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肚川纪事

张秀岩

时隔54年，我已经记不清大肚川的准确位置了。现在只知道，我记忆中的大肚川是黑龙江一个林区的名字，位于桦南县境内，属完达山余脉，当年归桦南森工局管辖。

1971年冬季，我曾在大肚川参加过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十一团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冬季采伐会战。从此，大肚川这个名字就和我的人生契合在一起，并永久地镌刻在我的心里。

我的日记帮了我的忙，是它把我再一次带进了那段青春流淌的岁月……

一片片枯叶飘落下来，跟着几场淅淅沥沥的秋雨，转眼就变成了霜冻，冬天来了。北大荒的冬天很准时，立冬一过，天上就开始飘雪花了。

从六连秋收回来，还没来得及换洗衣服，就被邵会海打电话叫去。

邵会海是团政治处副主任，这位参加过辽沈战役的辽宁籍老战士，1950年就从部队转业来农场工作了。虽然资格老，但没架子，不管是谁，大家当面背地都管他叫老邵。他口袋里的烟是大伙的，谁都可以拿过来抽一支。我喜欢去他的办公室，就像是到家的感觉，你不给他倒水，他给你倒水。

“秋收回来了，你在干什么？”老邵递给我一只烟，又把打火机扔过来。

“除了洗衣服，剩下的时间就是补课，把没学的文件都读一读，下一步不是要搞路线教育吗？总得先学一步。”我点燃了烟。我刚刚学会抽烟，还没有成瘾。

“你不是没上过山吗？这次就跟我上山伐木去吧，这比呆在家里搞路线教育有意思。”老邵说着就递给我一个材料，封面上写着《三十一团大肚川冬季采伐方案》。

老邵说：“团里每年的基本建设都需要木材，为了省钱，我们都是自己组织人上山采伐。这几年，不断有大批的知青进来，盖房子需要大量木材。团里考虑，这么多人呆在家里猫冬，整天闲着没事干，还要开工资，倒不如组织人上山伐木，一来可以解决建材的需求，二来可以从森工局那挣回点工钱，这叫一举两得。”

“我连锯都没拿过，不知道上山我能干什么？”虽这么说，但我心里想去。

“干活用不着你，你就给我当秘书写材料。不是写吹牛的材料，而是写应付上级的材料。什么学习方案、学习体会、批判文章、宣传报道，这些我没工夫整。其实，我也没心思搞这些东西，写材料就靠你出菜了。”

“上山，我还要带什么？”我问。

“行李自己准备，别怕重，被子越厚越好，山上可比这儿冷多了。绑腿，棉手套我这儿有，你不用买了。下星期，我们指挥部人马要先期进山安营扎寨，为大队人马的到来做准备。指挥部人员名单都打印在材料里，自己去看。”老邵说话办事干脆利落，话音一落，就出门办事去了。

我把指挥部人员名单记在本子上：

总指挥：张子瑜（副团长）、副总指挥：邵会海（政治处副主任）、杨伯成（司令部副参谋长）、刘国兰（后勤处副处长）。

指挥部成员：刘杰（生产股参谋）、周志强（军务股股长）、毛燕民（宣传股干事）、于安学（电影队长）、崔士忠（财务股助理员）、贺长发（八连副连长）、彭广华（卫生队医生）、何少华（三连副连长）、傅肃观（物资股助理员）、刘士堂（保卫股干事）、张秀岩（报道组报道员）。通信员：赵建文；广播员：接励；卫生员：关淑贤

1971年11月5日

1971年11月11日。

寒风带着尖刺的哨音在耳边掠过。头上，厚厚的狗皮帽子下只露着两只眼睛，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将大地铺成了白色。车队过了向阳水库，就开始盘旋进山。山路缓缓绵延，越来越高。山上黑森森白茫茫的，白的是雪，黑的也许就是参天大树。山路上的厚雪被车轮碾压得光滑铮亮，像一条银色的飘带蜿蜒而上。迎面驶来一辆又一辆拉木头的大挂车，摇摇晃晃地冲下山去。挂车是经过改造的，车厢板全部拆掉，只留下底盘，后面再加上一个拖挂，用一根钢管连接。满车的原木用钢丝绳捆绑在拖挂上，车头与拖挂留有一个空间。这是我们为森工贮木场拉运木材的车。

