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新四军二师、四师（上）在通信工作片段——红色电波

鲁宁

编辑：夏鲁宁

纪念中国人民抗战胜利暨反法西斯胜利80周年

此篇献给新四军二师、四师通信战线的前辈们。

纪念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共和国烈士永垂不朽！

1946年6月7日，华东军区通信局在山东临沂召开第一次通信工作会议。代表们合影留念。

我对新四军二师（二纵、二十一军）通信工作的回忆片段

杜吉安回忆：

我于1939年1月在白区入党后，组织上决定我和贾泽民、杜新安同志到金寨白水河新四军江北第一联络兵站教导队受训。此机构对外称新四军兵站，实际是鄂豫皖边区党委机关，负责人是郑位三、何伟、彭康同志，延安派下来许多干部都是从这里输送到新四军江北各部队的。兵站教导队是培训新党员和进步青年的，每期3个月左右,结业后原则上是哪里来哪里去。彭康同志找我们三人谈话，要我们去电训班好好学习报务技术。

兵站电台负责人(指导员)是何永忠同志，同志称他指导员。报务员有王殿春、黄衡。王殿春负责电训班教学工作。学员有王学超、林若起、翁杰夫、贾泽民、杜吉安、杜新安、袁XX等人。学习内容一是报务、即收发报、通报规则、报务英文用语;二是机务，即电学的一般原理、收发报机一般常见故障和排除方法等。后来颜吉连同志从确山调来任电台队长，同来的张忠建、刘玉润(女)同志也在电训班学习。

学习三四个月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到处制造磨擦和惨案,金寨的形势也非常紧张。为了适应斗争形势需要，鄂豫皖边区党委随叶挺军长(据说来江北处理高敬亭问题)转移到东汤池地区。我们走时留下一部电台，何永忠、翁杰夫留此工作。

到东汤池地区不久，河南竹沟中原局电台大队的电训班也因形势关系而转移到此，同我们合一个电训班继续学习，新来的学员有:吕广杰、李如朴、吴应华、应荣华、赵兴民、赵清堂，赵希忠、杨克(女)、徐士英(女)、李明远(女)、周瑞莲(女).这批学员毕业后多数分配到新四军二师、七师工作，少数分配到四师电台工作，

1939年秋末冬初，我从鄂豫皖边区党委电训班结业后，被分配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电台见习。指挥部电台大队长黄荣，当时开设一部电台，队长是黄荣同志兼，报务员有郭继姜、陈达云等,机务员是徐(小弟)，见习员杜吉安。

新四军二师四旅十团参谋长王风岐烈士。

同年底，我调到新四军四支队九团电台工作。当时支队部电台队长是罗应钦，报务员有郑敏，机务员鞠文奎，所属七团、九团、十四团均有电台。七团电台队长可能是吴兴同志。九团电台队长是钟志良，报务员杜吉安。十四团电台队长可能是邱泳裳。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党中央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命令，将部队统一编为七个师。淮南部队编为第二师，张云逸兼师长，罗炳辉为副师长，郑位三为政委。新四军原四支队编为二师四旅、旅长梁从学，政委王集成。七、九、十四团分别编为十、十一、十二团。旅部电台队长罗应钦，报务主任张惠仁，报务员是许家和、时锋、林若超、杜吉安等。十团电台队长刘竹林，十一团电台队长曹景川，报务员蔡冠群，十二团电台队长先后有邱泳裳、王学超等。在四旅所属电台工作过的还有陈定远(陈超)、陈鸣、吕少清、越新民、赵清堂、夏长海、陈德山、李仁秋(女)、王正廷、周振鸣等同志。

抗日战争胜利后，遵照党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新四军二师北上山东，改编为山东野战军第二纵队。1947年1月下旬,华东全军实施统一整编,撤销山东、华中野战军番号，组成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山野二纵编为华东野战军二纵、旅改师。此后我军作战形式主要是运动战，大兵团协同作战多。为适应新的作战特点的需要，在通信工作上也发生了大变化，即对师以下各类通信分队由通信科、股实施统一领导。纵队部三科长罗应钦、副科长胡灿传。后来罗调山东兵团，胡灿传任科长，陈金瑞任副科长。纵队三科下编电台区队和通信营。

