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厦大同文路教工宿舍

华水

　　闲来无事刷手机，看到一篇题为《消失的同文路和晨光路》的文章，说是随着厦门市政建设、改造，这两条原先还有些历史的道路消失了，成为鹭江道的一部分。晨光路我一时不知道在何处，而同文路则是我生活中一处重要的节点，我在那里的厦大教工宿舍渡过了整个儿童时代。抗战胜利后，父亲结束了他在南洋的颠沛流离，1947年秋（我刚出生不久）带着一家人从新加坡“回续（厦大）教职”。父亲为了节省路费，带着二十几箱文物图书，我们一家人乘货船，颠簸了十几天回到厦门，就住进同文路的厦大教工宿舍。一直到1958年海军征用靠海的一幢楼，我家才搬迁到大生里厦大宿舍（参见本人的“大生里，梦里的那座楼”，《厦大建筑 流淌的的故事》）。到了2000年前后，这一带旧建筑彻底拆除，鹭江道扩大数倍，同文路消失了，路旁的厦大教工宿舍自然也消失了。

（父亲所拍1947年的同文路厦大教工宿舍楼。小广场上突起的土堆看起来像是碉堡，解放初就被推平成一个小舞台。）

　　小时候，从镇海路口往南走，左边是虎头山海军司令部，右边是中山医院（后改为妇幼保健院）、工人新村 ，到海边十字路口，一个硕大的水泥碉堡立在西侧路边，那是国民党军队逃台前留下的。“十字”出头的这段路很短，大约三十米就到海边（鹭江）。“十字”横的这条路叫同文路，构成十字路口是四幢三层楼。东向分列路旁右边的一幢是海军卖日用百货的军用服务社，左边一幢是海军的营房，往前则是虎头山下的大同酱油厂。西向两幢和东向一样的楼房就立在这条不怎么宽的路两旁，称作厦大同文路教工宿舍。

（80年代初的同文路，左边是宿舍区的北楼，远处那幢是海军的营房，中间是与镇海路交叉的十字路口。图片来源于网络）

　　整条同文路沿街楼房（包括东向海军使用的两幢及西边几幢同文路码头办公室及员工宿舍）都是骑楼式建筑，最显著的特征是底层外延形成柱廊式人行道（俗称“五脚基”），兼具遮阳避雨和促进商业活动的双重功能。上方的楼层就建在柱廊式“五脚基”上，好像骑在街道上的楼房，骑楼的名称是否由此而来。这种建筑形式融合了欧陆与东南亚风格，二、三十年代在广东、福建、广西、海南等沿海城市颇为流行。厦门市区这样的骑楼随处可见，如中山路、水仙路、旧厦禾路、大生里等等。所有的骑楼似乎都只有三层楼，但楼层都很高，感觉都有4米多（特别是一楼）。各处骑楼又都自成一格，比如大生里中间是一巷道将一幢楼分为前后列，住不同的人家。而同文路每幢内部是整体的，从前门到后门至少有二十多米宽，可隔成三大间房，南北两个大房间中间是大厅。但是三楼只有中间位置是厨房和饭厅，有个小双坡面的房顶，前后是露天大阳台。南阳台大都用来种花。夏天的傍晚，许多人家都会把歺桌搬到南阳台。每到此时，一列从歺桌升腾起的白烟及饭菜的香味在习习海风中飘散着，这是当年厦大同文路教工宿舍温馨、和谐的一景。北阳台有水泥筑的洗衣槽，是晾晒衣物的场所。通常1个门牌号住两家人：一楼（加上阁楼）一家，二楼及三楼一家，住房面积相对大生里大多了。我家原住17号，后又迁至21号，也许因为人口多，这两个门楼下都没有住家归我家使用。有趣的是，三楼各家阳台只有一齐腰高的矮墙隔开，我们去别人家玩，翻几道墙就行，不必从一楼的门口进出。

