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源昆仑之四：昆仑石刻

水易

夏至那天，我们歇息在青海省玉树州曲麻莱县的麻多乡。晚上住在乡政府的招待所，虽然七、八个人一个屋，但床很软，被子很厚，足以睡个好觉和缓解疲劳了。

七八个人住一屋，英语称之为cozy，汉语很难用一个词来形容，意思是拥挤却温暖，热烈、亲切等意

6月25日昆仑考察进入到人烟稀少的玉树曲麻莱的麻多乡。中午时分科考队在黄河玛曲旁打尖小憩，负责科考后勤的青海极地自然资源调查研究院的司机师傅们居然架起煤气灶为科考队烹制午餐。这里是海拔4600米的高原，能把水烧开就很不容易了，午餐居然要做一种称作羊肉猫耳朵（一种面食）的汤面！河对面有一顶白色的小帐篷，帐篷南边有一群羊在悠闲地吃草。不一会儿，草原上飘来羊肉猫耳朵的香味，此时的气温在10度左右（注意，这是夏至时分的高原），在这高寒天气中，面食香味吸引来了河对面放牧的小伙子。

中午在玛曲河边做猫耳朵。蓝天白云草原是最好的佐料

牧羊人名叫仁青，曲麻莱县麻多乡人，1998年生，其个头在180cm左右。他说他在这里放牧400多只羊群已经两个多月了，几乎没见过什么人经过此地，今天见这么多人来，所以来看看热闹。对他来说何止是热闹，他说他两个多月没与人说话交流过了，说话使他觉得自己是个人类。他的汉语很好，他说他在这里最大苦恼不是害怕（狼、熊、野牦牛、雪豹），也不是食物的单调（他只有干肉与炒面），而是孤独。这里高海拔草场草不好，所以牧民一般也不到这里来放牧，方圆几十公里范围内就他一个人。这里没有手机信号，也没有收音机，所以两个月来跟一群不会说话的羊在一起，他觉得今天能跟我们说话交流，真实太痛快太高兴了！

牧羊大佬与我们同行的一位学术大佬合影，大家猜猜是谁

我与仁青合影。他没摘口罩，算不上侵犯肖像权

他说他使替别人牧羊，工资一天200元。但死一只羊要扣1000元，目前已经死了60来只了，他早就已经“资”不抵债了。但羊老板一个月没来了（说好了半个月来一次送食物），这么多羊在这里，他也不能一走了之，所以这能苦苦撑着。我问他一个人在这里害怕吗？我是典型游人的视角，想不到孤独，只能想到面对野兽时的恐惧与无助。他说不怕，狼不可畏，几条狗便可解决问题。但白天遇到落单的野牦牛或晚上遇到熊会麻烦一些，因为它们会主动攻击人，但这种情形很少发生。他的羊被狼和熊吃掉了不到十只，但其它50来只时因为今年雨水不好，草不够吃而饿死的。羊守着草原还会饿死，这是我第一次听说。

仁青放牧的400多只羊

仁青跟我们一起吃猫耳朵，吃得很香。吃饭时他摘掉了防晒口罩（这里风大，紫外线太强），他脸庞黢黑，长相英俊。当我们说再见时，我看到他眼睛里的一丝苦楚与迷茫，我突然想到苏武牧羊。苏武牧羊十九年，廪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冰天雪窖，不渝初志，节旄尽落，群羝不胎，史家叹其呜呼苦矣！不过苏武虽苦，名节在焉。为了名节我们可以有万般的坚持与牺牲，但既无名又无利（死了60只羊已资不抵债），坚持何为？仁青肯定迷茫，而我比他更迷茫。

被狼吃掉的羊，只剩羊皮

离开仁青，我们一路艰难地觅路前行，下午六点时分我们赶到了“采药昆仑”石刻附近，这是我们昆仑文化考察的终点，也是我和如考古学家霍巍教授、古文字学家赵平安教授以及该石刻的报道者之一仝涛研究员（他们三人专门为考察这个地点而来）等人的重点考察地点，我们心里都揣着一种一窥庐山真面目的期待。然而此时却有消息传来，我们一行不能接近石刻，不允许观看！我们昆仑文化考察团里包括了考古学、岩画学、文字学、神话学、地方史学、地质学等各个方面的学者教授，都已经get ready to一窥石刻究竟，到了最后却不让看，此刻的我们比仁青还迷茫！

远眺星宿海

没有路，在草原上艰难地觅路而行

无奈，我们只能取道果洛州玛多县返回西宁。没有比这次更迷茫更失落了，很多人问我，我只能遗憾地告诉他们：到了石刻地点却不被允许接近观看考察，没有看到石刻本体，只能恨恨而归。但关于该石刻的文章还是应该写一篇，这次我们昆仑文化的考察也应该有个结束语，爰有此篇。

