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伯父万勉之与姚华

六一

<p class="ql-block">蓝毅</p> <p class="ql-block">万勉之先生</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我一位虽无亲缘关系,但却也有世交之情的朋友,在“百年百人黄埔军校纪念文集编委会”出版的《百年百人》的文集中,读到我提及姚华的信息后,提议我写一篇文章详述一下。我家与姚华的渊源关系,缘于我大伯父万勉之。我伯父万勉之是1905年由贵州巡抚林绍年亲点的贵州省首批官费留学日本的八名留学生之一。(八名之中的王佩芬后来成了我的九舅公)而姚华则是1904年由进士馆派赴日本留学的。虽然他们学科不同,但在异国他乡遇同乡不亲也是友,也就是说早在日本他们就有交情了。姚华四年后学成归国在北京任职。我伯父则于1910年才学成归国。我伯父是一位虚怀若谷,淡泊名利干实事的旧式文人。说来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他去世前一年写的自传中,仅有自己和亲人的升迁与婚嫁之类的时间记载,他一字不提自己的工作和学术成果,自传比官方档案还要简洁。好在文史资料中多有记载,作为后人我才获悉伯父在世时的概况。1901年伯父回国后,在北京应廷试,考取农科举人。旋而回筑在贵州省立农林学校任教。翌年娶贵阳名门李氏家族小姐李淑兰为妻。而李淑兰则是梁启超夫人李惠仙的亲侄女。李惠仙又是前礼部尚书李端棻的堂妹,他不意间成了李端棻和梁启超的侄女婿。成婚后伯父受李氏家庭影响,决计北上京城图谋更大发展。他于1913年携妻北上,住进了位于北京城南的姚华家中。莲花寺不是地名,地名叫烂漫胡同,可它却是一个香火兴旺,和尚诵经的佛堂所在。姚华租用一偶权作居家之用。殊不知随着姚华在京城名声如日中天之后,以莲花寺享誉京城的不是寺内虔诚的佛家弟子,而是京城文化圈内的活佛姚华大师。当时出入姚华家中的朝拜者之中,大都是社会各界的精英人士,涉及之广叫人难以相信。真应了那句老话“家中有鸿儒,来往无白丁。”</p> <p class="ql-block">博古花卉图 姚华绘齐璜题</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几年后我伯父自己在西城区新街口,积水潭医院对面,建了一座集居家与种植试验园为一体的居住地,并起名“万园”。据说当年任凭市民进园观赏,也算是普及现代植物知识的场所吧。我父亲1925从北京南下投考黄埔时,留的永久通讯录就是“北京西城新街口大七条七号万园交(留俄)”的地址。我父亲于1920年由于贵州“民九”动乱,北上京城投靠大伯,当时就住在姚华家。而且几年后我爷爷带着我父亲的妻子(黄氏妈妈)及我最小的五姑妈万佩兰一并住在姚华家中。因而才衍生了万家与文家的故事。当年莲花寺不仅是京城文化名流的沙笼,也是在京贵州名人聚集的首选之地,所以也有人称之为“小贵州会馆”,其实人们还忽略了一个因素,那就是来往的贵州人。大都有着共同留学日本或在日本为革命事业驻留的情节。</p> <p class="ql-block">致文明钦函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姚华前文已讲过伯父与姚华的留日情缘。但还需说一下文氏两兄弟文宗沛、文宗淑不仅与姚华同是留日学生,而且与姚华家还有着源远流长的世交情缘。在《贵阳地名故事》第五集中,在谭佛佑老前辈所撰写二十余篇文章中,有一篇写到了原贵阳市云岩区委所在地的建筑。它原是清末民初享誉贵阳的书香人家的文氏宗祠。谭佛佑老写下了这段历史往事,进而讲述了在时代进程中,在时代大舞台之下,在宗祠的祠堂中上演的一幕幕历史连续剧。最终历史悠久的文氏宗祠在城市建筑的大潮中被荡涤得无影无踪。谭老感慨之余,仍希望在世的文氏后人,及知情者能继续完成他未了的心愿,因自己年事已高心有余而力不足。</p> <p class="ql-block">摹琥纹铜镜 姚华写/同古堂制</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我认识谭老也有些时日,所以我也有义务完成谭老在文章中所嘱,叙述这段往事。姚、文两家的亲情,源于文氏人黔先祖讳光斗公(国祯)。他育三子,长子明钦、二子明铨、三子明钰。以长及季尤为显赫。明钦字浚川、静川为号,光绪元年(1875年)中举,光绪十五年(1889年)进士是一位廉政爱民的官员。他与姚华的情缘是源于长子明钦慕姚华之名,拜姚华门下学文,因此姚华得以认识静川先生。且仰慕日久,意气相投,遂交契日深。姚华并以大女儿姚銮适于宗沛,两家以此结为姻亲。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姚华北上应礼部试不第,情绪低落,经济困顿,是静川公远赴京师慰籍姚华的原因。在多方相助之下,姚华于京师会试中进士及第,于是才有了他由进士馆选派日本留学与我伯父相知相识的契机。 </p> <p class="ql-block">萧乾文洁若译乔伊斯著《尤利西斯》</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我伯父及一大家子居住姚华家时,因哥哥文宗沛之故,其弟文宗淑也常到姚华家走动。一来二去竟与我时值妙龄的五姑妈日渐亲近。姚华看出其中端倪,便作月下之合促成此事。婚后五姑父被派日本任外交官近二十年,曾任横滨总领事,使馆二秘,四个女儿相继在日本出生,上学。这段时光是他们一家最惬意的日子。可惜此景不上,1936年,日本发生“二、二六”政变时局动荡,文宗淑被免职回乡。他回国后在东北办报,因他与日本朋友交往密切,他预感到日本人有全面侵占中国的企图。于是他北上找到蒋先生拜把兄弟黄郛谈及此事。后又由黄郛约见了贵州人何应钦,但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些都是著名文史作家康振贤老师在黄郛的夫人舒曼芸的日记中获悉的。他还以此写了一篇《第一个发现日本阴谋的人—文宗淑》于前年发表了贵州文史天地之上。今年(2025年)《文史天地》第二期中他又写了一篇随笔标题是《萧乾将文艺引上战场》而萧乾正是我五姑妈的女婿,不过那已是五姑父去世后的事了。萧乾于1997年去世。我表姐文洁若疫情前还有她年近百岁仍笔耕不辍的信息,几年过去了,她这位文家的女儿,我的老表姐可知安否?至于在姚华家出入的各界名人,及文家明钰公在贵州与我家族中华之鸿,唐尔镛等人故事,容后再述。</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