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绍兴籍抗日名将孙元良

孙可为

抗日名将孙元良其人其事（下）（导读：本期有两个内容，一是孙元良的抗日功绩，包括抗命蒋介石，创造性地策划和部署了著名的“四行仓库保卫战”；二是分析所谓孙元良的“逃跑”，揭示历史的真相。另，为方便阅读，全文序言部分本期仍保留。）（原创之174） 孙可为 2007年6月1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抗日名将孙元良在台去世》的文章，除报道孙元良逝世外，更多的是肯定了他的许多抗日事迹。原文如下： 在抗日战争 “八一三”淞沪会战中誓死抵抗，并命令“八百壮士”继续抗敌的抗日名将孙元良，5月25日在台过世，享年103岁。遗体9日火化，骨灰暂厝林口。其家属10日在报纸刊登启事宣布，将依孙元良遗愿，未来选择适当时机迁葬南京。 孙元良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在他过世前，是硕果仅存仍然在世的黄埔一期校友，孙元良之子就是著名的电影明星秦汉。 1932年上海 “一二八事变”发生时，孙元良担任国民党第八十七师二五九旅旅长，是国民党军队少数在抗战爆发前即与日军作战的部队。抗日战争爆发时，孙元良担任国民党第八十八师师长，坚守上海闸北阵地长达一个半月，粉碎了日军“三月亡华 ”的迷梦。 在淞沪会战告一段落后，孙元良又下令八十八师五二四团第一营的官兵，固守“四行仓库”阵地，掩护部队后撤，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八百壮士”。孙元良在回忆录中透露，当时是他亲手将“死守上海最后阵地 ”的命令交给谢晋元的。 同日，新华社也编发了关于孙元良的电讯通稿，许多境内外报刊予以登载，标题及内容与人民日报文章相同。 孙元良祖籍绍兴阳嘉龙，是我的族祖父，俗称“堂爷爷”，因此之故我对他的生平事迹格外关注，陆续作了若干研究，取得一些成果。关于孙元良，坊间有许多文字与传闻，除以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为代表的主流评价以外，也流传着一些争议和猎奇式的“八卦信息〞。这种互相牴牾的现象本不足为奇，常发生在历史人物的评价上。重要的是抓住本质性问题，厘清事实，还原真相。本人根据可靠的事实和档案历史资料，包括族人的点滴回忆、孙元良本人的长篇自传、相关事件的历史记录、前人的研究文字等，经比对研究，抓住要害，去伪存真，综合梳理，酿成本文，作为对孙元良这一历史人物的初步探讨。文章含四个章节：“祖籍与身世”、“主要生平经历”、“三大抗日功勋”、“所谓‘逃跑’的真相”等，分上下两部分发表于此。 下图：孙元良戎装照 三、奋勇抗日的三大功勋 从1932年淞沪抗战开始，到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孙元良坚持抗日，在多次重要战役中，率部担任并出色完成了艰巨的任务，立功受勋，受到当时新闻媒体的广泛报道和社会各界赞誉，被誉为抗日名将。其中最著名的有三。 （一）在第一次淞沪抗战中，率八十七师二五九旅投入战斗，与友军共创“庙行大㨗” ，被誉为“国军第一次击败日军”，荣获宝鼎勋章。 1932年初，日军继九一八事变后，在上海制造事端，向我上海驻军进攻，我十九路军官兵奋起抗击，一.二八事变由此爆发。国军第五军开赴上海，增援十九路军。日军屡战无果，数易其将，于2月下旬，大肆增兵，加派飞机、军舰、装甲车和数万陆军，以“攻占庙行镇，切断中国军队联系，各个击破，占领上海，威胁南京”为目标，发动了总攻击。2月22日前后，“庙行镇”一带，战斗达到白热化程度，孙元良所部奉命增援。他率八十七师二五九旅立即投入战斗，进行有效组织，并迅速发挥了作用：首先参与组织高炮连防防空，将一架敌机成功击落，敌驾驶员当场丧命。其次面对敌人疯狂进攻、处于你死我活的局面，他及时鼓励官兵“我等革命军人除牺牲流血於倭敌之手外，实无死所，元良誓与我第二五九旅后死同志，继承诸烈士遗志自强不懈。”