同文路宿舍两幢楼各有11个门牌，门牌编号也很奇特。为了方便区分姑且把靠海一侧称作南楼，路对面一侧称作北楼。两楼间编号从东起而后南北来回跨街，因此南楼都是单数，从1至21号，北楼都是双数，从2至22号。按理说沿街一面（五脚基）的门是正门，但是因为二楼住家的楼梯口在另一面（后门），走的人多了这后门倒成正门，尤其是靠海的南楼更是如此。无形中两楼间人们见面的机会就少了许多，隔着一条街，对本幢的人家相对比较熟悉。

（1948年全家人在同文路17号南阳台合影。左起：姐安娜、姐华清、华水、母黄瑞霞、父林惠祥、姐华明、哥华山。）

　　厦大同文路教工宿舍称得上是“模范宿舍区”。南楼19号楼下有个“工会俱乐部”，记得里头除看杂志读报纸之外，中间有张乒乓球台，门边有个康乐球桌 ，基本上都是大人们的地盘。东头3号（？）是厦大幼儿园同文路分园，我和弟妹都是那里“毕业”的，记得有一年晚会我们幼儿园小朋友还在南楼靠海边的广场舞台上为宿舍区的家长们表演节目。这个海边的小广场也是我们孩子们踢球、“巴田鸡（类似打棒球）”甚至打架的天地。有一次不知何因，我和弟弟各自抡着父亲教我们练武的棍棒和操晾衣竹杆的苏家（校产科科长苏昌焕，曾任宿舍区区长）的老大、老二两兄弟在广场上追遂、打斗，他们家的晾衣竹杆自然扛不住棍棒，都开了杈。苏阿姨笑吟吟的拿着几节竹片来我家让我妈妈过目。苏阿姨是同文路及大生里我妈最要好的几位朋友之一，是我见过脾气最好的家长，从没见过她打骂孩子，特别好相处，和左邻右舍的大人小孩下起跳棋他们家的饭总是烧糊了。不过打架的事极少，那个年代民风淳朴，大人们之间都和颜悦色，孩子们都亲密无间，我们和苏家兄弟后来都是好朋友，尤其是和我同龄的苏老二克淼至今仍是球友。但是俱乐部里有过一个场景至今在头脑中留下阴影。那是57年反右，俱乐部里坐了一圈大人（不都是同文路邻居），中间一位老先生（同文路哪位先生忘了）躺在单架床上，说是在开批斗会。我探了一下头，那气氛让我极度不舒服。

（1952年妈妈陪我们兄弟姐妹在宿舍区小广场玩耍。前排右起：姐华清、华水（本人）、妹华素、弟华岩。）

　　我一直对厦大教工宿舍为什么不在学校范圍内而跑到同文路心存疑惑。在《厦大建筑 流淌的故事》书中能找到明确的答案，潘世墨教授在《大南新村的故事》一文中写道：“1945年8月，抗战胜利，厦大从山城长汀陆续复员回迁。整个厦大校园颓垣残瓦，满目疮痍，被日寇炸毁的建筑物，大大小小有32栋（座）、28216平方米，损失达40亿（国币）之巨！时任校长汪德耀教授临危受命，一方面，组织抢修校舍，另一方面，据理力争，促使市政府将曾经被日本人占据的大生里一列、同文路临街楼房，以及鼓浪屿的日本领事馆交给学校使用，借鼓浪屿八卦楼作为学校的新生院。…同文路临街楼房（土地使用面积2144平方米，建筑面积1492平方米），也是华侨向房管所租质再转租学校，…在这里居住的教师家眷有23户，包括林惠祥、卢嘉锡、虞愚、张松踪、金德祥、陈孔立先生等。我还模糊地记得，我家也曾经在这里住过，但时间很短暂，…。”

潘世墨列举的同文路住户我大多还有印象，说住了23户厦大家属大概是早期的数据。同文路两幢房共有22个门牌号，至少有一半以上门牌号里住着两家人，所以住户决不少于23户，我妈妈曾经当过同文路宿舍区副区长，可惜她在世时我没有问她。

