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穿越千年的青铜与佛光

安馨居士

　　今天（2025年7月3日）上午，北京雨后初晴，我出门散步，走进了一个穿越千年文明的展览馆——位于北京东四十条地铁站附近的保利大厦9层的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

这是一座由国企出资创办的独特展馆，以“中国古代青铜艺术”“圆明园兽首铜像”“石刻佛教造像”三大主题陈列，让我在短短2小时中，仿佛穿越了中华文明的辉煌岁月。

　　步入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商周至唐代的青铜珍品。这些器物表面布满龙凤纹饰，提梁壶、鼎、盉等造型庄重典雅，每一件都透露出古代铸造工艺的高超与神秘。特别是那件西周时期的国宝级文物——兽面提梁壶，其兽面纹饰栩栩如生，细节之处令人叹为观止。展柜中的王子午青铜鼎、嵌绿松石蟠螭纹镜、伯南铜器等也让人驻足良久，仿佛听见历史在低语。

　　这件小巧的提梁壶铸造于商代晚期，整体保存较好。壶腹的两侧设置提梁，器口上有小盖，通过精美的小提链与提梁相连，虽历经3000多年，但各部分连接丝毫未损，让人惊叹。通体装饰兽面纹等纹样，器身兽面纹带并非对称布局，而是由三个单元构成，极为少见。

　　这套编钟，是由大贵族戎生铸造的，被专家们称誉为“国之重器”。关于这套编钟的时代，专家们有所分歧，认为从西周中期至春秋初年都有可能。编钟每件钟上均铸有铭文，从大至小连读，共计155字。记述了戎生祖孙三代辅佐周穆王等事迹，并与北宋时期著录的晋姜鼎记录的内容相关联，有些内容可与文献相印证，极具史料价值。

　　这件青铜樽是东汉时人们盛放酒的容器，器身就像是一个扁矮的圆筒，上面装饰鱼鳞形、菱形一类细纹，下面有三条虎形小短足。樽盖为博山形，装饰十分复杂，反映了2000多年前人们心目中的海上仙山——连绵起伏的山峦之上，云气缭绕，山顶伫立一只展翅欲飞的朱雀，龙、虎、鹿、麒麟、豺、狼等各类野兽在山间出没，奔跑跳跃，各具神韵，另有两位羽人手舞足蹈。这种博山造型多见于博山炉一类香薰，用于铜樽装饰则极为少见。

　　这座鼎通高63厘米，最宽处达79厘米，气势雄伟。鼎外周壁嵌接六个造型奇特的怪兽形耳，怪兽头竖大耳，大尾上卷。鼎口沿处装饰细密工整的交龙纹，腹部饰四周垂瓣，内饰交龙形。迄今发现的这一时期的大鼎制作工艺和装饰都较为简单，而这件大鼎通体满饰花纹，甚至连鼎足底部亦装饰有兽面纹，整体装饰极为精彩罕见。作为春秋时期某一诸侯国国君所用的青铜礼器，它既是迄今所知春秋时期最高等级的青铜礼器，也是目前所见春秋时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美的青铜大鼎，是春秋时代青铜艺术的杰出代表作。

　　这件青铜盨 （xǔ ） 是距今约2900年的西周中期的一件食具。原本有盖，现已缺失。内底所铸98字铭文，记述了“大禹治水”与“为政以德”等内容，是目前所知文物记载中最早的关于大禹治水及德治的记录，极大推动了中国古史研究。整篇铭文堪称一篇政论性质的散文，其文辞、体例在两周金文中前所未见，却与现存《尚书》等古代文献十分接近，对探讨中国古书及文章的起源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正因如此，这篇铭文被学者们称誉为“两周金文之最”。

　　最令我震撼的，莫过于圆明园十二生肖兽首铜像中的牛首、虎首、猴首和猪首。它们曾流落海外百年，如今得以在展厅中团聚，讲述着一段关于文化回归的历史传奇。

因设计者是西方传教士，故而它们的造型带有诸多西方艺术特色。如这牛首铜像，有鲜明的西班牙斗牛风格，双角弯曲向前。

　　这四件圆明园国宝兽首铜像，原为园内海晏堂前的水力钟构件，铸造于公元18世纪中叶的清乾隆年间，因1860年英法联军劫掠而流失海外。2000年春，中国保利集团在香港抢救保护了圆明园猴首、牛首和虎首铜像。2003年9月，全国政协常委、港澳著名实业家何鸿燊博士又将圆明园猪首铜像捐赠给保利艺术博物馆。