我们的车队只有一台英式吉普车在前开路，三台解放牌载重车随后跟行。指挥部年长的老同志坐在吉普车里，我们年轻人就坐在拉运帐篷的货车上。我已经看不清眼前的东西了。从口罩里哈出来的热气，把眼镜蒙上了一层霜，眼睫毛上的白霜像冰碴子一样磨着眼皮，脸上的肌肉被冻得生疼。

汽车驶过一道又一道山梁，终于停了下来。我几乎是从车上跌了下来，棉衣棉裤已被寒风打透，手脚关节似乎暂时失灵，在地上蹦跳多时才暖和过来。

指挥部就建在山脚下向阳处的一片白桦林里。

冬天的白桦林，远看寂寞而凄凉。白雪下面铺着厚厚的枯枝碎叶，踩上去软软的。向上望去，头顶是逐渐变细的枯秃的树枝和湛蓝的天空。大风吹来，有树枝脆裂的声音，也时有飞鸟的哀嚎声远远传过。脚踏在或松软或坚硬的雪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再向远处望去，周围都是陡峭的山，山上黑森森的，山脊蔓延起伏，把天际线拉向了空中。目及所到之处就是我们伐木的现场。

棉帐篷数量有限。总指挥张子瑜说：“把棉帐篷留给连队用，我们指挥部的帐篷用单的。”单帐篷就是用帆布材料做的帐篷，夏天可以用，冬天用不能御寒。

没有棉帐篷也有办法，就选一块凹地，用推土机往下推出半人深的地窨子，四周围的土墙用小径桦木杆扎住。地窨子上面用碗口粗的硬木杆搭成房架，把帐篷绷在房架上，外墙周围堆上一捆捆茅草，再压上土，盖上雪冻住，既防风又保温。帐篷北端的山墙处伸出一个烟囱用来取暖排烟。帐篷四周都留有窗户。窗帘是用帆布做的，挂在外面，白天可以掀起来采光，晚上放下来，挡风御寒。窗子用一层透明的塑料布封着，透光透亮。

指挥部的帐篷用帘子分割成两间屋，里间是办公室兼广播站，外间是宿舍。宿舍里有两排长长的通铺，床架用粗的原木支撑，上面用细木杆密密实实地铺了一层，这就是床板，然后再铺上干草和席子。人一上床，整个往下陷，感觉像是钢丝床。褥子一个挨着一个，七高八低此起彼伏，床单永远也铺不平。铺床用的细木杆都是从山上现砍的，铺在床上又湿又潮。指挥部的成员都住在这里。

帐篷取暖全靠一个用废油桶改装的炉子。炉子不能烧煤，只能烧木头。我们在林中放倒几棵桦树、柞树等硬杂树，锯成40—50厘米长的木段，然后，立在地上，轮起板斧，一劈为二，再立再劈，一段圆木劈成几片，拉回帐篷，堆成柴垛。用时抱进一捆，放进炉子里，用桦树皮引燃，不一会火就呼呼地着起来。火旺没湿材，劈柴里的水分在火中迅速挥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把这么好的木材当劈柴烧了，有点心疼，但也没有办法，这叫靠山吃山。

离我们的营地不远的地方有一水泡子，是我们唯一的水源。水泡子上面结了冰，水很清，凿开冰层，就可以提水。打上来的水，仔细观察常常能看到有游动着的虫子，虽然不是蚂蝗，但也不敢大意，医生告诉我们不要喝生水。

