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挝游——僧侣探密

孙老师

在老挝旅游的行程中，我们拜访了多个寺院，其中包括国家最高层级的塔銮寺，皇家私人专用的香通寺，以及卧佛寺香昆寺等，发现了一个有趣现象，即寺里较少见到僧侣，不似国内寺院随处可见颂经做法的和尚大僧。那么这里的僧侣去哪了？我有些疑惑。 通过更进一步的了解，以及与专业人士交流，我才知晓了一些缘由，老挝的僧侣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寺院的打理接待清洁卫生这类俗事，大多由义工信众来做，所以普通游客不常见到。僧侣日常的主要工作，与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息息相关。 “僧侣优先”！我在老挝万荣火车站入口的显眼位置，见到了这样一块标牌，可见僧侣在这里是高人一等的，这让我对老挝国家的佛教文化有了新的认识。我们国家常见的用语是“领导优先”，“军人优先”，“贵宾（有钱人）优先”，这就是不同。 老挝的僧侣有较高的地位，因为他们是这个社会的精英人士上流人士有识人士，与普通民众百姓有身份级别的不同，被尊敬尊崇己经形成社会共识和风俗习惯。 这种共识与习俗，源于其宗教、历史、教育和社会功能的深度交织，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香昆寺见到的情形，被信众簇拥着，类似国内民众见到大领导。 他们身份高贵尊严衣着醒目亮丽，在普通民众眼中，是高高在上只能跪拜只能仰慕的。就是化缘布施时也不失身份，不失神圣。 就以我们在朗勃拉邦某小镇参与的一次活动说起。僧侣每日清晨赤足化缘，民众跪地布施食物（如糯米饭）或金钱，延续700余年未间断。这一仪式不仅是僧侣生存的基础（寺庙不设厨房，过午不食），更被视为民众“种福田”的修行方式，强化了僧侣作为“功德桥梁”的神圣性。 琅勃拉邦的天色还未完全苏醒，古城的街道已弥漫着朦胧的檀香。赤脚的僧侣们踏着晨露，列队而行，橙红的僧袍在微熹中如流动的火焰。 琅勃拉邦作为古都，寺庙曾是王权象征，679座古建筑中半数属宗教场所，1995年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佛教成为国家认同的核心符号。 慈善网络，贫困救济的枢纽。 僧侣将化缘所得食物分发给街头儿童、老人和难民，形成“布施—再分配”的慈善链条。在贫困率较高的老挝，此机制成为底层民众生存的重要支撑。 老挝僧侣的高地位实为“宗教神圣性、教育垄断性、慈善功能性”的三重结果： 在灵魂层面，他们是民众与佛沟通的媒介； 在现实层面，他们是知识传授者与贫困缓冲器； 在历史层面，他们是国家文化的活态符号。 僧侣是道德规范的化身。据说僧侣严守227条戒律（如过午不食、托钵乞食），中国辽宁大悲寺的苦修僧更以日睡4小时、拒持金钱闻名。这种克己形象使民众将其视为道德楷模，强化社会信任。 尽管老挝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但因85%人口信佛，政府允许佛教与马列主义共存。1975年革命后曾试图取缔宗教，但因全民反对而作罢。 “党旗与僧袍共存”成为独特景观。老挝的党旗，是不是很熟悉。 1902年前老挝无正式学校，寺庙是唯一的教育场所。僧侣教授男孩读写、佛经、数学与历史，承担了文化传承的核心角色。即便现代教育发展后，偏远地区仍依赖寺庙教育。 全民信仰与人生必经仪式。 老挝95%的人口信奉小乘佛教，男性一生必须至少出家一次，时间从数日至终身不等。这一传统被视为“替父母赎罪”的孝道实践，因信众认为父母在世难免造业，儿子出家可积累功德。未出家者会被社会轻视，甚至影响婚嫁。 这些孩子不去上学，在寺院里一住就是一年乃至更长时间。 他们都是僧侣，己经很习惯被信众跪拜。 僧侣将化缘所得食物分发给街头儿童、老人和难民，形成“布施—再分配”的慈善链条。在贫困率较高的老挝，此机制成为底层民众生存的重要支撑。 性别不平等，男性可随时还俗，女性一旦出家为尼则终身不可还俗，且沦为寺庙“勤务兵”，反映地位差异。 即便面临现代化冲击，其地位仍根植于“出家即成人”的全民共识中，成为维系社会稳定的精神骨架。 近年老挝选派僧侣至中国“南海佛学院”留学，学习汉语、禅修及现代管理，政府高层亲自推动此项目，凸显僧侣作为文化使者的地位。 旅游经济的双刃剑，琅勃拉邦布施仪式成为旅游热点，商贩售卖布施糯米饭给游客，虽传播文化但也引发仪式表演化的担忧。 世俗化冲击，部分僧侣因化缘收入高（月均250元，接近公务员300元）而生活奢侈，甚至曝出私人飞机、性丑闻，引发“花和尚”争议。 这是老挝最古老的仪式，也是世间少有的“施与受”的纯粹对话。僧侣们不言，布施者不语，唯有竹篓中米饭的温热传递着无声的慈悲。当指尖与钵盂轻触的刹那，忽然懂得：布施不是馈赠，而是对贪嗔的剥离。那些曾困扰我们的得失计较，在此刻的晨钟里碎成香灰。 正如琅勃拉邦清晨的布施队伍——橙黄袈裟在游客镜头与信徒跪拜间蜿蜒——老挝僧侣的地位恰是这个国家在传统信仰与现代冲击中寻找平衡的缩影。 现在回答老挝的僧侣在哪里？就在他们应该在的地方，在管理寺院，也在帮助政府管理和统治这个国家，为信众解决各种问题。 僧侣优先现象，其存续不在于拒绝变革，而在于能否在戒律与人性、神圣与生计间重建符合时代的修行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