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我用服装颜色隐藏了性别（六）

蛐蛐er

我通过自己对企业管理的独特认知、实力顺利的进入了台湾独资企业：特旭实业公司，员工过万人，是当时深圳公明镇标志性存在。它有着严格的管理制度，其中一个独特的标识方式，就是通过工作服的颜色来区分员工的职务等级。

普通员工穿一种颜色，技术人员是另一种，主管、经理穿一种颜色，企业的高管，则穿统一的“高级配色”服装。这种制度一目了然，走在厂区里，只需一眼衣服的颜色，便能判断对方的职务层级。这既是效率的体现，也是等级文化在组织内部的一种可视化延伸。

那年，公司为了体现高级管理层的“特殊身份”，特地设计了一款“双面穿”的高管制服。一面是军绿色，另一面是紫红色偏暗调——据说是参考了欧美的管理着装风格，想要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一种平衡。设计之初，紫红面被定义为“女性高管”的专属色，而军绿色则是男性高管的标准配色。

但问题随即暴露：整家上万人公司的高管中，女性只有我一人。

我清楚记得那件衣服发到手上的那天，布料扎实，剪裁规整，两面穿的设计看起来颇有巧思。但当我将紫红色那一面翻出来穿上，走进办公楼时，却顿时觉得空气都凝固了。

整栋大楼，只有我一个人穿着那一抹突兀的颜色。

无数目光投来，羡慕的、甚至隐隐带着评判，和女性产生了很强的距离感。我从来不是一个怕目光的人，但我知道，这种“独一无二”在职场中未必是一种荣耀。它更像一种无声的孤立，让人站在权力场的边缘，看起来风光，实则危险。

我悄悄回到办公室，把衣服反转成军绿色。从那以后，我从不再穿那一面。我穿的和男高管一模一样，颜色、款式、质感，都不分彼此。

于是，在整个公司，没人再因为颜色而觉得我太独特；没人再因为性别而刻意区别对待我。人们只认颜色，不认脸。我“隐藏”了我的女性身份，也换来了在那个体制中更大的话语权。

事后多年，我常常会回忆起那段时光。那并不是一个讲求性别平权的年代，尤其在高管层，女性更是凤毛麟角。那件紫红色的外套，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我所处位置的尴尬与挑战。它不是一件衣服那么简单，而是一个象征，它提醒我，我的存在，仍然是一个被标注、被设计的“例外”。

我并没有为那种制度奋力抗争，但我用自己的方式选择了“同化”以求平衡。在一片军绿色中，我隐藏了颜色，也获得了尊重。许多人说这是妥协，但我知道，这是那个时代最能让我持续前行的方法。女人要在男人主导的体系中被看见，有时必须先“看起来像他们”。

当然，这不是终点。后来，我陆续提拔了其他几位女性主管，让女性和男性一样有机会展示自己的能力。我还提拔了二位女性高管同时出现在管理层，颜色终于不再是孤立的标志，而成为了一种群体的自信。那天，我第一次自豪地穿上了那一面紫红——从容、坚定、不再突兀。

职场制度有时是一道墙，有时是一面镜。而那件可以双面穿的衣服，在我的记忆中，永远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它让我明白，在某些结构尚未足够包容之前，女性的力量往往体现在一个微妙的选择中——不是要做“像男人的女人”，而是，在最好的时机，做自己颜色的缔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