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生•我的父亲之五

老顽童ZBT

图片来自网络，谨表感谢 图片来自网络，谨表感谢 蝗灾图片选自网络，谨表感谢 爷爷去世后二伯在行伍中 谋生 1945年，国民党想要垄断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而不能，便逐步发动了全面的国内战争，期望一举剿灭共产党。中国人民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之后，不仅未能休养生息，反而重新陷入了新的兵燹之中。国民党为了支持战争，无休止地向民众征丁拉夫，派粮派款，正常的征派实在满足不了需要，就大肆抢掠。1946年底，我爷爷在离丹凤县城二十五里之外的五碾村另购置的一点家产就遭受了这样的洗劫。国民党师正盈部派兵将我家的三间房子拆毁，粮食抢光。加之我祖父为人豪爽却对居家过日子不甚在行，一下子变得日无糊口之粮，夜无宿身之处。这种情况下，哪里还供得起一个高中生？1947年正月，爸爸就再也没有去上学。保长王得民介绍爸爸到龙驹寨镇第七保国民小学教书，爸爸期望以每月六斗粮食的薪水，反哺父母，解决全家十口人的春荒。 1947年7月，商县国民政府指令全县各小学教师到县政府参加测验鉴定，考试包括算术、代数、几何、生物、物理、化学、国学、中外史地、教育心理学等九门课程。爸爸很幸运地全部过关，被县政府鉴定为“合格教员”。 爸爸心里高兴啊！这样一来，终于可以有个稳定的职业来养家糊口了。 这时候，沉浸在兴奋之中的爸爸便在一位叫做张丹初的同事介绍下，填写了加入中国三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申请表。心想着从此一定要为国家的教育事业做一番贡献了。 谁能想到，到了9月开学时，爸爸却被人无情地挤出了教师队伍。 第七保的付家塬有个李长茂。这个李长茂地主出身，曾在国民党白青云部当过副团长，这时摇身一变又成了国民小学的校长，他父亲李福英又是学校理事会的主任。他的四弟李长芳刚刚在商州简易师范毕业，也需要一份工作。在这个李家的王国里，安排自己人的工作又能费什么吹灰之力。那么该让谁腾窝儿呢？当然是虽然被鉴定合格但却无权无势的白治德了。爸爸不服，向商县县政府教育科控告。但一个平民百姓的控告能起什么作用？人家还是大摇大摆地进学校当了教师，爸爸却不得不卷铺盖回家抄起了锄把，全家也因此失去了那份赖以糊口的薪水收入。 我家当时在白家塬仅有二等平旱地5分3厘，四等旱水地8分2厘。这点地，即使亩产千斤，又怎能养活一个十口之家？更不要说在生产力低下，水旱蝗灾接二连三的旧中国，种一葫芦打两瓢也是家常便饭。即使加上五碾村那只能折合2分3厘二等平的坡地和2亩柴山，又能起到怎么个救济作用？ 这么一点点土地，风调雨顺尚不能养活全家，偏偏这年祸事一个接着一个。 夏天，庄稼蔬菜在爸爸妈妈和大伯大妈的辛勤劳作下，正长得水灵灵的。 谁能想到，一天中午，人们正在田间挥汗如雨，远处忽然传来一股嗡嗡的声音，像风，像飞机，又像鬼魅。接着，一片黑云从远处飞来，人们大惊失色——蝗虫来了！话没落点，遮天蔽日的蝗虫群已经到了庄稼地的上空。像是谁在发布命令一般，蝗虫一下子集体降落到田间。绿色不见了，只见整个地面一片黑黄；农人苦中作乐的聊天噤声了，只听得一片沙沙声，像蚕吃桑叶，像锯截木头，像在碳渣上磨铁锨。人们惊醒过来，纷纷跑回家取来扫把，没头没脑地乱拍乱打。 一切都晚了，蝗虫尸体落了一地，没死的飞走了，可是地里的庄稼也都不见了绿色，只剩下一地蝗虫的粪便，一地的秃桩桩。