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不由人》连载（15）

张琦

　　早年间的人，习惯了雷同的苦日子，人心相对是安分的，人与人之间也没那么张牙舞爪。邪恶尚蛰伏在人性的深层，大恶大善都覆盖在平静之中。如果没有事情发生，也许一辈子就在这样的遮掩下过去了。然而，当灾难和利益出现时，人性中的大恶大善便全都张扬出来了。

1966 年，整个社会进入了史无前例的癫狂状态，人心开始涨潮样地翻滚。人们眼里燃起造反的欲火，踊跃地按照主流意识形态指引的方向狂奔。不按照这个方向奔跑的人，都会被浩浩荡荡狂奔的群体踩踏成肉泥。为标榜自己的革命性、先进性，虚伪、谎言、背叛充斥了人们的生活。亲人检举，朋友倒戈，同僚揭发，无情地折射出人的个性和品格。人心深处最卑鄙、最肮脏的情感和欲望统统被召唤出来。

大杂院儿里的“积极分子”也不失时机地冲杀出来。个别人一扫平日缺米少柴时的颓丧之相，摇身变成耀武扬威的造反派，自诩领导阶级，飞扬跋扈，不可一世。还有自家出身也不清不楚的人，为了免受被踩踏之苦，先发制人，上蹿下跳。虽然每一步都战战兢兢，仍是够阴够狠。因为没有退路，所以没有底线，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哪管他人洪浪滔天。

运动开始便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家首当其冲。

父亲被单位关押，造反派突袭抄家。几十号人戴着红袖标涌进大杂院儿，一窝蜂地闯入我家，屋里屋外翻腾。炕扒了，地刨了，翻箱倒柜，连屋顶的天棚都上去搜了。两个大汉站在饭桌上，把一个瘦小中年女人高高擎起塞进天棚。女人打着手电筒在里面爬着搜查，什么都没搜到，钻出来时灰头土脸的样子，惹得众人捂嘴窃笑。

抄不出违法物品，便分头审问家人。两个女造反派对我诱供，说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敢于揭发就是好孩子，要我与父亲划清界限，揭发父亲的反动言行。还问家里是否有枪支、国民党旗、反动书信。我低下头抠着衣襟上的一粒扣子说没见过。一个胖女人高声提示：“好好想想！”我揪着那粒扣子不吭声。

多愚蠢的问题！枪支这类重大隐秘的事情，即便有，谁会让一个十岁的孩子知道？造反派找不出“罪证”，便肆意翻看我大姐的私人信件和照片。大姐抗议他们违反宪法与其争辩，母亲吓得拽着我姐不让她说话。造反派说我大姐和母亲不老实，抗拒运动，群呼“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街坊四邻站在院子里默默地观看着。突然，一位出身贫寒的中年女工，急吼吼扒开人群挤进门里。她踮起脚尖，手指穿过人头间隙，指着我大姐点名道姓地呵斥：“张萍！你老实点儿！不老实给你带高帽游街！”

四邻面面相觑，不知她为何如此对待一个十七岁的女学生。女人与我家向无积怨，但这符合她一贯的品质——落井下石。

夜到深处，造反派折腾够了，揣起抄到的金条、金表、老照片等扬长而去。

一片狼藉中，母亲从地上拾起一本日文手相书，因怕被当作反动书籍再惹祸端，匆匆烧毁。她是被吓昏了头，忘记了烧书会冒烟，更想不到将引起的后果。此时，窗外已有人暗中监视，记下了焚书的时间和过程。

次日早晨，父亲单位的造反派及时收到情报，有人举报我母亲连夜烧毁罪证，我家因此又连遭两次查抄。举报人把检举母亲“烧毁罪证”的大字报贴到了她单位的大门上，母亲因此也被单位关押反省。

举报人原本与我家关系不错，但出身也有问题，随时都可能灾难临头，出卖我们以表明立场，是她的迫切需要。我们无话可说，只是最终她也没能保住自家。

日本作家东野圭吾说过：“世上有两样东西不可直视，一是太阳，二是人心。”当利的诱惑和害的威胁足够大的时候，谁还会讲情义道德？乘人之危、仗势欺人、落井下石，这些平日里大过天的做人禁忌，都在一场浩劫面前失了禁。

