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如歌》(一)

顾升康

——我一生的简要回顾

顾升康

前 言

回首前尘往事，一切宛如昨日重现。在岁月的长河中，我们历经了无数的风雨沧桑，目睹了世事的万千变化。而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古稀老人，也有属于自己的故事与经历。我将这些珍贵的回忆付诸笔墨，作为一种精神财富与后人共享。

我诞生于一个朴实的农民家庭，幼年、小学、初中以及高中时期的生活简单而充满快乐。高中毕业后，踏上了社会的征途，面对着接踵而至的挑战与机遇。从生产队的社员蜕变为大队部门干部，从共青团员成长为共产党员，从农民转变为大学生，这一系列的变化，除了自身的努力之外，更离不开党组织的悉心栽培以及国家高考制度的恢复。

我投身教育工作长达36年，曾担任过教师、老完中团委书记、政教主任，新完中副校长，区教育工作组组长，镇教育辅导员等职务，还在市教育局成教科、教研室等四个科室工作过，负责全市的成人（社会）教育和民办教育管理工作。学会了坚韧与努力，对党忠诚不渝，不忘办人民满意教育的初心，工作积极主动、责任意识强烈，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成就了一些不平凡的业绩。截至2024年底，共荣获了95次表彰（其中大学期间5次，在职时期75次，退休后15次），体验到了成功的喜悦。这些经历，让我更加珍视自己的努力与付出，也让我深刻领悟了人生的意义。

正是出于对这些珍贵回忆的无比珍爱以及对后人的殷切希望，我决定将这些故事记录下来，撰写一篇回忆的文章——《岁月如歌》。希望每一位阅读这篇文章的读者，都能够与我一起追忆往昔，共享人生的点滴感悟，并从中汲取力量，去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第一章 青少年生活的磨砺与蜕变

从出生到大学毕业，这段旅程是我人生的奠基时期，涵盖了小学、初中、高中的校园时光，四年多的农民生活以及二年多的大学岁月。在这些岁月里，我学会了奋斗，懂得了坚持，最终破茧成蝶，为自己相对顺畅的人生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大学毕业照

一、田园青少年与文革中教育

我于1956年农历十月初二，出生在启东县大丰公社四大队七小队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是家中七个孩子中的一个，排行第六，奶名小黄，学名顾升康。在爱丰小学度过了六年无忧无虑的小学生活，班主任是李品香老师，我一直担任班长。那时的生活简单而快乐，尤其是在三年级以后，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学校不再注重教学。高年级的红卫兵学生们忙于写大字报和批斗活动，而作为红小兵的我，则更多的是在一旁观看。各校教材不统一，我们去学校也只是学习一些简单的知识，没有作业和考试，没有任何压力。

进入大丰初级中学后，学制为二年半，初二时我光荣入团，班主任是毛瑞芳老师。虽然红卫兵组织已不存在，但文化大革命仍在中进行中，学校依旧不重视教学。我们到学校更多的是玩耍，作文课上写批判文章，没有物理、化学、地理和生物等科目。老师们从不布置家庭作业，下午放学后，我们便拿起工具去生产队劳动，能挣到两个工分。星期天也不例外，跟着父母去生产队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能挣到八至十个工分。

后来，我被大队推荐到原东风中学（现江海中学）读高中，学制同样是二年半，班主任先是黄静贤老师，后是倪绍彬老师。高中第一年，学校一度重视教学，有作业、考试和竞赛。然而，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兴起，读书无用论再次回潮，学校不再抓教学，老师们随意上课。因此，那时的我们上学几乎没有压力，想学就学，不想学也没人管，这导致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学业受到严重影响，真才实学匮乏，教训深刻。