　　如潘世墨所说的有些住户在同文路的时间比较短，如卢嘉锡、虞愚、潘懋元几家人，大部分住户住得相对比较久。

卢嘉锡先生家的老二卢咸池（北京大学教授，曾任北大统战部部长）在《童言无忌——我的童年回忆》文中写道：父母亲经常一早就叫醒我们兄弟：“快起来，你们看林伯伯在舞剑了。”写的是50年代同文路那一段，而“林伯伯”正是我父亲。1955年他家搬到校内，1958年卢先生筹建福州大学他们一家便离开厦大。

（卢嘉锡先生，我国杰出的化学家和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首位自然科学家院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1年5月，出任中国科学院院长；1988年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1993年3月，当选为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图片来源于网络）

　　母亲生前说过两件事：尽管卢先生比父亲小很多，但父亲提起他这位“小老乡” （卢先生台南市人，祖籍福建龙岩，父亲台北人，祖籍福建泉州，两人都有深厚的闽台渊缘），对他的学识及人品总是大加赞赏，平时也过从甚密。1949年解放前夕父亲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临行前交代母亲去找卢先生（时任地下党主导的厦门大学应变委员会副主任、化学系系主任）。很快学校便派人前去营救（虽营救不成，但两天后厦门解放父亲就出狱了）。另一件事是1958年父亲突发脑溢血，送到中山医院（当年在镇海路）已去世，院方将遗体随意置于阴湿狭小的太平间地板上，母亲一见伤心到几近昏厥，卢先生的太太吴逊玉阿姨果断地指挥众人将遗体迁回同文路我家楼下（当年还没有如今一系列殡葬管理规定），并协助佈置成庄重肃穆的灵堂供校内外同事亲友吊唁。母亲生前为此感念不尽多次提及。

（1953年父亲和孩子们在同文路楼前小广场草地上合影。）

当年同文路和我三哥华山年龄相仿有卢嘉锡先生家的老大卢嵩岳、虞愚先生的儿子虞强。我三哥正处青春叛逆期，总爱干许多出格的事，比如抓来葡萄藤的大青虫在家开膛剖肚、剥皮抽丝，搞得地板一滩滩青的、红的虫内脏和扭动着的残缺的虫体，让胆气十足敢于单身夜闯乱葬坟场却极度厌恶虫子的父亲十分无奈。华山和嵩岳一直是多年的朋友，而卢家的长女卢葛覃和我是不同专业的厦大化学系系友（她比我高一级，在校时我们并不熟悉）。

（1958.1父亲去世时家人在同文路21号临街的门前合影。左起，前排：华素、华岩、华水；后排：华清、妈妈、华明。）

虞愚先生一家原住在21号，他奉调离开厦大我家就从17号迁至21号。那时候并不知道虞先生是哪方面的专家学者，只是印象他家书桌上大大小小的毛笔特别多，后来听大人说虞先生是哲学家、书法家。哲学方面我一窍不通，但对虞先生的书法我还略知一二，在厦大就有好几处他留下的手迹：建南大会堂下面的大操场主席台正中石刻的“上弦场”三字及对联“自饶远势波千顷，渐满清辉月上弦”‌、校园旁边南普陀寺东、西山门石柱楹联，东山门：“喜瞻佛刹连黉舍，饱听天风拍海涛”；西山门：“广厦岛连沧海阔，大心量比五峰高”。我父亲的墓碑正面及背后的碑文都出自他的手笔。

（虞愚先生，书法家、哲学家。1956年被调到北京撰述斯里兰卡佛教大百科全书中有关中国古代专著条目，同时兼任中国佛学院教授。图片来源于网络）

　　虞先生在我童年的印象中特别爱干净，白衣白裤清清爽爽，头发一丝不苟，行止颇有些道骨仙风，小孩都有些怵他，因此也不敢象到其他人家一样去虞家乱窜。不过多年后和当年邻居物理系叶志铭家的小儿子、同事叶柏龄出差北京，带着两位母亲拜访了虞家，见到虞家小女儿虞苗（琴）。当年她和我三姐华明同学，在童稚的我眼中她可是当年同文路的大美女。比她大点的姐姐叫虞嘉，记忆中常看到虞嘉从家里穿着当年还比较少见的泳衣去海边游泳。同文路海边沙滩窄小坡陡、水流湍急，在此游泳的人极少。