由于缴获到国民党装备的美式报话机，通信营后期增编一个报话队，视情况派遣到担负主要作战方向的师、团使用。

淮海战役后，我军进行了统一编制，二纵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军。军司令部三科和通信营编为一个单位。三科长兼通信营长为胡灿传。胡调走后，杜吉安任科长，副科长陈金瑞，后为李如朴同志。教导员陶多胜，参谋陈佩亭、方纵云等。下辖电台区队、电话连、通信连、报话队。电台区队长王学超，后为冯季涛。机务主任白广勋，机务员有王正连、芦连松等同志。军邮站长夏春雨，电话连长唐成才，指导员刘宝俊。通信连长、指导员的名字忘了。报话队长先后有顾敦华、朱乃迺等同志负责。六十一师通信科长余道波，电台队长赵志清。六十二师通信科长杜新安，后为谷海若同志。六十三师通信科长胡家驹。师团通信分队没有新的变化。

新四军第二师的军工生产。

抗战时期我做通信工作的回忆片段

陈佩亭回忆：

我是1941年学习无线电报务的，这在我们四师是第三期，我和潘玮、白广勋都是同期的，共35人(其中女同志4人)。第二期有马水泉、王友卿、李子争、李振东、余永明等，他们这一期人少,大概是1940年训练的，我们学习时，他们基本上已能工作了。第四期是1944年下半年西进恢复豫皖苏边根据地时才训练的。不久熊梦飞同志也改行担任直属政治处主任了，朱连接任科长。

据我所知，四师当时的通信主要手段靠无线电台，师部有一台、二台。一台跟三科，主要对上，联络延安、军部、友邻;二台跟司令部，主要对下，联络各旅和配有电台的团。

四师师部通信编制情况我了解的不多，高震远可能知道得多一些，1941年他是通信连长，谷海若是排长，童作是技师，丁洪海是电话员，陈国材是三科的参谋，还有两个参谋，一个姓袁，一个姓龙。当时，电话、骑兵和徒步通信都有了，号兵编有号长、号目，各单位都有司号员。开大会时，经常把号兵集中并为前导吹奏出雄壮的军乐。在训练方面，报务员和司号员都是按较正规训练方法进行培养，电话员主要是老兵带出来的。通信员多从战士中选调。但由于无线电报务员缺乏，除三期训练班之外，我们也采取过师傅带徒弟的方法，张汶、黄春就是白广勋、潘玮和我带出来的。由于客观情况和器材所限,有线电通信的使用范围较小,只在首长、作战机关主要部门之间才架有电话。当时的通信主要靠电台，首长都很关心电台，师长经常到电台上来。1943年春打韩德勤时，彭师长到电台上来，对我们讲，这一次要打大仗，调了很多部队，这里是指挥机关，你们要注意，要很好工作。这一仗打得很漂亮，把韩德勤活捉了，夜里把他押送到师部，我们看到了这个顽固分子的窘态，也正是他反共的可耻下场。

当时电台工作确实很忙,特别是鬼子投降前后,情况紧急，报务人员少，不但要保障无线电通信,还要抄收新华社新闻电报。我在十一旅电台，通信科长是胡灿传，我们这部电台，联络最多的时候，是19个工作对象。工作时根本就没有喘气的时间，这一家未工作完，那一家就插上来。我们当时的技术都还可以，空中信号也比较简单，各电台间老报务员的手法都比较熟悉，各台的信号也能分辨，所以，沟通率和通报效率都较高，甚至联络对象出来调整发信机，拍个“V”字，就知道是哪一家了。

新四军二师罗炳辉将军。

抄新闻电报供地委出报纸，相当一段时间都是两人担此任务，一上机就是几个小时连续抄收，中间休息一次(5分钟)。一般都不欢喜到新闻台去，因此我们采取了轮流换班的办法。

流动台比较少，一个旅有1-2部流动台。流动台一般是两个报务人员，哪个团出去执行任务，流动台就派去，完成任务就回旅。有时担负侦察任务搞情报的营，也派电台去。因为在当时，我处劣势和极端复杂的情况下，只有无线电通信才能准确、及时地上报情况和接受上级的指示。

四师通信兵的情况熊梦飞了解得最清楚,他是从延安来的,在延安学习结束后，没有多久，分配到八路军的办事处，后随彭雪枫师长到河南省确山县竹沟，他带来的一部15瓦电台(是国民党军政部出产的)，一直到我1944年11月调离四师司令部三科到十一旅工作时还在使用。他是三科科长兼电台中队长。何永忠是1941年我们学习报务时调来任电台副中队长,廖金贵是九旅电台队长，余清泉是十一旅电台队长，师司令部一台队长是赵希忠，二台队长是胡灿传。根据部队的发展，编制序列、番号是不断变化的,但熊梦飞同志自竹沟出发直至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前后，他调任政治处工作，都是新四军四师及其前身的通信负责人。所以成立六支队时，熊梦飞必然也是通信工作主要负责人。