在我童年的时光里，尽管那时没有电视、手机和互联网的陪伴，但这并未阻碍我与家人共度温馨的岁月。我们常常围坐在一起，品尝着母亲精心烹制的美食，边吃边聊，享受着浓浓的亲情温暖。有三件令人怀念的开心往事：首先是过年，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过年无疑是最令人期待和喜悦的事情。过年意味着能够改善日常伙食，家里会忙着蒸糕、做圆子，还会有捉鱼、杀鸡、炒蚕豆等一系列热闹的活动。穿上母亲亲手制作的新衣，拿着父亲给的压岁钱，虽然只有几角钱，却也能让我开心许久。春节期间不用干活，口袋里装满炒蚕豆和炒花生出去玩耍，能够吃上一顿肉和连续两天的米饭，便觉得无比满足。如今生活条件改善了，每天都像是在过年，却再也找不到当年的幸福感。其次是过正月半，中午吃馄饨，象征兜财。下午我们会跟着母亲一起“斋田头”，把卷头、棉花包、圆子等食物用筷子串起来插在田头，祈求来年丰收。晚饭后，父亲会带着我们去“照田财”，用芦柴扎成火把，在庄稼上方舞动，口中喊着“田财、田财，大家发财”，随后哥哥会领我们去“焖草堆”，其实就是烧草堆，大家在火光中欢呼雀跃，火势越旺，我们越开心，一个元宵夜要烧上三次草堆才尽兴。1995年元宵节的晚上，我们在东南中学东沟沿也来了一次“焖草堆”，烧掉了许多芦柴，仿佛找回了童年的乐趣。最后一件开心的事是外公、外婆过生日。每当外公或外婆生日时，母亲会带我去祝寿。那时的我还不懂祝寿的意义，只知道可以穿上新衣服，戴上红领巾高高兴兴地去上学。中午放学便急匆匆地赶往外公家，表兄弟姐妹和姨兄弟姐妹们齐聚一堂，笑语盈盈地共进一顿丰盛的大餐，那种欢乐仿佛久旱逢甘霖般令人满足和幸福。自从外公、外婆去世后，表兄弟姐妹和姨兄弟姐妹们便很少有机会再聚了，因此外公、外婆的生日宴显得尤为珍贵和有意义。

在高中学习阶段，有三件事至今仍让我难以忘怀。第一件是充当小老师的经历。高一第二学期，学校组织数学竞赛，倪绍斌老师发了许多数学讲义，同学们顿时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纷纷沉浸在数学题目中，全班掀起了一股学习数学的热潮。为了进一步激发同学们的学习热情，倪老师邀请我在课堂上讲解数学难题。我讲解了五个难题，大约持续了半小时。通过这次授课，我在同学们心中的威信显著提升。第二件是在校沟内捞水草。下午的第三节是课外活动时间，同学们都去了操场，而我则找来两根较长的竹竿（可能是挂蚊帐的竹竿），去校沟内捞水草，并将它堆放在宿舍后面。星期六下午放学后，用自行车将水草运回家喂猪。母亲看到后高兴地说：“没想到小黄（我的奶名）这么勤劳。”实际上，这种行为是受了“读书无用论”的影响，是无知的表现。如果这份勤劳能用在读书上，那该多好啊！或许我的高考成绩会好很多。第三件是差点赔钱。学校自办广播节目，需要扩音器的值班员。班主任看到我为人诚恳、办事踏实，就推荐我到学校广播室值机。值机的任务比较简单，包括开关机器、播放音乐和调节音量。有一天，学校的一位领导指责我把扩音器弄坏了，要求我赔偿。作为学生，我并不了解情况，也没有辩解，更没有向班主任报告。好在第二天，他通知我说扩音器没有坏，我这才松了一口气。现在回想起来，这样的领导实在愚蠢，如果这件事发生在现在，他可能会被学生家长推到被告席上，无地自容。

1974年7月，我高中毕业回家务农，走上社会，当了四年半的农民。在这期间，我面临了更多的挑战和机遇。在大队党支部的关心下，我先后担任了大队的团支部书记、学毛选辅导员、民兵营长、治保主任等职务，从一个普通社员变成了大队四个部门的干部。1977年10月18日入党，次年10月中旬转为正式党员，从共青团员成长为共产党员。1977年12月，国家恢复高考，我报名参加了考试，虽然预考通过，但复考遗憾落榜。1978年7月，我再次参加高考，并成功上榜，被南通师范专科学校录取。11月中旬，我到南通师范专科学校海门师范教学点报到，成为高师物理班的学生，从农民变成了大学生。1981年1月，我从南通师范专科学校毕业，被启东县教育局分配到东海中学任教，从大学生变成了国家工作人员。这一切的变化，除了自身的努力外，还离不开党组织的培养和国家高考政策的恢复。