这一年的早秋晚秋以及赖以换几个油盐钱的蔬菜全部完了，彻底的完了。不要说大人小孩吃什么，就是官府的捐税也没有了一点着落。交不起捐税，少不得又要遭受一次倾家荡产的洗劫。全村人蹲在地头，抱头痛哭。直哭得天昏地暗，山河失色。 这场灾难，对别的人家来说，已经就是灭顶之灾了。可对我们家，才仅仅是个开始。 那时候，爸爸正在冠山沟村国民小学教学。这次是由该村地主张彦宝介绍的。可是仅仅教了一个学期，我的爷爷就去世了。 爷爷的去世，对整个家庭可是天塌地陷的大事。刚刚经历了蝗灾和爸爸失业袭击的家庭，已经不堪一击。这次爷爷去世，更是欠了一屁股烂账。 爷爷去世的当天晚上，正在外边当兵的二伯也就梦见爷爷走了。他火急火燎地赶了回来。回来有什么用，除了跟着哭几声以外，对家里的经济状况毫无补益。况且他已经给二爷家过了继，不可能给原先的家补贴什么。即使他有这份心，有这个胆，一个在部队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译电员又有什么钱可以拿得出来？ 埋葬爷爷以后，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爸爸也再没有心思去教书了，他决心跟着他的二哥出去闯闯天下。于是，二伯领着他到了部队驻扎的河南许昌。 外边的世界又能好到哪里去？到处是兵荒马乱。城市的学生尚在整天游行，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一个身无一技之长的外乡农村失学青年又能找到什么职业？ 许昌一行要说是毫无收获也不尽然，在火车上见到的一幕就加深了爸爸对国民党军官、兵痞、流氓以及所谓“上流社会”的认识。 西安开往郑州的火车上，爸爸和二伯旁边的座位上，有位珠光宝气的阔太太，悠闲地瞅着窗外。这只“金丝雀”正在欣赏着她在城里或者军营深处难得一见的自然景色。一个西装革履，鼻梁上扣着副大墨镜的青年人在她身边来来往往走了几趟。这次过来，突然一把抓住阔太太旗袍兜里的派克金笔，箭一样地向开着的车窗奔去。这时，从阔太太身后的座椅上忽地窜出一个黑脸大汉，唰地抽出手枪。就在青年人上半身刚刚钻出车窗的那一瞬间，黑脸大汉左手抓过他手中的金笔，右手扣动扳机，顺势向外一推。枪响了，满车厢的人惊得目瞪口呆。黑脸大汉把金笔交还阔太太，若无其事地又坐回了他的座位。阔太太仍然专注着窗外的景色，玩弄着手中的金笔，偶尔伸出细长细长的手指，摩挲摩挲那十只染得血红血红的指甲。 那一路，爸爸的心情怎么也平静不下来。阔太太，黑马弁，还有惨死在铁道旁或者铁轨上车轮下的小偷，走马灯似的在他脑子里晃悠。这就是蒋总统一直提倡和推崇的“新生活”？这就是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军队和军官？小偷固然可恶至极，但也罪不至死吧？即使真的罪该当死，正在和自由平等的美国顺利接轨的“中华民国”不是在大力讲究法治吗？一条人命，在上流社会的眼中就和一只蝼蚁竟然没有任何的区别！ 到了二伯的军营，充耳听到的到处是士兵和下级军官的怨声载道，是战场上传来的节节失利的消息，触目看到的是前线下来伤兵的痛苦哀嗥和大官在下级军官和士兵面前的飞扬跋扈颐指气使。 爸爸在路途中的思索更加清晰了。不管这个“保”，那个“军”，这个国家看来是没救了。与其出来为这样个国家干事，还不如老死在乡野田间！ 从许昌回来，爸爸再也不急着找事做了，他开始踏踏实实地做他的农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