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招考__作者:下关风

下关风

第一次招考 下关风 生平的第一次招考，是在50多年前，当时中国尚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全国上下乱麻麻的，男女老少都在忙着闹“革命”。 那是一次特殊的招考，从层次来说，算得上高档，但是过程和内容极其简易，如同儿戏，所耗时间不过分把钟，因此结果显得有些荒诞，令人在失望之中，又有点忍俊不禁。 好在那时年少，属于“青勾子”，不谙世事，也就没有当成是多大的一回事情，仿佛人生长河中的一溅水花，静静的消失在悄无声息之中。 之后的一些年生，尤其是在几乎“绝望”的知青岁月，曾经回想这事，悔得肠子发青。 后悔当年马虎大意，不经意之间，错失了人生的第一次重大机遇。 说到这次招考，需要稍微的铺垫那么一下，说说当时的社会背景，说说一个团体，说说一个人和一些事情。不然的话，自己乱不清楚，别人也看不明白，还弄得莫意思。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除了文化大革命还仍然闹得“风起云涌，如火如荼”之外，另有两件事情值得一提。 一是知青上山下乡，一是复课闹革命，两者互有内在联系。前者是一种社会必然，后者是前者的准备和积累，说通俗一点，就是后者为前者创造条件。 两者对于当时的青年人来说，都是各自的大事情。 1969年，中国已经被以革命的名义所造成的困惑，弄得遍体鳞伤，苦不堪言。数年间累积起来的的千百万无工作，无书读，无所事事的年轻人，象汹汹涌入社会裂缝的火山溶岩，随时准备喷发而出，让当时的领导人感觉危机四伏。 于是，有了所谓的上山下乡和复课闹革命。能赶下乡的吆下去当知青，下不了乡的圈进学校。有东西罩着束着管着，总比放敞，遍地跑野马令人心安一些。 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大中小学停课闹革命，其时我刚跨进小学五年级，尚未就学，便闲散于社会，浪荡了几年。因年龄小，学历低，莫得资格上山下乡，需积累条件。 初中及以上的老三届，都具备了当知青的条件和资格，陆陆续续走了。 小学毕业的没有毕业的一大批新三届，也是懵懵懂懂的“革命”一份子，红小兵，不能任其闲散，统统吆进学校。 社会上顿时“清静”了许多。 于是，我和众多的同龄人一样，在一种非常时期，以一种特殊的身份，莫名其妙便进了中学之门，冠冕堂皇的说法是复课闹革命。 复什么，不晓得。 闹什么，更是稀里糊涂，摸头不着脑。 我进的那所中学，是成都十九中。 那时的学校，已经不按年级划分班次，统统挂名连排，听起来象基层部队。但说起某某人在某排，某某人在某排，总有一种怪怪的感觉，仿佛是置身于旧社会的一个黑帮组织，人人都成了袍哥大爷。 十九中位于成都东门的三官堂处，和望江公园那座著名的崇丽阁隔江相望(崇丽阁，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由四川总督刘秉璋约集蜀中士绅筹资在原回澜塔的旧址上修建，取左思《蜀都赋》中“既丽且崇，实号成都”之意而名。阁楼紧立于锦江边上，俗名“望江楼”，系成都市的标志之物。 望江楼下公园的石围栏外，原有小径蜿蜒，一转弯处有迴水，清且深，夏天我们常在那里跳“炸弹”。) 十九中的历史不算太长，却也不短，始建于1925年。原听人癔讲，此校本来叫陈诚中学，以国民党一要员姓氏命名。后来才晓得叫成城中学，取众志成城的意思，和陈诚没有毛线关系。