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岁月（一）

安泰

　　我的知青岁月

时光如白驹过隙，一晃我已步入古稀之年。回首往昔，那些岁月里的故事如潮水般涌来，而其中最难以忘怀的，便是我的知青岁月。这段经历，不仅是我人生旅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更像一个深深的烙印，刻在了我的灵魂深处，历久弥新。

记忆的时针拨回到上个世纪的1965年9月，我怀揣着梦想与憧憬，考进了涿鹿中学。校园生活持续了一年之久，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们投入了时代的洪流中，批斗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组建战斗队、参与徒步长征串连，甚至有幸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而后又经历了复课闹革命等。

1967年复课一年后，1968年6月30日，高三、高二、初三、初二的毕业生齐聚学校礼堂，举行了庄重的毕业典礼。刘文锦校长在讲话中提出毕业生要实行“四个面向”：面向农村、边疆、工矿、基层。7月3日，全校近二百名毕业生响应面向农村号召，乘坐解放牌汽车，奔赴涿鹿县的各个村子，开启了新的人生篇章，而留下的学生则陆续被分配到工矿企业，成为了工人。那时作为初一学生的我，继续留在了学校。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犹如一声号角，在全国各大专院校及初高毕业生中引发了热烈响应，一场波澜壮阔的上山下乡热潮迅速掀起。

我们高一、初一的在校生，满怀热血与激情，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纷纷提笔写下申请书、决心书、自愿书，表达自己到农村去、到最艰苦地方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坚定决心。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搞“文化大革命”，当时的高三、初三学生在校学习时间延长超过了两年，因此在我们这几届学生的届数前被冠上了一个“老”字，我们这三届（高三、高二、高一、初三、初二、初一）学生被统称为“老三届”，而我便是其中的“老初一”。下乡之后，我们又有了一个新的称呼——知识青年，简称“知青”。

　　1969年2月2日，寒风凛冽，涿中近百名学生背起简单的行装，带着对未来的期待与忐忑，登上了解放牌大汽车，驶向全县最艰苦的农村插队。我被分配到红卫桥公社红卫桥村（原卧佛寺村，1968年改为红卫桥村，1981年1月又改回卧佛寺村），与前往太平堡村的知青们同乘一辆大卡车。一同分配到卧佛寺村的知青有老初一的王庆春、董振祥、张福元、李双印、郭建华、高鹏军和我，还有老高一的岑玉珠、曹文治。曹文治担任我们知青小组的队长，我则担任副队长。

汽车沿着崎岖不平的沙石公路缓缓前行，路面高低起伏，汽车也随之颠簸摇晃，扬起一路黄澄澄的尘土。当时正值腊月十五，数九寒天，刺骨的寒风如刀子般割着我们的脸，尽管大家紧紧挤坐在一起，把头裹得严严实实，棉袄裹得紧紧的，可还是冻得瑟瑟发抖。即便如此，车上的气氛却并不沉闷，有的同学哼着激昂的歌曲，展现出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有的同学低声交谈，分享着对未来的憧憬与担忧；还有个别同学因即将远离家乡和亲人，忍不住小声抽泣。

当汽车缓缓开到卧佛寺村边时，远远便听到了热闹的敲锣打鼓之声，只见许多人挥舞着彩旗，拉着横幅在村口迎接。我们刚一下车，欢迎的人群便热情地涌了上来，接过我们手中的行装，口中高呼着“欢迎知识青年到农村来”的口号，将我们簇拥着带到了大队会议室。欢迎队伍中，不仅有卧佛寺村的干部和社员，还有卧佛寺公社的领导。会上，公社领导和大队领导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我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提出了殷切的希望与要求。我们知青也纷纷发言，表达了扎根农村、接受再教育的决心。

会议结束后，村干部带领我们来到早已收拾好的住处。六位男知青被安排在一处大院的正房居住，东房则作为我们的伙房。我和岑玉珠、郭建华三位女知青，住进了不远处的一个小院。

第二天，村干部详细地给我们介绍了全村的基本情况，包括人口数量、土地面积、主要农作物以及各个生产小队的分布等。第三天，我们便迅速投入到了农村的劳动生活中。全村共有十三个生产小队，按照村大队的精心安排，我们全体知青从第一生产小队开始，每个小队参加一周的劳动，循环往复。这样的安排，既让我们能够尽快熟悉全村的情况，又能帮助我们逐步适应农村生活，融入这片土地。从此，我们在卧佛寺村的知青岁月正式拉开了帷幕。

一、生活中的苦乐

初到农村，生活条件的艰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但正是这些困难，让我们学会了坚韧与成长。