第一次指挥部会议就在刚搭就的帐篷里召开。发电机没有运来，只好用蜡烛照明。

张子瑜说：“我们来大肚川伐木有两大特点，其一，不但参加的人多，而且任务重。我们这次要调动560人，51头黄牛，6台链轨拖拉机，大干70天，伐木17400立方米，（其中自用3300立方米），争取春节前下山；其二，知青多。在这500多人中，有三分之二是知青，其中有一半还是女知青。这些知青都是十七八岁的孩子，没见过山，也没住过帐篷，更谈不上伐木。伐木又是很危险的作业。我最担心的也是最怕的就是不能让孩子们在这里出事，出了事，无法交代。我们的工作重心就是保生产保安全。离开了这两点，搞其它的都是瞎扯！指挥部人员不能搞特殊，凡是要求下边做的，自己先做到。”张子瑜说话掷地有声。

张子瑜是个实干家。1958年，他从部队集体转业到八五二农场。据说，当年4月，他带领70多名转业官兵在索伦河畔，住马架，吃粗粮，披星戴月，组织开荒，当年开荒5000多亩。1964年他所在的生产队被评为东北农垦总局标兵生产队，他本人被评为总局“生产队长标兵”称号，人称“硬骨头队长”。

在大队人马到来之前，指挥部主要做了两件事，一个是把三个采伐连队的居住位置确定，把他们要住的帐篷搭建起来；二是把山上的采伐区划成两个作业区，15个林班号，并制成作业图。每个林班号都标有面积和材积量，这样便于管理和统计。

从东北林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刘杰此刻有了用武之地。采伐过程中的作业流程，技术规范，安全要求都是由他统筹拟定，这为后来的安全作业提供了保障。

一天，老邵对我说：“明天，大队人马进山，开工前要开个动员大会，你代我写个稿子。”

我趴在帐篷里写了一个上午，写完后又通读了一遍，自以为写得不错，然后工工整整地抄在稿纸上。开篇写到：“冬季采伐指导思想：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弄通马列主义。深入开展批林运动，狠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教育，敢于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解放思想，同心协力。大鼓革命干劲，以突击的姿态开展革命竞赛。加强纪律性，在确保安全生产条件下，赶前不赶后，力争两个半月完成团党委交给我们的战斗任务，以实际行动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做出贡献……”

老邵看了我的稿子，皱了皱眉头说：“写得也太啰嗦了，伐木就是伐木，这和中国革命、世界革命有什么关系？狠抓阶级斗争，是不是把不听话的都当成阶级斗争来抓？”

我说：“现在的指导思想都这么写，要突出政治。写多了不犯错，写少了不好交代。”

老邵看我认真的样子笑着说：“你写的指导思想虽然空话连篇，不过不用改，全都报上去。”