现在而今眼目下，学校则是以一个香港商人的姓氏命名，因他捐了些莽林。 当年所谓的复课闹革命，其实是被窝里头眨眼睛，自己哄骗自己的事情。其时的大中小学连同幼儿园，都名存实亡，形同虚设。而且按照当时社会的“革命”排列，知识分子为老九，还臭，在中国的坏人里面是最末的阶层，比地富反坏右还不如。知识分子都是臭的，还能复什么课？教什么知识？权宜的把一群懵懵懂懂的半截子幺爸，找个地方圈起来，不放散马，少惹事，不添乱，等年龄凑够了吆去上山下乡，这才是真实目的。 当时的复课，有一个指导原则，说是“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小学晓不得多长，初中定了两年，没有高中。 两年就两年吧，但在那种社会状况下，根本教不了什么也学不到什么。没有课本没有教材，只偶尔发点油印的纸片片，老师“随心所欲”，学生假巴意思。平时间在教室里坐坐，读读报纸，念念语录，喊几句“Long live chairman Mao”。(对于我等来说，只能权当是对一门语言学课启了蒙，仅此而已。所以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虽凭语文历史政治地理几门单考合考拿了两百几十分，过了录取线，但英语数学毕竟交了白卷，除了姓名等，卷纸未著一字)。 复课没有学到什么，也没有留下丝毫的记忆。到是打发时间的学工学农学军，稍有印象。 学工有两次。一次是到五冶的一个什么工厂，有耸立的炼钢炉子在眼面前烈火熊熊，有快速的高台行车在头顶上来来往往。我们什么也不会干，什么也不能干，就是搬点抬点拾点铁块铁皮铁渣什么的，装模作样的混了两个星期。再一次是在一个什么生物制药厂，地点就在学校附近沙河的某处。此次学工究竟干了些啥子，更是忘得一干二净。 学农是在龙泉驿农村的某处，印象是吃住在农民家，集中打地铺。交钱交粮票，顿顿喝吹吹儿稀饭加几根泡菜。忆苦思甜到是听了几次，正二八经的农活好象一样都没干过。 学军嘛更是装样子，由驻校的军宣队集合起来，幺二三四，来回zhua几趟正步了事交差。 (说起军宣队，打岔说一件趣事。当时十九中有个外省口音的军宣队，拿鸡毛充令牌，恶得象老虎，把学生当新兵操练，经常鼓倒哈倒，听说还手扇脚踢动过粗，因此与人结下了梁子。我们支边云南的时候，有老师和军宣队工宣队护送，此人亦在其中。从广通下火车到瑞丽，我们的坐的是卡车，每车都挤得满满荡荡，象一窝待宰的猪儿。车后灰大，此兄被挤兑在后边，乖得象猫，不敢开腔。车出保山沿怒江过南天门时，山高路险崖悬，望一眼外面都头昏，心惊胆颤。有人找茬，起哄要把他丢下去，拉拉扯扯的。骇得此人嘶声都叫出来了，顾不得脸面，连连求饶。停车休息时，他一趟子刹了，从此再不见踪影。) 两年所谓的复课，不过是在一个特殊的年代，老师学生以不同的身份，相伴度过的一段特殊时光而已，于学于识无丝毫所获。我们得到的仅有二，一是具有了上山下乡当知青的“资格”，再就是后来在填写各类表格的时候，可以在学历一栏，堂而皇之的写上初中，而且国家承认，不算欺骗行为。 在十九中的日子里，还有一个打发时间的活计，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𨂃𨂃跳跳唱唱闹闹。当然进宣传队的人不多，就十来个，我是其中之一，何人推荐，为什么选上，亦无印象。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特色之一，重要的革命团体，非常流行。大江南北，城市乡村，工厂部队机关学校生产队，遍地盛开。 