指挥官兵不惜与敌人短兵相接，拚刺刀肉搏，成功地狙击敌人，不失阵地。再次，当敌人行将败退时，准确把握战机，及时追击，不给日军以喘息机会。从而与兄弟部队一起，击溃了日军的所谓总攻，取得 “庙行大捷”，创了“国军第一次战胜日军”的战例，激励了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孙元良因这次战役中的出色表现，荣获宝鼎勋章，并由旅长晋升为精锐部队八十八师副师长，次年又升为师长。 （二）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中，率部参战，坚守阵阵地，寸士不让；并在全军撤离后，创造性地制订和部署了著名的“四行保卫战”，成为经典的战例；再立军功，获云麾勋章，并晋升为中将军长。 淞沪会战前，孙元良驻防南京、无锡一带，朝夕练兵，并致电当局请缨，愿为抗日前锋。1937年 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日军不断增乒，仰仗武器优势，步步进逼。孙元良率88师奉命守卫闸北地区。他根据战事态势，合理部署兵力，组织梯队上阵，击敌要害，坚守阵地76天，有效地狙击和杀伤了敌人，以致被日军称为：“闸北最可恨之敌。” 吴淞会战后期，国民党最高当局深感力量对比和整个战争形势不利，决定放弃上海，全面撤退。全军撤离后，蒋介石为了在正召开的“国联”会议期间，在国际社会上塑造个较好的形象，下令孙元良率88师打游击，孤守闸北，直至“国联”会议结束。孙元良以高度的军事素养，认为闸北地区无纵深可言，没有打游击的条件，若全师留守，徒增牺牲，于是“抗命”，提出不同意见。蒋介石说：“必须坚守，这是政治！至于留多少人，你去同顾祝同说。” 孙元良与时任会战副总指挥的顾祝同电话联系，顾祝同同意留一个旅。孙元良认为仍然太多，又派副手面见顾祝同，详陈他的意见，最终获准由他自主部署。于是孙元良准确把握战役意图，从政治军事地形等各方面全面分析，敏锐地意识到位于闸北的上海四大银行的仓库，不仅坚固，而且附近有英国租界，日军不会使用重炮轰击。便制订和部署了“四行保卫战”，命令团附谢晋元率400余人（号称800人）进驻四行仓库，坚守上海最后一块阵地，而其他整个师的上万人全部撤离。日军见此部署气急败坏，连日用多种手段进攻，但屡攻屡挫，四行仓库岿然不动。直至“国联”会议结束，蒋介石下令中止防守，才主动撤离。这就是抗日战争史中著名的“四行仓库保卫战”（电影《八百壮土》的原型）。它既完成了战役任务，又避免了大量不必要的牺牲，展示出孙元良杰出的军事素养和高超的现场指挥能力。此次会战，他再次立功，获勋章，并晋升为第七十二军中将军长兼八十八师师长。 （三）1944年，在 “黔南大捷”中，指挥29军英勇战斗，对战役最终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获青天白日勋章。 1944年，日军为全线贯通从东北到大西南的交通干线，一路南下，先后攻陷广西桂林和柳州，进而又突然以一路军队进犯贵州，直逼黔南重镇“独山”，直接威胁到陪都重庆。此时西南各省人心动摇，英美等国甚至准备撤侨，而美国驻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更是认为“中国应有再迁都的准备”。在此情势下，蒋介石急调各战区共7个军约25万人，堵截日军。 当时孙元良任第二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兼二十九军军长，正驻防陕南。他见此形势，立即奉命率29军，徒步急行军600余公里到达遵义，而后又转乘汽车，率先抵达前线投入战斗，并通过签订军令状等方式，鼓励部队士气，严肃军纪。同时亲临前线，一个地域一个地域地层层阻击敌军，并与自发参战的民众紧密呼应，增强战斗力，终于有效地阻缓了敌人的进攻，为我方进一步集结力量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当时的一则《战报》，就具体记录了孙元良这种状态和功绩： 《孙元良部战斗要报》:“12月1日2时,敌步骑三四千沿黔桂路北犯,其先头部队混杂难民中侵入我第271团警戒阵地,未几展开血战。