（虞愚先生在厦大上弦场。图片来源于网络）

潘懋元先生一家住在15号楼上，大约1956年就搬进厦大校区。虽然时间很短但因为隔壁，我对他家的孩子印象还是有的。老大是女孩，和我姐华清小学同过学，她有个特别洋气的名字—凯伦，我推测取名似乎和潘先生当年正在研究苏联教育学有关系。她文革前考上中国科技大学，是厦门最早期的高级工程师。三兄弟中世墨、世平与我同为厦门双十中学老三届校友（世墨67届高中，比我低一届，世平66届初中，是我夫人的同班同学），后来我和弟弟与他们兄弟俩都是闽西武平大禾乡邓坑大队的插队知识青年。退休前，世墨曾任厦大副校长，世平、世健分别任过集美大学党委书记、厦门市副市长。我曾在《老蟋蟀小蟋蟀》一文中（见《厦大故事》）把他们称作“潘门三杰”，世墨悄悄告诉我：“不好这样说。”我答道：“你都退休了不要有什么负担，这么出色的邻居还不能让我沾点光吗！”

（潘𢡟元先生，教育家，中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开拓者与奠基人，曾任厦门大学教务处处长、副校长、厦门大学顾问、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名誉院长。图片来源于网络）

　　陈孔立先生在《我所经历的本校四位大师的故事 》（见《厦大故事》）一文中回忆，他们一家1949年就已经住在同文路。那段时间陈先生还是个学生、青年教师，和他父母住在20号。他父亲陈贵生曾任厦大图书馆馆长，而他的兄弟、外文系教授陈福生住在22号。直到1958年我们南楼整体搬迁时他们都还住在那里。虽然隔街相望，我对陈家没什么印象，但陈孔立先生的妹妹陈孔琦我倒是熟悉，她是我三姐华明双十中学的同班同学，她俩和叶志铭的二女儿叶娟娟三人好得形影不离，上学放学都走在一起。40 多年之后，作为业余“资深“乒乓球爱好者，我常挟一把破拍子在校园内四处出击，曾于厦大台湾研究所（台研院前身）和时任所长的陈先生偶尔交过手。陈先生横握“大刀”，正、反手削起球来姿态优美舒展，比他儿子陈动（厦大法律系教授）直拍死搓到底的技术含量和观赏性高多了。虽然次数极少，但印象很深，这让我脑海闪回当年的“同文路工会俱乐部”，这一招一式似曾相识。如有机会见面，想问问陈先生：“功夫是否在同文路练就？”

（陈孔立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顾问兼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副理事长，中国史学会理事，全国台湾研究会常务理事。图片来源于网络）

陈振骅先生家原住2号楼上，1956年住21号的虞愚一家离厦去京，我家就从17号迁至21号，陈家跟着迁入17号。80年代末我的小家住在厦大西村七号楼一楼，住我楼上的是陈先生的太太及他儿子陈普、儿媳和孙女一家（陈先生已去世），儿媳陈冠华是我中学隔壁班的同学—廈门真小。那年思明区举办小学生摄影比赛，我儿子的一张题为《少先队员慰问孤寡老人》的黑白照片获得一等奖。这个奖项在小升初时是有加分用处的，但儿子的小升初的统考成绩名列全校第一，全市第二，当时小学蔡校长还跑家里来报喜。那个加分项也就毫无用处了。照片被儿子母校演武小学收藏，照片中的“模特”请的是楼上的陈老妈妈，少先队员则是邻居小朋友。照相机是借好友邹友思教授（厦大化学系后为材料系）的尼康胶片机，当年还没有数码相机。

（陈振骅先生，历任复旦大学教授、厦门大学经济系教授、主任。30年代任江西省所得税务局、闽赣直接税局局长。曾同外文系的陈福生教授一起修订王亚南、郭大力旧译《国富论》（改名《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并合译《萨伊》等经济学名著‌‌。图片由陈振骅家属提供）