虎首铜像更与中国传统的虎的造型大相径庭，如果不是额头上的“王”字，许多人都会误以为是一头狮子的形象。原来西方人眼中狮子才是百兽之王。

　　猴首铜像则是一个“美猴王”的形象，有着浓浓的中国味。

　　猪首铜像造型与中国传统的猪的造型差别较大，尖嘴长吻，獠牙外凸，颇似野猪的形象，但蒲扇般伏贴的大耳，又有浓郁的中国传统审美趣味，融合了东西方造型的艺术特点。

　　这件卣器表几乎通体遍布花纹，甚至连人们视线看不到的器内底上也装饰有四组夔龙纹，装饰极为繁复。盖顶正中为由四只蝉构成的菌形钮。器颈部两侧有环形钮，钮内套装龙首提梁，龙首披角极力外展，十分夸张。器表以云雷纹为地，上饰兽面纹主纹，兽面两侧各有一龙及凤鸟。盖与器身口部及圈足还装饰有龙纹带。这件卣造型特殊，工艺精美绝伦，且富有特色，故被专家们称誉为西周青铜卣中的精品、绝品。

　　这件小巧精致的西周晚期铜盒，应是当时晋国贵族用于盛放贵重物品的器具，目前仅在山西曲沃、闻喜等地发现寥寥数例。盒下安装四轮；盒身四角饰回首夔龙，四壁装饰波带纹，腹两侧各有一供牵引用的小环；盖面四角各立一只昂首展翅、可任意转动的小鸟，中部为中间开合的两扇小门，小门分别以一人一猿为钮，人为蹲姿，猿为坐姿。

这件小盒虽形体不大，但造型特殊，设计新颖，特别是盖顶四只小鸟、底部四轮及两扇小门共10处可以自由转动，颇具巧思。

　　这件西周早期凤鸟尊，尊盖内侧有2行8字铭文：“倗季乍祖考宝尊彝”，明确标明其为商周时期有名的倗氏家族某位成员所作的青铜礼器。

尊通高50厘米，胎体厚重，质地精良，保存极佳。通体表现一只昂首挺立的凤鸟形象，头顶花蕾状高冠，勾喙前伸，长尾披垂。凤鸟的背部设置圆拱形器盖，盖上挺立一只小凤鸟，一幅神情怡然的样子。大小凤鸟通身均装饰鳞状羽纹等纹样，繁复而美观。

我们的祖先周人则将凤视作民族的守护神，视为祥瑞。这件凤鸟尊形体巨大，气势不凡，且造型奇特，前所未见，是目前所见保存良好且最为精彩的凤鸟形象的立体的青铜尊之一，也是极为难得的艺术珍品。

　　这件西汉早期的器物是古代伞盖或帐构的弓帽，通体作呈“S”形的龙形，龙体中空，可套插伞骨；龙身上面设一倒钩，用来勾挂用作伞面的织物。它通体鎏金，色泽华美，而且龙的雕塑手法极为精到，龙昂身上扬作飞翔状，双角斜立，两眼圆瞪，大口暴张，牙齿锋利，凶猛异常，就像是一条正在准备出击的眼镜王蛇！

目前已发掘的汉代墓葬数目繁多，出土的这类伞骨前端的装饰即盖弓帽也很多，但豪华程度、精彩程度非常少见。专家们称誉它是目前所见汉代艺术水平极高的龙。能够拥有它的一定是汉代最高等级的贵族，甚至是帝王。

龙身上刻有极细的5字隶书：“西方第十三”，而它则是其中从西方数第13根。它们上面刻有数位，可以避免在拆装大伞时发生差错。

　　这件西周晚期铜簋 （guǐ ）的器盖与内底均有相同的6字铭文：王作姜氏尊簋。标明它是某一周王为其姜氏王后所作的铜器，为目前发现的罕见的周王器之一。

　　盨 （xǔ ）是周人特有的一种盛装米饭一类饭食的专用器具，最早发明于西周中期，在西周晚期曾盛行一时,消失于春秋早期。这件西周中期的白敢盨，对人们了解盨这种存在时间颇为短暂的青铜礼器的起源有重要价值。这件盨器体呈长方槽形，两端有兽首状的衔环，下面有四只扁足。盖面微微隆起，中间有一个方便提取的环形小钮；盖面四角设有四只扁钮，当它仰放之时，则变成了可供盛放食物的盘，设计巧妙。

　　这件商代晚期铜铲胎体厚重，保存完好，未见任何残损。铲体呈半圆形，柄呈长条形，与以往所见的炭铲不同，形制特别。铲的顶部装饰一大角向前旋转并翘起的羊首，柄身上饰龙目纹，接近铲体部分另饰一牛首图案。这件铜铲，是目前所知比较少见的商代青铜制生产工具。但专家们从形制、保存状况等方面分析，它并不实用，很可能用于某种礼仪活动。

　　这件商代晚期方鼎，保存完整，铸工精良。鼎身四壁近口沿处各装饰一首双身蛇，即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肥遗”，左、右及底边处还各装饰有一条乳丁纹带。鼎内还有两处铭文，其中壁上有6行37字的铭文，铭文的大意是：在乙未这一天，商纣王祭祀他的父亲帝乙，属于肜日（一个月的一旬）祭祀。商纣王自管城（即今河南郑州）出发进行祭祀活动，返回时，又进入管城，王赏赐给版贝。版以其父亲丁的名义作了这件珍贵的青铜礼器。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商纣王二十二年的五月。鼎内底亦有一鱼形族徽。

