盘算着储备些可以长时间存放的食品带走，以备不时之需。琐事繁杂，各尽所能，分派给我的任务是上街采买。

我揣上父亲列出的购物清单，尊嘱照单采买。

计划经济时代，物资匮乏，商品凭票供应，且要排长队购买。我每天早出晚归，抱个大盆，重复多次地去排队买豆腐、买馒头。零下二十几度的寒天，队伍排到了店外马路旁，手脚冻得猫咬似地疼。为打发排长队的无聊，带了个鸡毛毽儿，边排队边没心没肺地踢着

玩儿。

我本性贪食，吃颇能调动我的积极性。白面馒头的香气令人亢奋，买到手里热腾腾地吃上一个，就无比地惬意，虽然买得辛苦，却也乐此不疲。整整采购了十天，一百块豆腐、四百个馒头、饼干、油茶面、咸菜、腐乳、臭豆腐……清单上所列东西基本买齐，统统

装车待运。

1 月 11 日，我匆忙跑去学校向赵老师辞别，校工说老师都放假回家了。我不知老师家住何处，无法见到，扒上办公室的窗台，看一眼她的办公桌，算是作了别。人没见到，感念却根植于心。一个非常年代里的“黑五类子女”，承蒙老师抬爱，也有过昂起头的时候，师恩刻骨铭心。

日落时分，家里的东西全部搬到院儿门口装车。房子腾空了，满屋的陈年旧事，顷刻泛上心头。我忽然懂了此去的意义，两眼开始热胀，针扎样地疼。大杂院儿在泪眼中迷离、变得遥远，不知道明天会在哪里。

1970 年 1 月 12 日早晨，清雪飘飞，树上的老鸹叫得呱噪、凄惶。钟楼车站旁，沈河区下乡医务人员拖家带口站在风雪中等候出发。十点钟，五辆发往不同县、乡的大客车缓缓开来，包括我家在内的十二户人家，扶老携幼登上发往西丰县的客车。

人们上了车便忙着占座位，安置随身携带的杂物，车厢里顿时纷乱嘈杂。我穿了件厚厚的黑色棉大衣，揣着一颗飘来荡去的心，迟迟不愿上车。平日里的小伙伴们站在车下送行，每人在我的胸襟上别了一枚领袖像章，留下满满的心意。这是那个年代人们表达情谊的时尚礼物。

少年不识愁滋味，同学们嘻哈笑闹着。司机要关车门了，大家推我上车，一个小男生模仿刚学过的课文《陈涉世家》里的对话戏言：“苟富贵，勿相忘。”我回身对了下一句：“若为佣耕，何富贵也？”

挥手，转身上车。

我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拼力用嘴对着玻璃窗哈气，用手焐，用衣袖擦，擦掉了巴掌大一块冰霜。当我把眼睛贴近玻璃，看到小伙伴们齐刷刷地踮起脚尖，伸长脖子望向车窗时，心里突然一阵难过，涌起了深深的不舍。

汽车鸣起喇叭，声声都是离乡的愁。故乡的拒绝，是血亲的拒绝，泼血如废水，绝亲如陌路。车轮碾压着冰雪缓缓驶离那座老城。眼前霎时一片模糊，为那容留过我儿时游魂的巷陌感伤不已，为那些孩童时代的友谊，洒下了不舍的泪。

六载同窗，相伴童年。无论惦念与忘记，那些熟悉的名字和曾经的好，都刻在了生命的年轮里。今去无归期，何日复还来。

此一别，便是天涯海角，彼此人生再无交集。

上世纪八十年代，沈阳城拆迁改造，大杂院儿原地盖起了居民楼。城，还是那座城，可是大杂院没了，胡同也没了，只剩下“大红袍胡同”的名字，飘摇在历史的天空中。

转顾曾经的风云往事，穿过日久岁深的沧桑，那些善恶冷暖、远近厚薄的过往早已杂草丛生。从容地原谅人性的自私与软弱，就会豁达温存地体会一下怨恨之间的不舍，以及市井里不精致却扎实亲切的活法。

小时候，没有高楼上，只有杨柳下。儿时喂过的鸡，早已走完它的一生，人却永远走不出自己的童年。童年的色彩，在你不谙世事的时候，已然悄无声息地绘就了，继而洇染出人生的底色。

用细碎的文字纪念一场杂色的童年，意在治愈人生。

记住的悲欢，都是我童年里的风景。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