　　厦大同文路教工宿舍可谓藏龙卧虎藏龙之地，除了上文所提到的几位，住户中还有从小就听说的生物系教授金德祥、张松踪两位先生。金先生家往南楼和我家隔4、5个门牌。而张先生家往北楼，所以接触很少，以致当我从父亲留下的一本家庭影集中找到一张1957年同文路宿舍区集体照时，竟然不知道照片中站在后排偏中这位高大的中年人是谁。这张照片对我来说极其珍贵，不仅仅让我又看到曾经的老邻居（尽管有些人拍照时缺席），更因此后两个月我父亲在家中风去世，这是他生前最后的照片。

（金德祥先生，著名海洋生物学家，中国文昌鱼研究的开拓者、海洋硅藻研究的奠基人。图片来源于网络）

（张松踪先生，著名的家鸭养殖、育祌专家，培育的金定鸭高产蛋率闻名于世。图片来源于厦大档案馆）

厦大同文路宿舍区除了许多学问大家之外，从这张老照片还可以找到不少教学、科研工作中不可或缺的能工巧匠，如：校金工厂（室）的工程师、厂长刘潜然、技术员李则勋（包括他的儿子李孝齐）、赵资成；物理系修理仪器的工程师叶志铭、林仁昌（木工）；精于解剖动物的生物系职工郑德林和他儿子郑阳；医务人员傅美德护士（据说5、60年代厦大出生的孩子有一半是她接生的）；用木板书写所有楼名代替文革中被砸坏的石匾的总务处干部赵九如（后来学校又修复石匾）、协助编写校史的教务处干部杨峥；以篆刻闻名的书法家、学务科干部陈钦霖（陈三畏）等等。

（1957年同文路厦大教工宿舍区在南楼靠海小广场的集体照。

后排：

左3，刘潜然，校金工厂厂长，工程师，13号楼下；

左4，杨峥，职员，教务处干部，，18号楼下；

左5，赵资成，物理系金工车间技术员，车工，19号楼上；

左7，林仁昌，木工，物理系技术员，14号楼下；

左8，郑永春，金工𠂆工人，木工；

左9，张松踪，生物系教授、系副主任；

右2，丁月治，何国忠太太；

右3，苏昌焕太大；

右4，吴师明太太，10号楼上：

右5，黄护士，郑碧珊太太，8号楼上；

右7，陈朝英，教研处职员；

右9，叶志铭，物理系工程师，13号楼上；

右10，宋惠民（厦大医院），中医。

二排：

左1，杨光，校长办公室职员，18号楼上；

左3，陈振骅，外文系教授，17号；

左4，陈福生，外文系教授，20号楼上：

左6，庄振音，职员，总务处干部，2号-1；

左7，郑碧珊，图书馆职员，8号楼上；

左8，陈钦霖（陈三畏），学务科副科长；

左9，苏昌焕，总务处校产科干部，15号楼下；

左10，陈一民，南洋研究所主任，4号楼上；

左11，李则勋，校金工厂技术员；

右1，赵九如，总务处干部；

右2，柯翊鲸，教学研究科干部，12号楼上；

右3，傅美德，医院护士，叶志铭太太；

右4，赵资成太太；

右5、6，林惠祥、黄瑞霞夫妇，21号；

右7，金德祥，生物系教授，校副教务长；

右8，吴师明，教学设备科科长，10号楼上。

前排：

左3，陈振骅太太；

左4，严以梅，陈福生太太，20号楼上；

左5，吴锦端，陈贵生太太，22号楼上；

左7，杨光太太，18号楼上；

左9，杨峥太太；

右1，林丽云，宋惠民太太；

右8，郑德林太太；

右9，郑德林，生物系技术员；

右10，郑阳，生物系技术员；

右11，黄大云，财务部门会计。）

　　为了识别这张照片的人物，我搜肠刮肚只认出了十数人，又拜托好友陈动教授烦劳他父亲陈孔立先生。陈先生好记性又识别大部分人的姓名、职务，甚至给出所住的门牌号，最后潘世墨教授通过档案馆给出更完整的结果。即使如此还是有不少遣漏及谬误。

　　一张老照片唤起我对厦大同文路教工宿舍区的记忆，但这并不完整。我们这些教二代（包括潘世墨，他还比我小一岁）开始有记忆已经是后来（确切的说是解放后）的事了。当年我们一家人从新加坡回到厦门并住进同文路厦大教工宿舍时，我还在襁褓中，因此关于同文路最早的故事都是懂事后“耳闻”而非“目睹”。