依据铭文可知，这件方鼎是由商代贵族版于商纣王二十二年制作的。其铭文多达37字，是十分罕见商代长篇铜器铭文。不仅如此，其内容涉及商纣王祭祀其父帝乙，其中“文武帝乙”一词是继北京故宫所藏四祀邲其卣之后第二次见诸商代铜器铭文，以充分的证据证实商王帝乙的存在，解决了史学界长期以来围绕其是否存在的争论。更为重要的是，铭文中详细记述了商纣王的王年、月、日及肜日，时代要素齐全，可以据此补充排定商代“周祭”的历谱，与之相近的仅有现藏故宫的二祀、四祀、六祀邲其卣及现藏日本泉屋博古馆的宰椃角等寥寥数器。

　　罍 （ léi ）是古代中国一种用于盛酒的大型器具，也可用来盛水。这件距今约3100年前的圆涡纹罍，为商代晚期青铜罍的典型形象，罍肩部设两个对称分布的圆耳，圆耳中间靠近器底处另有一个小圆耳，三个小耳均作牛首形，既富装饰效果，又很实用：通过肩部的两个小耳，可以把罍用绳子吊起来，再用手一勾中间一侧的小耳，可使罍倾斜并顺利倒出酒来，巧妙解决了罍装满酒后因重量大而不易倾倒的困难。

这类商代铜罍目前存世数量不多，带盖子的更属罕见。这件铜罍不仅带盖，盖内有铭文，上部为一座房子的象形，下部表现的是两只手掐着一头野猪的形像。它们应是铸造这件铜罍的部族的徽号，估计这个部族猎捕野猪可能很有本领，也可能曾经捕获过一头大野猪。这两字族徽也见于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的2件铜爵、1件铜簋上，它们可能出自同一部族。

　　簋是中国古代用来盛放煮熟了的饭食的器具。这件商代晚期铜簋，肩部、圈足均装饰云雷纹，器腹部再装饰一周近似于倒垂树叶的三角形纹。它形体较大，较为少见。器表为蓝色锈所覆盖，几乎通体蓝色，更为少见。这种蓝色锈的成份为硫化铜，是青铜器在埋藏过程中与周围含硫的物质发生反应后生成的，其生成条件特殊，较常见的成份为氧化铜的绿色锈要少见得多，因此早年北京古董行里称之为“宝石蓝”，以形容其珍贵。

　　方彝是仿照宫室外形制造的屋形礼器，平面呈长方形，上有四阿顶盖，中为斗形器身，下接方形圈足。青铜方彝自商代晚期出现，至西周中期时便逐渐消失，存世数量极少。这件方彝直壁，外无扉棱装饰，如此造型存世仅三四件而已，更属罕见。

这件商代的方彝通高18.2厘米，体量不大，但工艺极精。器盖和器身均以兽面纹为主纹，下衬云雷纹地，器身兽面纹上下还装饰有龙纹、蝉纹等纹样，装饰十分讲究。

这件方彝器盖与器身内壁有一字铭文“先”，标明它是商代“先族”的遗物。先族为商代大族，活跃在以山西浮山为中心的晋西南地区。

　　这件商代晚期兽面纹觚（gū ），距今约3100年，它的形体粗大，与常见的纤细修长的觚有较大差别，容量是同时期普通铜觚的三四倍，是已知最大的商代青铜觚之一，有的专家甚至称之为“觚王”。商人所饮之酒，应是酒精度较低的米酒或果酒。

这件觚的装饰也很有特色，它的腹部和圈足都装饰有兽面纹，圈足与腹部间相间分布有四个镂孔，两个为十字形，两个呈长条形，两者形状不一，颇为少见。圈足内有一个凸起器表的铭文，这是一个早已消逝的古老部族的族徽。

　　这对西周晚期铜簋，铭文相同，都是3行18字，标明是一位姓bian(音同辫)的贵族铸造的。两者一件失盖，一件保存完整。其中失盖者曾是北京某一著名收藏家的旧藏，20世纪50年代以前即已面世，因人们长期把玩，它的表面已无锈迹。保存完整者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保利艺术博物馆于香港购回，此两件形制、纹饰和铭文一致。依西周礼器使用制度，它们很有可能在2000多年前就已离散，如今重聚首，实为难得的幸事。

　　这件商代晚期铜斝 （jiǎ ） 通高45厘米，属于存世少见的商代大型铜斝。这件铜斝三个丁字形足较高，造型颇显优雅。器外壁上饰兽面纹及蕉叶纹，具有当时青铜器装饰的典型风格。器底上有一字铭文“先”，表明它与保利艺术博物馆所藏先方彝一样，都是商代“先”族的遗物。先族为商代大族，活跃在以山西浮山为中心的晋西南地区。

