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1982年2月9日</p><p class="ql-block"> 该是几天前的事了。我把春节的六天假日（从元月24到29日）耍了，并把学校通知安排的寒假也一并耍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来了个先斩后奏。心想，单位也不知放未放寒假，反正单位打滚，我也就来个耍横。多有两天休息也可自己多学点东西，温习一下下期的科目，看点世界名著。</p><p class="ql-block"> 据说成绩单、第二期的学费以及放寒假的通知在前天或上前天才送到单位去的，而我还没有获知通知上的内容，只知道下学期报到开学的时间。若不是上学期结束，元月23日那天，高老师招呼全班同学需准时于二月七日上午到文化宫行开学典礼，要想通过单位获知学校开学等消息，那就只会贻误了上课学习。单位收信的人也缺德，把通知等一把扣住，其中的内容遮蔽得严严实实的，一点风声也不漏，也不管私扣别人的信件违法不违法。</p><p class="ql-block"> 虽然我这次春节耍了好些天，春节过去也才不过十大天，但于头脑中，对这个春节好像没有什么痕迹一样，不论从热烈的气氛上，所做的事情上，乃至休息的闲情程度上，似乎都觉得茫茫然，无味，没有一点能够留存下来可追忆的。</p><p class="ql-block"> 这样长的日子，没有写一点正规的东西，激情提不起来，心情憋闷，只是把《复活》细细的再次读了一遍。读了《复活》，本想将书中主要人物聂赫留朵夫拉出来谈点看法，也没有静得下来。因为过节，家中环境确实太嘈杂，无法动笔，当然还有懒在作怪，且最最主要的还是自己懒的原因。这样的懒惰情形，在今后的日子里需要下点狠心和决心来克服才行，不能再荒废了。</p><p class="ql-block"> 本月2号，将《复活》还了，又借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暴风雨的儿女》，借来后只浏览了几页，觉得没多少吸引力，此时，小兄弟在其同事处借了本司汤达的《红与黑》，就抓紧时间来看这本书了。</p><p class="ql-block"> 在元月23日去还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那天，我正站在文化馆借书室书橱前选书，听见里面有小李子的声音，为避免与她碰见，又看到书橱上没有自己可借的书，就没有还《约翰*克里斯多夫》，直到28日才第二次到江北去还了该书。</p><p class="ql-block"> 28号还书那天上午，八、九点钟就往江北城跑，路上耽搁了一个把小时，十点多钟到江北城上横街，下了车后碰见王成明，他叫去耍，他那天在队上值班，我亦答应了要去，但因后来时间安排不过来，他那里就没去成。在关山坡到绍清家去的路上，直端端的碰到了东林，抹不过情面，好好好，就先到东林家去玩。那时，只有他一个人在家，中午时分他的母亲才从碛坝筛鹅卵石回来，其间，洪元带着他的“伙计”曾回了家一趟，说是中午要去吃别人的喜酒，也就早早的走了。见到了中午，我迈脚要走，东林极力挽留，中午饭就在东林处解决了。当然若我一定要走，他也是挽留不住的，但我转念一想，到别处又何尝不是同样的麻烦别人，讲理饿自己不说，朋友之间又何必过分讲理呢。</p><p class="ql-block"> 一点多钟到绍清家，与绍清摆龙门阵，摆了将近三个小时，后来一路出来，在正街上又被伟明、何金惠和陈进发现了。看样子，何金惠就要做母亲了，伟明就快要做父亲了，我们就一起往上面走，在上月台分的手。我和绍清就直往文化馆方向去，在文化馆把书还了就出了文化馆，没有与小李子打照面。当时小李子在侧边书橱那里，我生怕惊动了她的“大驾”，我也没被她发现，快速的借了书就走了出来。</p><p class="ql-block"> 出来后，我与绍清又谈到成家立业问题。平常日子里，我与绍清是无话不谈，没有丝毫避讳的。未考上职大前，在江北老屋住的好一段时间，我们俩基本上天天都要碰面聊天，很知己，很交心。我就把适才为何避开小李子的深沉问题给他谈了，连路谈起走，转往上横街的那条公路，后与他在高脚土地路口分的手回家，分手时有些难舍难分。我乘的11路车，到观音桥再转车回到了肖家湾。说好了的，我准备抽时间再去他处玩一玩的，哪知，本月6号去时，听他父母亲讲，2号他们就回泸州了。本来还可以玩几天的，说是要回去搬家，也就提前回去了。</p><p class="ql-block"> 人生真的如梦一般，而这梦境又太残酷太无情了。想必，明年春天，绍清回重庆时，大约家里的人口不会再是两个了，新的生命大约也会来到人间。</p><p class="ql-block"> 绍清姓陈，比我岁数大一两岁，是与我一个地段的，他在离我们老屋两三百米远，斜对面的省轮宿舍住家，其弟弟与我的大弟弟是同学，其妹妹与我的小弟弟是同学，其哥哥与我哥是同学，虽他不是我的同学，但因我们俩“臭味相投”，因此成了挚友。</p><p class="ql-block"> 似乎是在本月2号，到江北文化馆还书，同东林一路，当我还了书正在选拟借的书时，小李子提着个包包从楼上下来，我竟有些无所措，把眼镜取下，默默的各自选书，小李子见是我，车过头来，脸色略感羞涩，但行为却又大方的招呼到：来借书呀？我生怕站在旁边的东林听见，也惧于旁边众多借阅者贼一样的双眼，只轻轻而又淡淡的回应道：唉。她走后，我见着东林并不在自己的近旁，而正伏在借书处的柜台上翻一本想借的书，并未注意我这一边，我见如此就装着无事一般，其实本身也无事，是自己装神弄鬼，多了心思。东林和我，之后各自借了书，出来在上月台分的手。</p><p class="ql-block"> 本月6号去还书，写了一张借书卡片叫管理员帮忙找一找，小李子不在，一看，恰恰是“冤家对头”，怎么办？还是硬着头皮说：你帮忙找一下这本书噻？冤家回答：哎呀，停电得嘛！“停电？停电就算了，停电就算了。”我赶紧说，生怕被处一鼻子灰：“我还不知今天停电呢。”“哦，江北是星期六停电得嘛？！”即使我说了这么好几句，冤家还是说道：我给你看看，我帮你找一下，我拿电筒帮你找找。他把我的卡片拿过去后就进去找去了，不几秒便出来，说：两本都没有，都借出去了。他这样快就出来，我心里直犯嘀咕，觉得有些蹊跷：怎么这样快就找到了放书的地方？图书馆管理学也学得太圆熟精通了吧？！我接过还我的借书卡片单子，已见单子被摺过来了，想，是否是应付我一下呢？疑问真深，也真难解。</p><p class="ql-block"> 所需借的书借不着，只好凑合着借了罗曼罗兰的《母与子》（上），这本书借来，到今天这时为止，还未来得及翻翻它，这样似乎还是不行的，书借来了，起码还是要看看，何况自己是学中文的。 </p><p class="ql-block"> 1982.2.9深夜11点17分 有点冷，下午始下小雨</p> <p class="ql-block">笔者、东林和绍清均曾住于此照片反映的嘉陵索道江北站外城墙望出去的金沙打铁街。</p> <p class="ql-block">笔者所借书。</p> <p class="ql-block">笔者所借书。</p> <p class="ql-block">笔者阅过书之一。</p> <p class="ql-block">笔者（右）与好友陈绍清在留真照相馆留影纪念。</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