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铁道兵（之四）

好好活着（李陵湘）

　　1976年，于我而言，是生命长河中波澜壮阔的转折点。从下乡知青到矿山青工，再到身着绿军装的人民子弟兵，每一次身份的蜕变都深深烙印着时代的痕迹，承载着一个青年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在那个“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年代，当我穿上笔挺的军装，成为毛主席的战士时，周围投来的艳羡目光，让我深知这身军装不仅是荣耀的象征，更肩负着保家卫国的千斤重担。

然而，这一年的九月九日，噩耗如惊雷般震撼世界——新中国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我们，也成了毛泽东时代最后的革命战士。那时，结束三个月新兵训练的我们，已在老连队度过两个多月。在临近分兵的关键时期，政治思想教育成为新兵连工作的核心。无论是班务会、排里的集中学习，还是连里的统一会议，会前大家总会齐声背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等毛主席语录，认真研读《为人民服务》等经典著作。同时，激昂的革命歌曲也成为滋养我们精神的养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打靶归来》……这些铿锵有力的旋律，不仅是日常娱乐，更是最生动的政治课堂。而作为铁道兵新兵，《铁道兵战士志在四方》更是我们的心头好。“背上了那个行装，扛起那个枪，雄壮的那个队伍浩浩荡荡……”每当唱起这首歌，胸中便涌起万丈豪情，这熟悉的旋律，也伴随我走过了无数风雨，至今仍在耳畔回响。

　　新兵连的时光里，两位来自四川的老铁兵——连长和指导员，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们带兵有道，文能启迪思想，武能示范本领，既有雷厉风行的军人作风，又有春风化雨的育人智慧。在他们的谆谆教导下，我们的思想觉悟得以飞速提升，“革命战士像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信念深深扎根心中，也让我们真正领悟到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还有我的排长刘永生，他军事素养过硬，智勇双全。记得一次手榴弹实弹投掷时，一名新兵不慎手滑，手榴弹仅投出几米远。千钧一发之际，刘排长眼疾手快，迅速将新兵拉入掩体，化解了一场危机。他的果敢与担当，至今令我敬佩不已。

终于，新兵分配的日子来临。全团新兵齐聚团部，等待分配命令。我所在的排被分往师后勤各部，有的战友去了汽车营、修理营，而我与陈忠生、厉伯涛、冯官生、刘年哲等人，则被分到了师仓库（营级）。厉伯涛、刘年哲和我同在加工连，不久后，曾是赤脚医生的刘年哲因专业特长调入营部卫生室。与我同矿山入伍的李长春去了修理连。有趣的是，当时还有石长东、黄全湘、刘建国三位昔日同窗也参了军，只是他们以知青身份入伍，新训时在五连，与我所在的三连仅隔一道坡，却始终未曾知晓彼此的存在。直到多年后，我们才惊觉原来早已是并肩作战的战友。

师后仓库的别样生活

我们师后仓库位于光化县（现老河口市）。这座县城依傍汉江，上游便是闻名遐迩的丹江水库，水源丰沛，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民风淳朴，物产富饶。水陆交通发达，公路如织，铁路贯通南北，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其与外界紧密相连，城市规模、建设水平以及繁华程度远超其他县级城市，素有“小武汉”之称。

老河口历史悠久，战略地位重要，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李自成曾在此屯兵练武，国民党统治时期更设有机场要塞。我们的师后仓库便是在原废弃机场基础上改扩建而成，新的军用机场则搬迁至老机场对面的山脚下，我们连队的新营房就坐落于新老机场之间。记得初到连队那天上午，放下背包的我们，一眼就望见了不远处的机场和几十架银光闪闪的战斗机。这是大多数新兵首次亲眼见到真实的机场与飞机，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中午开饭时，恰逢战斗机起飞训练，巨大的轰鸣声吸引着我们端着饭碗就跑出饭堂，一边看着战斗机低空掠过，一边兴奋地欢呼，逗得老兵们忍俊不禁。老兵们笑着打趣：“新兵蛋子别高兴太早，不出三天，保准你们恨不得‘干掉’这些飞机。”当时的我们不明所以，可三天后，便深刻体会到了其中缘由。原来空军航校学员的训练多集中在中午至晚上，飞机起飞时，发动机与气流产生的巨大轰鸣震耳欲聋，营房都随之颤抖，让人根本无法入睡。而老兵们早已习以为常，只有我们这些新兵，在长达大半年的时间里，才逐渐适应了这份“特殊的喧闹”。