　　这件方彝应为为商代晚期制作。方彝的整体造型就像古代的仓房一样，器盖很像屋顶。四角有扉棱装饰，器的表面以云雷纹铺底，主纹饰为饕餮纹，夔龙纹等。器内底和器盖分别铸有两字铭文，“辛冉”代表商代的某族名。商代方彝在河南安阳殷墟等地点出土有出土，像这样纹饰精美且保存完好的比较难得。

　　这件铸造于2400年前战国早期的大酒壶，通体满嵌紫红色花纹，连同三角形的格栏，从上至下共有16层之多，壶身的主纹带重点表现龙、虎、兽面及鹿等多种动物，它们颇具抽象意味，艺术性很强。

这些紫红色图案镶嵌而成，以红铜为原料。它们色泽紫红，与呈青灰色或呈金黄色的壶身在色彩和光泽两方面均形成强烈反差，装饰效果极佳。这件铜壶通体错嵌大面积红铜纹饰，应采用了二次浇铸技法。其图案繁复，工艺美观，为难得的艺术佳品。

　　这件鼎相对较为宽大，低矮，腹浅而足短。器颈饰一窄条勾连雷纹。腹部以较宽的蟠螭纹带为主纹，由两条缠绕的螭龙组成一个单元，交错排列。主纹带下饰一周凸弦纹，下为一周勾连雷纹，它与颈部宽度相等的勾连雷纹构成主纹带的上下边栏。最下面为等距离排列的垂叶纹，内饰兽面。鼎耳两面饰蟠虺纹，另两侧则饰与鼎身主纹相同的蟠螭纹。鼎足上部兽面的眉角以螭龙盘曲而成，兽首密布羽毛状线条，好似雄狮颈毛，颇为复杂。

在鼎身两足之间各有一条纵向的范缝，底部有圆形的范缝。三足为双合范铸成，与鼎腹连接处有明显的连接痕迹，每足前面有三条纵向短凹槽，背面几乎完全开敞，露出红色泥芯。该鼎外范由三块壁范加一块圆形底范构成，鼎足系分铸后铸接成型。

该鼎造型罕见，纹饰具晋系铜器的风格，亦当属晋系铜器。战国时期铜鼎变矮，立耳无盖铜鼎已少见，该鼎的时代应为战国早期。

　　此件青铜盘腹两侧置曲尺形附耳，耳带双横梁。圈足周边等距离分布四个卧兽形矮足。兽形似虎，作伏卧将起状，兽头朝外，颇为生动。盘身饰一周龙目纹，每两道范缝间有龙目纹四个，周身共计十六个。圈足上饰-周如同垂鳞的对卷云纹。双耳外侧饰重环纹。龙目纹和对卷云纹的细部做法都比较少见。盘在西周中期以后是“盥洗礼”中用以承接洗手水的一种礼器。这件青铜盘从形制来看，有春秋早期的特点。

　　这件鼎为春秋早中期秦国制品，铸造工艺颇为精湛，为早期秦国青铜器的代表作。其设计颇为巧妙：鼎上设置一个扁平的器盖，盖正中设一环形钮；两侧出榫，插入鼎耳内；盖边缘还有意增厚，并设有三个小卡子，使盖与鼎身之间扣合得非常紧密。如果再穿过盖上的环形钮和两个鼎耳加装一根木条的话，扣合更为严密，丝毫不必担心鼎内食物洒出来。

鼎盖周边还装饰有三条立龙与三只伏虎，亦相当精彩。

　　这件青铜鼎口沿处一侧设一流口，鼎中液体可通过流口倾倒出来，当时称之为“匜鼎”。这件小鼎应铸造于春秋早中期的晋国，异常小巧精致，造型亦相当特殊：它的流作虎首状，虎张大口以为流；另一侧把手作貘首形。鼎上置一平盖，盖面中间立一兽钮，兽纽为犬形，昂首端立，身插双翅；兽纽前后的盖面之上各饰一共首双身的怪兽，其虎首龙身，身体盘曲，互相纠缠。小鼎整体构思奇异，充满了神秘气息。

　　这件西周中期铜簋造型颇似秦汉时期的奁形尊，较为特别。簋的盖内和器底上均铸有5行57字铭文，大意是：在周历十一月丁亥这一天，周王来到了卫国的姑城，他没有忘记应国公室，赞美了应国公室人员(音同成)，并赏赐给他三十朋的贝和四匹马。为了纪念这件事，作了这件铜簋，用它早晚祭祀。这段铭文标明它是应国公室人员所铸。而依据其他铜器铭文，这位应国公室人员为应侯釐公之子，有可能于周穆王时期所做，后来他和他的儿子也都先后当上了应侯。在目前发现的应国有铭文铜器中，这件簋是字数最长的一件，而且它的内容对探讨应国的历史，特别是周王朝与应、卫等诸侯国的关系具有重大价值。