二、高中时期“开门办学”的奇与真

在那高中的岁月，学校由工宣队全面管理，并与当地的和合油厂紧密协作，派遣了几位经验丰富的师傅常驻校园。那时，学校积极推行开门办学政策，学生广泛参与学农、学工、学军等活动，以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学农活动主要在校内的农机课上进行，我们学习驾驶手扶拖拉机，学校厨工兼职手扶拖拉机驾驶员的小朱师傅摇身一变，成为了我们的农机技术指导。每当农机课的铃声响起，我们便齐刷刷地涌向大操场，在小朱师傅的耐心教导下，逐一练习驾驶手扶拖拉机，在操场上转上1—3圈。然而，许多女同学心生畏惧，只能站在一旁观望。1973年春天，学校组织了一场颇为怪异的学农活动。当时，政府将麻雀列为害虫，认为它们会大量消耗粮食，必须予以消灭。在政府的指引下，我们展开了一场浩浩荡荡的驱赶麻雀运动。走读生们带了长竹杆等工具，在班主任的带领下，我们全班同学雄赳赳气昂昂地步行至沿江农田，与当地农民一同参与了这场驱赶麻雀的行动。我们齐声呐喊，四处挥舞长杆，试图让麻雀无法落地，疲惫至死。最终，这次学农活动以未捉到一只麻雀而告终。如今回想起来，当时政府的决策着实令人啼笑皆非。

学工活动在希士棉厂展开，为期半个月。我们带上生活日用品，每日在工厂食堂用餐，夜宿工人宿舍，每天准时上下班，学习交流电动机线圈的处理技术。我们的指导老师是上海知青高师傅，他首先教我们如何将电动机的线圈仔细绕好，随后再将这些线圈精准地嵌入电动机的定子槽中。在这期间，我们与高师傅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临别之际，他赠予我们每人一个小本子，扉页上赫然写着“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赠言。这次学工经历，不仅让我们初步掌握了交流电动机的结构和生产流程，还深刻地感受到了工人师傅们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

学军活动在希士营房进行，为期一周，我们全程住宿在那儿。相较于现今学校高一新生的军训，我们的学军活动显得尤为正规。白天，进行严格的队列训练；夜晚，则开展艰辛的行军拉练。一次半夜，嘹亮的军号声划破夜空，我们迅速起床，整理好被包，背负在肩，紧急集合于操场，随后开始了一次远距离的行军拉练。期间，我们进行了“传话”训练，初始内容是“跟上走好”，但经过多次传递，最终竟变成了“煤锨”，惹得我们捧腹大笑。尽管这次学军活动只有短短一周，但它极大地锻炼了我们的意志和品质，使我们深刻领悟了纪律与服从的重要性，学会了面对困难时所需的勇敢与坚持。

尽管这些活动在今天看来或许有些离奇，甚至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但它们无疑是我们青春记忆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我们学会了与不同行业的人打交道，适应各种不同的环境。这些经历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我的人生阅历，更为我日后的成长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充满艰辛的农民生活