宣传队的时髦业务，就是尾在几部样板戏的屁股后面鹦鹉学舌，大唱而特唱，大跳而特跳，这也是那个年代中国社会的特色和流行，遍地都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唱的是李玉和小铁梅少剑波杨子荣……，跳的是洪常青吴琼花大春白毛女……。 我们搞的这个宣传队纯粹是应景之物，主要为了参加当年成都市的一次中学生汇演。 因为宣传队的缘故，得以结识了钱鸣翔老师。他是十九中的老师，但是教什么授什么，却是庐山面目，不知也不识。 从跨入十九中到71年支边，和钱老师的相识与相交，时间短暂，主要的交集就在宣传队的那一段时间。留下的印象和记忆，却深刻非常，其音容笑貌，举止言谈，至今历历在目。 拿现在的话来形容，那时的钱老师，是一个典型而标准的文艺范儿，青年俊才。但是从外表上你绝对看不出来，他个子不高，五短身材，敦厚，稳重，笃实。脸上常常挂着些笑，浅浅的笑意里，隐隐有一种意味深长的狡黠，显得深邃。有时候开心笑起来，却是另外一种意境，有着孩童般的天真和坦诚，嘴角朝两边扯，且宽且阔。鼻梁上的一幅眼镜，虽彰显儒雅，但一看就知道度数很深，衬得他的眼球稍稍有些凸，眨巴眨巴的时候，让人联想到一条随时准备吐出泡泡的可爱的金魚。 钱老师是个醒眼子，生性活络通达，冲壳子，讲笑话，插科打诨，诙谐有趣。在我们的眼中，他多才多艺，样样精通。拉京胡，弹琵琶，作画，只是我们目睹眼见。未知未识的，业余的专业的，尚不知还有多少。后来得知他的一些情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记得一天下午，阳光温馨和煦，地上铺满了亮晶晶的斑驳。在学校内他那间小小宿舍的门口，听他弹奏《彝族舞曲》。 钱老师坐在椅子上，二郎翘腿，怀抱琵琶半遮面，一幅非常享受的样子。他稍眯着眼睛，身子随着手指的拨弄轻轻晃动，时而舒缓，时而激昂，如风，如雨，如云走广袤，如水行辽阔。让我们第一次在嘈嘈切切的琴弦声中，感受到了音乐的媚力和音乐人的潇洒。而他那陶醉，沉醉，迷醉的痴情之态，不经意的，就幻化为深刻记忆，融入岁月的长河，汩汩流淌至今。 钱老师是十九中的名人，亦是有故事的人。当时我们入校的学生，知道原校长叫王鑫淦的不多，但认得有个老师叫钱鸣翔的不少。他的那些故事，如同时下社会津津乐道的段子，校内校外十分流行。 他既是编段子的高手，又是出段子的箩筐，搁到现在，可称得上是高手或大咖。 仅以两例证之。 当时有段子说他这个人很旋时间，每每从学校行至九眼桥，公把里的路程，别人快慢也就十来分钟。搁钱老师身上，没有半把个钟头，你绝对看不到他的影子。他一没进茅房，二没打散线，为啥子呢？只因为熟人相识，朋友三四太多，颇具公明风范，遍于天下。大爷大娘七姑八姨兄弟老表，等等等等，牵群打浪，络绎不绝，一路上点头打招呼，吹牛冲壳子，滞留了脚步，想快也快不了。 这是其一。 还有段子说钱老师促狭，喜与人起绰号。学校有一老师，大名雷光速，胖胖的，很是富态的样子。钱老师给其易名为“三岛光速雷”，套用当时一日本右翼名人三岛由纪夫之姓之名，诙谐又贴切，且朗朗上口。一来二去，结果校内外知之雷光速老师的不多，三岛光速雷反知之甚多，同辈同仁同事加上不谙世事的学生，把三岛光速雷，人前人后叫成了名人。 这是其二。 钱老师和气和蔼和睦，家母对其印象极好，曾不止一次的夸奖说，你们这个钱老师，好哦！懂礼貌，有礼性！要好好向他学习。 家母的看法，缘由一次偶遇，大约是在宋公桥的路边，钱老师碰上了，恭恭敬敬的招呼了一声伯母。 老师当时已婚，有一个女儿，莫约三几岁，甚是乖巧。