　　这对西周早中期之际的铜簋，造型奇特，很像今天的围棋盒，小口，腹部圆鼓，只是腹部两侧多了一对兽耳而已，兽耳口吐象鼻，象鼻形垂珥十分少见。

器内底有铭文9字，最后明确标注其族氏“木羊”，与1976年陕西扶风庄白青铜器窖藏中出土的多件铜器，同属于微氏家族之物，但这对簋时代早，对研究这一著名西周大族及庄白窖藏有重要参考价值。

　　这一对铜壶，铸造于距今2800年前的西周晚期。通高55厘米，胎体厚实，工艺精美而又十分气派，为难得的西周青铜重器。壶上有大圈顶的盖，盖面中心装饰有一只团身飞舞的凤鸟。壶身装饰双线条的波纹，虽相对简洁但雄浑有力，颇具气势。

器盖与器身均铸有13字铭文：“应侯乍（作）旅壶，其万年永宝用”，表明它们的主人是分布在今天河南平顶山一带的诸侯国——应国的国君。当年，周武王灭商后大封诸侯，把他的一个儿子（一说为弟弟）分封在今天的河南平顶山一带，建立了应国。应国长期拱卫周王朝，是周王朝抵挡汉水流域外族入侵的一支重要力量，与周王朝的关系十分密切。

　　这件青铜鼎的形制和纹饰均符合西周中期青铜鼎的典型风格。鼎腹内壁有铭文10行92字，标明它是一位名叫师酉的贵族为了纪念周王在太室接见他，并赏赐给他一件豹皮大衣而铸造的。这篇铭文不仅字数多，而且内容极为重要。铭文开篇有“隹（惟）王四祀九月初吉丁亥”等字样，具备了历日四要素：即王年、月份、月相、干支记日。据专家研究，依据西周金文王年历谱的研究成果将此鼎的王年排入，应为周恭王时期，铸造于恭王四年。如此完备者存世仅30余件而已，此鼎与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师酉簋密切相关，对西周青铜器断代等方面研究有重要价值。

　　这件西周时期的兔子造型青铜尊，是比较罕见的立兔形尊。距今已有约2900年左右的历史了。兔子三瓣豁嘴，四趾，两只大耳上举，短尾下伏，形象十分写实。

立兔的背上还有一只伏卧的小兔作为器盖的钮。虽然它的形体很小，但鼻眼清晰，相当传神。它与立兔相结合，好似表现一只原本安安静静伏卧在草丛中休憩的小兔，突然被狩猎队伍的马蹄声、弓箭声惊醒，当即站起身来四下观瞧，并随时准备逃跑的场景，艺术构思十分精妙。

　　这件唐代铜壶具有鲜明的中亚、西亚一带的艺术风格，应当是中国工匠向古波斯即今伊朗一带的艺术家们学习的结果。它造型修长而优美。壶自肩部至器口有一对双龙耳，它们的身躯呈S形，正垫起脚尖伸着头向壶内，似乎正要饮壶内的琼浆玉液，生动活泼。目前所见的双龙耳盘口壶多是瓷器和唐三彩制品，青铜制品则极为罕见。

　　这件青铜鼎小巧娟秀，口径只有11.4厘米，通高才17.1厘米，但工艺相当精：鼎的腹部以四道凹槽作分隔，凹槽中间装饰有三周云纹带，花纹十分规整，凹槽和云纹内还填有朱漆，色彩艳丽，十分美观。鼎口部两侧装饰两个环形小耳，上面装饰两道弦纹及绳索状的绹纹。鼎的三条足，仿自动物的蹄足，上部则装饰有兽面纹，兽面的角、眼、鼻、嘴等部位皆精心刻划，甚至连眉毛都根根清晰。通过器形和装饰判断，此鼎制作于战国时期，应有两千三四百年的历史。这种小鼎当年盛装美味肉羹，为贵族们所专享。目前所见战国时期青铜鼎，绝大多数个体都很大，像这样小的鼎数量不多，工艺如此精美的更属罕见。专家们对它爱不释手，当即决定将它带回北京再找其他专家鉴定。

口沿处有一行5字铭文 “王后之御器。”，专家们认为这位王后应该是分布在今天河北、北京一带的战国时期燕国的一位王后，具体是哪一位则无从查证了。

　　这把战国的错金剑保存完好，剑茎缠缑尚存，鳄、锋仍颇锋利。丝质剑缑上编织的辫纹清晰可辨，但原色泽已朽退难以辨明。铜剑除髹漆木剑鞘外，还附有一件精致的髹漆绘彩木剑椟。周时重剑，平时服用，不能露刃佩戴，需插置于鞘内。但平时贮藏或向尊者奉献时，插置于鞘内，再纳入剑椟之中。