是日敌以主力分股进攻,即以第273团对处于271团阵地前之敌施行侧击，将敌击退,歼敌甚众。上司（地名）方面之敌增援到达后,续向我阵地猛烈攻击,孙元良命令第91师乃以预备队第272团加入战斗,敌攻势顿挫。敌另一部由该师阵地左右侧小路迂回至独山城。91师与军部电话联络被切断,为避免陷于不利态势,孙元良令师长王铁麟黄昏后放弃白腊坡一线阵地,向平塘卡浦转移,派273团速占甲捞河至里腊一带山头,掩护师主力撤退。”这种紧张顽强的狙击，一直坚持到1944年12月5日。 不久，日军获悉，中方已决定调回在缅甸的远征军的2个师，增援黔南。日军害怕陷于重围，开始被迫撤退。孙元良抓住战机，迅即指挥所部追击，先后收复了以“独山”为中心的八寨、三荔波、六寨等地。至12月10日，贵州境内的日军全部被肃清。我方取得“黔南大捷”，彻底解除了陪都重庆之危，粉碎了日军侵华战争中最后一个重大战役企图。 鉴于孙元良在“黔南大捷”中起了突出作用，国民政府授予他最高等级的“青天白日勋章”，并晋升他为兵团司令。 下图：孙元良抗战中获多枚勋章 四、所谓“逃跑”的真相 对于孙元良的军事生涯，坊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评价。一种是包括国共两党主流媒体在内的正面肯定，白纸黑字，给予高度评价，誉其为“抗日名将”；还有一种是在混杂背景下形成的“传闻”，戏称之为“逃跑将军” ，特别在近年的网络上，有人拿他开刷为娱。 那么，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必须揭开历史的尘埃。 （一）北伐战争首攻南昌，得而复失，孙元良以区区一团之长，被作了替罪羊。 1926年9月至11月，北伐军三攻南昌。第—次得而复失，第二次惨遭失败，第三次最终成功。一攻南昌为什么会得而复失呢？主要有四方面的原因：一是蒋介石的组织指挥仓促而混乱。当时北伐分左中右三路进行，其中江西南昌一路原定暂不行动，只管牵制军阀孙传芳。后蒋介石见唐生智指挥的左路军节节胜利，生恐被抢了风头，自己的威望下降，便急于在江西南昌开打。他在日记中说：“余决心亲督江西之战，以避名位。” （见1926年8月29日《将介石日记》）。这种急于求成的心态，造成了他多头指派，部属争功，急功近利，不注重消灭对方有生力量的混乱局面。事后资深将领白崇禧就分析说“勘察敌情很不够”。二是严重轻敌。军阀孙传芳及部属采取诱敌深入之法，将主力布在城外铁路沿线，让城内空虚。北伐军第六军军长程潜率兵乘虚而入，轻易得手。同时，蒋介石的把兄弟王柏龄也率第一军第一师（孙元良为该师一团团长），进入南昌，向总部报功。其他部队听说南昌已下，报功无望，便勒兵不前。而蒋介石则认为南昌用不了多少部队，连程潜的六军主力也可移而他用。三是进城后疏于布防。南昌攻克后，程潜根本不作严谨布防，而是在凯歌声中骑着高头大马，享受市民的热烈欢迎。不日又召开群众大会欢庆，市民杀猪宰羊，抬着月饼劳军，一派太平景象。对孙传芳正磨刀霍霍，即将反扑毫无戒备。四是主将临阵慌乱、带头脱逃。当孙传芳集结2万军队突然反扑时，一军一师师长王柏龄正在妓院厮混，闻讯后率先脱逃；另一党代表（国民党）也随即躲去。六军军长程潜不明敌情，指挥无章，甚至隔军隔师直接命令不属他指挥的孙元良，以孱弱的两个营去抵挡数以万计正从铁路线源源而至的敌军。孙元良向上请示，希望增援，发现师长王柏龄和党代表均已不知去向，无从汇报，于是根据守必无望、徒增伤亡的现实，撤离了牛行车站。在各路敌军反扑之下，程潜见大势不妙，自己也割须化妆仓惶出逃，为缓追兵，甚至不惜沿途抛掷四万银元诱敌方兵士抢夺，才得以脱身。 至此可明，一攻南昌得而复失的责任，完全在于几个大佬。左踣军总指挥唐生智当时就说“蒋介石无能。”但蒋不愿承认，连对王柏龄这样明显的失职行为，也因为王是他保定军校的同班同学、同盟会旧友、黄埔军校筹建人之一而不作公开处理，只私下批评、免职、给安排个月薪600大洋的闲职而了事。那么找谁做替罪羊呢？就找了孙元良这个小团长。蒋介石在军人集会上气势汹汹地说“他敢回来，就枪毙他！” 