在第二天的动员大会上，老邵没有读我写的稿子。他把讲话要点写在了烟盒上。

11月15日，参加采伐的大队人马连同机械设备在一天内相继到达。大肚川热闹了。三个采伐连队在进山前就组建好了。连队的主要领导都是从各连队抽调上来的精兵强将：

采伐一连：（由1、4、12、14连组成）连长孙延光、副连长孙玉祥；政治指导员牟宪章、副指导员刘淑兰。

采伐二连：（由6、7、10、11连组成）连长袁玉斌、副连长赵录元；政治指导员王敬泽，副指导员王杰。

采伐三连：（由2、3、5、13连组成）连长戴俊明、副连长韩伟；政治指导员张景才、副指导员董玉芳。

每一个连队都配置了女干部担任副指导员，这样便于照顾女青年。

各采伐连的报道组也迅速成立起来。

采伐一连报道：组长刘淑兰（一连）成员：刘兴波（十四连），李玉京（四连）、郭卫平（十四连）、邢国仁（十二连）、韩玉民（一连）、王焕生（一连）。

采伐二连报道组：组长董衡新（六连），成员：张淑华（七连）、邓泽如（六连）、高文元（十一连）。

采伐三连报道组：组长孟庆和（二连），成员：葛惠增（十三连）、于富春（五连）、张培英（五连）、张川林（五连）。

桦南森工局划给我们的这片采伐区属阔叶林带，树种丰富，主要有桦树、柞树、榆树、椴树、水曲柳、杨树，此外，还有少量的珍贵树种如核桃树、黄菠萝树等。

林班号的作业条件不好，山间的坡度大，给安全采伐增加了难度。

采伐连队安营扎寨后，指挥部下达工作任务。采伐一连5924立方；采伐二连5888立方；采伐三连5655立方。规定每连至少要有30把手锯作业，平均每把锯每天伐树6立方，一天进度保持在180立方左右。牛套子12月15日上山，拖拉机12月25日上山，大挂车1月3日上山。立足抢早，争取春节前下山。大家情绪高昂，憋足了劲要大干一场。

伐木工的劳动工具很简单，一把手锯，一把长把板斧。伐木是一个苦活，人自为战，没有搭档，两个人之间相距甚远，只有大声高喊才能听见。遇到硬杂树种，象柞树、水曲柳，材质坚硬，拉锯费力。遇到软杂树种，象椴树、杨树，材质虽软，但水分大，容易夹锯。不管多冷的天，只要一上锯，必会大汗淋漓，棉衣穿不住，就只能穿毛衣，一棵树伐下来，胸前背后挂满了霜花。

伐木工选的都是身强力壮，反映机敏的男青年，有过伐木经历且经验丰富的老职工给男青年担任技术指导，进行传帮带。女青年们则在后面给放倒的树打枝桠。打完枝桠的倒木要用牛套子一棵棵地从密林里拉到附近较宽敞的地方，然后由链轨拖拉机用钢丝绳锁住原木从山上拖到山下的贮木场，造材归楞。

沉睡了千百年的大肚川，被我们的喊山声惊醒了。一棵大树有多高？ 如果站在它的根部，你看不到它的尖梢，蓬蓬而出的枝叶与另外一些树木相连，你挨我挤，密不透风。最为震撼人心的是大树落地的一刻。正常情况下，听到“咔嚓”一声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大树和根部彻底断裂前一瞬间的“吱～扭扭”的响声，它慢慢地旋转起来，在纷纷扬扬的雪雾中不可阻挡地倒下去，砸得山场都跟着忽悠一下抖动起来……危险时刻存在。

山里人把伐树叫“起树”，认为“伐”字不吉利，我们也有人这么叫。伐树有很多讲究，下拃越低，木材的利用率就越高，但也越费劲。伐树前要观察树的重心在哪里，决定树倒方向，然后将大树周围的枯枝杂草清理干净，留下一条通道，便于躲闪逃离。锯手根据树倒方向选定下拃，下拃锯进去大约有七八分的时候，就抡圆了板斧，一斧一斧快速砍出一个大凹槽，使下拃失去支撑，然后就转到下拃的背面朝上的位置锯上拃。一边锯一边注意观察谛听，只要听到“咔”地一声脆响，锯手一边赶紧撤离，一边高喊“下山倒”，告知附近的人不要过来。想想，两个人合围都抱不过来的大树，几十米高，力若千钧，一旦底部被锯割得只剩下一层皮连接的时候，它瞬间砸倒下来的样子会是何等可怕？

有的时候，“咔”的一声之后，大树晃动一下，并没倒，这叫“坐垫”。是上拃和下拃锯到了一起，形成了凹形，树的重心就夹在了凹形树墩上。大树没了倾倒方向，伐木工就不敢离开，不知什么时候大树就会倒下来。据说，老一辈伐木工遇到这种情况就跪地磕头，往树上扔帽子，扔衣服，祈望山神爷刮来一阵风，把大树刮倒。

