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

追根溯源

外婆

作者：由之

外婆从不吃豆腐。问她，为何？她很认真地看着我，抚着我的手背，轻拍，笑曰：我姓傅啊。

傅就不吃豆腐，什么逻辑？

那一年，我14岁，跟随着破四旧的文化大革命浪潮来到北京，就只觉得外婆很封建，很迷信。

好像，破四旧，文化大革命，并没有怎样影响外婆。她还活在她漫长的过去中。一头散乱的白发，长长短短，像狗啃的一样，问她谁给她剪的，怎么剪成这样，她摊开双手，很惊奇的样子，但却依旧笑呵呵的：不知道是谁剪的呀。

每天上午，她总是抢着去拿报纸，然后坐在饭桌旁，一字一句地念，没有抑扬，也没有钝挫，像小学生在认字。坐在一旁闭着眼睛打瞌睡的外公，时不时地会从他瞌睡中突然醒来，用拐杖敲打着地面，吼叫：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

外婆停下，扶着老花镜，很认真地看外公，看一小忽儿，又继续一字一句地念报纸。

我想，他们太老了吧，老糊涂啦。

很多很多年后，我方知，糊涂的不是外公外婆，而是我自己。

第一次见到外婆，我还在上幼儿园，外婆带着哥从北京来看我们。那时，她已经满头白发，矮小，驼背，但面色却很红润，很像圣诞老婆婆，总是笑容满面。她喜欢拉着我的手，轻拍着我的手背，笑微微地说：好啊，好啊。

我不知道外婆为何总是好啊好啊的，蹦蹦跳跳地跑开，跑到外边和小朋友们玩。

外婆还喜欢和阿姨说悄悄话，她一边帮阿姨摘菜，一边叽叽咕咕，有时还会掺杂着我听不懂的福建话。外婆和阿姨聊天时，我就一溜烟地跑出去玩。
外婆都和阿姨说了些什么，不得而知。

直到暑假收尾时，外婆才带着哥回北京。

那时，北京在我心里只是很遥远，要坐很长时间的火车，还要在蚌埠转车。哥说，北京好玩着哩，不像合肥这么小。哥的话，在我心里落下了根，不知北京有多么大，又有多么好玩？

长大了些，进了小学，又上了初中，对北京更加向往了。心里总是想，爸爸妈妈为什么不留在北京，要到合肥来？这个想法，一直在心里盘旋着，问过妈妈。妈妈一笑置之，没有回答。

我到北京见到外婆时，妈妈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外婆好像并不知道，她还是像在合肥第一次见到我时一样，拉着我的手，轻拍着我的手背，闭着眼睛，沉浸在她自己的快乐中，说：好啊，好啊。

我不知道有什么好？

奇怪的是，外婆在我面前，也从未提起过妈妈。
我很疑惑，也很惶惑。她到底知不知道妈妈已经不在人世间？

在北京的日子里，外婆总是让外公去给我买好吃的。她喜欢吃甜食，总让外公给我买蛋糕，还有稻香村的各种甜甜的小点心，牛舌饼什么的。

外公呢，总是闷闷地坐在一边，常常会用我听不大懂的福建话，招呼我多吃一点儿，还告诉我，那些点心好吃。

我没敢告诉外公，他送给妈妈的那座从国外带回来的台灯：三个金发小铜人，捧着一轮明月，已被当成四旧，抄家时抄走了，明月（乳白色的玻璃灯罩）碎了一地。

回到合肥后，没过多久，阿姨也要离开我们家了。其实，那时我们的家，已经从奶黄色的小楼扫地出门，拥塞在一间半简陋的工棚里。阿姨是被勒令离开的。临走前，她一一叮嘱我，煤球炉怎么生火，煮饭一碗米放多少水，还有晚上给爸爸熬一小锅生姜红枣汤，那是暖胃的。说一遍不放心，再说一遍，说着说着，眼泪就淌下来了。

伤心地叹气：你们两个小的，怎么办啊。

可是，外婆却总是笑啊笑的，不知忧愁。

有一次，阿姨托人捎话，让我到奶奶家去（奶奶是阿姨的妈妈），给我们做了几样小菜，还烙了几张葱油饼。我去时，已近黄昏，奶奶的小屋在太阳蒸烤下，依旧热哄哄的。见到我，阿姨未语，眼泪先就下来了。接着叹气。