　　商周贵族行“沃盥之礼”，也就是洗手，需要用盉浇水洗手，洗手水落入盘中；盉与盘相配构成一整套行“沃盥之礼”所必需的重要器皿。

这件西周晚期铜盉为极少见的扁盉，通高44.5厘米，为目前所见形体最大的古代青铜盉之一，而且工艺复杂，具有很高的历史与艺术价值。它的装饰十分复杂而精彩，盖纽为一只大型凤鸟，双翅上翘。凤鸟身上又有一只勾喙的小鸟，被一只回首卷尾的虎抓住，虎前后腿回环成为穿孔，通过穿钉使器盖与下方的把手相连接，上下扭运灵活，设计十分巧妙。

　　这件青铜尊与一般的尊不同，形似青铜罍。青铜器的铭文虽然把祭祀用的礼器通称为“尊彝”，但以“尊”为专名的很少见。这样颈短口小而近似圆肩的尊，很少见到。与同类尊相比较，鼎应为殷墟早期制作。肩部装饰了三个等距离排列的浮雕状牛首，牛首之间分别装饰了三组云目纹，腹部装饰三组兽面纹、云目形夔龙纹、立羽纹和云雷纹。每一行的纹饰上下都以连珠纹为边栏。圈足装饰了三组比较奇特的无目兽面纹，身躯向两侧延展较长。

　　这件春秋铜盉通体保存完好，造型新颖。它的上部为钵形，下为鬲状，中间设箅隔。鬲部有一短流，另伸出一把手，把手顶部装饰兽首并向内弧卷，构思巧妙。器身装饰蟠虺纹及三角云纹。兽首额上有一字铭文“金”。

这类青铜盉为调和酒与温酒之器，主要流行于淮河流域，目前在安徽等地发现十几件，这件金盉艺术水平极高，而且上有铭文，更属难得。

　　这件西汉铜灯，是一件汉代两用灯。它的最上面是圆形灯盘，灯盘内心安放一个烛钎，可以插放“烛”。汉代所用的“烛”，并非以蜡烛作原料，而是以动物油脂加工固化成的“烛”。外圈则是油灯，外壁上设置一个龙首形的小流嘴，浸泡在油里的灯捻通过龙口伸出，点燃后就成了油灯。

这件铜灯以底座下的三位擎盘小人最具艺术性。他们屈体下蹲，作双手用力向上擎举状，十分生动。三人皆扁平脸，头发向上盘起形成发髻，身上仅穿一条“丁”字形短裤，身体表面呈现大面积纹身图案，从面形和发髻来看，表现为少数民族形象。形像极似今天日本相扑选手。陕西历史博物馆藏陶相扑俑，与此件上的人物装饰较为相似，“相扑”这项运动在当时称作“角抵”。

　　承弩器是古代中国用于辅助开弩的器具。在2000多年前的秦汉时期，弩是重型武器，但难以单用手来张弩，特别是在狭小的战车上，张弩十分困难。聪明的中国古代祖先便设计了这种承弩器，它们两两成对，后端是个长方形的套管，可固定在战车车箱前端；承弩器前部内曲形成弧形凹槽，槽帮上角略勾曲。若将弓卡在凹槽内，再向斜上方用力拉弦，由于有凹槽吃力，弩便被相对较为容易地张开了。连接凹槽的部分还向前伸出呈抛物线状的圆柱，张开后的弓弩可以搭放在上面，如需发射，沿抛物线向前一推即可瞄准射击了。这短短的承弩器，解决了战场上的大问题。这对西汉时期的承弩器，顶端作出兽头状，通体用金和银嵌错漩涡状的流云纹，色彩艳丽，是目前发现的西汉时期最豪华精彩的承弩器之一

　　这件兽面纹甗，距今约有2900多年的历史。它的使用方式和原理与今天的蒸锅几乎相同：它由甑和鬲两部分合铸在一起组成，两者间设有桃形的箅子，箅子通过小环与器身连接在一起，箅子上开有5个十字形气孔。三根圆柱形的足，足上部袋状部位中空，内可盛水。如果足中间燃烧木柴，将鬲中的水烧开，水蒸气透过气孔，就可以把箅子上的食物蒸熟。

这件甗的鬲部装饰三个高浮雕的怪兽头部形象，耳、鼻、眉、角、口、牙一应俱全，做工非常精细。甗的内壁铸有2行6字铭文，最后一个标示器名的字很清楚——明确地告诉我们当时它就被称为“甗”

　　这件青铜胄可以理解为是商代的头盔。它的正面颇似一个牛面，宽大的牛角一直向后弯曲延伸到耳朵上方，角的下方是两只“臣”字形大眼，大而圆的眼球十分突出，两眼中间有菱形的鼻子，眼睛两侧还各有一只小耳；嘴以下部位则未予表现。胄顶及背面作圆弧形，与人头颅骨的形状大致相同。胄的两侧则各有一个巨大的缺口。

胄正面兽面大眼睛是封闭的，戴上头盔则势必遮住人的双眼。头盔正面下方有两个小圆孔，并不足以令人透视观瞧。其实，胄是扣在人的额头上方，头盔里面垫有厚厚的织物以避免磕磨头皮；织物外面套有一个皮质的头罩，头罩就通过正面下方的两个小圆孔与头盔边缘的其他12个小圆孔拴牢固定。头盔两侧的缺口部位，原来曾各有一个圆形的青铜护耳。如此这般，便将人的头部严密地包裹起来。