一次有个伐树的知青，在伐倒第二棵树时，喊了声：“下山倒！”没想到大树没按他的计划向山下边倒，竟横山倒下。我和邵会海正走在上边，也在注意着，一看树下，山坡上，正有采伐二连的女知青们在打枝桠。大家急得大叫！她们抬头一看，吓得连滚带爬，朝山下躲去。有一小个的女知青，往后一退，给绊倒了，吓呆了！没动窝！树头一下砸在离她只偏出一米的地方，真险啊！那时候穷啊！连个安全帽都没有，全凭运气了。

冰天雪地，寒冬腊月刮起大烟泡的时候，是北方林区最艰难的日子。那是真正的“爬冰卧雪”。在我心里，没有什么比这一比喻更能概括伐木人的生活了。

困难接踵而来。

采伐一连一天就出现两次搭挂险情；采伐三连一个姓韩的知青在伐树中躲闪不及被压在树稍下，险些丧命……

随着工作的进展，作业面不断地向山脊推进，伐树难度增加，进度缓慢。指挥部规定的每个连队每天伐木180立方米的指标难以完成。由于没有经验，拖拉机用的200条索带已断裂150条，急缺备用索带。越往山上，牛套子的作业越困难，伤牛伤人的事件也多有发生。采伐三连宫德斌和麻子怀的牛套子每天保持在5—8立方的集材任务算是最好的了。

连队的伙食跟不上去。主食还可以，蔬菜短缺，白菜土豆都做成汤菜，很少能见到肉，清汤寡水，怎么能补充劳动消耗。生活条件太艰苦。住的是帐篷，而且有一部分都是单帐篷，不保温，白天还过得去，晚间睡觉常常会冻醒。

眼看春节就要到了，老职工想回家过年，知青想请探亲假回城过年，人心惶惶，急躁情绪蔓延，这又为安全生产带来隐患。看来指挥部提出的大干70天，年前下山的口号过于乐观了。

1972年2月2日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在听了各方的意见之后，张子瑜说：“团里把500多人交给我们了，责任重大。我们只有进路，没有退路，不能当孬种，不能打退堂鼓。”稍有停顿，他接着说：“现在什么最重要？人的生命最重要。我们职工的生命比什么都重要，我们宁可晚下山，也不要冒险抢进度。为此，指挥部决定：第一、作业进度服从安全，做好思想工作，春节不下山。这个决定虽然有点不近人情，但可以换来大家的安全。相信大家会理解；第二、推广采伐一连孙延光创造了“五不伐”经验，即不打安全道不伐；不清好场子不伐；不排除迎门树不伐；树倒方向不明确不伐；打不好下拃不伐。伐树和打枝丫的作业距离不能少于50米；第三、伐木不能毁林，不能剃光头，不能干吃祖宗饭，造子孙孽的缺德事；第四、推广采伐二连司务长张彦本办好伙食的经验，派人下山征调蔬菜和猪肉，提高伙食标准；第五、采取措施，解决帐篷保暖问题，夜间大棚子里的炉子不能熄火；第六、通知物资股迅速采购油锯进山支援，提高伐木效率；第七、除夕那天要请先锋林场的文艺宣传队上山演出，晚上，各连队都要吃上饺子，举行联欢会，越热闹越好，但要注意防火。”眼前这位刚满50岁的山东硬汉，已是满头白发，深陷下去的眼窝里，两眼布满了血丝，说话声音沙哑，精力依然旺盛。

很快，队伍就稳定下来。山里活最危险的是伐木，但最重的活是归楞。归楞就是把造材后的原木按材积大小分别堆放在楞场上。当地人把抬木头的杠棒叫“蘑菇头”，把原木叫“楗子”。前后两杠通过绳套，挂住连杆。连杆中间通过绳套固定掐钩，铁钩再掐住大楗子一端，就像8人抬轿，4人一头。抬木头时，蘑菇头扛在肩上, 4杠8人一起弓步曲腿、哈腰，蹲下，把掐钩挂在原木上，杠头喊起号子：“哈腰挂么，嘿……”一声号子，8人一起蹬腿、直腰、起身，铁钩掐进木头, 楗子离地一根8米长，胸径1米的粗楗子至少千斤以上，8个人平均每个人都要担起200多斤，二杠更重。开始时压得直晃，根本迈不开步。抬木头和挑担完全两样，挑担是个人用力，抬木头是集体的合力。每个人的重心，必须在两脚之间，8人脚步必须一致。楗子跟着号子前后摆动，楗子向前悠时，8人一起迈一步，楗子向后摆时，大家稳住重心，身体摆动，脚步不动，通过号子的节奏，随着木头一悠一步地前进。抬木头一定要练，否则走一两步就摔在那里，不但自已受伤还容易使别人受伤。