从1974年7月高中毕业到1978年11月踏入大学，这四年多的农民生活充满了艰辛，难以忘怀。那时实行的是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集体劳动制度，一年到头忙碌不堪，每天都在田间地头劳作。即使下雨天，也必须出工，真可谓“大雨当小雨，小雨当无雨”，尤其是农忙季节，早起晚睡，连夜奋战，让人疲惫不堪、焦头烂额。作为一个男劳力、全劳力，我总是吃苦在前，挑泥做岸、抗旱施肥、打麦插秧、砍柴浇粪、拾棉花摘蚕豆等农活样样精通，且做得十分出色。其中有两件事让我最为难忘：第一件事是在1974年冬天，高中毕业不到半年，当时刚满18周岁的我便参加了出征挑泥的劳动，和大哥、二哥及生产队里的一帮兄弟一同前往海门六甲开通吕运河。连续挑泥46天，每到下午收工回家，就像是被打伤一样，一瘸一拐地回到宿营地。晚上睡的是地铺，即便肩膀肿了、腰酸背痛了，第二天还是咬牙坚持出工。每天挑泥长达9个小时，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毅力，硬是坚持到了最后。我们生产队出征了近20人，分成两个小组。我和2个哥哥与陈选平同组，另住一家农户，由陈选平负责炊事。挑泥任务分地段进行，我们四人负责一个地段，其余的十多个人负责另一地段。陈选平上午出工到十点钟回去烧饭，结果我们小组不仅挑泥进度快，食堂的开销也比另一组省。后来，河道开到了河底，必须由三人接力才能把一担泥从河底挑到岸上。从河岸俯瞰河底的人，小得如同蚂蚁。那次开河挑泥回来后，我们分到了一百多斤的土方粮（大米），这让母亲高兴得合不拢嘴。然而，现在回想起来，高中毕业不到半年便参加了如此超强度、超负荷的挑泥劳动，累坏了身体，可能是现在腰酸背痛、睡眠质量不佳的根源。每到半夜便会腰酸背痛，影响了我的正常生活。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遭遇，也是千万个农民的真实写照。第二件事是在1976年夏天，我参加了生产队的填沟造田劳动，用泥土将严家宅沟及其北边的大方沟填平，以增加土地面积。这次劳动实行计件制，自挖自挑，开泥箱收土方，多劳多得。当时我已是大队的团支部书记，因有不确定的外出开会等活动，本可以不参加这次劳动，但我觉得“作为一个插队干部，应该和广大社员打成一片，同劳动、共患难、共进退”，于是选择了参加。这次劳动，我早出晚归、中午不休息，晚上挑灯夜战，把白天因开会落下的工补回来，坚持挑了16天。在全体男劳力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完成了这一较大的工程。这次挑泥的感受比在海门六甲那次好多了，一是因为力气大了，二是劳动强度没有那么强，三是劳动时间可以自己调节，四是在家劳动，生活条件较为舒适，因此没有出现下午收工后一瘸一拐走回家的情况。

四、身兼四职的大队干部

高中毕业后，我在大队党支部的指导下，投身于各种力所能及的工作。正、副书记樊家相和沈洪元是我的引路人，他们引领我逐步融入大队的各项工作。起初，我被聘为扫盲教师，每晚借用爱丰小学的教室，为全大队的青年文盲传授知识。由于工作扎实，成效显著，我曾两次主持全公社的扫盲现场会。1975年下半年，大队党支部将团支书的重任交给了我，负责文娱宣传队、发展团员、收缴团费、召开团员会议以及夜校的活动（每周两次）等工作。半年后，大队党支部把学毛选辅导员的工作交给了我，主要职责是召开各生产队的学毛选辅导员会议，安排近期的学习内容。那时，参加生产队劳动，每天下午上工前，都要由学毛选辅导员组织社员们学习，时间半个小时左右。所以，在当时生产队的学毛选辅导员是比较吃香的。再过半年，上级要求精简人员，大队党支部又把民兵营长和治保主任的工作也交给了我。在这段时间里，除了妇女主任的工作，全大队所有部门的事务均由我一人承担。同时，我还要插队劳动，从未因公济私，忙完四个部门的工作就回到生产队劳动，这比那些只负责抓生产、不回队劳动的全保酬干部辛苦得多。1976年上半年，公社为营造四夏大忙的氛围，自办广播节目宣传各地的好人好事，由各大队轮流播出。大队党支部将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于是我在每次播出前采集本大队的新人新事，并撰写成通讯稿件熟读，那天清晨赶到公社播音室直播。从采编到播音，其他大队至少需要两个人完成，而我一人承担了所有工作，并且表现得相当出色。那天清晨，全公社都能听到我的声音，感觉良好，父母亲也以此为傲。1978年春季，我带领全大队的武装民兵到兴垦农场参加了全公社的集训，为期半个月。我既要和他们一起训练，又要关心他们的生活，还要利用业余时间复习高考，一天到晚都非常紧张。因为公社书记会来视察汇操，大家训练得非常认真。由于管理得当，我们在集训期间严格遵守训练纪律和群众纪律，没有出任何差错，大队党支部非常满意。兼职民兵营长期间，每年都能圆满完成征兵任务。我亲自动手做征兵材料，将应征青年的家庭成员、历史关系、现实表现等内容写得一清二楚，格式规范、内容详实。在公社的政审中，我们大队的征兵材料每次都能一次性通过，因此我成为了做材料的能手。以后，在大学期间发展2位室友入党，在东海中学发展陈卫菊、黄凯旋等人入党，外出调查做材料时发挥了这一特长。