1941年皖南事变后，师司令部一、二、三、四、五科，一科作战、二科侦察、三科通信、四科管理、五科训练，熊是三科科长。旅设通信股，1944年底或1945年春才改为通信科，这时独立团已有电台。我们恢复了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后，11旅留在淮北津浦路西，师部及其他部均回到津浦路东了，此时通信兵的发展亦随着部队的扩大而壮大了。不但电台增加，有线通信使用范围扩大，骑兵、徒步通信普遍建立，在频繁的战斗中都较好地完成了保障指挥畅通的任务。

1944年，新四军二师部队在阻击日寇。

回顾我做通信工作的片段

吕白回忆：

1938年7月，我参加了八路军在山东纵队第五支队任通信员。9月，我被选调到支队部电训班学习无线电报务。10月，由于形势的变化，支队电训班决定停办，而从中挑选部分人员参加纵队部电训队学习班，我是其中之一。我们从胶东到位于鲁南沂水县的纵队部去，路上走了近两个月。我们这期是山东纵队第二期电训队，学员有三十人，电训队长是闻述尧同志，教员有戴凤鸣等同志，闻述尧也教学。学员有张正者、范杭、刘化乡、亓汇川、王景和等。我们学习了约五个月时间，于1939年5月结业，分配我到山东分局电台当见习员。

由于斗争形势和部队发展很快,很多部队都急需配备电台。因我基础技术比较好，又经过机上见习，领导上感到我能单独执行任务了，有时让我当正班。10月，又分配我到皖东北的八路军苏皖纵队电台任报务员。当时纵队部共开设两部电台，李杰民带一部电台，王景和任见习员;我一个人单独带一部电台，负责联络山东纵队、长江局、南进支队、胡炳云大队、孙相涵大队，以及南下的八路军部队等。因部队为初建，建制变动频繁，当时苏皖纵队电台编制非常简单，没有什么中队、区队等，只有两个分队和上述两部电台。电台功率高时为5瓦，低时为半瓦。全电台5至6人。后来，由于情况发生变化，江华同志带着李杰民一部台到山东去，这样，苏皖纵队就剩下我一部电台了。1939年11月，陇海游击支队改编为八路军苏皖纵队陇海南进支队(简称南支)，随苏皖纵队挺进皖东北，开辟抗日根据地。南支也有一部电台，队长是徐敏庄，报务员王xx，机务段李少儒，后来王景和也到此。

1940年7月20日，中原局报请党中央、毛主席批准，将陇海以南、淮河以北、津浦路东西之八路军、新四军统一整编，并确定了“向东发展，向西防御”的战略方向。以八路军三四四旅(欠六八七团)和新四军第六支队(欠第四总队)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辖第四、第五、第六旅和特务团，彭雪枫同志任司令员兼政委，活动在像苏地区，执行“向西防御”的任务。以八路军新二旅、六八七团、苏鲁豫支队，南进支队，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合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辖第一、第二、第三支队，黄克诚同志任司令员兼政委，执行“向东发展”的任务，开赴津浦路东的皖东北地区。这时，我被编到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三支队电台工作。支队司令员张爱萍同志，支队电台区队长是黄衡同志，徐敏庄任报务主任。我仍单独带一部电台。

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月20日，党中央发布了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将华中部队统一整编为七个师。八路军第五纵队编为新四军第三师，辖第七、第八、第九旅，我们三支队改称第九旅，辖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团和独立大队。为便利指挥起见，华中局和军部于9月9日作出决定，着令四师十旅拨给三师建制，三师九旅拨归四师建制，原旅、团番号不变。这样，我们随张爱萍司令员调归四师。当时，四师师部三科长是熊梦飞同志，九旅电区队长是黄衡同志。旅部经常工作的是一部电台,徐敏庄同志任区队报务主任，我任流动台队长，经常带电台到有作战任务的团队去保障通信。

1942年夏季以后，日军对我淮北根据地邳、睢、铜和宿东地区频繁进行大“扫荡”，我带着流动电台跟随二十五团反击敌人的“扫荡”。在战争情况下，敌情瞬息多变，出现很多难以预料到的事情。

