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旧忆

尘封笔砚

　　记事起我就进入了校园，不过最初的三年是幼儿园，接着才是六年的小学。在历经半个世纪的岁月消磨，那点残存的校园记忆愈加显得弥足珍贵。

我的幼儿园、小学和高中都在县城的中街上，从家门口的文亨桥朝南，有一条青石板夹杂着滚石块铺就的小街，街道两旁是紧挨着的高门深宅、老房旧院和古巷残墙，约四五百米便顶着一条东西向的中街。如果再向右拐，行走不到百步，街北侧有个小院，这便是城中幼儿园。如果向左拐也就几十步路便是人民小学。再往东走便是后来我就读的南菁高中了。

有关幼儿园的记忆已残存不多，能记得起来的也就几件。第一件是入园，那应该是我较早的人生记忆，那年我三岁，尽管幼儿园的园长就是我隔壁邻居程老师，尽管和我一起入园的还有童年的玩伴陈老师的女儿漪澜，但这个陌生环境依然让我感到抗拒和恐惧，我嚎啕大哭。实在没办法只能让文革停课在家的大哥送我入园，并陪着我在教室的小板凳坐了两天；第二件事是我和小伙伴玩着园内的秋千船，不小心我的左脚被卡了一下，脚髁立马红肿起来，撕心裂肺的痛铭刻心头。记得有位姓马的老师背着我送回家中，后来母亲又送我去医院拍片检查，打了几个月的石膏；第三件是在老家华墅幼儿园，那年父亲下放农村，家中实在无人照看我，只能送我到老家让外婆照看，并在小镇的幼儿园借读了半年。离开父母的陌生环境又让我忧郁不安。有一天好不容易挨到放学，意外地发现校门口是父亲的身影，但这个突然的欣喜却让我委屈得泪水直流，那份复杂情感犹记心头。

后来我一直在想为何这三年留下的全是些不愉快的记忆？或许这都是那几年父亲遭遇冲击，家庭颠沛流离、沉闷压抑的外部环境留给我童年的心灵映照。曾有人说过一个人的最初记忆会影响一生，或许我善感抑郁的性格养成也与此不无关联。

70年起开始读小学，这个藏匿于小镇民居之间的小学有南北两个校区，南侧是主校区，沿街有个并不高大的石廓青砖门头，两扇斑驳脱落的黑漆大门，没有多少学校的气派，倒象是一家破落大户人家的宅院。走进大门是个门厅，走过门厅前狭小的天井，是几间纵向联通的老式平房，这便是小学的礼堂。礼堂南头是抬高的木制舞台，六年时光里我很多的记忆都出现在这里。礼堂东侧有门，出门紧挨礼堂东墙是条连廊，南头连着几间教师办公室，北头连着一排低矮昏暗的教室，这里便是我一年级的教室。舞台东边也有朝南木门，出去也是一条长廊通往厕所及南墙边的小屋。在教师办公室东侧有一幢有点年代的木结构的两层小楼，这算是最有学堂气息的教学楼。每层有四个教室，南北两侧都是畅开式的长廊，青砖方柱，木质廊栏，这是高年级学生的教室，我们只能在课间来此绕楼一周，那咯吱咯吱的楼板声仿佛还在眼前。教学楼南边则是一片的操场，每天伴随着运动员进行曲会到此做广播操。除此之外，礼堂西侧还有个院落，小院南北各有两间教室。

北校区则比较简陋，进院是片宽阔的泥质大操场，体育课会来此地。操场北边还有亩农田，农田北有残败的夯土围墙，记得放学后时常会钻墙洞抄近路回家。操场东侧有两个东西联通的小院，小院南北各有几间教室，据说这里是小镇有名的昭忠祠。

小学时已进入文革中后期，当时社会家庭环境开始改观。在我久远的记忆中，那是一段清贫快乐轻松自豪的时光。说轻松是学习完全无感，不用补课没有课余班，很少考试测验更不会成绩排名，只分优、良、一般等级。我基本能语数双优，唯一在意的是期末能否评上个三好生。轻松的后果是我这六年有关学习的记忆一点没留下，能回想起的全是课外的玩耍闹腾。如果要我描述今生最轻松惬意的场景，我肯定会浮现起小学同学结伴放学时的嬉戏追逐，想起沿街残墙小院旁一簇簇零星盛开的菜花，还有那斜阳照在石板路上泛起的温暖的光芒，那是一段无忧无虑阳光灿烂的日子。

整个小学阶段我都算是个抛头露面的好学生，开学第一天我就感受到了一种自豪。报到那天，领到的语文课本居然头几课因漏印都是空白页，于是老师让家长回家找人补抄上去。第二天上课时，别的同学书本都是钢笔随意的字迹，唯有我的书本是父亲端正娟秀的毛笔小楷，老师们竞相传阅赞叹不已，他们打听这是谁家的孩子，当知道就是县中那位能写会画黄老师的儿子都恍然大悟，幼小的我却从中感觉到一种自豪。从此以后，老师同学们居然产生这样的逻辑，父亲能书会画，他的孩子肯定也行，于是第一学期我便被推荐为文宣委员，后来这个职务居然会一直延续到我高中毕业，甚至到了大学我也成了校学生会宣传部长。当然从此我的内心也有一种暗示，父亲行，我必须也要行，这种心理和优势也让我比其他同学更多更早接触书画，并真的变成了特长，并在后来的学习社交活动中，赢得自信和优势。现在总说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或许就是这个道理。记得小学时常会填写各式表格，我最怕填的是家庭出身，最自豪填写的是特长爱好，我会毫不犹豫写上“书法美术”。