在担任大队干部期间，每年春季我都会参加公社组织的大队干部培训班。自带被褥和日用品，住在东安镇的农户家中，为期一周。十多名大队干部组成一个学习小组，通过读报、学习和讨论来提高自身素质。作为年纪最轻的一员，我常常担任读报的任务。公社还会下派部门干部作为联络员，参与并指导我们的学习讨论。我也曾参加过县的三级干部会议，与会人员包括县、公社、大队的全体干部。会议在县第二招待所举行，为期三天。其间，我们听取了县政府领导的报告，学习了相关文件，并围绕主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当时，能够参加县里和公社的会议被视为一种荣耀，也被视为提升自我价值的宝贵机会。

1977年春季，我们大丰公社被选定为全县整党整风的试点单位。以县委组织部干部科施国昌科长为首的工作队入驻了我们大队，由于我为他们做了较多的工作，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因此，我被他们纳入发展培养对象，于1977年10月18日，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人是沈洪员和严志清两位党员。次年10月中旬，如期转为正式党员，这为我在高校期间成为学生干部打下了坚实基础。在我的入党过程中，工作队非常重视。由于本生产队存在派系斗争，工作队在第一次调查时得到的情况对我不利，于是进行了第二次详细调查，最终形成了与实际情况相符的笔录。正因如此，我得以及时入党，这充分体现了工作队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也表明了他们对我的高度信任。

五、高考契机 破茧成蝶

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家自1966年起暂停了高考，直至1970年才开始了实施推荐“优秀”工农兵上大学的制度，连初中生也有机会进入大学学习。1977年10月，党中央英明决策，废除推荐制，恢复高考，以选拔真正的人才。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响应党的号召，毅然报名参加了高考。

那时正值整党整风的关键时期，时间紧迫，无暇复习。大队党支部和工作队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派我看管大队的一个原会计，工作队认为他有经济问题，就对他进行了隔离审查，关在严志连家，不准其回家，子女送饭、送衣服都要经过工作队人员检查。我则住在严志连家，除了三餐回家吃饭，其余时间都在严家陪伴着他，一边负责管理、一边复习迎考。经过两个月的努力，我在1977年12月的高考预考中成功上榜，却不幸在复考中落榜。

1978年，我决定再战高考。大队党支部书记樊家相热心地帮我联系东安中学校长，希望我能插入应届生班级旁听，但校长并未同意。无奈之下，我骑车前往启东县公安局，找到姜学林局长（他是本生产队人，与我父亲交好）。在说明情况后，姜局长帮我联系了东安中学的高冠群副校长，高校长欣然同意，第二天我便如愿地到东安中学高三1班插班学习。班主任是郝同寅老师，上化学课，高冠群副校长上几何课。经过三个月的努力学习，在同年7月的高考中再次上榜。尽管成绩不俗，但因血压偏高（140/90）和眼睛色弱，限考学校较多，未能在大批录取时获得录取机会。幸运的是，在邓小平“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些”指导思想的鼓舞下，全国高校纷纷扩招，我乘此东风于1978年11月上旬收到录取通知书。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前往公社粮管所转户口，随后到南通师范专科学校海门师范教学点报到，成为高师物理班的一名学生。在此，我衷心感谢东安中学的领导和老师，是你们的奉献与帮助圆了我的大学梦，使我从农民瞬间转变为大学生。这段经历成为我人生中一段难忘而宝贵的回忆。

当我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父母亲便开始为我忙碌起来。母亲特意请表嫂——孙左巳，为我赶制了一件派克大衣、棉袄以及两套内外新衣，还为我准备了一只皮箱（二哥在大丰县打工时买回来的）和一床温暖的被子，仿佛是远嫁的女儿即将到海门师范求学一般。此情此景，真可谓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父亲同样考虑得细致入微，利用自家竹园的资源，砍下两根粗壮的竹子，为我做了五只袜夹子衣架，解决了上学后的晒衣难题。我的室友们看到后，无不称赞我父亲的心灵手巧。参加工作后，这几只袜夹子衣架我一直珍藏并使用着，伴随着我辗转于一个又一个单位。随着搬家的次数增多，许多东西或遗失或丢弃，但这几只心爱的袜夹子衣架却从未丢失。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依然在使用它们，每当我用到它们，心中便会涌起满满的父爱！它们俨然成为了我家的“老古董”之一，这不仅是父爱的见证，更是父爱的传承。

