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火星的那个男人

河西村口

文图：村口/美篇号：505650968

这是一个很疼很疼的故事，原谅我还是想说出来。

地铁3号线的报站声混着人流的嘈杂涌进耳朵时，我正盯着玻璃窗上自己模糊的影子。十年了，这个场景几乎成了刻在骨子里的习惯——每年立春后的第九天，我和妹妹悠悠总会跟着妈妈来坐一趟3号线，从起点到终点，再原封不动地回来。

妈妈说这是为了练习等待。可我知道，等待的从来不是地铁到站，而是那个被她称作“移民火星”的男人。

上个月整理旧物时，悠悠从衣柜最深处翻出了那个落满灰尘的傻瓜相机。塑料外壳已经泛黄，快门键松松垮垮的，像老人脱臼的关节。“姐姐你看，”她举着相机对着我，“这是不是爸爸当年用的那个？”

我指尖触到相机的瞬间，像被烫了一下。记忆突然冲破堤坝——那年我九岁，悠悠比我小九分钟，我们在小区的樱花树下闹着要爸爸拍照。“走啊，我们去白云山……”就在地铁3号线上，老爸坐在对面，举着这台傻瓜机，车窗外闪烁的灯光穿过他浓密的睫毛。“一二三，茄子”他声音里带着笑意，“要把我们家三个大小仙女都拍得漂漂亮亮的。”

快门声“咔嚓”一响，定格了我和悠悠盘着妈妈的瞬间。可照片里永远没有他，就像他的人生里，终究没有我们的后来。

那天晚上，妈妈把相片锁进了客厅的铁皮保险柜。那是个墨绿色的大家伙，放在电视柜旁边，像块沉默的墓碑。“以后别再翻出来了，”她背对着我们，声音很轻，“这是他留下的最后一个瞬间了。”

悠悠没说话，只是盯着保险柜的密码盘。她总说想知道密码，想看看里面是不是还有爸爸其它的照片。妈妈从不回答，只是在锁柜门时，会轻轻吹一口气，仿佛把什么秘密吹散在了风里。

上周三坐地铁时，悠悠突然指着窗外的广告牌哭了。那是张火星探测器的宣传画，红色星球在深蓝色的宇宙里，像颗被遗忘的泪珠。“妈妈，”她抽噎着，“爸爸在那里会冷吗？”

妈妈握紧了她的手，指节泛白。“不会的，”她望着窗外飞速倒退的黑暗，“那里有很亮的星星，比地球上任何地方都暖和。”

可我看见她转身时，有什么东西从眼角滑落，砸在深蓝色的裙摆上，洇出一小片深色的痕迹。就像此刻，悠悠站在保险柜前，一滴滚烫的眼泪砸在她的帆布球鞋上，发出很轻的声响。

“姐姐，”她抬头看我，眼睛红得像兔子，“你说爸爸是不是早就知道，他不会回来了？”

我想起那张唯一的全家福——没有他的全家福。原来命运早就藏好了伏笔，用一台无法自拍的傻瓜机，悄悄写下了结局。

地铁又一次到站，车门打开的瞬间，风卷着外面的热气涌进来。妈妈站起身，理了理衣角：“该回家了。”她的背影在人群里显得有些单薄，十年时光把她的肩膀压得越来越沉，却始终挺直着，像在对抗什么看不见的东西。

悠悠突然拉住我的手，掌心湿漉漉的。“我好像记起爸爸的样子了，”她小声说，“他笑起来的时候，左边有个酒窝。”

我望着窗外掠过的霓虹，突然想不起男人的脸。那些交织着爱与恨的碎片，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正在一点点飘远。或许这样也好，遗忘从来不是背叛，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和解。

回到家时，保险柜静静地立在那里。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在密码盘上，泛着冷白的光。妈妈走过去，指尖在数字上悬了悬，终究没有按下任何按键。

风从阳台钻进来，吹动了客厅的窗帘。我好像听见密码被风卷着飞过，落在遥远的星际里。那里或许真的有颗红色的星球，住着一个我们再也等不到的人。

而我们，终究要在这趟无法逆行的人生地铁上，带着他留下的瞬间，继续往前。

编后：悠悠的父亲因一场交通事故离去已有十年，我是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搜集到这个素材。经当事人同意将这段心底的哀伤铺展成文字，像把浸满泪的棉絮轻轻摊开在阳光下。那些堵在喉头的哽咽、压在心头的重负，顺着笔尖流淌成故事时，痛便有了形状，也有了慢慢消散的可能。这不是遗忘，是给情绪一个出口，让心在倾诉里慢慢喘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