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元勋杨明斋的“四个谜”（二）：去向之谜

三闲杂谭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2名（有一名代表姓名不详），代表全国195名党员。杨明斋是12名代表中的一位。

中共二大会址位于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老成都北路7弄30号）。这幢始建于1915年的石库门楼房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宣传主任李达的寓所。

毛泽东没出席中共二大，因为找不到开会地方。

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保安的窑洞里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提到：“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址，又找不到任何同志，所以就错过了”。

中共二大吸取了一大被巡捕破坏的教训，采取了极为严格的安全保密措施，以小组讨论为主，每次全体会议都要更换地点，小会基本安排在党员家中。二大会址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又位于众多结构相似的石库门中，难以辨认。这些因素导致毛泽东未能找到开会地点，最终缺席会议。

中共 “二大” 后，杨明斋的去向长期成谜。张国焘《我的回忆》称其因反对国共合作“自请调往甘肃”，李达也说“离开党去谋职业”。

但经余世诚团队考证，杨明斋的实际轨迹更为复杂：

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之后，杨明斋主要从事党的理论教育和宣传工作。他曾在上海党组织内部和李达一起编写和讲解过“马克思主义浅说”、“阶级斗争”“帝国主义”等专题。他先后在《工人周刊》（中共北方党报）、劳动通讯社任编委，还参加了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工作。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思想文化，成为建党初期党内几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

1921年9月，陈独秀从广州回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局书记，在陈独秀寓所成立了党中央机关支部。支部成员有陈独秀、杨明斋、李达、邵力子、陈望道、张国焘、沈雁冰和俞秀松等。支部每周开一次学习会，杨明斋和李达担任主讲，再进行讨论。同年10月4日下午，杨明斋与陈独秀、包惠僧、高君曼（陈独秀妻子）一起被上海租界当局逮捕。来自共产国际的马林请了一位法国律师，一天半后以5万元将陈独秀保释。杨明斋和其他人又被关押了几天，以5000元保释。

1922年7月，杨明斋参加了党的二大的部分会议，对党制定反帝反封建纲领发表了积极意见。党的三大前，在酝酿国共合作时，杨明斋曾持不同意见，但三大形成决议后，他在组织上服从党的决议，并在行动上积极为国共合作事业而努力工作。

1923年杨明斋在此前后，曾担任中共北方区党报《工人周刊》的编委和劳动通讯社编委，他还参加了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工作。

1924年春，杨明斋寓居北京北长街99号（喇嘛庙）)，整理他批判“东方文化派”梁漱溟、梁启超、章士钊复古倒退的文稿，撰著《评中西文化观》。

1924年国共合作在广州开创了革命的新局面，黄埔军校也相继建立，苏联大批顾问到达广州，杨明斋随之也就到了广州这个国共合作的中心，接受党的安排，担任了苏联顾问团的翻译，为国共合作，为中国革命而努力工作。

莫斯科中山大学旧址的俄式建筑(资料照片)

中国劳动者孙中山大学（1925-1930），简称莫斯科中山大学、孙逸仙大学、孙中山大学等)，是由苏联政府援助创建的培养中国革命干部的政治大学。1925年秋在莫斯科创办，11月正式开学，学员由中共中央和国民党中央以及苏联顾问选派。学制2年。莫斯科中山大学创办后，与莫斯科东方大学共同招收中国留学生。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同年10月，苏共中央为纪念孙中山决定成立莫斯科中山大学，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杨明斋受中共中央委派在上海招收学员。送走第一批学员后，10月下旬杨明斋和周达两人率领第二批学员百余人赴莫斯科中山大学。这批学员中有张闻天、王稼祥、乌兰夫、伍修权和俞秀松等。

从1925年冬起，杨明斋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负责总务部门工作二年，负责全校500多名中国学生的衣食住行，并兼作生活方面的翻译。当时的苏联，还处在巨大困难之中，生活物资奇缺。杨明斋竭尽全力安排好大家的食宿，使这些远离祖国的青年人得以安心学习。在近两年的工作中，他和学生相处得很好，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近60年后，1982年邓小平到山东时还念念不忘寻找杨明斋故里。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杨明斋奉命秘密回国，中共中央安排他到京津地区工作。此时北京的反共空气紧张，杨明斋的工作转为地下。他被安排到丰润县车轴山中学，化名杨和贤，以国文教员的身份作掩护。在白色恐怖下，他积极进行理论思考，他用两年时间写作出版了18万字的《中国社会改造原理》一书。书中，杨明斋主张从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入手，以西方文化的精华取代中国传统文化过时的部分，用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为指导，改造中国社会，明确指出，中国“要采纳社会主义”。这一见解和主张，在当时白色恐怖环境中公开发表，颇具胆识。

1929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对此，杨明斋认为开除陈独秀党籍处理过重。在当时的特定情况下，共产国际也应负有一定领导责任。

1930年，杨明斋在无法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的情况下，辞去丰润县车轴山中学的教职。杨明斋离开车轴山中学后，冒险私越国境（以前多次往返），进入西伯利亚，准备专程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说明有关陈独秀及中国革命的情况。杨明斋到了伯力（哈巴罗夫斯克）被苏联扣留。杨明斋所写80页的长篇报告书几经周折转送到共产国际。报告书对1927年以来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指导的失误，对中共党内连续出现“左”倾路线提出批评。他强调要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尤其是要注意工作方法和农民组织。由于对共产国际提出异议，杨明斋受到了牵连和打击。

1931年，杨明斋被当做“叛逃者”流放到托木斯克当勤杂工。流放期间，杨明斋曾写信给莫斯科的张国焘：“现在第三国际公开了关于中国改造问题的政纲在各报上，我见了这个政纲后，不知怎么的不安于充军生活了。因此，请你顺便到第三国际里问一问，究竟为什么把我充军，我的报告犯了什么错误？得知后请给我一封信才好。”张国焘此时已经回国，而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王明及第三国际的其他负责人，都没有理会杨明斋的这一要求。

自1931年后，杨明斋就渐渐没了消息，苏共给出的结论是失踪了。

……

这段轨迹揭示了早期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的复杂性，以及杨明斋坚持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的政治品格。

杨明斋的部分著作

值得一提的是，杨明斋的理论贡献长期被历史尘埃掩盖。建党之初，社会上出现一种思潮,主张在中国传播复古主义。针对这些思潮，杨明斋先是在1922年9月整理出版了他翻译的托尔斯泰小说《假利券》（商务印书馆出版）。1924年6月，又出版了14万言的《评中西文化观》一书，批判了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复古主义思潮，指出复古是一种倒退，更是白费工夫，只有吸收马克思主义这样的西方文化精华，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才有希望，才能振兴，在当时的思想战线产生了重要作用。此书出版，“很激动了‘最高学府’的玄学空气”（罗章龙语），使“梁梁章”之“偶像”败落，他们的错误论调“得杨君辞而辟之”（李维汉语）。

更令人震撼的是其未竟之作《社会生存本义》。这份500页手稿在流放托木斯克期间完成230页，系统阐述了"农民组织是革命根本"的理论。这份与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思想暗合的文本，成为他被肃反机器盯上的致命原因。当1932年他致信张国焘质问“我的报告犯了什么错误”时，实际上是在用生命捍卫理论的独立性。

链 接

建党元勋杨明斋的“四个谜”（一）：身世之谜

建党元勋杨明斋的“四个谜”（三）：死因之谜

建党元勋杨明斋的“四个谜”（四）：容貌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