对此明眼人很清楚，一批黄埔生就联名上书为孙元良抱不平，说按当时的情形和命令下达的不规范，他撤离阵地没有错。而实际上，蒋介石也是心知肚明，只是演戏而已。一面公开说要毙孙元良，一面却私下出资让他去了日本学军事。只是从此却苦了孙元良，大张旗鼓地让他背上了“逃跑”的恶名。 （二）南京保卫战中的“逃跑”真相。 南京保卫战发生在1937年12月1日至13日。当时淞沪会战后上海失守，日本军队分三路向南京进发。国军高级将领一致认为无论从实力、士气、地形各方分析，都无法守卫，主张主动撤离，保存实力。但蒋介石为了“面子”，决定要守一守，并任命唐生智为城防司令。所以这实际上是一场很勉强的“面子”战役。其时日军20万人，国军15万人。孙元良的88师奉命守卫中华门和雨花台。12月7日，日军对南京外围发起大规模攻击，重炮、飞机、坦克齐上，中国守军损失惨重。12月9日，日军抵达南京城下，开始对城内各据点进行猛烈轰炸。中方阵地相继失守。12月12日，日军攻破中华门，大量日军涌入城内。中国守军虽有抵抗，但因力量悬殊，加之顶层指挥严重失当，造成混乱溃败的局面。12月13日，南京彻底沦陷。日军在城内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30万无辜百姓和被俘国军被杀害。其中部分官兵经过英勇突围或惊险复杂的躲藏逃亡过程，得以生还，其中包括孙元良，这本是普遍存在的事实。 有一种舆论却又说他“逃跑”了，还举了两个混淆是非的所谓“事实”。一个是说他曾带2000人脱逃，被督战的36师宋希濂部用枪逼回。事实是：至12月12日下午，蒋介石已两次下令“不得已时相机撤退”。而南京城最高指挥唐生智坚持不撤，到12日下午5时才匆忙开会布置撤退。而据说稍后蒋介石又内部电令再守一守。此种反复混乱的过程，担任督战的宋希濂部不能作出及时反映，而是自始至终不允许任何人（包括老百姓）出城。孙元良带二千官兵（一说是不足千人），撤向挹江门，是在上面已有撤退命令的12月12日下午，结果被阻。同时被阻的还有其他几支部队和百姓。几十万人涌塞在城内，混乱不堪，成了破城后被日军屠杀的羔羊。战后多方指责和控告宋希濂，结果宋希濂因未能有效执行撤退命令（上面反复无常，宋亦有冤）而受到撤职处分，同时没有任何部队因撤退而受指责或处分。可见所谓孙元良带队逃跑也是子虚乌有的事。其实他审时度势，及时带部分官兵撤离，是很有战术眼光的，如不被逼回，88师可以减少三分之一左右的伤亡，不致几乎全军覆灭。 还有一种舆论，是说孙元良弃军独自逃跑，才得以生还。这也是－种无理的指责和猜测。南京城攻破后，为免日军屠杀，最后生还的中高级将领大都经历了各自惊险逃避的过程，或化妆、或假死、或藏于寺庙、或混迹妓院、或杂于难民之中，等等。这皆无可厚非，关健是考察他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脱军独行的。据多方回忆证实，孙元良率88师守雨花台和中华门，初不失一寸，后其他一些阵地开始失守，88师防区压力越来越大，至12日上午，雨花台先行失守。眼见无法抵抗，为减少牺牲，孙元良于下午组织退下来的一二千人撤退，在挹江门被逼回。到下午5时奉命去总部开会，接受所谓撤退方案。而在这期间，中华门和其他防区已相继沦陷，大批官兵和市民涌向城北，希望出城渡长江逃身。待到黄昏时分孙元良们开完会出来，整个城已混乱拥堵不堪，一些将领已找不到自己的部队，88师的阵地也早已不复存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孙元良先混迹于难民营，后被德人拉贝发现，安排孙到他办的女子文理学院顶层密室中躲藏，数月后辗转返回国民党控制的武汉。 （三）淮海战役中主动撤退的相对合理性。 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于1948年11月6日至次年1月10日，在以徐州为中心、淮河以北的广大区域内，围歼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战略进攻。