当挂着文宣委员的头衔之后，我除了忙起班级的黑板报，也很快成为学校的文娱宣传队的骨干。其实我自幼是个文静腼腆甚至有点内向的孩子，也不知道校宣传队看中我什么，记得刚进入宣传队时我连跑跳步都不会，回家后一家人帮着我分解动作训练了半天才学会。那时我总能在其他同学上自习课时，自由地在后墙黑板前出着板报，也经常被老师招呼着先行离开教室去参加各种文娱排练，每年全县的文娱汇演都少不了我的身影，当然每次中小学美术展览也都有我的作品。我至今记得学黄帅反潮流时，二三年级的我也被安排着写老师的大字报；批林批孔时我曾上台演过活报剧说过三句半；学雷锋时我参加表演唱，还随着一帮同学去为孤寡老人做好事，结果走了几家全被老人逐出家门；我当过学校广播播音员，做过幻灯片配音员。有一年学校故事会选拔，我用一篇《李时珍尝仙草》，被选拔到县人民大会堂参加全县的故事大会。这些经历不仅给我小学生涯留下了许多鲜活美好的记忆，也为我后来登上更大更高的舞台树立了信心和勇气。

时隔半个世纪我依然铭记得冯菊英、吴玉芬、沈余三位老师，她们当年的音容笑貌依然那么鲜活清晰。冯老师是接管我的第一任老师，不久便怀孕生子，产后又接着带我们直到三年级；吴玉芬老师是三年级接管我的班主任，她温和而不失威严，是唯一曾将我提拔为班长，不到一个月又将我打回原形的班主任。原因是有一天我脑筋短路，居然和同学课间在校门背后烧报纸玩火。为平息校园舆论，撤职处分无可辩驳，但当众被罢官使我自尊大伤，那一次我哭了半天。我至今还记吴老师摸着我的头说：一个人不能总乘顺风船，也得跌几个跟斗，否则今后没法去社会混；漂亮白净的沈余老师则是学校文娱宣传队的老师，带着我们排演节目参加各种汇演，后来她被调到县小红花宣传队，又成为我初中时的文娱老师。

小学的好朋友也很多，可惜岁月久远都已失联。但我还记得徐平、邢小龙、刘为民、姚洪元、侯永凯、徐春等一大串同学的名字。当年邢小龙、徐平都是家住西大街的邻居，也是我童年的好友，他俩父母都在外地，是随爷爷奶奶生活的。徐平家住街边一个老宅内，木质房子老破旧，很像我老家的祖屋。小院内种着各种花花草草，有颗硕大的香橼树，每年秋天黄橙橙结了一树，散发出浓郁的芳香。坐在大树之下，徐平会给我们讲“一双绣花鞋”“梅花党”等恐怖惊悚的故事。徐平家的斜对面有幢结实的乌漆墙房子，这是邢小龙的爷爷家，邢小龙机灵可爱、上进积极，像潘冬子一样总爱穿身军绿色服装，每天我们上学放学都会约着同行。我们一起去汽车站学雷锋做过好事，一起跟着大哥哥去斗地主、抓特务。可惜他俩没等小学毕业都先后离开了家乡，让我伤心失落了许久。

为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学生，学校开展忆苦思甜，有一天请来了一位苦大仇深的老工人，在大礼堂向同学们讲诉解放前那猪狗不如的生活，土腔土调吭哧了几句，就咧嘴抽泣起来，那表情让人难辩哭笑，一些同学忍不住哄笑起来，幸亏前面的老师及时挥臂呼喊“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几番口号下来才稳定了礼堂的气氛。接着吃忆苦饭，每个同学发了一块糠麸饼，看着大家如哽似噎难以下咽的表情。老工人语重心长地说：今天的饼里没掺糠还带点咸，解放前我可是盐都加不起呀！学校还组织学工学农学军，记得学校南墙下的破屋里养着一头猪和几只兔子，同学们要轮流将家里的淘米水和割了的青草带到学校。北校园的农田种着麦子蔬菜，每年农忙学校还会组织学生去郊外农田拾稻穗，这些活动目的是不让我们成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虫。小学还要学工，北校区东南角有个小工厂，生产动物生长素，我们曾去做过分装称重封口等劳动。说来巧，工作之后我居然曾很长时间从事过兽药饲料添加剂的管理，与当年学工是否存在某种机缘巧合，不得而知。

毕业以后我就再没进去过学校，后来小学搬迁，老校园被推平重新盖起高楼。前两年回乡再路过此地，这里已经陌生得似乎与我毫不相干。但是，那段童年记忆却难以忘怀，无数个静夜，往事总会悄悄涌上心头。

2025.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