几近哽咽着说：你爸爸不知能不能熬过这一关。熬不过去，你们两个小怎么办噢？

又喃喃自语：那年你外婆来，外婆对我说，你妈妈一定会走在你爸爸前头。没想到真是被你外婆算准了。

外婆是这样预测的？

外婆带哥来合肥时，爸爸不知从哪里才回到家不久，面色苍白，很瘦很瘦，好像风吹吹就能把他摇倒。但爸爸很平静，虽然他很少说话。只有在和白林叔叔下围棋时，轻弹烟灰之间，偶尔交谈几句，说的都是黑子白子的围堵。妈妈呢，妈妈胖胖的，黑红，看上去很健康。虽然妈妈说话轻声慢语，很温和，也很少对我和羊发脾气（弟弟小雪因小时一头卷发，爸妈唤他：卷毛羊，后来和我一起跟着哥去陕北插队，插队小组有一男生外号猫，于是哥的同学省去卷毛二字，就叫他羊，叫着叫着，大家都忘了他的大名，我也习惯了叫他羊）。但她走路挺快，做事也挺快，给我的感觉：果断，从不拖泥带水。

仔细回想，外婆和哥在家里的那段日子，妈妈总是笑微微的，看不出她有什么心事或忧愁。

也许，那时我还太小。什么也不懂。

外婆真像阿姨所言：会算命？

到了陕北之后，年年回北京。爸爸妈妈去世了，在合肥的家也就不复存在。回北京，总是和外婆呆在一起的时光最多。住在麟阁路的独门小院子里时，外婆还养了一只波斯猫，浑身雪白。外婆常常把那只波斯猫抱在怀里，轻拍着它的额头，念念有词：白猫蓝眼睛，走路没声音，皮球当玩具，老鼠是点心。

我从没有看到那只大白猫逮住过一只老鼠。

倒是它喵喵地跟在外婆脚畔，像一个肥嘟嘟的卫兵。

外婆喜欢凑在我们孩子中间，和我们说笑，或听我们说陕北的那些事，牛啊羊啊，锄草割糜子。但她最喜欢的就是给我们算命。她硬把我拉到她身边，让我伸开右掌，轻抚着我的掌心，闭上眼睛，好像在想什么，过了好一会儿，她睁开眼睛，很吃惊地大喝一声：你啊，是个烈女！

烈女？哪儿跟哪儿。胆小如鼠的我，遇事连哭都不敢，怎么就烈女了呢？

外婆算来算去，最好的命都是哥的。她最疼爱哥，哥是姨和外婆一手带大。我和羊毕竟隔了一层。外婆还说哥若娶媳妇，那女孩一定叫甜甜。

我很不解，为何要叫甜甜？

外婆咧开没牙的嘴巴，呵呵一乐：甜甜多好。我最喜欢吃甜的，奶油蛋糕，驴打滚……说得嘴角都笑弯了，仿佛沉浸在那弥漫的甜味中。

更不知哪对哪？

也不知这世界上有没有一个叫甜甜的女孩子。

我和羊去陕北的第三个年头吧，姨因不得已的原由，避免惹出更大的麻烦，也许是被逼迫，带着外公外婆搬家了。离开那个热闹街边的小院，搬到北新桥的一座筒子楼。筒子楼，如同大杂院。每家每户，基本都一间半房，有一个小小卫生间，没有厨房，长长的走廊遍布煤球炉，和一堆一堆码得很整齐的煤球，还有油油腻腻的小桌子。每户门前一盏幽暗的小灯，巴掌大的光团，照在自家的煤球炉和放着锅碗瓢盆的小矮桌上。

姨家更挤了，除了床，还是床。我们仨从陕北回来，就没有地方睡觉了。我只好和外公外婆挤一张床。外公外婆睡一头，我一个人睡一头。我紧贴着墙壁，腿伸得直直的，没地方弯。半夜，又常常被外婆叽叽咕咕的福建话吵醒，也不知她和外公在说些什么，回想过去，还是在唠叨现在？有时，他们还会在睡不着的长夜里吃饼干，吱吱呀呀的。早晨起来，一床的饼干碎屑。