最后只能模仿昆仑刻石的做法，访仙无果，只好在河源地区拍照留念，作为回去报告的图证

虽然没看成石刻，但三个七旬老汉仍能在4500海拔的高原相聚，不亦乐乎？不亦高乎？

仝涛的《实证古代“昆仑”的地理位置——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一文一经发表后，由于传播技术和手段的高度发展，立刻引起学术界和社会核变级的反响。虽然36个字的完整叙事只告诉了我们一件任何史料都不曾记载过的历史事件，但由这个历史事件所引发的对文字及其含义的辨认与解释、采药的用语与性质、昆仑的地理位置、秦代疆域、职官、交通、年代以及题铭的真假等问题的种种思考和广泛争论。争论的焦点我们可以分成大致两个方面，一个是遗址本体的真假问题，另一个是文本问题。其实也就是刻石遗址研究的两个方面：考古学研究和文本研究。

许多反对者所认为的文字刻痕看上去腐蚀程度不像是经受两千多年风雨侵蚀的样子、人类无法在高海拔的冬天去那里题字、秦代的金属工具刻不动玄武岩等问题，应该说这是关于遗址的研究，是一个自然科学研究的范畴。其实目前所有关于对遗址本体的怀疑，都是一种主观感受，都没去过现场，都只是凭借照片进行想象，想象那里的环境、天气和自然侵蚀程度。对此我们举一个岩画的实例便可打消所有对石刻的疑虑。青海海西州野牛沟岩画地处海拔3900米的昆仑山，经微腐蚀测年认为是距今3200-2000年的古人作品，而且岩画制作在硬度弱于玄武岩的花岗闪长岩上，画面上有双轮马拉车、牦牛、狩猎、牵驼、出行等图像，大多岩画的刻痕与昆仑采药铭文一样清晰与新鲜。野牛沟岩画的例子（其实在青藏高原上比比皆是）说明仅凭岩刻画的腐蚀程度是无法推测其年代的，因为根据微腐蚀测年法的理论，影响岩石腐蚀程度的最主要自然因素是雨水而不是风。也就是说在比较石刻的腐蚀程度时，关键的环境因素是降雨量。所以对于野牛沟岩画和昆仑采药铭刻这种年降雨量在300毫米以内的地区而言，仅凭所谓内地石刻侵蚀“常识”来判断，很容易误导我们的推测。此外还有一个石质问题，昆仑山采药石刻是刻凿在玄武岩（或安山岩）上的，其硬度较高。所以降雨量和石质是影响到石刻摩崖腐蚀程度变化的两大重要因素，若不从这两个因素入手而单纯去谈论石刻腐蚀的，也就只是一种纯粹的主观感受而已。

尽管昆仑采药石刻刻痕的腐蚀程度尚浅，但其石锈（又称岩晒、氧化层或沙漠漆）的色泽颇深，几乎与岩石原始面一致，由此可以确定其古老性。世界岩画组织联合会会长贝德纳里克教授（Robert Bednarick）在其《岩画科学》一书中认为，对石锈（英文称patination）色泽的色度测量是可以作为岩刻画的断代手段之一来使用的。中国岩画学会主席王建平先生也曾经致力于利用石锈来对岩刻画进行断代的实验，实验还在进行之中。石锈与可移动文物的包浆一样，是判断文物年代的方法之一。可移动文物的包浆可造假，但位于海拔4300米之上的不可移动文物的石锈却是无法造假的。石锈色泽的深浅关系到年代的早晚，时代越久，色泽越深，反之亦然。这如同人类等生物外貌一样，老幼之别，望之显然，无法造假。

西藏日土任姆栋岩画。动物形象为早期（公元前2-3世纪）岩画，而旁边的六字真言则是上个世纪的作品。二者之间的石锈色泽清晰地反映出其创作年代的早晚，而且这是无法造假或做旧的

其次，关于石刻的具体年代，我们可以通过微腐蚀观察来确定其年代。微腐蚀测年（microerosion analysis）的原理与微痕研究相同，微痕分析是通过显微镜对微痕的观察来确定微痕产生的原因、类型和特征，而微腐蚀观测则是通过显微镜对岩石晶体的腐蚀程度来测定年代的久远，二者都是通过显微观察，建立在数据比较基础上来进行研究。现代科学不再是眼学，“一眼假”或“大开门”的说法只能存在于文玩市场，而不适于科学研究。

其它关于刻石遗址的考古学研究，则需要考古发掘来进行。通过考古发掘，我们能够发现更多相关的遗迹和遗物，从而证实石刻的真实性、古老性、制作工具与方式等其它相关问题。

第二是关于石刻内容的文本研究。其实这是一个人文研究的范畴，主观因素较强，也不是当下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过针对文本疑虑者所涉及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其他相关文献记录进行对比，从而来佐证其内容的真实性和可能性，这就是《穆天子传》。