1941年，新四军二师在淮南津浦路西缴获敌人的山炮来装备自己的炮兵。

有一天凌晨，我们团行至皖东北的茅山地区，一营为前卫，三营为后卫，团部和直属队随二营位行军序列的中部，各部保持一定距离。当时，我们队伍正由北向南运动，途中必经x个村庄。前卫营过去不久，我们团部、直属队到达这个村庄，恰遇日军由东向西也正经过这个村庄，大部队已过，尾部碰到我们。由于天色未明，彼此都看不清楚，我方一同志见路边站着一人，便去催促说:快走吧，别掉队了!路边那人其实是日军的警戒哨，一听是新四军，马上叽哩呱啦叫喊起来，随即双方就接上火了。这时，前卫一营调过头来往回打，后卫三营又往前压，在黑暗中又分不清敌我，此时团部直属队乱成一团，乱跑一气。在村庄西侧不远处有一座大山，敌我双方都往山上转移，所以，西边枪声非常激烈。村庄的东面是一块平地和打谷场，那边没有枪声，我当时心里非常着急，情况这么乱，怎样才能保住电台呢!正在此时，有一名背发报机的运输员脚部负伤，气氛更显紧张。当我仔细地辨听了枪声的方向之后,便果断地带着运输班向东边平地方向走,不随人流往山上涌。我们沿着交通沟往东疾走，一路上又收容了十几个伤员，走出数里后，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隐蔽片刻，并找来地方同志一问才知道，日军就是打这里经过，要到山的那边去“扫荡”呢!我们不能在此停留，迅即继续前进，及至找到地方武装县大队时，得知此次遭遇战中，团直共伤亡三十余人。团首长见我们电台和人员都安全回来了非常高兴,还赞扬我们机智灵活但是在慌乱中，运输员将电键丢失了，手头上又没有备份的和可利用的器材。急中生智，将仅有的一只手电筒，剪下两块金属片作两极，再夹上一个纸团作弹簧，勉强进行击发，虽然很慢也总算保持了联络和完成了收发报任务。

这次遭遇战给我的启示很大，我更注意钻研机务知识了。组装收发报机我早已学会，当时最大的困难是没有器材、元件。后来一有机会参加打扫战场，我最关心的就是想能找到矿石机、漆包线、胶木板之类的东西，如果找到一架破收音机，几只真空管，那就如得到宝贝了。好在我与部队各级指挥员关系较好，他们也注意为我收寻些无线电元器件。从那以后为确保通信不间断，我在收报机底下备着发报机的器材,发报机底下备着收报机的器材，如遇上意外的情况，我就可以利用它们迅速组装起来保持通信联络。

1944年10月，我从九旅调到四师师部。师司令部三科长是熊梦飞，副科长朱连。师部开设两部电台，一台队长是赵希忠同志，报务员有潘玮、彭太廉、张长胜、杨瑾、张灿华等，我任二台队长，报务员有陈佩亭、阎化诚、黄淳等。(各台人员配备记不太清)

由于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上海地下党为了紧密配合斗争，刘长胜同志要求和党中央进行直接联系,请华中军区派出报务员，帮他们恢复电台通信。12月的一天,朱连同志找我谈话，他说:组织上决定派你去上海地下党电台工作，除了你政治、报务技术好条件外，你的机务技术也好。在那样复杂的情况下工作，没有好的机务技术是不行的。你去了以后,除了很快适应斗争环境外，尽快修复机器，恢复电台通信联络。这样，我于当月到了上海，并很快把我转送到电台所在地点。

原来在这个台工作的是秦鸿钧同志，他在苏联学的报务。电台设在打浦桥新新街新新南里315号秦鸿钧同志住处的阁楼上。秦曾开过一爿南货商店，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作掩护。他的爱人韩慧如是小学教师，为电台传送电报。我到电台后，秦向我介绍了电台的情况。我在华中军区时，就知道这部电台信号很差。但更不适应工作的是他报务技术也一般。我一方面帮助秦提高报务技术，同时又寻找器材为他组装一台“米兹南”推挽式发射机，大大改善了与华中军区的联络情况，基本上保证了正常工作。由于秦不懂机务，我又装了一部同样的电台留着备用，并为他绘制了一张发射机线路图。