虽然拥挤，但外公外婆却特别喜欢这份拥挤的热闹，也许是因为他们太寂寞了。我们没有回来的时候，姨一家三口上班或外出后，常常会把他们锁在家里，怕外婆胡说八道，怕外公乱发脾气，用拐杖敲着地面，大吼：莫名其妙。

插了两年队，羊招工到天水，当上了铁路养路工。春节前夕回到北京，带他的工友张乐夫到家里来玩，外公听羊说张乐夫的毛笔字写的挺好，就把平时吃饭的那张不大的饭桌擦得干干净净，细细地研了一盘墨，铺上报纸，让张乐夫写几个字，给他瞧瞧。
张乐夫和我一样，是老初一的。瘦瘦弱弱，个子也不高，看上去比并不比羊大，说话又很腼腆。他一个劲地谦虚，摆手：写不好，写不好。

羊粗粗拉拉地催他：写吧，写吧，就写毛主席诗词，北国风光。

张乐夫犹豫了一下，挥笔泼墨 。一个嗑巴都没打，一气呵成。他写字时，神情凝重，挥洒自如，不像他讲话时那般腼腆。

外公像研墨一般仔细，把他的字瞧了又瞧，很赞许的样子。还是用他的福建乡音，嘟嘟哝哝地和张乐夫说了好半天，哪一笔还可再上扬一点，哪一笔可再收一点。

第一次看到外公的好兴致。

外婆呢，则有些迫不及待，把张乐夫拉到身边，用手轻拍着他的手背，闭着眼睛，笑微微地说：好啊，好啊。

我不知道有什么好？是赞扬张乐夫的字好，还是？

其实，张乐夫和我们一样倒霉。他父亲毕业于解放前的南京大学，那会儿叫：金陵大学。毕业后任职中央政府，是高级会计师。解放后，自然被扫地出门，丢了房子，也丢了饭碗，四处打临工。是否坐过牢，不得而知。羊常到张乐夫家玩，告诉我，他家好惨，就住在过去大杂院的门房里，不足九平米，一家三口，上下床。在门外窄窄的走廊，搭了个披间，烧饭烧水。想必和我的朋友y家差不多。

我很担心，外婆又会给张乐夫算命。给我们这些人算命，也是外婆一大乐事。还好，那天外婆没有给张乐夫算命，而是不断地好啊好啊，又把她和外公的宝贝饼干盒打开，让张乐夫可劲儿吃，因为：很甜。

外婆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和我们这些晚辈簇拥在一起，翻开我们每一个人的手掌心，用她的手指，细细地顺着掌心的横纹竖纹游走，然后闭上眼睛，呢呢喃喃地自语。片刻，她又睁开眼睛，凝神看着你，叮嘱：现在会怎样，将来又会怎样，什么事要绕道而行，什么事难要迎头而上……

乐此不疲。

羊从来不信，总是借用外公的话，嘻嘻哈哈地堵。

外婆：胡说八道。

外婆摊开双手，很认真地望着羊，一脸的委屈：我怎么会胡说八道？

我也不信，但我不会像羊那样，笑外婆胡说八道。

可有一次，真是把我惊呆了。平弟带着他的一个同学到家里来玩，那个男孩个头不高，白净而瘦弱，看上去脾气很好，笑咪咪的。可平弟刚把他带到放着小餐桌的房间里，外婆把那孩子看了又看，厉声喝道：你要对你你妈妈好一点儿，她一个人把你拉扯大，多难？！

那孩子转过头去看平弟：你都跟你外婆说了些什么呀？

平弟漫不经心地笑回：你以前又没有来过我家，我怎么会跟外婆说起你？说不着啊。向毛主席保证，我从没有跟外婆说过你。你也别信她。

那男孩走后，平弟告诉我，他爸爸很早就去世了，是他妈妈拉扯他长大。

我亦惊奇不已。外婆真的会算命？

此后，那男孩常常到姨家来，不是跟平弟玩，而是听外婆絮叨。外婆像是很喜欢他，拍着他的手背，呢呢喃喃地：好啊，好啊。

不知道有什么好？

有时，外婆也会很莫名其妙的胡说八道。

有一次，我的陕北插友到家里来玩，说的都是陕北庄子里的事，外婆在一边听着听着就像是睡着了，可日近黄昏时，她睁开眼睛，突然对我的朋友说：你快快回家，天黑之后，有苏修特务要害你。