尽管史墙盘铭文载：“祗穆王，井（型）帅宇诲”，对周穆王语多夸赞，但《列子·周穆王》却说周穆王“不恤国事，不乐臣妾，肆意远游。命驾八骏之乘……遂宾于西王母，觞于瑶池之上。”《左传·昭公十三年》有同样记载：“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荀勖也说：“王好巡守，得盗骊騄耳之乘，造父为御，以观四荒。北绝流沙，西登昆仑，见西王母，与太史公记同。”

何为“远游”？远游就是求仙、寻仙、登仙，追求长生不老。屈原的《远游》中有清晰而明确的答案：“闻赤松之清尘兮，愿承风乎遗则。 贵真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远游的目的就是登仙。“载营魄而登霞兮，掩浮云而上征。命天阍其开关兮，排阊阖而望予。召丰隆使先导兮，问太微之所居。集重阳入帝宫兮，造旬始而观清都。朝发轫于太仪兮，夕始临乎微闾。屯余车之万乘兮，纷溶与而并驰。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逶蛇”。这里的“阊阖”、“太微”、“清都”、“微闾”等都是古代人认为的天庭或神仙所居之地。西王母掌管不死药，而这也正是周穆王西行的目的。根据《史记》“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周穆王即位时已经50岁了，所以“不乐臣妾”，而“肆意远游”去求仙寻找长生不老药，这一点是可以想见或意料之中的事情。西王母在与周穆王临别时的赠诗中也非常清晰地点明这一点：”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毋死，尚能复来？”最后一句“将子毋死”，说明西王母给了穆天子“不死药”，并希望周穆王还能复来。

野牛沟岩画中的马车图，微腐蚀测年为距今3200年

可见“远游”、寻仙、采药的传统至少从周穆王就开始了，后来秦皇汉武踵其迹：秦始皇5次远游巡幸，汉武帝34次远游巡幸，其主要目的都是为了寻仙求仙或登仙。此外，对寻仙勒石以纪的传统也是从周穆王开始的。同样是《穆天子传》云：“天子五日观于舂山之上。乃为铭迹於县圃之上，以诏后世。”《穆天子传》卷三也明确记载：“天子遂驱升于弇山,乃纪名迹于弇山之石。”郭璞注:“弇,弇兹山,日入所也”。

青海省天峻县江河乡卢山岩画中的车猎图，距今2000年

勒石铭功纪德，秦始皇、汉武帝巡守登名山，刻石立表，效仿周穆王。公元前215年，秦始皇在碣石山一带海边开展了大规模求仙活动，派出了大批方士上山、下海寻找仙人。并巡幸碣石山，刻石记功，命丞相李斯在碣石门题刻了《碣石门辞》。《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刻碣石门。”“羡门”就是“萨满”巫师；而“高誓”，根据唐代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对这段记载注解：“高誓亦古仙人”。《史记》记载，公元前209年，胡亥“东行郡县”时，亦“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而尽刻始皇所立刻石”。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刘彻来到碣石山观海，并开展了求仙活动。碣石山主峰仙台顶，又名“汉武台”，就是因为汉武帝曾经登临而得名。郦道元《水经注·濡水》记载：“濡水又东南至絫县碣石山……汉武帝亦尝登之，以望巨海，而勒其石于此。”所以根据文献和考古，我们都可以发现从周穆王到汉武帝时期的寻仙和刻石记录的资料。

此外，《穆天子传》中还回答了一个关于车的问题，即穆天子“驾八骏之乘”，“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这都是文献记载，而相应的考古材料中我们也有实证可以证明，从而构成二重证据。穆天子西巡发生在距今3000年前左右，其时代恰好与野牛沟岩画的时代重叠；更凑巧的是野牛沟岩画中出现了三辆单辕双轮的马车的图像，尽管挽车的只是双马，而不是《穆天子传》中所说的“八骏之乘”。野牛沟地处昆仑山，沟内也有被称为“瑶池”的西王母胜迹与之呼应，虽然我们不能由此便实证穆天子西巡会西王母的地点就在这里，我们也无法证明野牛沟岩画中的车就是周穆王西巡的“八骏之乘”（八骏很有可能只是一种修辞，因为史料云“天子六驾”，秦始皇的马车也只用六匹马拉的“天子六驾”），但我们由此可证实昆仑采药刻石中“车”和“采药”（求仙）等文本记录不仅符合西周以来的远游求仙传统，并且也符合秦始皇勒石以纪的习俗。

最后，神话学证据法是一种实证研究与历史文化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但研究中应坚持“物证优先”的原则,因物证本身具有的客观性、可见性特点,从而打破神话过分依赖文献的困局。其实在历史研究中遇到文字著录与考古发现不符的情况下，也应坚持物证（考古）优先的原则。历史文献中不见“采药”二字，但昆仑石刻中出现了“采药”二字，我们就应接受，并将其纳入相应的知识体系中去。

根据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确定昆仑山采药石刻是一个重大的发现，而且我们相信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和文本的深入研究将为我们揭示更多以前未知的历史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