抄家过后，举报人在院儿里串联各家开会，煽动大家站稳阶级立场与我家划清界限，并唆使院儿里的小孩子轮班监视我家的一举一动，发现情况立即报告。

一夜之间，没人敢再接近我家，我也受到空前的孤立，成了“孤家寡人”。往日的小伙伴们勾肩搭背、冷眼冷面从我身边走过，友谊荡然无存。个别孩子还回头朝我吐唾沫，嫌恶地骂上一句：

“小四类！”我不敢回声，憋住满眼的泪躲回家里，面壁哭泣。

我突然成了一片落叶，任何人都可以安全而骄傲地对我踏上一脚，唾上一口，肆意抒发他们根红苗正的优感。

“小四类”、“黑五类”、“小反革命”，都是当年最能扎到我痛处的字眼。

一天，去商店买酱油，在胡同口被几个素无交往的孩子拦住。他们呼喊着：

“打倒小反革命”！还往我身上扔石头，围上来吐口水。我没躲，也没哭，攥紧酱油瓶子，满眼怒火，恨恨地站在那里与他们对峙着。正巧院儿里的大个子王叔骑车路过，见此情景一把拽过我，抱上他的后车座，风一样离去。到了院儿门口他放下我，只说了三个字：

“快回家”，便转身推车走开。望着那高大的背影，我模糊了双眼。

在正义和良知已经失落的年代里，人们躲避我们尚且不及。一个非亲非故、同样处于危险境地的人，毫不犹豫地保护了一个被欺辱的孩子。这件事温暖了我几十年。

人性皆有裂痕，深浅不同而已，小孩子也不例外。

有一天，刚走出街口，遇上院儿里黄家小儿子。他正闲得无聊，随手举起弹弓瞄向我，我怕挨打没敢吭声，转回身撒腿朝胡同里跑去。他尾追身后尖声大喊：“抓住往胡同里跑的小反革命！”

“打倒小反革命！”“打倒小四类！”路人的目光齐刷刷地扫射过来。我拼力逃到没人的地方，蹲在墙根下哭泣。哭过了，吞下委屈，心事重重地回到家里。父母亲都被关在单位，家里的孩子在外面各有各的遭遇，那些心里的创伤全靠自己慢慢地舔舐。

那段时间，每次碰见黄家小儿子都会遭遇这样的辱骂，我恨得咬牙切齿，却不能反击。我懂得一旦惹了事儿，父亲会更加遭殃，为了避免祸端，只能躲在家里尽量不出门。勇气被邪恶一口口吞噬，委屈也只能一口口咽下。

那孩子比我小一岁。自幼行为乖异、嚣张，破坏欲极强。八、九岁的孩子，专干令人厌恶的事情。人家脱的煤坯还没晾干，他会偷偷去踩上几脚。人家养的鸡在院子里散放，他一脚把鸡踢出好远。还无故往邻家门上投石子，扔完就跑。寻衅滋事后，占了便宜洋洋得意，吃了亏就尖声嚎叫。他专门欺负女孩子，拦路、起哄、骂人，是女孩子们惹不起、躲不过的小魔鬼，也是男孩子们瞧不上眼的小赖皮。之前我就吃过他的苦头，被他扯断皮筋、抢走鸡毛毽。他家里护孩子，我投告无门，只能一躲再躲。

幼学之年如此不义，人生长路必将不达。

三十年后，在沈阳中街我与他有过一次狭路相遇，他已经认不出我。快四十岁的人了，模样依旧，只是着了癫相，穿着短裤背心，光头垢面，两眼发直，昂首挺胸，迈着八字脚，疾步如风。听老邻居说，他成年后个人生活被其母强势干涉，离过几次婚后，就精神分裂彻

底疯了。他终日奔走街市，沉浸在一己妄想之中，意识不再与外界交接，生命只剩了躯壳，还有那些不仁不义的过往。

可恨之人，似乎也有可怜之处。

那年的七月，流火炙烤着大地，令人烦躁不安。

近午时分，我一个人蹲在自家门前拨弄蚂蚁窝。几个邻居在不远处悄声议论着什么，还有人不时地望向我。我低下头假装用土埋蚂蚁，侧耳细听，她们说的是我父亲正在医院门前挨斗的事儿，心仿佛被人捅了一下，我撒腿向医院跑去。