　　老河口的气候也颇具“个性”，冬季干冷，北风呼啸；夏季燥热，暑气蒸腾。地处平原，缺少高山遮蔽与树木遮荫，在外劳作，只能直面烈日的“炙烤”。更艰苦的是连队营房条件简陋，营房低矮，墙壁是芦苇杆糊泥，房顶覆盖油毛毡，一间大通间里摆着四个大通铺，一个班12人一张“床”，一个排50人挤在一起，排长睡排头，副排长睡排尾。冬天寒风穿堂而过，夏天闷热如同蒸笼。那时国家经济尚不宽裕，军费有限，宿舍里别说是空调，连电风扇都没有，战士们只能硬生生地熬过酷暑寒冬。

我们排主要负责木材加工，每天都要将从东北运来的十多米长的红白松木截断、破开，加工成各种规格的型材供给基层部队。这是份繁重的体力活，工伤事故频发，伤手伤脚、破皮流血是常有的事。

意外加入文艺演唱组

下连第三个月，也就是九月初，我意外被抽调到文艺演唱组。演唱组共12人，任务是筹备一场时长约两小时的文艺晚会。因老兵退伍，演唱组流失了不少骨干，便从新兵中挑选了三人，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此前，我从未接触过文艺工作，一直是舞台下的观众，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也会登上舞台。面对这个陌生的领域，我满心抗拒，甚至觉得扭扭捏捏地排练，还不如去扛木头来得痛快。但军令如山，我只能服从安排。后来才知道，连里选中我，是因为新兵下连欢迎会上，新兵与老兵拉歌比赛，我们几十个新兵的声音盖过了上百名老兵，而我的嗓音尤为突出，引起了爱好文艺的连首长的注意。

别小瞧这12人的文艺小分队，想要包揽整台晚会的演出，没有真功夫可不行。这台晚会不仅要在连队内部表演，还要与兄弟部队交流，去边远山区慰问群众，春节时更要参与军民联欢活动。因此，每个节目都要精雕细琢，达到较高水准。由于人员有限，每位成员都必须既能在前台表演节目，又能在后台演奏乐器。更具挑战性的是，演唱组清一色全是男兵，没有女兵，想要编排出让观众满意的节目，难度可想而知。

　　演唱组的队长李远富和副队长翁培荣都是1973年入伍的老兵，分别来自江西修水和福建建瓯。二人皆是师文艺宣传队培养出的骨干，其他成员则是历年补充的新兵。加入演唱组后，我们先从基本功练起。每天凌晨4点半，大家就迎着夜色，前往远离营区的旷野吊嗓子；上午进行形体训练，压腿、练习舞台基本动作；下午学习乐器；晚上睡前还要练习普通话和发声技巧。一段时间后，队里再根据每个人的特长分配演出任务。我在后台学习三弦演奏，前台则负责独唱、表演唱和报幕，队长还鼓励我尝试文艺创作。因为演出任务繁重，近二十个节目中，我参与的就占了一半多，还要兼顾创作。作为新手，为了让我快速成长，队里不仅联系县群众文化馆，让我参加培训班，还帮我找来当地有名的声乐老师指导。演出队成立时，连里要求我们两个月内排出一台晚会。时间紧迫，队长压力巨大，我们只能夜以继日地排练，常常梦中还在背台词、练动作。

经过两个月的艰苦训练，晚会终于筹备完成，迎来了公演时刻。首场演出在连队举行，节目内容贴近军营生活，讲述的都是身边人和事，深受战友们喜爱，反响热烈。随后，我们开启了对外演出之旅，先到兄弟部队慰问，接着奔赴边远山区为老乡表演。我们连队的演唱组历史悠久，经验代代相传，加之连排首长中不乏文艺骨干，时常给予指导，编排的节目既符合军营文化，又贴合百姓口味。每年，地方乡村领导都会主动与部队协商，邀请我们前去演出。在那个文娱生活匮乏的年代，一场文艺演出，是山区百姓难得的精神盛宴。

　　然而，去山村演出的过程充满艰辛与挑战。演出大多安排在冬季，鄂西北的山区寒风刺骨，路途遥远，部分村庄尚未通公路，车辆只能停在山脚，我们必须背着道具徒步上山。作为业余演出队，节目排练完成进入公演阶段后，成员们就要回到班排，继续参与军事训练、劳动和站岗执勤。因此，我们常常白天忙碌一天，晚上又接到演出任务。来不及吃晚饭，便匆匆爬上卡斯军用货车，向着百里之外的山村疾驰而去。遇到不通公路的村庄，只能背着道具，踩着霜雪，摸黑翻山越岭。到达演出地点时，热情的老乡们往往已在寒风中翘首以盼许久。看到我们到来，他们欢呼雀跃，纷纷上前帮忙搭台。演出结束，返回部队时，常常已是深夜一两点。

　　如今回想在演唱组的日子，那些饿着肚子、顶着寒风在山村露天演出的场景，依然让我心头暖意融融。老乡们发自内心的热烈掌声，孩子们稚嫩的“解放军叔叔再见”的呼喊，一张张洋溢着喜悦的笑脸，都让我们觉得，所有的辛苦与付出都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