我忍不住哈哈大笑。不知哪对哪？

我的插友，却落荒而逃。

平弟和羊嬉戏外婆：苏修特务长什么样？
外婆却又摊开双手，很认真地回答：我不知道。
平弟说外婆就是个胡说八道的文疯子。

也许，是我们都不在家的时候，她被锁在家里，闷得慌。

还有一次，哥的同学父亲张伯伯到姨家来找我们，可偏巧那天我们都不在家。外婆就隔着那扇门，絮絮叨叨和张伯伯聊了好一会儿。张伯伯笑谈这件事时，总是说，怎么可以把老人家锁在家里。哥说怕她胡说八道。张伯伯说，那天一点儿也没听出外婆胡说八道，虽然说的都是小事，但很风趣。

羊说：很啰嗦吧？什么小事在我外婆的眼里都是天大的事。

外婆一辈子都沉浸在起伏连绵的小事中，好像也没有多少伤心与悲痛。我常常很冲动地想问问外婆，她是否知道她的女儿我妈妈已经去世。终究没有问出口，她太老了，何必又让她伤心。

外婆寿终于：86岁。她去世时，我们仨都不在北京。姨没有告诉我们，丧事办完，姨才对我们说。春节前夕回到北京，晚上围在小饭桌前包饺子，热热闹闹的闲聊中，我叹息，若是外婆在，她一定会挤在我们之中，好啊好的。

忍不住又感慨，外婆一辈子顺顺当当，波澜不惊，连我妈妈去世她都不知道。
姨深深地叹了口气，轻声道：她怎么不知道？你第一次来北京时，她和外公就已得知。你还问她，头发怎么剪得乱七八糟，像狗啃的一样。就在你来前几天，因为你妈妈，她和外公被拖出去批斗了，罚跪，还挨了揍。

我很惊讶：那她在我面前，怎么一句也没有提及。

姨缓缓叹息：抱着你哭，伤心，有用吗？外婆和外公，就是不想让你难过，看看北京，多给你些好吃的。

无语，凝咽。

姨说，外婆去世的前一天，让她给她洗了个澡。头发也洗了。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还和往常一样，外婆双手舞着，嘴里一个劲地好啊好啊。

第二天一早，姨要上班时，外婆还在床上躺着。姨到外婆床边，弯身告诉她，早饭热在锅里。外婆好像依然沉浸在睡梦中，微微睁开眼睛，呢呢喃喃：好啊，好啊。

等姨下班回来，外婆已经过去了。

无疾而终。

姨说：这得有多大的福气！

我问姨，我只知道外婆姓傅，还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呢。

姨轻轻地笑了：你和羊谁也没问过噢。

第一次得知，外公和外婆的名字：蔡君度，傅君丽。两个人的名字中都有一君字，因此相伴长长的一生。

只隐隐听妈妈说过那座三个金发小洋人捧着一轮明的台灯是外公从海外带回来，却不知外公在海外干什么，那个海外又是哪个国家？妈妈没有回答过我，微笑着一笔带过：小孩子别问那么多。后来就再没问过，年年从陕北回北京，只顾着填塞空空荡荡的肚子，却淡忘了童年时的好奇。

姨和妈妈一样，微微一笑，但还是轻描淡写地回答了我的好奇。外公是清末派驻西班牙的外交人员，问具体是何职，姨说：就是我们现在工作人员吧。外公在西班牙呆过几年，解放后国家还给了他一个工作，在邮局上班。三言两语就把外公的一辈子说完了。