　　这两件商代晚期铜爵，铸工精湛，轮廓线条刚劲有力，器表装饰兽面纹、云雷纹、蕉叶纹等多种花纹，上下可达三个层次，层次丰富而分明，花纹清晰且规整，它们是目前所见最精彩的商代铜爵之一。

爵把手内铸有铭文，上部为一座房子的象形，下部表现的是两只手掐着一头野猪的形像。这铭文是铸造这件铜爵的部族的徽号，与保利艺术博物馆藏豰罍和豰簋上的铭文相同，应属同一部族。

嵌绿松石鎏金蟠螭透纹镜

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

　　穿过青铜展厅，眼前豁然开朗——一组北朝至唐代的石刻佛像静静矗立，或坐或立，面容慈祥，衣纹流畅。其中一尊青州佛像高达4.6米，额头有宝冠装饰，神态安详，展现出盛唐时期佛教艺术的巅峰水准。金色佛像端坐莲花座，手结法印，头戴宝冠，四臂持不同法器，庄严而慈悲。这些佛像不仅雕刻技艺精湛，更承载着古人对信仰的虔诚与追求。

　　这尊背屏式佛三尊造像，除顶部残缺、仅余两身飞天外，其他皆保存完好。整体雕刻细腻，工艺技法极高，为已知个体最大、保存最完整、艺术水平最高的东魏青州背屏式造像之一，堪称是举世罕见的艺术精品。

主尊立佛位居正中，两目微张，弯眉细长，双唇微闭，嘴角微上翘，面含微笑；双手施无畏、与愿印。佛两侧各倒悬一龙，龙嘴衔莲茎、莲叶，上托莲台。二胁侍菩萨头戴宝冠，面形方中带圆，面露微笑，身着长裙，手持法器，立于莲台之上。更难得一见的是，二胁侍菩萨的装饰、两侧龙及龙所衔莲茎、莲叶等均有明显差异，寓变化于统一之中。佛、菩萨、龙及飞天等形象，皆以高浮雕技法雕刻而成，刀法圆润浑厚。

　　这尊圆雕菩萨像，头部雕刻精细，面相丰腴适度，长眉细目，直鼻大耳，表情含蓄，隐现庄严慈祥之容。特别是长眉弯曲，嘴小而两嘴角微翘略含笑意，最具传神，为目前所见同一时期菩萨像中最为精彩者之一。

这尊菩萨像的整体雕饰也十分讲究。菩萨顶梳发髻，戴冠，上身着右袒偏衫，前襟束于腰带呈现三波垂悬纹。下穿多褶长裙。双肩上有圆饼形饰，其下垂两重流苏。颈有项圈，串有长穗、明珠及珊瑚等珠饰的瓔珞，从头后前绕，沿胸前左右下垂，颇为华美。

　　表现释迦牟尼为太子时，在菩提树下静坐禅悟场面的思惟菩萨像，一直是最优美、也最受喜爱的佛像造像题材之一。不过，因其姿势复杂，用圆雕艺术形式表现思惟菩萨像殊为不易。艺术水平极为突出，尤显难得和珍贵。

菩萨头戴五尖式宝冠，肩上有圆饼状饰物。腰系轻薄贴体的多褶长裙。上身微向前倾，右上臂支在右腿上，右下臂残缺，左脚自然下垂，成功表现出思惟禅悟的意境。菩萨体态健壮匀称，形貌端庄俊美，虽雕饰简洁，但手、足等部位质感强烈，造型与艺术水平极为高妙。

带背光佛立像

这尊圆雕佛像，最特殊的地方在于背后有长条形的背屏，背屏的两侧有早年切割的痕迹；佛像底部的插榫异常粗大，与佛的体态不甚协调。这一切都表明，它原本是当时流行的带背屏的一佛二菩萨三尊像，由于某些原因，这尊像的边缘等部位损坏了，佛教徒便选取主尊佛部分单独奉祀，从而形成了今天的模样。

同样令人称叹的是，这尊佛像异常俊美。佛头后部有双层莲瓣形头光，脸形长圆，弯眉杏眼，直鼻薄唇，面带神秘的微笑，正向下俯视，令众生为之景仰。整尊佛像雕刻极为精彩，线条尖利而劲挺，为目前所知北魏及东魏时期佛像中艺术水平最高者之一。

　　这尊背屏式造像，是当年“法难”的最形象的例证。原来一尊完整的一佛两菩萨三尊像，现仅存右下半部分。通过残存部分，尚可依稀想见当年造像的精致。然而，这尊残像仍被专家们誉为“难得的国宝级造像标尺”。这是由于造像的背面刻有大面积的线刻画与发愿文。位居右下角的十行发愿文，明确标明其造于北魏永熙二年（公元533年）。它是目前山东地区发现的北朝纪年造像中时代较早的一尊，对研究中国北方地区佛教历史与佛教造像艺术价值重大。同时，发愿文字体为典型的魏碑字，隽妍秀美，艺术水平颇高。