批斗会现场被路人围得层层叠叠，里边传出惨叫声，有人正在挨打。我从大人们的腿边钻到人群前面，看见会场中央站着一排五个人，头戴一米多高的纸糊尖帽，胸前挂着大木牌子，任人揪着衣领推来搡去呵斥辱骂，父亲就在其中。

我拼命挤到父亲面前，见他被剃光了头，脖颈上被铁丝勒出的血痕连成了片，有的结了痂，有的正冒着血丝。我捂住脸，把淌下的泪水抿到嘴里吞了下去。

父亲深深地弯着腰，认出了我脚上的花布鞋，那是他开春时给买的。他抬了下头狠狠瞪了我一眼，暗示我离开。我不想离开，想知道他是否挨了打，是否受了伤，是否有危险，转身藏在陌生人的身后盯着他，直到批斗会散场。

从那以后，我天天去医院门前看父亲。每天早晨他得向路人“请罪”，重复一遍“罪行”。日久，他知道我在，偶尔抬头看一眼，不再瞪我。

一天，“请罪”结束后，父亲走在人群末尾，回头看了我一眼，佯装弯腰提鞋，在脚边丢下一个纸条，迅速闪进门里。我猛扑过去抓起纸条就跑，跑出好远，见四下无人，才敢展开来看：“炖一碗肉装饭盒里送来。”我两眼一阵酸疼。

父亲患有肺结核病，长时间被关在里面，营养极度缺乏，病情容易加重。他是挺不住了，需要补充体力，非到不得已，不会冒此风险。

第二天，我用旧衣服包了一盒炖肉去医院门前等候。“请罪”结束后，不知父亲和一个戴红袖标的女人说了些什么，她点了头，父亲奔向我接过“衣服包”匆匆走进门里。那天，我突然觉得自己长大了，暗暗发誓等长大后挣钱了一定常给父亲买肉吃。

人在卑微的处境里，最能体会到人情冷暖。我感激那个带袖标的阿姨。十三年后，我和她成为同事，彼此相近、相惜，结下了忘年之交。

那年的三伏天奇热无比。

一天，医院造反派用绳子围出长方形场地，把五个“牛鬼蛇神”圈在中间游街示众。他们头戴高帽，脖子上挂着沉重的木牌子，一路弯腰行走，稍一直腰就会遭到拳打脚踢。“坚决打倒……”

“斗垮斗臭……”咆哮声不绝于耳。

父亲穿浅灰色长袖衬衫走在最前面。后面是“地主分子”刘大夫，身上披着用从他家里抄出来的国民党金圆券糊成的“披风”。再后面的两人穿着从各自家里抄出的大皮袄。最后一人是“伪警察”，穿一套从他家里抄出的伪警服。穿皮袄的人热得身体直打晃，走着走着，就栽到地上了，被造反派拽起来，脱下皮袄拎在手里继续走。庆幸我家里没有那些东西，父亲少遭了些罪。

我挤到离父亲最近的位置，跟随着游街队伍。父亲气喘吁吁，脸上的汗珠雨滴般砸在灼烫的柏油路面上，瞬间蒸发。他艰难的步履，好像在我的心上系了一根绳，走一步，牵一下，牵得我心痛欲碎。

队伍沿街环绕约五公里。中途在大西门路口停下开现场批斗会，有路人向被斗者吐口水、投石子。父亲正在交代

“罪行”，两个来路不明戴红袖标的人突然冲进现场，挥舞起铁链，肆意抽打被斗的人，场面顿时大乱。我吓得嘴唇发抖，两腿不听使唤，捂着嘴不敢哭出声来。骚乱中，一个“地主分子”被打得抱头惨叫，“伪警察”瞬间头破血流，扑倒在地。眼看局面失控，医院的人手挽手站成人墙，父亲和另外两人被围护在中间，才幸免于难。造反派怕出人命，匆匆收场转回单位。

父亲被押进了楼里，我埋头坐在医院门前的石阶上，心里惶惶不安，怕他挨打，怕他病倒，更怕他死。那惦念，一念三千，不是文字能够说尽的。

父亲的遭遇，把我的童年又洗劫了一番，心里阴影持续扩大。十岁的我目睹了人性扭曲后的丑恶与凶残。从那时起，我染上了一种叫做悲观的情绪，凡事容易往坏处想，常常一个人黯然神伤。那段长长的生活经历，在我的心上结成了一块疤，隐痛一直都在。

（待续）