他屈尊把我等当成同辈弟兄，因此十分感慨。所以在印象和记忆中，他既是老师，更多的时候，他是大哥，是一个懂事的兄长。 钱老师应该是受命组织宣传队参加市里的汇演，完成这一光荣的革命任务。 宣传队有学生数人，老师只他一个，身兼领队，导演，乐师，美工，化妆，剧务等等等等，十分劳累。 他纯粹成了娃娃头，也显示了非凡的组织领导能力，把一伙人管理得规因服法。 我们排练的是《智取威虎山》定计一场戏，我分配的角色是参谋长少剑波，203首长。 一帮子学生娃娃，没有丝毫的京剧概念和知识，更谈不上基本功之类的东西。不过是跟着广播电影收音机，会哼哼几句，不至于荒腔走板罢了。 那时就这样，几部样板戏，十分普及，全国人民，男女老少，个个能唱几段，人人会哼几句。 在钱老师的领导下，我们排练得装模作样，严肃认真，看起来效果还不错。 只是觉得很有些寒酸，想必是没有什么经费的缘故，苦了忙了累了钱老师。衣服道具布景，均是他四处张罗，八方借用，或者自己敲敲打打，抺抺画画。记得一个细节，戏里要求穿靴子，还要反映出雪地的意思，钱老师吩咐各人找来短筒雨鞋，他用白色颜料一涂，然后裂嘴一笑，说符合要求，完事。 汇演地点是在当时的成都市财贸俱乐部，具体在哪条街上记不住了，反正走去走回觉得很远。 我们这一代人，困难年间大多肠子打过疙瘩。我个头不算矮，但瘦，竹竿似的，这种扮相的203首长，肯定看起来滑稽。 幕一拉开，众人一看是个瘦咪日眼的竹竿首长，纷纷窃笑。再加上一开口就扯了点拐，一场戏差点砸了锅。 我们没有经过正规训练，临阵磨的枪，贼亮贼亮的，唬人可以，但不锋利。 上阵之前几个人和操京胡的钱老师说得好好的，唱不上去，压低一个调子，他也答应了。不晓得老兄啷个想起的，拉过门儿的时候，他虚荣的把幺指姆暗暗一挑，又把音阶提了上去。 “朔风吹，林涛吼，峡谷震荡。望飞雪，漫天舞，巍巍群山披银妆，好一派北国风光。”前面的几句唱得还马马虎虎，起码是平稳应付过去了。但是北国风光后的尾腔，突然急剧拔高，结果没有“光”上去，发出了嘶声，引得台下笑声一片。 好在那时人不大，脸皮厚，对场下的哄笑装着看不见，没有夺荒而去，麻起胆子，旁若无人的继续把戏演完。 钱老师的幺指姆轻轻一勾，可能是想把我们逼上梁山，结果适得其反，逼成了诸葛亮，出师未捷。 返回的时候，因此一路上喷痰。 那时的我们少不更事，只知怨人，不知省己。 众口所指，弄得钱老师哭笑不得，无奈只好学着一部电影里的王保长，一个劲的上服大家，错了嘛，要不要得。我悔过！我悔过！ 后来我们还排练过芭蕾舞《红色娘子军》，我扮演南霸天，一个又瘦又高的土豪劣绅，给地主阶级丢脸。好在只是关起门来自嗨，混时间而已，没有拿出去丢人现眼。 钱老师对我们不错，时时关照，处处维护，有点肥水，都想到起，不流外人田。 生平的第一次招考，就是他牵的针引的线。 十年动乱时，各行各业打倒了大批封资修反动权威，文化系统也不例外。 许是当时人员青黄不接，需要补充“革命”的新鲜血液，于是有四川省话剧团要来学校招考演员。 钱老师推荐了我们三五个人准备应试。 他千叮咛万嘱咐，普通话，普通话，一定要标准，椒盐肯定不得行。还叫我们以宣传队一演栾平的王姓同学为标准，练出字正腔圆来。 该同学祖籍东北，普通话说得甚是流利，舌头从来不会打结。钱老师说你们个个说得象他一样，就个个都有把几分握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以东北普通话为标杆，压着嗓门，揑起脖子，似图把一口椒盐憋成”东“普。 那天话剧团来了两男一女到学校招考，他(她)们年龄不大，也就三几十岁，普普通通，丢在大街上，绝对看不出是吃文艺这碗饭的。 