我们进村后，大队特意安排了心灵手巧、责任心强的社员王文治给我们做饭。他不仅木工、泥工手艺精湛，厨艺更是了得，经他手做出的饭菜，总是让人赞不绝口。由于我们进村时，社员分口粮的时间已过，上级政府统一规定，下乡知识青年暂供9个月商品粮，等新粮收获后再和社员一起分粮。因此，在那段时间里，我们的伙食还算丰富，有白面、大米、莜面等，能够较好地搭配。

转眼间，1969年2月底，春节的脚步悄然临近。我们一致决定，今年过年不回家，要和广大贫下中农一起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春节期间，我们一起动手做菜团子，每人两个，先吃忆苦饭，回忆过去的阶级苦，深刻体会今朝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随后，我们又一起炸糕，寓意着生活能够红红火火，步步升高。虽然这是大家第一次离开家，在远离父母的异地过年，但每个人都热情高涨，大家围坐在一起，放声高歌，欢声笑语回荡在小院中，节日的氛围格外浓厚。回乡青年王树品的加入，更是为我们的春节增添了不少乐趣。他是矾山中学老初一的毕业生，也是本村人，对当地的风土人情了如指掌。他给我们讲述了许多村里的趣事和传统习俗，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了这个新的地方，也更好地融入了这个大家庭。春节过后，高鹏军回城后便没有再返村，而是继续上高中学习。

大约一年后，大队决定让我们知青自己做饭，每人轮流负责一周，做饭期间按出勤记工分。对于在家从未做过饭，更没有做过这么多人饭菜的我们来说，这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而且，当时做饭没有吹风机，只能靠拉大风箱来助燃。农民们习惯用柴火做饭，大队照顾我们，特意给我们拉来了煤。然而，初次上手的我们总是手忙脚乱，顾东顾不了西，常常是顾着拉风箱，就忘记了加煤，结果弄得一脸黑、一头灰。做出来的饭菜也常常不尽人意，有时半生不熟，有时又不小心做糊了。但好在大家都相互理解、相互包容，从未有人抱怨过饭菜的好坏。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一次次的尝试与失败中，我们慢慢掌握了做饭的技巧，如今，我们锻炼的想吃什么饭菜，都能信手拈来。

学会了做饭，吃水又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难题。卧佛寺村自古以来就缺水，全村上千口人仅靠着两口井维持日常用水，村北的叫大井，村南的叫小井。井水非常深，大井深达43.29米（13丈），小井也有26.64米（8丈），打水时需要用辘轳，往上搅水时必须使出全身力气，向下放辘轳时，如果不小心，就会被快速旋转的辘轳打伤，因此，打水是一项既危险又费力的活。刚开始，大队担心知青们不适应，容易出事故，便派人给我们担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也逐渐学会了搅水担水。记得有一次，我和岑玉珠去担水，往上搅水时，我们俩齐心协力，共同往上搅。往下放辘轳时，为了省时省力，我们学着别人的样子空放辘轳，可就在快放到底时，我们想要提前阻止辘轳的转动，没想到这一下，辘轳的惯性太大，直接把我们俩甩到了井边。幸好井绳及时到底，才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现在回想起来，仍心有余悸。

由于水资源匮乏，我们在做饭、洗菜、洗脸、洗衣服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格外节约用水，久而久之，养成了节约用水的好习惯。后来，村里为了解决用水问题，组织大家开渠挖沟，从上梨园村把山泉水引进了村。村里还修建了几个大蓄水池，将水引到水池中供人们饮用。然而，这些蓄水池都是露天的，一到刮风天气，尘土、黄沙、树叶便会被刮到池子里，夏天池子里还会长虫子，蜻蜓在水面上飞舞，冬天则会结冰，池水的卫生状况可想而知。打水时，我们需要站在池沿边上，小心翼翼有技巧往下甩桶，等水满后，再慢慢用力往上拉，手头要是没有点力气，还真难拔上一桶水。如今，村里吃水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家家户户都通了管道，用上了干净、便捷的自来水。

　　在县城居住时，冬天家中一般用生铁炉子取暖，而在农村则全部是土炉子，也就是生煤火。在土炕前垒一个炉台，把火引进炕洞里，这样既能取暖，又能烧热土炕。土炉台上通常镶嵌进一个水罐，借助土炉子的热量，把水暖热，方便日常使用。炉子旁边还会挖一个四四方方的坑，用来和煤。我们需要把煤面和胶泥土按照一定比例搅拌在一起，然后用水和成不软不硬、均匀的煤泥，再添到土炉子里，以此来度过漫长的冬天。由于是煤泥，再加上没有排气通风设施，稍不注意，就会发生煤气中毒的危险。大队为了保障我们的安全，在煤火台上安装了炉桶子，直接把煤烟抽到窗外，这样一来，不仅能让煤火更旺，屋里更暖和，还能有效防止煤气中毒。即便如此，和煤对于我们女知青来说，仍是一项颇具难度的力气活。我们需要把三分之一的土掺和在三分之二的煤面里，然后反复地来回搅拌，既要保证搅拌均匀，又要不稠不稀。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经常会得到男知青的热心帮助。