（1955年全家人在同文路17号的阳台合影。左起，前排：华素、华水、华岩；中排：华明、安娜、母亲、华清；后排：华山、父亲。）

　　“耳闻”最惊心动魄的事件是1949年解放前夕父亲在同文路家里被国民党特务以“共匪嫌疑犯”逮捕入狱。

父亲从新加坡回国到被逮捕入狱仅仅相隔两年，但事出有因。早在他刚从厦大毕业时的二、三十年代，“厦门有四个学生被国民党反动派残杀。其中一人名罗扬才，是厦大同学，我曾和他谈过话，知道他是有志救国的青年。我当时认为不管他是什么党，他总是好人，他为了爱国而被杀害，真是不合理的事。”（父亲自传）他心中留下了对国民党的反感。抗战胜利回国后父亲曾公开表示反对国民党的“勘乱”，同情进步学生，在他举办的文物展览中常伴有学运资料，曾被国民党特务警告过。父亲自传还提到：“我住同文路宿舍，和左右邻二位同事郭大力、李兆源很谈得来，他们也常告诉我国内的黑暗情形，我明了得更多。”《资本论》的翻译者之一郭大力先生其时在厦大任教，1950年调任中央马列学院。李兆源待查。对国民党的腐败及各种倒行逆施不满的估计不止父亲提到的这几位。陈孔立先生在《熊德基老师的厦大情谊》一文（见《厦大故事》）也证实说：“他（指熊德基）他多次和王亚南、郭大力、林惠祥、罗志甫等进步教授共同发表言论，支持进步的学生运动，…”，因此同文路厦大宿舍毫无疑问成了国民党特务的眼中钉。1949年10月初，来了几个特务说有人报告家里藏有无线电台，要里外搜了一下，结果悻悻而归。过后不久父亲就被抓捕入狱。父亲在自传里说：“我便被捕去中华路民国路交叉处的警察分局。来捕我时武装军警包围了整条同文路，对面房子同事齐某的两个儿子，因将旧杂志烧毁，致被一并带去。” “第二天厦门大学的陈教务长、校办戴秘书和图书馆陈主任一同前去交涉，要求保释，遭到拒绝。”幸亏17日厦门解放监狱无人看守父亲方才出狱。

（郭大力先生，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和翻译家，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以与王亚南合译《资本论》中文全译本而闻名，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传播的重要先驱。‌图片来源于网络）

　　这是我所知道最早的厦大同文路教工宿舍的故事以及未曾谋面的邻居们：郭大力、李兆源、齐同事及他的两个儿子，另外厦门大学的陈教务长、校办戴秘书和图书馆陈主任只闻尊姓不知大名颇为遗憾。

（文章发表后，陈动教授转告我，图书馆陈主任即他的祖父陈贵生，他当时是共产党主导下的应变委员会委员之一。我一听这消息，头发、毛孔都竖起来了，这么多年的隐秘终于解开了。）

　　同文路宿舍自1945年开始住进厦大教职员工，1958年迁移出一半人口，到2000年最后拆除，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回忆在这里渡过的岁月，脑海里都是儿童时代我眼光所及的事物，象放映电影一样一幕幕闪过：

同文路东边是厦门港渔民聚集区，西边同样的骑楼是码头水手船工的住所，与厦大校区内最大的不同是市井烟火气十足，一天到晚不断有各种行商小贩挑着担子在家门口叫卖，有卖菜、水果的，卖油条的，卖冰棍、冰淇淋的，卖针线的…。其中一位最受欢迎的中年潮汕妇女，头发抹得油光锃亮，梳着特别齐整的发髻，鬓角插着白玉兰，是最受大人、小孩欢迎商贩。每当她挑着担子一来，大人们都会招呼：“水查某来了。”我妈妈也是她的老主顾。她挑来的蔬菜和水果特别新鲜，总能很快“倾销”完。