新四军二师“铁锤子团”缴获日军的武器装备

在上海地下党电台工作期间，我很不习惯秦鸿钧同志使用从苏联学回来的通报手续，发报用长码，呼叫一叫就长达十五分钟等。这不但使通报效率很低，而且使秘密电台易被敌人侦破。他也很羡慕我技术好和通报手续简练。我趁机要求他改变通报手续、方法，同我军电台一致起来，这对于秘密电台通信是很有好处的。秦鸿钧同志的革命事业心很强，他主动要求我帮助他提高收发报技术和掌握我军通报手续、方法等。从此一有机会我们就练习收、发报和通报，由于他的刻苦努力，报务技术提高很快。过了一段时间，主要是他值班工作，我作他的副手，作必要的指点。就这样，保持了电波的永不消逝。

在这段过程中,上海党负责人刘长胜同志(他本人自称姓张),曾三次到秦鸿钧家看望我们，谈谈形势。在他第二次来时，他提出要建一部大功率电台，与延安中央直接联络，要我提出一个筹建计划。我曾为此列了个单子。过了些时候、我向秦问及此事，后来秦转告我说，由于形势的恶化，大电台不搞了。

我们一起做地下电台工作将近五个月，我就住在他家的亭子间，同桌吃饭，可说是很熟了，但秦一直未告诉他爱人我是个新四军。直到上海解放后，他爱人看到我穿一身军装，大吃一惊，才明白我原来是个新四军。秦鸿钧同志执行秘密工作纪律一丝不苟的精神使我非敬佩。

我于1946年5月，调回华中军区三台任队长。后来得知，1949年3月17日，秦鸿钧同志正在阁楼上工作，敌人把他们夫妇逮捕了。秦在狱中受尽了酷刑，但他坚贞不屈。5月7日，敌人把他枪杀了。临刑前，秦鸿钧同志告诉他爱人，在二楼的木墙缝里，藏着我画的那张线路图，要他爱人作为遗物交给党的组织。秦鸿钧同志是通信战线上的无名英雄，和其他革命先烈一样，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一切，我们永远怀念他。

1946年6月，又调我到华中野战军第一师(陶勇同志任师长)第三旅任侦通股长。当时，我身体不太好，长期疟疾缠身、工作又很繁重，组织上照顾我，在“七战七捷”快结束时，把我调回师部任机务主任。这时，师部三科长是温诤同志，电区队长是孟克同志。师部开设一部电台，队长是张四雄同志。机务房有郭利群、陈国璋同志。师部还有一个有线电通信连，一个步骑通信连。1947年1月下旬，成立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陶勇，政委王集成。在1月2日至4日，我军在鲁南贾头作字沟地区，参加歼敌第一快速纵队。不久，温诤同志调离,孟克同志接任纵队司令部三科科长。1948年9月中旬，我军发起了济南战役。不久，孟克同志又调离了，由我接任三科科长。

济南战役后，根据中央军委的统一编制，华东野战军于1949年2月9日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我们第四纵队改称第二十三军，隶属第七兵团。渡江前，我任通信科长，俞春舫任副科长。解放杭州后，俞春舫留杭州，郭利群任副科长。当时，军部在正常情况下开设一部电台，有战斗任务时，开设两部电台，未成立通信营，只有一个直属的有线电通信连，一个步、骑运动通信连。各师也开设一部电台，另有一个综合通信连。团设通信股。在渡江战役前，野司召开了军以上通信部门负责人参加的通信工作会议，由李景瑞同志主持。在众多兵团协同作战的情况下，横渡如此宽大正面的长江天险，这对我军来说，还是第一次，对通信联络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军委通信局、华东通信分局和各级首长对这次会议非常重视，王诤局长和曹丹辉分局长都亲临会议指导，张震参谋长亲自到会讲话。会议对渡江战役中的通信联络问题研究得很具体，作出的规定也很明确，并且第一次比较广泛地使用了无线电报话机，保障了运动中的通信联络。会后，我们军对下召开了通信工作会议，研究了在航渡过程中，简易信号通信的规定和方法，并组织使用报话机的人员进行集训，组织全体通信人员进行临战前的练兵活动。军部下发了“渡江战役中通信联络指示”。由于组织工作周密，各方面准备充分，保障了渡江战役中通信联络畅通，取得了渡江战役的胜利。

1952年10月，我随军参加抗美援朝。1954年6月从朝鲜调我回国，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独立通信团团长，部队驻在福州市，同年11月，组织上送我进通信学院高级速成系学习，毕业后留校工作。

1949年秋，华东局在上海召开通信机要工作会议，代表们合影留念。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