此役歼灭国民党军56个师55万余人，使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南京直接处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威胁之下。 有人指孙元良的所谓“逃跑”，发生在战役第二第三阶段之交。其时1948年12月初，国民党王伯韬兵团已被歼灭，黄维兵团也即将被歼。此时杜聿明带着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被解放军围在“陈官庄”狭小区域内。杜聿明与三个兵团司令商量对策。孙元良分析了大势及眼前的局面，主张趁解放军包围圈刚形成，尽早突围。杜聿明说“怕校长（蒋介石）不允。”孙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杜说“孙将军很会说话。” 于是决定突围，并规定了日期与三个兵团分开突围的方向。孙元良立即回部队进行部署，并嘱通讯兵断开与外界的联系。副官不解，孙说杜上司马上要改变主意了。果然，杜聿明不久就通知撤销突围决定。但孙元良已接不到通知，于12月6日夜准时进行突围。结果可想而知，解放军本已严阵以待，加之另外两个兵团在原地不动，夜色中与突围部队自相冲突。结果孙元良部一部分被解放军俘虏，一部被杜聿明另二个兵团收容，孙元良带130多人逃脱。这就是所谓孙元良在淮海战役中的 “逃跑”经过。 如何客观评判孙元良的这个行为呢？实事求是地说，这实在是一个相对明智的抉择。可以从三方面加以分析和论证：其一，当时解放军现场总指挥是天才将领栗裕，他曾说：“那时最担心的就是怕杜聿明他们突围。”兵法云“彼之所忌己所择也。” 栗裕的担心，恰好从反面印证了孙元良主张突围是正确的。其二，事后证明，当时杜聿明等不突围的理由是错误的。兵团司令邱清泉曾胡乱说“共军包围五六天后就会自行退去，不用突围。” 根本没孙元良的洞察力。杜聿明则幻想“坚守一段时间，或有援军，或可与解放军议和……”这些都被后来的事实击得粉碎。其三，滞留的杜聿明部队最终没能逃脱灭亡的命运，而且输得更惨更狼狈。战役后期，杜聿明部队一无援兵，二无供给，在12月的冰天雪地中忍饥挨冻，军心涣散，甚至上演了伪装成老百姓的“难民突围”，当然立即被解放军识破。最后在12月6日以后的几天内，被强大的解放军所瓦解和歼灭，邱清泉被击毙，杜聿明被俘虏。事实生动证明，从战略战术角度看，孙元良当时的判断和主张比杜聿明等人要主动和高明些。但这些人中个别人常不服气，事后不负责任地指责别人早早“逃跑”。 综上对各次战役的分析，不难看到孙元良在他的军事生涯中贯穿着一种理念，即常常从战略战术的高度分析战局，对作战双方的力量对比作出准确判断，在根本不可能取胜时，常在不明显违背军令的情况下，注重进退有据，及时避免或减少不必要的伤亡。而这却常被指挥失误、握有更大话语权的上司指为擅自脱逃，以致以讹传讹，形成了一种对他的偏见。（正文完）参考文献：《阳川嘉会孙氏宗谱》 孙元良：《亿万光年中的一瞬》《国民革命军北伐亲历记》《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南京保卫战》（中国文史出版社）《黑石关大战记》1945.1.15《大公报》 （全文完。原稿定稿于2024年4月黄埔军校百年纪念前二个月） 作者摄于清华园 [作者简介：原名孙恪伟，绍兴人。研究员、中学高级教师、全国先进教师。著有《绍兴丝绸史纲要》《绍兴丝绸史话》《鲁迅婚姻的四个问题》《论鲁迅的曲笔》《鲁迅作品教材中的绍兴风土人情》《中学课本鲁迅作品注释析疑》《鲁迅收受国民党津贴的钩沉》《越王剑考证大观》《抗日名将孙元良其人其事》等专著（论），另有2部合著。近年涉足文学创作。获中国职工思政研究会第七届年会（中宣部主管）个人最高奖优秀论文奖、全国第六届藕花洲杯故事创作大赛（国家纪检杂志社与各省文联.作协主办〉优秀作品奖、全国百字千金微小说大赛（翠苑杂志社承办）并列一等奖、绿韵杯征文（浙江省宣传部等主办）一等奖、绍兴市社科首届鲁迅奖等40余个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