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讲台守望者：我的职称“长征”何时达终点？

希望

凌晨一点的台灯在作业本堆里摇晃，红笔芯断了三根。走廊尽头传来学生的争执声，我揉着太阳穴起身，校服袖口蹭过桌角的降压药瓶——这是我当班主任的第18个年头，也是第7次倒在职称评审的门槛前。

晨光熹微时我已站在教室门口，迎接42双睡眼惺忪的眼睛。早读课查考勤、课间处理矛盾、午休盯纪律，傍晚守着学生吃完晚饭，还要批改全年级最多的语文作业。上周暴雨夜，我背着发烧的学生冲去医院，白大褂在急诊室的白炽灯下翻飞，家长握着我的手哽咽道谢，却不知那是我连续第12天在校过夜。

职称文件上的“核心期刊论文三篇”“市级课题两项”像冰冷的标尺。我攥着泛黄的教案本，上面密密麻麻的批注是二十年教学的心血，却抵不过电脑里空白的论文文档。白天守着学生，深夜批改作业，仅有的零星时间拼凑不出一篇学术文章。同事提醒“找找关系”，可我连教研室主任的办公室在哪都不知道。

去年评审规则突然改变，新增的“信息化教学创新案例”让我慌了神。50岁的我对着智能平板笨拙摸索，眼睛酸胀得几乎流泪，最终交上去的视频里，声音都带着颤抖。公示名单出来那天，年轻教师欢呼雀跃，我躲在教师休息室，数着窗外的梧桐叶一片一片落。

二十年，我送走了八届学生，他们有人成了医生、教师，有人奔赴边疆建设祖国。可我的荣誉证书永远躺在抽屉深处，压不过别人发表的论文复印件。我不是没有想过放弃，可每次看到学生求知的眼神，摸到讲台磨出的包浆，又觉得或许再坚持一下，就能等到属于我的春天。

教育本该是灵魂的唤醒，为何成了冰冷的数字游戏？那些深夜里熬红的眼睛、讲台上沙哑的嗓音、学生成长时欣慰的笑容，难道抵不过纸面的几行文字？我仍在等待，等待职称评审的天平，能向真正扎根讲台的守望者倾斜，等待教育的星空，能照亮每一颗默默燃烧的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