外婆没有工作过，一辈子跟着外公过日子。

不过，外公在海外的那段日子，外婆没有跟随，守在家里。

姨告诉我的也就这么一点儿。

外公比外婆大六岁，活到九十岁。外公去世后一年多，外婆也就随他而去。

79年，我结婚，是在春天里。姨在家里请的客，还是在北官厅那一间半的单元房里，虽只十多个人，却满满荡荡，欢声笑语。姨亲自下的厨，做了一大桌好吃的菜。大舅、二舅，还有米舅舅都来了，他们好像都是外婆姐妹的孩子，到底是怎样的亲缘关系，我也说不清楚。大舅原是北京水电局的总工，二舅是清华大学的教授，米舅舅是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的教授，记不清教的英文还是俄文，只知道他还会画画。
大舅曾被打成右派，发配到河南省三门峡水电站，直到文革结束才回到北京。大舅打成右派，却无关他的政治言论，讲起来像个黑色幽默的玩笑。大舅留学日本，但英文也非常棒，有一次他指出他们行业的一个学术权威兼大领导的英文翻译不准确，一一订正。因而结下了梁子，五七年就成了右派，被赶出京城。
而米舅舅一直在洛阳，这回能来，也是赶巧他回北京办点儿事。

姑姑特别高兴，笑着对我说：你可真风光，这可是最高规格的婚宴，你的这几个舅舅学问都大着哩……

席间举杯，大舅舅温和地看着我，问：听说你还参加了一个写作小组，写小说。人情练达皆文章，可是我看你，怎么看，好像都并不大懂人情世故，是不是？

米舅舅接着道：写小说，这活难，要把人心里那些弯弯绕绕都写来，就像画画，也不是直直地画草画花，得画出风吹叶动。

二舅舅来了个大转弯：要是外公外婆能活天今天，该多高兴！我们为外公外婆干一杯！

提及外公外婆，大舅舅赞叹：你外公豁达，看得远，培养出那么棒的人才。外婆，也一样，乐于助人，不吝惜钱财。

听得我一头雾水。

抽丝剥茧，从他们的聊天中，方知外婆的侄子傅鹰、傅成义，都是外公外婆出资，供他们去美国留学的，傅鹰学的是化学，回国后在北大教书，后来还成了北大的副校长，不过57年反右，戴上右派帽子。
按照习俗，我们也应该称傅鹰为舅舅。

姨说，那些年我们仨，从陕北回北京，来来回回的路费，都是傅鹰舅舅给的。我没有见过傅鹰舅舅，倒是在见过他的妹妹，好像是中学老师，提着点心来看外公外婆。外公外婆的宝贝饼干盒，还有里面常常满满的饼干和点心，大约都是她送的。

大舅舅问我：你知道你外公外婆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吗？

我摇头，不得而知。

大舅舅笑微微地轻叹：你姨身体不好，外公外婆最想的就是送你妈妈出国留学。可是，你妈妈还是个中学生，就参加了一·二九运动，接着又跑到晋察冀去了。你外婆成天在家抹眼泪。

在大舅舅的轻叹中，我突然想起外公给妈妈写的信，夹在抄家时没有被抄走的普希金文集里，抬头用娟秀的毛笔字写着：宝儿。妈妈自己，还有外公外婆，姨和姑姑，谁都没有告诉我，妈妈的小名叫宝儿。

外公外婆对妈妈的希翼不是革命，而是学业。

很多年后，我和羊说起过这件事，羊却告诉我另外一件事，说他见过傅鹰舅舅。有一年，他提前回北京，在姨家见到傅鹰舅舅，他是来看外公外婆的。我问羊，傅鹰舅舅什么样子？羊说当时没有太过心，只记得他瘦瘦的，个儿不高。他和外公坐在小饭桌前，喝酒，闷闷的，也不怎么说话。外公突然之间，会用拐杖敲打地面，低吼：莫名其妙。

那时候，莫名其妙的事很多。

姨说，我们不在北京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傅鹰舅舅常常来看外公，两个人在一起，就是喝酒。酒都是傅鹰舅舅带来的，两只高脚玻璃酒杯，一碟花生米。相对，小酌，沉默。

不知傅鹰舅舅这一辈子最大的遗憾，最后悔的事是什么？只能猜想。

傅鹰舅舅去世时，羊在北京，去参加了追悼会。
羊问我，如果傅鹰舅舅不回国，会怎么样？

我却想，如果妈妈遵循外公外婆的希冀，去海外留学又会怎么样？可能就不会遭遇那么多的灾难与折磨，把生命定格在44岁。当然，也就不会有我们。

我对羊说，我情愿不来到这个世界，无可留恋。
可情不自禁地又想起外婆的笑容，她簇拥在我们一堆孩子之中，张着没牙的嘴，高兴地笑着，像是吃了许多甜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