背屏背面的线刻画，内容颇为复杂。其中上栏上方残存山峦，山下有河水流淌，山水之间有一巨兽长尾飞扬。上栏底部中央刻一猛虎追逐一兽。上栏右侧也残存两身坐佛像。下栏中央刻上下两身坐佛像。两坐像左侧，是一正在建筑中的佛塔。塔呈方形，塔身砖砌而成，磨砖对缝。两工匠站在塔上，或手持瓦刀，或俯身下接石料，似在做塔的封顶工作。北魏时期天下寺庙万所，佛塔林立，但没有一座保存下来，这幅画像为今人形象地描绘出1500年前佛塔的模样，极为难得。

　　这尊圆雕菩萨像曾在毁佛期间被砸毁成九大块及若干小块，随后被深深地掩埋起来。在地下隐藏了千余年之后，这尊菩萨像得以重光，仅左肩上的圆饼形饰缺失。

与同时期其他菩萨像相比，这尊菩萨的双颧颇显突出，面容更显喜庆气氛。腹部外翻裙腰，束宽带，宽带以连珠纹饰边，并分成若干长方形小格，格内分别雕半双环连珠、摩尼宝珠、莲花宝瓶。左臂下垂，小臂曲伸向前，手捏一莲蕾；右手上举，五指并拢，掌心向前，施无畏印。菩萨通体佩饰十分繁杂而华丽，工艺精美，为中国早期石刻菩萨像中的难得精品。

　　这尊菩萨头戴蝉珰冠，两侧垂饰宝缯，双肩亦各有一圆饼行饰。身着天衣与密褶裙，披穗状璎珞，格外华美富丽。菩萨脸庞呈圆形且上下略扁，两眼微眯，唇角上翘，双颧外凸，一幅笑容可掬的样子。这是我们目前所见北朝时期笑容最为灿烂的石雕菩萨像之一，与当时常见的端严秀美的菩萨像判然有别，更令人感到亲近。

　　这尊北齐时期圆雕佛像，面相圆润，弯眉细目，嘴角略翘含笑。发髻隆起。佛像的左手已残缺，右臂弯肘向前伸，垂手执衣角。身披袈裟，薄身贴体，仅刻出衣袖垂褶和下摆边缘，衣领和衣纹以贴金与彩绘的方法表现，其中佛像的面部和露出衣外的脖颈、双手和双足均贴金，更显妙相庄严，同时也衬托出佛像的秀整清丽

　　这尊东魏时期菩萨头戴蝉珰冠，两侧垂饰宝缯，双肩亦各有一圆饼行饰。身着天衣与密褶裙，披穗状璎珞，格外华美富丽。菩萨脸庞呈圆形且上下略扁，两眼微眯，唇角上翘，双颧外凸，一幅笑容可掬的样子。这是我们目前所见北朝时期笑容最为灿烂的石雕菩萨像之一，与当时常见的端严秀美的菩萨像判然有别，更令人感到亲近。

　　这尊圆雕佛立像，以通身彩绘保存较好、神态优雅而著称。佛肉髻低平，螺发，眉呈弯月状，眼睛细长，眼角微微上挑。长耳下垂，耳廓清晰，下颔圆润。细腰，宽臀，肌体圆润。身着开口略低的通肩式袈裟，袈裟单薄贴体，隐现出丰壮的体形。袈裟上以朱彩描绘田相格纹，通体色彩鲜艳。佛体貌清瘦，慈祥的笑容中略显沉静，神态感人。

据文献记载，北朝时期最著名的一位佛教艺术家名为曹仲达，本是西域曹国人，他将深受古希腊艺术影响的中亚地区佛教艺术，与中原地区的审美情趣巧妙融合，并加以创造，所画佛像衣服质料轻薄，紧贴躯体，就像是刚刚从水中出来一样，较好地表现出身体的曲线。一般说来，中国古代佛教雕塑，主要通过面容的刻画而非形体语言，来体现佛像的神韵。而曹仲达所创的佛像形式，既注重表现佛像面部神情，又较好展现人体特点，故而一面世便受到了当时人们的普遍喜爱，被称誉为“曹衣出水”，与唐代“画圣”吴道子所创立的“吴带当风”相媲美。山东青州地区的北齐佛像的制作便以此为规范，具有鲜明的时代风格和艺术特色。此件佛立像，即属于典型的“曹衣出水”式样，雕刻工艺稍显简单，但佛的身体曲线勾勒毕至，给人以独特的美感。

释迦摩尼铜像

菩萨像

菩萨头像，唐代

正始四年法想造彌勒三尊像

北魏正始四年（公元507年）

吉祥，景泰蓝

陶瓷展品

莲荷陶壶

牙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