我年轻气盛，也到楞场练过。楞场的师傅看我身材单薄，让我练后杠，抬小径木，不让我上跳板。他们笑着说，走到半路，你腰杆子一软，挺不住了，我们咋办？想想，人家说的有道理，也不要逞能。只要能体会人家的辛苦就不算白练。

1972年 2月14日大年三十。指挥部宣布放假半天，大家高兴了。下午，各连队在帐篷前都挂上了彩旗；团部电影放映队带来了电影《南征北战》和《智取威虎山》；桦南林业局先锋林场文艺宣传队在指挥部门前搭台唱戏；连队各食堂正忙着包饺子，做年夜饭……

这是我第一次在东北的深山老林里过春节，没有鞭炮，也没有收音机，甚至连一杯茶一块水果糖都没有。能在大山里看一场露天电影也算是最大的奢侈了，尽管冻得两脚象猫咬似的难受，但谁也不愿意离开。我也有想家的时候，家里的来信不知看了多少遍，我埋怨哥哥为什么那么大的一张信纸只写了那么几个字。

3月10日，指挥部召开大会，张子瑜宣布：从1971年11月11日开始到1972年的3月10日结束，经过119天的艰苦奋战，没有发生大的伤亡事故，超额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三十一团大肚川采伐大会战胜利结束！ 欢呼声在山林中回荡。

下山的路上，我坐在敞篷车里，身子靠在行李上感觉轻松了很多。两个月没有剪头发了，胡子也没有剃，身上穿的黄棉袄是下乡时发的，上山时还像个样，到这会儿已经面目全非，被树枝划开的一道道口子露出了棉花，身上满是桦树皮味道。

我身旁坐着的是傅肃观，浙江义乌人，他在山上负责检尺，这不是他本行，但他的检尺经验和技术在全团首屈一指，每年上山伐木，有他在，检尺上绝不会吃亏。我也是在大肚川第一次认识他，他勤奋好学，为人谦和，我们成了朋友。

我从山上带回的唯一“山货”就是一个菜墩，这是傅肃观送的。他费了好大劲，在一个河湾处找到一棵红毛柳锯了菜墩。据说这是做菜墩的最好材料，特别抗剁耐用。我想带回哈尔滨，送给母亲。女青年带洗衣板的最多，选的都是上好的紫椴，白中透黄，上面的水波纹是用刀子一点点刻出来的，很漂亮。

汽车在狭窄的山路上颠簸前行，遍体鳞伤的大肚川在我的视野中渐渐远去。

追忆几十年前的往事，心绪难平。与我同在山上共事的老领导导、老同事而今已有多人作古。我目前能知道的有张子瑜、邵会海、刘国兰、刘杰、于安学、贺长发、彭广华、孙延光、王杰、戴俊明、韩伟。想到这儿，不禁潸然泪下。虽然岁月久远，但我还能依稀记得他们的音容笑貌。这也是我做这个美篇的初衷，聊表我的怀念和追思。

昨晚我作了一个梦。我梦见了遥远的大肚川，梦见了大肚川脚下的那一片白桦林——那遥远的、沉寂而幽静的白桦林------

我的日记记下了那段青春流淌的岁月。

邵会海和韩伟

当年的韩伟

我留存的唯一一张傅肃观的照片。

美篇中的照片部分选自31团知青画册《远去的岁月》，在此谨表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