值得一提的是，1978年高考是中国恢复高考的第二年，也是首次实行全国统一命题的年份。全国共有610万人参加高考，原计划招生29.3万人，后经多方呼吁扩招至40.2万人，录取率仅为6.6%。这一极低的录取率，不仅反映了当时高等教育资源的稀缺性，也凸显了恢复高考后全民对知识的强烈渴求。

六、快乐幸福的大学生活

那两年的大学生活，无疑是我一生中最为幸福的时光。在结束了长达四年半的农民生活后，我首次背起行囊，远赴海门师范，重新踏上求学之路。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的学生生涯有了本质的改变，完全由国家出资培养，我们无需支付任何费用。学校提供伙食费，每天都能享用香喷喷的白米饭，一周还能品尝几顿肉和鱼，这相较于以往的生活，可谓是质的飞跃。每当学期结束，还能领到结余的伙食费。

学习方面也格外轻松，只要考试合格，便能顺利毕业，而且就业问题也由国家统一包分配，无需为未来过多担忧。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初到海门师范报到时，班主任洪建涛（启东兴垦人）在人群中喊出了我的名字，这让我感到非常惊讶。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早已在档案中见过我的照片，因此能够一眼认出我。第二天，在开班典礼上，洪老师宣布班干部名单，我意外地当上了班长，这一当就直到毕业。半年后，洪老师调回启东，陆正冲老师接任班主任一职。那时，我们班上有三位党员，另外两位是黄平（启东大兴人）和唐耀龙（海门人），他们分别担任团支书和班级的宣传委员。同时，我还兼任了语文、化学、物理三个高师班联合党支部的组织委员。在大学的两年里，我们班发展了两名党员，他们都是与我同宿舍、同小组的同学。一位是顾汉忠，启东北新人，与我同桌同室，他在第三个学期入了党；另一位是王广德，通洲人，坐在我前面两排，同样是同室之人，他在第四个学期成为党员。顾汉忠的外调任务由我和黄平共同完成，而王广德的外调则由我和杨锦标（代）负责，我和黄平荣幸地成为了他们的入党介绍人。

1979年的暑假，按照母亲的安排，我跟随姨弟黄岳前往崇明农场打工。那段时间，我几乎什么活都干，每天早出晚归，虽然辛苦，但曾在农村锻炼出的基本功并未荒废，力气也依旧充沛。因此，无论何种农活，我都能比别人完成得更快更好。尽管劳动时间长、强度大，我却并未感到过分疲惫。那个暑假，我挣到了80多元钱，买了一只钻石牌手表，这在当时可是相当时髦的装饰，让我更显大学生的气质。

1980年的秋季学期，我被分配到东安中学进行实习，教高一物理，我的指导老师是朱颂和。和我一起的还有同班的刘伟、语文班的朱家鼎和顾增涛，我们四人组成一个实习小组。我担任组长，和朱家鼎、顾增涛同住一个宿舍。

在实习期间的某一天，我前往寅阳初中实习点查卫平处玩，回来的路上，当我走到郁家村北桥时，偶然遇到了高中的老同学黄彩琴。毕业六年多后再次相见，我们竟还能认出彼此。我们在桥上驻足聊了一会儿，得知她刚从杨州师院中文系毕业，目前在惠萍初中任教语文。两周后，我在从东安中学回家的路上，又碰到了河西一大队的沙永年老师，他在爱丰校代课时我们就已相识，并且还是同一年的高考考生，他当时被启东师范录取。得知他也在惠萍初中实习语文后，我灵光一现，邀请他充当我们的“月下老人”。或许是因为我在高中时的表现尚可，曾担任过小老师，黄彩琴对我的印象似乎不错。在实习结束之前，我们正式确定了恋人关系。

大学期间，我外出游玩了几次，相当于走访了几户亲友。1979年的五一假期，我受孙庙林之邀，去上海他姨父家玩。来回都是乘船，晚上就住在他姨父家。第一次乘船，第一次来到上海，我被这座大都市的繁华深深吸引。此外，我还借发展党员外调之机，造访了顾汉忠、杨锦标和王广德三位老同学的家，并在每家都住宿了一夜。感谢这四位老同学的热情招待，让我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在大学的两年里，因为前三个学期都是三好学生，第四个学期实习成绩优异。所以在毕业时，我被学校授予“优秀师范生”称号，全班仅有三人获此荣誉。1980年2月，被海门县团委评为“新长征突击手”，全校只有两人获此殊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