二、劳动中的磨砺

在那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时代，农村实行公社、大队、生产小队三级所有制。农民们靠出勤挣工分，到了年终再进行结算，根据收入和其他规定进行分配。男社员、壮劳力以及能工巧匠通常能挣满分，一个工为十分，而女社员最高只能挣八分。大队对我们知青非常支持、关怀和爱护，所有男知青一律按十分计算，女知青按八分计算。这一举措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的士气，调动了我们的积极性，大家都争着少回城，多出勤，多出力，甚至主动争抢脏活、重活干。在知识青年进村的那几年里，我们成为了大队里一支充满活力的新兴力量，一个独特的团体。我们不仅参加过县里组织的修路、栽电杆、布电线、植树造林等活动，还在日常的农业生产中学会了各种农活，如刨粪、出粪、挑送粪；翻地、耕地；锄苗、间苗、搂地；割谷子、黍子、莜麦；拔豆、刨土豆；背、扛、担等等，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留下了我们辛勤劳作的身影。

1、起圈出粪：脏与累的考验

每个生产队都饲养着牛、羊、猪、驴等各种牲畜，这些牲畜的粪便便是农家肥的重要来源，因此，起圈出粪就成了一项必不可少的农活。冬天，牲口圈封闭不严，粪便在寒冷的天气里都结成了厚厚的冰。起圈时，我们必须拿着镐头用力刨，每一下都震得双手发麻，即便戴着手套，也无济于事。时间一长，手上便磨出了血泡。在刨粪的过程中，粪便四处飞溅，溅得脸上、头上、全身都是粪渣，还夹杂着浓浓的臭味。刨起一堆后，我们就用铁锹往筐里装，然后一担一担地担到不远的地方堆积起来。等把整个圈里的粪便都出完后，再铺垫上新土，出圈任务才算完成。堆在一旁的圈粪，要用铁锨拍得结结实实，等统一运往田地里。出猪圈粪便时，难度则更大，猪圈里气味刺鼻，粪便又稀又滑，我们的双脚常常沾满猪粪，每走一步都十分艰难。

生产队牲口圈的粪出完后，紧接着就是出各家各户粪坑里的肥。农户的粪主要是炕土、草木灰、炉灰、鸡粪、兔粪、脏水、尿等混合在一起的。冬天，粪坑冻成了一个大粪堆，我们需要先用镢头把它刨开，然后再一担一担地挑到村口，统一运往田地。生产队的牲口圈粪和农户的粪坑肥，在当时可都是最好的农家肥。

　　刨、铲、担这些看似简单的动作，对于刚刚走出校门、从未干过这些活计的我们来说，无疑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刨粪、铲粪的人，需要不断地用力，一会儿用左手，一会儿用右手，双手很快就磨出了血泡；担粪的人，扁担压在肩膀上，脖子不自觉地缩回，腰也弯成了大虾米，两肩膀被压得通红，只能一会儿用左肩，一会儿用右肩，不停地来回换。时间长了，肩膀上便鼓起了一个红红的大包。但我们并没有被这些困难吓倒，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我们逐渐练成了左右手开弓干活，左右脚能蹬铁锨，左右肩都能担重担的“农民能手”。回想起那时起粪、出粪、担粪的场景，我们深刻体会到了“没有大粪臭，就没有五谷香”的含义。那时的农作物不上化肥，不打农药，全靠这些农家肥滋养，产出的粮食都是纯天然的绿色食品。

把出圈的肥料堆成堆后，等所有的圈粪和农户肥料都起完，就会统一用生产队的牲口将肥料运往田地里。对于能通小车的田地，我们就用小毛驴车拉；对于那些不能通小车的山地，我们就用小毛驴驮。用小毛驴送粪，一个人既要负责装肥，又要负责卸肥，还要赶着毛驴走在崎岖不平的山道上，必须倍加小心，以防毛驴和肥料掉到沟里。赶毛驴车则需要两个人，一起装车，一起卸车，一起赶车。虽然我们知青没有单独上山送过肥，但也都学会了赶毛驴车。在路平坦的时候，我们悠然地坐在车上，哼着小曲，甩着鞭子，享受着劳动带来的片刻惬意。

写于2023.10.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