考试的过程和内容十分简单，让人徒生轻视之感，以为是走过场，假打，喝人哄人似的。 他(她)们吩咐每个人读点东西，语录报纸什么都行，再喊一句口号。 如此而已。 我们按照钱老师的吩咐，拿腔拿调的力求标准，读了一段语录，喊了一句口号。 我们以为搞对了，疏不知彻底整错了。 后来才弄明白，人家招话剧演员，首要的不是说话标准，而是音量，要大，要宏亮，放得开。 原本觉得希望颇大的几个，尤其是东北普通话，个个都莫得搞。 倒反是一康姓同学，恐得高人暗中指点，拳打旁门，剑走偏锋，只见他昂首挺脖子，呑胸吸肚皮，双眼圆睁，两拳高举，蹩拉拉的狂喊了一声毛主席万岁。 就这么一嗓子，让他喊到了一个看起来挺不错的工作，关键是避免了上山下乡的悲催命运。 后来还有一次机遇，不是招考，是招兵，也很简单。学校推了一些人应招，我也在其中。 我们在学校的操场上排了一列还是两列记不得了，一个当兵的背着手巡视，显得傲慢，其间指指点点叫某人某人出列，瞬间队列之外聚了一伙。 当兵的走到我面前上下打量，我不由自主的挺了挺“鸡胸脯”(60年代初吃长饭的时候，我们的肠子打过结，因此人高体瘦)，努力想显得精神些。 当兵的稍停顿了一下，毫不犹豫的一挥手， 出列。 我们以为被叫出列的都有着，结果还是莫得戏。 有老师不服，替我去打探原因。 人家只回了一句话，不招戴眼镜的。 也是命运不济。 可能是注定了要当没有多少知识的知青。 只是因为从小喜欢看点闲书，整了幅眼镜戴起，又失去了一次机遇。 我们这一辈人，骨子里有参军当兵的梦想。 那一次招兵，同院子两个外校的玩伴去了部队。也许是他们临走时一身暂新的绿军装深深刺激了我的自尊，所以云南来招知青的时候，一时间被建设兵团前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几个字蒙了心智，偷偷的报了名，根本无视父亲的沉默，母亲的眼泪，毅然决然的背井离乡，远走了云南。 从此，我们汇入上山下乡的知青大军，与钱老师天涯各别，再未蒙面。 多年后一次回成都，听在七中读书的外甥提及该校一老师钱鸣翔。 细细打探一二，应是故人无疑。 此时的钱鸣翔老师，已是该校数学方面的学科领头之人。 虽不令人惊讶，却也让人刮目，并且感叹，一下子拔高了层次，心存敬仰。 他的专业与我们所知的文艺青年，实在是范畴各异，其间的距离和融合，体现在同一个人身上，总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七中在成都，由来声名显赫，与四中九中并列，为莘莘学子引领，望尘之名校。记得文革前川大的家属娃儿当中，就流传有"当官西南局，读书四七九"的戏言，其中暗喻的心翼之情，拳拳可见。 就读七中已不易，执教必更难。一校鱼龙，做学科领头人，想必更是难上加难。 尤在我等小学五年级水平之人的眼中，数学是一门高深，繁琐，绕头的学科，让人敬畏非常。 于是对本以为多少熟悉一点的钱老师，瞬间又完完全全的陌生了起来。 (中学时光，人生的豆蔻年华，对应的是一段风华正茂，十分美好而美妙的日子。 但我们的那些岁月，却是一枚青涩的橄榄，须反复咀嚼，细细体会，才会从中感觉些许的丝丝回甜。 况且，我们短暂，荒唐，苍白，虚假的中学时光，实无甚可录于纸。唯有那次招考，唯钱鸣翔老师，以及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是那段岁月零星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