（1957年全家在同文路合影。）

在这样的街区总能看到难得一见的事物。有一次同文路街上围着一圈人，挤进去见一农民用破被子裹着一只还没睁眼的虎崽，大小有如一只成年猫，但四肢比猫粗壮，深黄的额头上赫然一个黑色的王字。说是从南太武山里捡到的，有路人劝他说应该送去动物园。据老人说，30年代曾经有老虎头顶海草顺潮水从厦门岛对面南太武的山里游来，就是从同文路一带上了岸，后来在虎溪岩被打死。虎崽的命运究竟如何不得而知。

（1958年我和华岩在同文路21号二楼中厅的父亲遗象前合影。背后墙上掛的刀剑是父亲生前练武的器械。）

鹭江沿岸被国民党逃离前炸沉的码头50年代初逐渐被修复。海军的工兵负责同文路几座码头浮桥的打捞工程及军港的建设，有一部分官兵住进厦大教工宿舍，我家一楼就住进一个班。打捞进展很快，没多久几座水泥浮桥就露出水面。部队把一筐一筐从浮桥清除下来的牡蛎送给我们这些房东。我生平第一次见到那么大的牡蛎，吃起来特别带劲但有点老，还带了点汽油味，不知道其他房东感觉如何。

（1958年孩子们在厦大五老峰正在修建的父亲墓地前合影。陈国强摄）

那个时期国民党飞机经常来袭扰，金、厦还常有炮战，厦门到处修筑防空洞、防空壕。大约1953年，我家17号楼下因没住人，同文路宿舍区决定在此修建防空洞。说是防空洞，其实挺简单的，就是在前后门里树起两堵1米多厚2米宽2米半高的沙墙。墙面是厚木板，里面填满沙子。碰到空袭或炮击，人员就躲进两堵墙之间宽敞的大厅里。我记得这种情况一次也没遇上，倒是墙顶上细细的沙子常常吸引我们爬上去玩大半天。有一次穿着开裆裤的弟弟也爬上来玩，我恶作剧往他屁股撤了一把沙子。那天他睡在父母之间（他还小晚上都跟大人睡）一晚上不停扭屁股说痒，一查小屁眼里夹着好多沙子。结果父母很生气，父亲还轻轻拍了我手背一下以示惩戒。这是父亲唯一一次“打”我，因此记得特别清楚。

住17号时，一楼还没建沙墙做防空洞之前，从前门到后门没有隔断非常宽敞，因此成为我们的“室内运动场”。我哥华山在室内练足球，专门对着我猛踢，幸亏我从小身手敏捷，东躲西藏从来没让他踢到过，倒是踢破了好几块前后门的窗玻璃。后来住21号楼有一年遇天文大潮，海水把同文路沿岸淹没。在一楼齐膝深的海水中，我和弟弟把床板当船，在宽敞的一楼前、后门来回“撑船”，玩得特别高兴，没多久海水退去还觉得意犹未尽。

（1960年妈妈和我们兄弟姐妹合影。）

　　1956年鹰厦铁路修到厦门，铁轨穿过我们同文路宿舍区的小广场，其终点是离同文路不远处的和平码头。那时候学校组织我们这些小学生打石子，用小铁锤将花岗岩大石块敲碎，作为垫枕木的路基石。石子大小要求很严格，直径大约一拳头，必须刚好能穿过一段铁丝绕成的圈圈。那年暑假我和邻居、同学叶柏青从位于大生里的学校回家，偷偷爬上停在轨道上无人看管的运铁轨小车，顺坡滑向同文路方向，速度太快几乎失控，幸亏快到同文路的轨道还没舖好，车子才被枕木挡停下来。

　　如今，铁道的路基和整个同文路厦大宿舍楼旧址都在环岛路鹭江道宽阔的路面之下，只有在连接演武大桥的路面上才横着露出两行铁轨。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在此居住过的老一辈人大部分已离世，连铁打的营盘也消失了。曾经的宿舍楼前面不远处，鹭江潮水日夜奔涌，逝者如斯。老一辈人留给后辈的财富，即厦大“自强不息 止于至善”的精神是永远不会消失的。

2025年7月于上李鹭悦豪庭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